李文彪是一名中国人，但他的文件证明上却是无国籍。他曾经因为一份更好的工作而移民到南美的玻利维亚，并加入了该国国籍。但在43岁时，他深刻感受到外国国籍的不便，于是想要重新加入中国国籍。
然而，他必须放弃玻利维亚国籍，但在这一步操作中，他彻底成为了没有国籍的人。中国大使馆认为他有资格申请回国，但最终决定权在中国北京公安部，而公安部驳回了他的申请，理由是他没有在日本长期居住的证明。
有一次她去中国台湾工作时，她的文件出了问题，结果被拒绝入境。回到日本后，她又被日本拒绝入境。她发现自己无法进入任何国家，也没有国家愿意接纳她。这让陈天玺彻底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无国籍人。陈天玺的父亲陈福坡是抗战时期出生的，他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满洲度过了青春。
然而，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后，陈福坡夹在了几个选择之间，要么加入中国国籍，要么选择归化日本。作为经历过抗战的人，陈福坡和他的妻子不愿意加入日本国籍，但又无法回到中国。于是他们选择成为无国籍人。
像其他无国籍人一样，陈福坡一家在生活上也遇到了很多不便，但由于长期居住在日本，他们获得了合法的居住证明。陈天玺在成年后正式加入了日本国籍，并在爱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工作。据她统计，像她父母一样的无国籍者至少有1500人，而还有更多人没有被人知晓。
然而，尽管已经取得了日本国籍，她在华人街长大，也接受了很多中华传统习俗，对于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为什么要生存在这个世界，我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
”像陈天玺这样的无国籍人后代实际上已经算是幸运的，因为更多无国籍人的后代在出生时就违法，并没有资格获得日本国籍。比如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女孩霍姆，当问到她是哪国人时，她久久难以回答。她也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父亲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自由的生活，但在霍姆看来，这样的说法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像她这样的第二代，他们一生都将被身份上的矛盾所困扰。“感觉非常孤独！”霍姆经常去一个叫做黎明村的越南难民营做志愿者。
这里成了一些有心理疾病的越南人的栖息地，他们因为语言、人际关系和过重劳动等问题，身心饱受伤害。黎明村曾好心建议霍姆去申请加入日本国籍，但她一直没有做过申请。
她知道加入日本的国籍并不容易，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她认为自己是一个越南人，加入了日本国籍也不会真正被接受。她始终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每每说起，她便忍不住低头啜泣：“这里的难民，这里的人是真的没办法。
”作为这些人的后代，他们并没有偷东西、没有抢劫，也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可他们却注定一出生就是违法的，也将终身承受着归属上的矛盾。而他们的父辈失去国籍因为战争、宗教，或者说是自由，百般缘由却是一样的后果和痛苦。人为什么要有国籍？
是因为国家既包含我们的义务，也包含着我们各种合法的权利。或许我们会因祖国而受到伤害，或许我们的祖国有种种不足之处，但这是我们身处其中不得不背负的历史局限。当一个人不想去承担义务时，同时也就失去了权力。追寻所谓自由的时候，往往失去了另一种自由。
对于中国人而言，祖国到底代表着什么，或许只有远在异乡时才能明白。它决定着我们生活的底气，也带给我们挺直腰杆的自信。最重要的是，当我们遇到危险时，背后永远有一个坚固的胸膛，让我们有所归属，让我们心生安定。这或许就是祖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