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疲力尽的我呆坐在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最后出口的地面上，下机、身份核实、履历供述、核酸检测、入境手续等等程序走完时，距离航班从东京成田机场起飞并降落在呼市白塔机场后已经过了12小时。
我仍然口戴双层口罩、手戴橡胶手套且身裹双层雨衣，与其他乘客一样无力地望着看眼前仅有的一道门。
此时的我还未知那令人不安的结果，心里回想着从前一天早上出门后的种种经历，并时刻准备着按原计划再次登机回到北京接受隔离。
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始发临时飞往呼和浩特的航线地图
就在此时，一位身穿防护服的机场工作人员开始点名，被叫到名字的人们便纷纷从面前这道门内走出，而我和身边刚刚结识的女生都不在名单中。
继续等待一阵后，我们被告知留下的所有人现在要取出托运行李，我找到自己的行李后便疑惑地排队往门外走去。
本来航班的规则是只要接受检查后合格的人，将会再次登机飞往北京，而腹仓内的行李是不必取出的。
这次回国，我冒着比别人更高的风险
历经此番归国体验，与我的异国恋有关。
2019年底为了与我心爱的男友团聚，我订了北京飞往日本东京的往返机票，本计划于今年2月中回国，不料在日生活期间国内突然爆发了新冠病毒。
由于我的肺部比一般人薄弱，曾因原发性气胸做过两次开胸手术，并切除了12%的肺泡，假如我感染上新冠的话死亡概率会比一般人高出很多。
而2月中旬正是国内的高增长期，在医院工作的姑姑和其他家人都劝我暂时不要回来，我的男友也十分担心。
我的病历本记录
由于我只有短期签证，最长只能在日停留90天，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延至签证到期的前一天回国，也就是3月20日。
不久，日本政府发布了中韩入国禁令。就在我即将回国的前一礼拜，虽然国内疫情有所减缓，却得知3月16日起将实施北京入境归国人员须集中隔离观察14天和费用自理的政策。
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妈妈，让她尽快联系社区负责人和政府工作人员，打听好流程后我们配合即可。
就这样主动报备申请好后，我得知集中隔离地点安排在从我所居住的社区开车20分钟距离的某农庄，费用为住宿加餐费200元/天，14天2800元。
回京后的行程已安排妥当，唯一不安的是需要经过机场，但日本机场应该不是问题。新冠出现以来，日本社会一直都很安定、物资充沛、公费医疗，现在成田机场乘客一定很少。
所以，真正让我担心的是降落首都机场后，会接触到的由各国来京的乘客。目前境外归国者疫情问题严重，除了需要从一些疫情较严重的国家回来“避难”以外，想必哪位也不愿意偏偏找这个节骨眼从更安全的国家回国，除非签证到期，我就属于其中一个。
于理我非常能理解，便劝男友无须再纠结。但这个时候回国不仅是给国内政府添麻烦，对我个人来说，需要承担的风险也比一般人要大，而我就是冒着这样的高风险开始了行程的规划。
出发，全身最高装备
3月13号下午，我发现原先订好的20号飞往北京的机票被取消了，立即补订了一张，比上个月买的机票贵1000元左右，也正是这趟被媒体称为“第一个吃螃蟹的航班”CA926。
3月22日，入境北京的东京航班，从原本的直飞换成要先降落于呼和浩特
出发前一天晚上10点左右，突然得知这趟班机不直飞北京了，而是改为降落在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并在当地办理核酸检测和入国手续等。政策一天一变，我也唯有随遇而安。
20号早上待我整理好最后一部分行李，从冰箱取出男友喜欢的红味噌做了最后两碗汤，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
我的“最高装备”——雨衣
由于买不到防护服，而提前买好的两套雨衣，出发前试穿了一下。我没有化妆，不算厚的高领毛衣外面套上了分身雨衣的上衣，下半身也套上了配套的雨衣裤子。
戴好雨衣帽子后，我穿上了大衣，大衣外层再套上另一件长褂款式的雨衣，戴上长褂雨衣的帽子后，我把新买的平光隐形眼镜戴好，接着再戴上我平时不会戴出门的近视框架眼镜，希望可以起到护目的作用。最后戴上橡胶手套，这便是我此次归国的“最高装备”了。
我的订票APP显示机票被取消
担心感染，留下遗言
途中，我突然想到万一自己被感染了，恐怕活下来的几率不大，有可能我和男友就再也无法相见了。于是，我转过头对着正专注驾驶的他说出了我的遗言：
