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访谈的外卖骑手中，有每天跑单15个小时以上的中年男人、因丈夫赌博而倾家荡产的美发店老板娘、陪白血病儿童赴京看病的父亲等。
她说，数百万外卖骑手大部分来自农村，很多人希望通过跑外卖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总会出现“将来”“等到有一天”“未来的时候”等话语。但是他们并不知晓自己会工作到何时，没有明确的规划是他们的常态。可以说他们是资本产业催生的新一代“朝不保夕”者。尤其在疫情期间，“手停”“脚停”意味着“嘴停”。
在书中，孙萍将外卖这种工作定义为一种“过渡劳动”。很多被调研者也认为自己参与这项工作只是人生的一种“过渡”，但现实是：越来越多的外卖员发现，他们不得不和平台、和这份工作捆绑得越来越紧密，最终紧紧依附于这份工作。于是，“过渡劳动”也变成了一种“永久零工”。
孙萍说，平台化的零工经济包装了一种普通人可以掌握美好生活、可以在工作上拥有自主选择权的假象，很少有人看到这样的“美好平台话语”背后，其实是日益固化的阶层流动以及被限制的职业发展。
搞清楚外卖这项工作不仅具有极强的当下性——北京商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北京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从业人员同比增长49.7%；同时也具有更强的未来性：这种“过渡工作”，这种在平台组织、算法主导，以劳动本身而非劳动者作为管理对象的工作，会否成为未来人们的常态？外卖员的现在，会否是人们工作的未来？
孙萍说，外卖骑手的经历总是能引起大量人群的共鸣，是因为骑手当下所面临的困境几乎是每个人都可能需要面对的。骑手的经历投射出个体的疑惑、迷茫与困境——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以及宏观经济起伏的当下，大量人群被困在算法中；大厂裁员、35岁中年危机以及年轻人就业难等社会议题让个人对工作预期有了更多不确定性。
（以下内容根据《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和专访内容整理）
七年改变：灵活与捆绑
在孙萍的七年调研中，外卖员依然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庞大群体。
美团发布的《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显示，2023年，共有745万外卖骑手在美团平台上获得收入。孙萍在书中的估算是，从事外卖工作的群体可能已经超过一千万人。
2021年，孙萍的调查显示，外卖骑手多背负债务，负债人数占被调查总数的62.94%。其中84.91%的负债骑手负债金额在1万元以上，12.47%的负债骑手负债金额在30万元以上。在背负债务的骑手群体中，近半数（48.16%）骑手因买房/买车而负债，有些因养育小孩/赡养老人（37.40%）和创业失败（36.61%）而负债。
一开始，很多人都是怀揣着希望，从农村来到城市成为外卖骑手的。
彼时，“月入过万”是站点招工的主打宣传语，某地外卖站点招工手册直接写到“外地本地月亮一样圆，脸面与金钱你自己选”。大部分外卖骑手对于留在城市不抱希望，挣了钱回老家是他们朴素的愿望。老家是骑手在重复又忙碌的送单劳动下为数不多的慰藉。
2023年，孙萍在北京地区做的一次包含1264份样本的调查显示，仅有12.9%的外卖员表示愿意一直送外卖，超八成的人表示自己会在两年之内换工作。在针对站点骑手的调查中，一年内站点骑手的流转率达到七成以上，“干几个月就走人”成为外卖行业的常态。
盖伊·斯坦丁曾提出“朝不保夕者”这一概念，来阐释千禧年之后借由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生成的一个庞大群体。它指的是无保障的，具有依附性的、灵活的劳动人民。外卖骑手就是典型的朝不保夕者。
孙萍说：“外卖员有点像漂浮在海上没有归宿的船只，也像一直在扇动翅膀努力挣扎，却找不到落脚之地的候鸟。”
但这些怀揣着灵活进入的人们，却逐渐发现外卖这项工作的“密不透风”。
一方面，平台将送单劳动设计成了一场“真人游戏”。骑手送餐的场景，与一些网络游戏中的打怪升级几乎一模一样。骑手一旦加入外卖骑手的“升级打怪”，就会不自觉地响应、默认现有的游戏规则，并积极参与送单。
隐匿的管理：算法与组织
在平台经济的语境下，被管理的对象从“劳动者”本身变成了“劳动”，这是外卖员这项工作不同于制造业等工作的关键。孙萍在书中称：“平台资本对于‘劳动者’是谁变得毫不在乎。”
2018年之前，外卖平台均有直营骑手团队。平台与直营骑手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但2018年后，外卖平台开启了一轮大规模直营转外包——外卖平台以外包的形式将外卖骑手的招募和管理委托给第三方劳务公司，例如在北京，美团和饿了么同时拥有几十个劳务公司分散在各个区域。
