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一条新闻冲上热搜：史无前例，广州外卖员已招满！
曾几何时，外卖员曾被称为新兴蓝领职业之一，平均收入七八千、门槛低、也没有35岁的年龄限制。
只要肯努力，每天多送几单，月入过万基本不成问题。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这份职业，导致现在的外卖骑手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
大家的目标各不相同，但选择当一名外卖员的理由却出奇一致——“这是最好的退路，有兜底的工作就能生活下去”。
据统计，截止到2022年，美团骑手有624万人，饿了么有骑手114万人。
占据外卖市场大半江山的两家企业，骑手总人数达到了738万，实际数量比这还要高。
他们是职场失意的年轻人，是创业失败的老板，是毕业后没找到工作的学生......
今年3月份，又一大批新晋骑手涌入了广州，站长小悠（化名）说，估计到5月份，会有一批老骑手主动选择离去。
“大不了去送外卖”，往日被职场打工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好像让这份公平又得益的工作，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28岁的新骑手张欣，原本也是冲着“外卖员的优势”来的。
他原本在山东开了一家卤菜店，疫情的这几年小店倒闭了，这让他感到极大的落差感。
以前一个月能挣两三万，到头来反而亏损了20多万，张欣好面子，也缺钱，他不想在老家找工作，于是来到了广州当外卖员。
有人问他在广州做什么，他每次都不好意思的说：“普通工作”，总觉得外卖骑手没老板有地位。
他想着先靠这份工作把外债还上，之后再回老家。
张欣所在的出租屋是个120平米的4居室，里面却住了30多个外卖员，上下铺、没有公共区域、大家的行李箱都放在床底下。
初到广州，他有点不习惯，室友的呼噜声吵得他失眠了。
那天他问老骑手，这些宣传是不是假的？三五个室友给他看了看工资条，数字非常可观。
张欣一下子来了动力，他觉得来广州当外卖员“选对了路”。外卖骑手实行“计件制度”，他觉得自己年轻、体力好，应该也能挣不少钱。
“如果一天能送60单，一单八块五，一个月就能赚到一万五左右”。
张欣的下铺是一位24岁的小伙子，名叫于聪，他是跟朋友结伴来到广州的，在这之前他们辗转了多个城市，却没想到今年找工作的旅途会如此漫长。
于聪和他朋友之前在湖南电子厂工作，麻木的流水线、形如机器人的工作状态，让他逐渐厌烦起来。
在天津待了半个月，他们就逃到了广州，听说送外卖比较挣钱，两人加入了骑手的阵营，想着有份“兜底”的工作也不错。
至少能养家，至少不像电子厂那样没有自由。
在这间屋子里，每个骑手都能说出一大堆人生往事，某一段经历都能对应起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
河北的马杨，26岁时独自一人来到了广州，已经送了7年外卖了。
他以前做过工人、传菜员、前台，都不让抽烟，但送外卖没人管，只要完成任务就行。
而在大部分人的人生轨迹里，“外卖骑手”几乎是他们流转的留后一份岗位。
比如年近50岁的李志明，他原本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他在东北开货车，前几年一个月能挣不少钱，后来他有了女儿，为了能赚更多的钱白天开货车、晚上做代价。
那天晚上他有些犯困，不小心撞了一个老人的三轮车，所幸没有人受伤。最终他总共赔了5万块钱，并吊销了驾驶证。
李志明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他心生愧疚，把自己关在家里两个月没出门，等他鼓足勇气出来了，却发现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
后来他听别人说去广州送外卖能挣钱，于是瞒着家人来了，直到疫情回不了家他才说了实话。
李志明的年纪摆在这里，只有送外卖没有年龄要求，也不会在意一个人的过往。
今年3月份，一批像张欣、于聪这样的新骑手加入了外卖员行列，整个群体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
2月份，美团开启了“春风送岗”活动，开放了50万个岗位，没想到这么快就饱和了。
一位饿了么平台的外卖员说：“我们这边也一样，年前站点有30多人，两个月前突然拓展到了90多人”。
李志明在广州送了两年的外卖，他说以前宿舍里没有这么多人，120平米大的房子顶多住10几个骑手。
大家都很熟悉，想家的时候就一起做一顿家乡菜，有人提供锅，有人提供佐料，在宿舍摆一桌吃一顿是常有的事。
从两个月前突然来了一批新骑手后就变了，宿舍拥挤不堪，哪还有空间做饭？“提供锅的同事已经辞职了，人多单少，回老家去了”。
他们的宿舍位于热闹的商圈，一天大概有2300单，算下来每个骑手每天可以接30单，张欣听一位同事说，若是熟悉了路线中午就能跑完15—20单。
空闲的时候，张欣会跟几个同事聚在一家面馆，那里免费提供热水，老板娘心眼好，允许他们在店里休息。
没单的时候大家开始闲聊家长里短，大眼瞪小眼，有时一起打打扑克，一直到下午五点，话题总离不开“没单”两个字。
张欣以为每个月过万不成问题，但第一个月的到手工资只有8000左右，比预期中少了一大半。
于聪跑了一个月的外卖后，开始盘算留在广州当外卖员到底值不值。昨天他跑了15单，收入100块钱左右，可花销却不低。
