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下午，在东直门某宾馆登记入住时，年轻服务员盯着池田澄江的护照翻看半天，最后迸出一句：“嘿，怎么还起了个日本名儿？”她面前的老太太，正操着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跟旁人交谈，话语中时不时会迸出几个日语词汇。
池田澄江是3000多名日本在华遗孤中的一员，自幼在黑龙江长大。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池田澄江及绝大部分在华遗孤告别了中国养父母，回到自己的国家。30余年来，中国成了念念不忘的故乡。
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庆典活动，池田澄江作为遗孤代表也接到了邀请函。拿到那张庄重的请柬时，她没有丝毫犹豫便开始筹备来华行程，尽管已经71岁，身体不好，体内还植有心脏起搏器。“挺高兴，中国还惦念着我们这群孤儿。”
过去的71年，因为这一层特殊身份，池田澄江的人生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她曾感慨“小说都编不了这么全”。而今，她将大部分精力用于促进日中关系友好，帮归国日本遗孤及配偶向日本政府争取权益。
遗孤“什么叫小日本子？”
在出发参加阅兵观礼前，池田澄江特意装了一套竖条纹职业裙装，色调以庄重的灰黑为主。想到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会见北京友人，她在东京机场买了一瓶补充能量的口服液，据称喝下后一整天都会特别精神。
在加入日本国籍前，池田澄江被自己的身份困扰了38年。其间既有幼时被喊“小日本”的惊慌，又有回国寻亲之初不被政府承认的委屈。
7岁时在牡丹江电影院里观看抗战影片的经历，本身就像一部电影。那时，池田澄江叫徐明。徐明这个名字，她叫了37年。
银幕上，骑洋马的日本兵进村烧杀抢掠。银幕外，不知谁先喊起了“小日本”，然后有就小学生推搡端坐在长凳上的徐明，还有孩子朝她头上吐口水。徐明一向爱干净，发现被吐口水，她蹲在长凳下，委屈得哭起来。“日本兵那样，谁看谁生气，我自己也生气呀。”
电影散场，带队老师点数发现还差一个人。同学们这才发现，徐明还在电影院里蹲着哭。
老师把起哄的同学都批评了一遍。其强调，电影只是电影，而且坏事都是大人干的，徐明同学本身并没有犯错，大家不应该欺负弱者。自此，徐明就想着长大后也要当一名人民教师。
8岁前，徐明对于自己身份的感知，一直是“影影乎乎”的。她同父母居住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父亲是生意人，在当地最繁华的维新市场里开店，卖棉花和布匹。院子里有孩子管她喊“小日本”，还有邻居说她是捡来的孩子，徐明回家问妈妈：“什么叫小日本子？”妈妈跟她解释，就是给你起的外号，人没外号不活。隔壁那个孩子还被叫高丽棒子呢。
直到1953年公安局民警走进她家调查情况，8岁的徐明才第一次确认自己的身份。她当时倚在门外偷听。
“民警问我妈，你姑娘是日本孩儿吧？现在有政策要送日本人回国。我妈一口咬定不是。”后来询问继续，妈妈哭了，徐明冲进房门，抱住妈妈一块哭。民警走后，她什么都没有问。就在当年，中国将一批在华日本人送回日本。
徐明是在多年后才得知自己身世的来龙去脉。她的亲生父亲是原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军人，母亲是随军家属。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徐明的父亲被苏联红军俘虏到西伯利亚。她的母亲只好带着5个孩子颠沛流离地逃难，最后来到牡丹江市日本难民收留所。徐明是最小的孩子，当时仅10个月大，一路已被饿得奄奄一息，而母亲已经没有奶水。
为了给孩子找条活路，她母亲背着婴儿，走到街上，看见路过的中国人就哀求人家收养她的女儿。一位姓李的木匠收下了这个孩子，后又转送给维新市场大院里不能生育的徐姓夫妇，一对40多岁的中年人。
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日本军队撤退和遣返过程中，像池田这种被遗弃在中国、由中国人抚养长大的13岁以下日本遗孤有3000多人。
在大院里，徐家生活条件算相当体面的，养母的慈爱和善良对徐明影响颇深，她总给徐明买新衣服，把孩子打扮得干干净净。而院子里平房区的孩子们，则衣服脏兮兮的，还打着补丁。
徐明9岁时，家里生活一落千丈。养父生意失败，借了很多外债，每天都有讨债的堵门。一家人搬离原来的大院。养父为躲债一度消失。家中只剩下她们母女。马上过年了，眼看着别的孩子都有新衣服，她的养母从箱子里翻出一件几乎崭新的黑缎夹袄，给徐明改短成一件新衣。她每长大一些，养母就把夹袄的边放出一点。