调研中，孙萍发现，目前绝大多数外卖员搞不明白平台和第三方劳务公司的关系，有些外卖员甚至不太在意与谁签订了劳动协议。也因此，在遭遇劳务纠纷时，骑手即使感到不解、愤怒或不平，这样的情绪发泄在遇到一层又一层的隐匿管理时，就好比“一拳打在棉花上”，无可奈何又无济于事。
很多时候，劳务公司也会避免直接与骑手联系，而是依赖外卖站站长上传下达，尤其在推行对骑手不利的规则时，劳务公司都会选择默默躲在后台，通过不发言、不表态的战术平息骑手的不满。
从劳动关系上，平台方逐渐剥离了对外卖员的义务，形成了一种极为松散的管理关系，但鉴于对效率的渴求，这种松散的另一面则是更进一步的“捆绑”。
以众包为例，外卖平台存在着大量众包骑手（通过平台自动进行零散送单的兼职外卖员）。但在遇到大雨、大雪、冰雹等恶劣天气时，许多众包骑手往往会选择在家休息，运力的短缺会使商区的配送效率直线下滑，出现爆单情况，影响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为了保证7×24小时的配送运力，2019年外卖平台就在众包的名类下发展出了乐跑/优享骑手。即使仍是兼职，但乐跑骑手需要放弃很多众包骑手既有的权益，如拒单权和配送高峰期不跑单的权利。
最初，大量众包骑手选择拒绝转变成乐跑骑手。而外卖平台对此的做法是，把配送订单更多转给乐跑骑手，众包骑手的订单量被严重削减。这样的举措使平台和劳务公司进一步强化了对自由散漫的众包骑手的管理，外卖平台也获得了更加稳定的送餐劳动力。
平台通过算法系统和一套复杂的组织，实现了这种“松散”和“捆绑”结合，实现了对如此众多“劳动”不断迭代地管理。
算法系统是此前讨论较多的一个领域，外卖员活动的本身给算法提供了不断优化的数据，并让这种管理逐渐变得“密不透风”。但另一方面，孙萍也在书中描述了外卖员的“反作用力”，通过对算法系统漏洞的把握，外卖员有时候也能实现一些小小的“反抗”。
在算法外，从加盟商、代理商到站点的线下组织，则构成了平台管理劳动的另一条线。这些线下组织辅助算法实现对众多劳动的管理——比如高峰期，站点调度员会通过人工调度，弥补算法的疏漏。
追逐自由是很多人选择入行外卖骑手的重要原因。但平台算法与劳务中介的联合管控，让外卖劳动看似灵活，实则十分受限。
孙萍和她的调研
毫无疑问，如此庞大的外卖群体面临着种种挑战和困境：大到社会保障、交通安全，小到和小区保安的冲突。
孙萍在书中也描述了一些外卖员的困境故事，但她并没有陷于“悲情叙事”，在对平台的评价上也极为克制，她并不想塑造一个“对立面”。
或许是同为女性身份，孙萍敏感地察觉到了女骑手面临的不同挑战，并在书中专门用一章讲述女骑手的故事。
孙萍是一位年轻的研究者。2017年毕业，刚刚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孙萍正陷入自己职业方向的迷茫中。她的研究方向是平台经济和数字劳动等，“中国互联网变化太快，有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新鲜事物”。她望着街上来来回回跑来跑去的骑手，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每个人都骑着一个电动车，最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死死盯着手机，无时无刻在骑车赶路。
孙萍说：“我认为这个挺有意思的，预示着一种新的劳动状态，跟工厂的感觉不一样。”于是她开启了这场7年的调研。
她在书中写到，外卖员并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群体，恰恰相反，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体行动者”。
写这本书的时候，她时常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是外卖骑手所创造的意义？
孙萍在书中写到，“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如果非要有一个答案，我想那应该是他们在不确定中、在过渡中如何抓住机会、塑造生活的经验与勇气”。
|对话|
经济观察报：一种观点是，如果外卖平台为骑手缴纳社保，将面临巨大的社保负担，且社保缴纳会因骑手流动性高变得十分复杂，应该如何看待外卖骑手的社会保障问题？
孙萍：解决骑手的社会保障问题，没办法在政策层面进行一刀切。社会向前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或迂回曲折的协商过程，因此在考虑外卖骑手的社会保障时，需要重新思考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完全适用于新业态。