一个月租车费用700元，宿舍每月要交800元，他在面馆里要了碗最便宜的面，老板娘见他不容易给他打了个折，一顿饭花了19元。
除了收入上的落差感，来自精神的内耗其实才是最“可怕的东西”。
前两天张欣送外卖，跟一个保安起了口角，那天他只送了10单，还被罚了500块钱。
送了7年外卖的马杨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觉得自己的精气神正在丢失。
在这之前，他给自己定了个非常小的目标，每天送完35单就下班：“挣钱归挣钱，不能少了生活”。
下班后他会约着几个同事去逛公园、去KTV唱歌，那是属于他们的休闲时光。
但现在不行了，35单太过于“奢侈”，从前两个月开始，订单明显在减少，他只能一单一单的熬，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才能收工。
有时忙到半夜还不够35单，他就干脆放弃：“不如年轻人的体力了，熬下去身体受不了”。
在美团，骑手们的订单是由系统派送的，每个外卖员有3次转单机会。
以前比较远的单子马杨都会转出去，尤其一个不允许骑手进入的高档小区，无论顾客家住多远都要跑过去。
像这样的订单，于聪等年轻骑手更愿意接。之前他送出的15单，有一单就是马杨让给他的。等他送完，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但现在，马杨也不敢转了。
相比起疲惫，他更怕没有单子可接，挣不到可观的收入。
马杨的父母年近80了，孩子19岁，生活里处处都有用到钱的地方，他不敢懈怠，一边努力等单子一边在自己身上“抠钱”。
除了必要花销外，他都要省着，20块钱的午餐也变成了两个馒头和一包辣条。
没有订单、收入减少的阴云，笼罩着738万外卖员，“大不了去送外卖”仿佛成了句笑话。
站长小悠说，早些年的时候，各大外卖平台都在争抢骑手，再加上网约车、闪送、同城的出现，外卖员显得越发珍贵起来。
尤其是疫情三年，外卖员更是成了“珍品”，大家也各凭努力赚了不少钱。
李志明最有感触，他觉得以前站长能和大家玩到一起，有时送餐超时了或者被投诉了，只要站长觉得情有可原就不会扣钱。
让他最感动的一次是，他儿子在老家生病了，站长知道后提前帮他预支了工资。
但今年不一样了，骑手大队的人越来越多，平台一年新增人数达到了97万人。
“我们也理解站长的不容易，人多了管理也难，不能总是麻烦人家，工作就该有工作的规矩”。
今年应聘的人确实多了不少，但大家明显感觉到，现在的外卖员好像比以前“稳定”多了。
比如说美团众跑（没有固定站点的临时骑手）都选择了固定下来，加入到站点的团队中。
上个月张欣收到通知，从4月开始，众包的单子划到了专送池子里，大家的单子稍微多了一些，但单价降了一点。从原来的8块5，掉到了6块3。
饿了么也有着同样的情况，以前每个月跑到500单以上，单价就会从7块钱涨到8块钱，现在需要跑到700单以上才能享受这份福利。
除此之外，站点还从4月1日开始设定了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
不用送早餐的骑手需要在8点30分参加早会，迟到扣200块钱，缺席扣500块钱。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选择在有限的空间里继续送外卖，还有一些人主动选择了离开。
我们不能说平台做的不对，也无法讨论孰是孰非，因为外卖员的数量的确超过了需求量，任何圈子都有它的规矩。
工作不能没有制度，也没能没有原则。
4月份，广州下了一场雨，马杨打算来一场最后的挣扎。
那一天他特别兴奋，下雨天点外卖的人多，骑手又少，他好久没有爆单过了。
他穿上雨衣，给手机戴上了防护套，骑着车子冲进了大雨里。
因为这件事，他被平台扣了钱，还被强制下线7天。
那场暴雨过后，他就辞职了。
马杨思来想去，来广州当外卖员仅仅是为了一份可观的收入而已，没有喜欢和梦想可言，那样还不如回老家创业。
他喜欢做生意，还能多陪陪家人。
李志明也在不久后递上了辞职信，他还有债务要还，需要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
面对骑手的离开，站长小悠已经习惯了：“每年三月份，总有一批新人进来，每年五月份，总有一批老人离开”。
现在张欣和于聪依然坚持在广州做外卖员，通过多次送外卖，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技巧，工资也在逐渐升高。
在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之前，他们打算一直做下去......
没有哪个工作可以成为“退路”，如果你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或者只是看重了薪资而加入了这个行业，那么一定要考虑清楚：
你是否真的愿意在这个行业里长期工作？
你能不能接受这份工作带来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适应工作的变化？
没有哪个工作可以随随便便挣到钱，现在当外卖员不仅需要良好的沟通能力、驾驶能力，还需要有解决事情的技能。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一边做着奔驰在城市里的外卖员，一边做着“吟游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