年三十前夕，邻居谭大爷家给徐明家送来一块肉、一盆白面，说是过年了，让孩子吃顿饺子。当时国家供应的商品均是凭票购买。徐明猜，谭大爷之所以没直接送粮票、肉票，可能怕妈妈舍不得去换肉吃。
谭大爷走后，母亲果然跟女儿商量：你说这块肉怎么办？包饺子吧，一顿就吃没了。要是把肉换成棒子面，够咱娘儿俩喝上半个月的。徐明极为懂事，她主动选择换棒子面。
黑龙江的冬天极为严寒，夜里能达到零下30摄氏度。为了省下买煤火的钱，徐明凌晨两点就拎着竹筐，翻过大院的铁门，到附近饭店捡煤核儿。
尽管生活困窘，徐明的学业一直未曾中断。她的养母并不识字，但每晚都会坐在炕头，瞅着孩子把作业写完。得知徐明的家庭情况后，学校对徐明还免收两年学费。后来徐明如愿考上牡丹江师范学院，并于18岁参加工作，被分配到当地山沟里的一所林业学校教书，她在山沟里结婚、养育三个孩子，一呆便是10年。
1972年，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当地民警找到徐明，问日本友人有何需求。徐明就提了一条，养父母都是60多岁了，她想调回牡丹江工作，方便照顾二老。
归国
第一位以独立身份获日本国籍的遗孤
小学地理课上，徐明会偷偷在地图上寻找日本的位置——在中国东边。1981年7月24日，她带着三个孩子，真正踏上日本寻亲之路。其随身携带的还有4万日元、一纸中国公证机关开具的日本在华遗孤身份证明及送给日本亲人的礼物，礼物是她变卖了家中值钱物件后凑钱买的。典型中国人的传统。
一年前，徐明曾把个人情况写成封信，转交给一名日本访华团记者。该记者将徐明的寻亲信写进报道。没想到，一名家住北海道的日本老人看到新闻后，立即写信和徐明联系，说徐明跟他留在中国的孩子的情况极为相近。
在确定血型符合条件后，日本老人认定徐明就是他的女儿，请她到日本相见。徐明带着孩子到了北海道，住在老人家里。她的三个孩子分别11岁、9岁和5岁。谁知，三个月后出来的DNA鉴定结果显示，徐明与老人并无血缘关系。
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那段日子格外难熬。徐明记得，老人每天早上喝酒耍酒疯，指着她喊“你们赶紧回中国去”，孩子都被吓到了。后来老人还不给她跟孩子们饭吃。老人的妻子每次都偷偷把饭从窗户递给她们。
举目无亲又语言不通，徐明走投无路。签证1982年1月20日就要到期，但她所携带的4万日元，连买一张回中国的机票都不够。即使有钱，她也没有勇气再回到中国。当时国内唯成分论的影响还未彻底消除，“怕别人在背后说我是假孤儿，假日本人，牵连到孩子们”。
徐明曾找日本的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签证延期，却被拒绝。她手头那纸中国公证机关对其身份的认定，在日本并无法律效应。她出离愤怒。
那天晚上，徐明写了7封遗书，收信人分别是丈夫、养父母、三叔、单位领导、同学、孩子及日本政府。7封信，邮票都贴好了，然后她拿出一瓶安眠药。瞅着熟睡中的三个小脑袋瓜，母性一下拉回了理智：“我死了，孩子们在外国怎么办？”
徐明一下子就联想到自己9岁时的一幕：那会儿追债的天天上门，养母自觉生活无望。一个寒冷的夜晚，徐明半夜醒来发现养母坐在炕上，直愣愣看着她。
“妈，你不睡觉干吗瞅我？”
“我瞅着你睡觉时比白天还好看呢。”
“妈你哭了？”
“没有……”
想到这些往事，徐明赶紧把信都撕了，把安眠药扔进马桶。
经一名中国翻译介绍，她找到了中国驻日领事馆，“一听全是中国话，眼泪当时就哗哗地掉。”
经过领事馆的交涉，徐明和孩子有了临时住处，并于1981年12月17日去到东京。12月22日的《朝日新闻》刊发了对徐明及三个孩子当时境遇的图片报道。徐明记得，报道大意是本该欢天喜地快过圣诞节了，但东京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的三个孩子饥肠辘辘，神色郁郁。
“徐明事件”迅速成为当时轰动日本的热点新闻。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和合弘之律师联系徐明，要帮她通过法律程序办理日本国籍。
1982年6月2日，徐明成为第一个未找到亲属而获得日本户籍的在华遗孤，此后，1250个遗孤以同样途径得到日本国籍。在户籍卡上，她给自己取名金村明子。由于没找到亲生父母，她采用了随行翻译的姓氏金村，“明”则是沿用中国名字。
次年，她的中国丈夫也来到日本，一家人得以团聚。徐明也曾把养父母接到日本来，俩老人谁都不习惯日本的生活，又回到中国。不管自己生活多紧巴，徐明每月都给老人寄5万日元生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