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报道：2017年底决定成立的校级跨学科平台——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计划于2018年6月23日正式揭牌。
近年来，东北亚局势瞬息万变，中日关系的和平健康发展亟待更加多元和深度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支撑。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5月2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2018中日关系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日关系路径对策”，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及意义”、“日本内政外交动向及印太战略评估”、“中日关系的战略定位和打开僵局的路径对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是此次研讨会的联合主办单位之一。
中心主任季卫东在不久前的致辞中透露：“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近期目标是光大‘海派日本研究’的风格，坚持海纳百川、周流不息的特色和包容性，侧重法政高端对话、经济深度合作、科技共同创新、城市新型治理、海洋开发政策这五个维度的实证分析和交流。”
以下为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致辞全文：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
世界正在经历数百年一次的大转型。2018年之春，转瞬间，东亚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部认定的重要国别基地——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应运而生，在历史车轮的轰隆声中听到了来自远方的使命召唤。
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是甲午海战后为图强而成立的国策大学堂。早在1901年学校就开设东文学堂，招收青年才俊以培养日文翻译的专才。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就任南洋特班主任，曾经通过日本书籍讲读的方式传授现代化专业知识，培养社会变革的英才。1902年，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出版家张元济办理译书院，一项举世瞩目的事业就是翻译日本大型法律丛书《日本法规大全》，共分25类80册计400万字，囊括了现代国家制度与法律的几乎所有知识领域。1992，日本天皇有史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专程到本校徐汇校园视察。2010年以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长期支持凯原法学院的企业法务研究和交流。这样悠久的历史记忆和辉煌的知识传统使得上海交通大学对日本的国别研究高度重视，有意愿、也有条件设立一个校级跨学科的综合性高端研究机构，以便深入考察日本产业化、现代化、国际化过程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侧重法政以及具体制度设计和政策举措方面的研究和交流，并致力于两国互惠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可能性的探讨，在全球战略中重新定位这个岛国的适当角色。
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但不得不承认，两国的社会心理距离有时却很遥远。在长达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日本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基于忧患意识而不断从我国汲取技术、制度和文化的营养，同时也一直保持着矜持和独立。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中期的大约一百年期间，日本通过迅速推进现代化的各种举措成功加入欧美列强之伍，曾经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进行侵略，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创伤。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经济上重新崛起，成为全球性投资大国和技术大国，一度有问鼎亚太区域主导权之势。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两国关系带来一段蜜月期，在两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甚至还有过互惠双赢的美好局面。但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复兴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的既有格局，让有些人关于单一帝国主导下的二十一世纪全球秩序的预判三观俱碎。从此两国关系也变得日益复杂、微妙，有时甚至显得非常扑朔迷离。如今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给双方提供了一个回顾、反思以及修复关系的重要契机，也展现了东北亚经济整合、秩序再组的前景。
在上述沧海桑田的巨变过程中，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细致的、深刻的观察和分析，有些田园工作的成果（例如台湾调查材料、满铁调查材料、华北农村习俗调查材料）至今仍然是汉学家著书立说、政治家策划提案的珍贵根据。但是，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却很不充分、很不精确、很不体系化。这样的信息不对称性势必妨碍中国对日外交、经略亚洲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成效，也妨碍中国清醒地认识自己、不断推动改革、创新以及超越。今天，我们要平视对方，恰如其分地认识和定位日本必须注意以下三个工具性的基本框架。
（1）一个是海洋亚洲与陆地亚洲相区别的框架。所谓海洋亚洲，一般主要指称那些实行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的亚洲沿海国家，具有开放性、改革性，日本被认为是海洋亚洲的领袖。所谓陆地亚洲，长期以来被认为以中国为代表，是封闭的、内向的、固守传统的。但是，1970年代末以降，中国的外向型经济高速增长与南海的岛礁主权被蚕食的同步进行，终于唤醒了这个民族的海洋意识。在法律制度层面，其标志就是1992年领海及毗连区法的制定、1996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批准、2005年以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为契机设立“中国航海日”、2009年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规划的实施，2010年海岛保护法的生效、2013年以后“经略海洋”、“海洋强国”、“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部署的推行，等等。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迈向海洋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正在打破这个认识论框架。
（2）另一个是经济融合与军事戒备相并行的框架。从19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欧美日各国对此持欢迎态度。然而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上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市场体制，并逐渐壮大起来，按照自由贸易的规则在各国长驱直入，又让欧美日各国感到不安乃至恐惧。由于美国战后在亚洲的安全保障政策与在欧洲的不同，没有建立类似北约那样的集体军事机制，而是通过两国同盟关系确定防务安排，这就为中国纵横捭阖提供了机会，但也为美国和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搬弄是非、借助军事政治手段打压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提供了抓手。具体表现就是所谓“政冷经热”现象。在这样的特殊格局里，如何通过新的安全保障观消除亚洲邻国的疑虑并扫清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或者反过来如何通过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例如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东盟10+3自由贸易区等）化解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隔阂，避免亚洲各国因过剩防卫心理而导致军备竞赛的结局就是中国一直在努力、并且有待于大智慧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3）还有一个是勿忘历史与面向未来相依存的框架。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延长线上，要求日本放弃战争和武力行使、进而承认东京审判的结果，这是二战结束之际世界的基本立场。日本的回应则是战后和平宪法的颁布，放弃武装和交战权，通过日本与美国的安全保障条约来维持和平宪法的实效。这种历史认识与和平宪法是战后亚洲秩序的基石，也是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前提条件。但是，从1978年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总理的名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开始，日本一些政治家修改历史观的企图心就逐渐暴露，不断引起了中日关系的紧张。特别是某位重要政治家在2013年3月发表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论这一事实证明：过去并没有过去，而是作为现在的一部分不断重新出现，并且影响到中国以及亚洲各国面向未来的动机。如何因应这样的变化，是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的重要课题，也影响到中国在亚洲的布局。
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徽章图案
“小荷才露尖尖角，便有蜻蜓立上头”。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中日两国各界人士和校内外的朋友们对本中心筹建和开展活动的热诚关心和支持。尚祈长此以往不吝赐教，齐心协力为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各自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