其次，在调研中可以看到，很多骑手也并不愿意缴纳社保。2021年，我们在北京的调查问卷显示，超过一半的骑手表示自己不缴纳社保。他们是短视的，但这也缘于他们更需要短期收入。大部分农民工群体来到大城市工作的首要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长远的保障是次要选择，以及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未来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充足的信心。
目前看来，新职业伤害险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可以绕开劳动关系谈论社会保障，这既符合骑手自身利益，也能保证互联网平台经济向前发展。
经济观察报：第一代进工厂的农民工已进入退休年龄段，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就业市场，他们有何异同？
孙萍：近些年，中国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动，主要体现在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比重显著增加，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下降。截至2020年，第三产业占GDP总量超过一半，而第二产业为37.8%。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冲击了传统制造业，大量的工人开始谋求就业转型，这为零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所以，骑手最多的一个身份依旧是农民工。与千禧年前后出来务工的大批农民工一样，骑手们多是通过老乡、熟人、亲戚关系等跑来特定的城市打工。他们流动的目的是为追求经济利益。其中很多人缺乏对工作城市的归属感，也很难融入城市，甚至明确表示“不稀罕留在一线城市”。
但是，新一代农民工又不想像父辈那样在工厂或工地工作，乖乖服从工厂的管理支配。追逐自由正在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的选择。虽然，很多时候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现在的生活是否是自由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在流动频率上呈现明显差异。第一代农民工通常会在一家工厂或一个工程项目上工作五六年，如“候鸟般”一年一次往返于家乡和城市。但第二代农民工更像“小蜜蜂”，他们的工作通常非常不稳定，少则三五天，多则半年就可能跳槽。
经济观察报：你在书中提到许多外卖骑手转型开餐厅但创业结果不如人意，外卖骑手能转行做什么？
我的田野观察告诉我，外卖骑手对于是否创业应十分谨慎。虽然外卖骑手每天都在接触餐厅，但因为没有前期的经验积累，他们创业成功的几率很低。一些外卖骑手因为创业导致前期攒下的辛苦钱全部打水漂，甚至背负债务，最后不得不又做回外卖骑手。未来，社会可以探索给予外卖骑手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或创业课程培训。
经济观察报：为何外卖平台不能从消费者端提高配送单价，改善外卖骑手收入？
以外卖骑手为例，近几年，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大量小商品制造企业不断压低产品售价。这样的价格“内卷”似乎只在国内存在，可能与国内企业的发展逻辑有关——为了在早期占领市场，企业通常会通过风投进行猛烈的“价格战”，而一旦占领市场，企业就开始通过精打细算获取利润。因此，外卖配送单价下跌也是金融资本恶性竞争促成的结果之一。
最后，中国企业尤其是服务业企业一直坚持消费者至上的原则，企业没有勇气和信心去“教育”消费者，这本身是企业在伦理道德层面协商的失败，社会没有建立起对劳动者最基本的尊重。
经济观察报：如果能和美团创始人王兴开启一场对话，你希望他回答什么问题？
其次，我想询问他如何看待机器换人的问题？如果未来外卖骑手都更换成机器人，那么百万外卖骑手为外卖平台铺设的算法体系将无法适用于机器人，相当于外卖平台最有价值的算法体系将失灵。为此，外卖平台可能需要重新铺开算法体系。
通过与平台公司打交道，我认为其系统内部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认为其唯利是图。公司里有许多求真务实的年轻人，也有许多困在系统里的人。我们作为学者，与外卖平台并非完全对立，而是既合作又博弈的关系。我通常喜欢连接各方解决问题，最终促进外卖骑手的权益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