男友哽咽地表示不可能发生那样的事，转而平静地对我说：“那现在让你选，你会想和我结婚吗？我很想和你结婚。”
我不假思索：“想，如果这次我活下来了，下次再见面时我就跟你结婚。”
他笑着说：“好的，我等你，请一定和我结婚。”
旅客相当少的成田机场
从神奈川县开到成田机场一共用了3个多小时。我们踉跄地拖着行李找到了国航值机柜台，人们还在排队。
成田机场真的很空，在国航柜台排队的大多是中国人和个别非亚洲面孔的乘客，所有人都戴着双层的口罩，还有几位身穿防护服头戴护目镜的。
刚进入队伍，地勤小姐姐就告知我航班转飞呼市一事，接着用电子体温计在我的手腕内侧“哔”的一下，36度2。
行李托运完毕后我去了一趟机场的洗手间，登机后就不打算再吃喝方便了，坚决坚持到底。
安检入口处，男友和我不得不分开，我们无奈地相拥，把口罩揭开一部分，轻轻吻别后，我转身走进了安检通道。
CA926航班临时改为降落在呼市的通知
飞机停在最远的专用登机口——右侧47号。我提着装有电脑、iPad、等下要穿的雨衣、备用雨衣、手套、消毒湿巾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口罩的手提行李，匆忙赶往登机口。这也是我第一次无心去逛机场的免税店。
到达登机口时刚好听到广播叫我的名字，小跑两步终于赶上了登机。
我的座位是到地勤柜台后才选的，因为我本想尽量避开人群，但被告知最后几排设为隔离区域，我的座位只能安排得尽量靠后，但不会离人群太远。
果然，我的座位是稍微靠后却没有远离人群的位置。
身穿整套防护服执勤的小姐姐
空乘们都换上了清一色的防护服，飞行期间一共为大家测了3次体温。
“全副武装”的我
空乘给每个人发了两份出入境健康申明卡，需要填写个人信息、日本居住地和有无病例接触史等。背面是隐瞒或虚报的后果等法律责任告知说明。
千万不可虚报的健康申明卡
下飞机，一道接着一道关
也许是通风开得比较大的缘故，机舱内温度不高，我穿着大衣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途中发放了一次含有面包类食品的冷餐盒，水是380ml的小瓶农夫山泉。
在我坚持住不吃不喝不方便的4小时后，下午6点50分左右飞机降落在呼和浩特白塔机场，随后上来几名检疫人员，为所有人逐个测耳温。可能是睡觉的缘故，我的耳温相比之前测过的体温稍高，36度9，检疫人员说37度3视为发热标准。
白塔机场降落后上来的检疫人员
以飞机前舱乘客先下机的顺序，依次办理各种手续，到我们最后一批人可以下机时已经是晚上的11点多了，好在等待期间，娱乐设备还可以使用，断断续续地看了两部电影后，排队走下了飞机。
我们是从登机口出来的，出来后就是二楼的候机厅，每人可以领一份冷餐盒和水。
每人可领一份的冷餐盒
白塔机场规模小，各种标识都是汉语和蒙语双语显示。我拿了一份冷餐盒走到人员比较稀疏的位置坐下来，距离我上一次进餐已经相隔了12小时，大家也终于忍不住纷纷摘下口罩吃起东西来。
这个冷餐盒比飞机上的要丰富一些，还有内蒙特色的风干牛肉干和奶棒。我尽量快速地胡乱吃了一些便匆忙再次装备好，找到可充电的座位为手机充电，因为路还很长，手机充满电才能安心。
下机后的待机大厅
从充电的位置探身过去可以查看到一楼的情况，接受检疫前的履历盘问就像当年学校考英文口试一样，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老师和学生相视而坐，这里的区别是内容，以及多了消毒的程序。
这次还是一样，为远离人群，我打算最后一拨下去，反正即便是着急先做也是要等人齐了才能进行最后一步。
在二楼可以看到一楼大概的“询问”环境
等待了近3小时之后，凌晨2点，包含我在内的最后十几名乘客终于被叫到了一楼。
在我排队接受“询问”前，我听到了一些还真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比如：
14天内到没到过日本的其他城市，隔壁的市区也算；
14天内有没有接触别人，有没有到过公共场所；
以前得过的病都说说，吃过什么药；
在日本都做什么了，为什么回国；
父母是做什么的、父母在哪里、都去过哪里……
等等类似需要仔细回忆才能作答的问题，我把这些快速在脑中过了一遍，以便被问到时可以顺利作答。
结果是到我这里时已经没有了那么多的问题，我只被问了《口岸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调查表》上需要填的个人信息，和有没有接触过野味，或者是否从事过屠宰类工作，有没有买过冷冻肉，这类可以很快给出答案的问题。
在我快速且清晰地作答后最后量了一次体温，36度3。
进入一楼设置的“审讯”区
关键的核酸检测
下面是关键性的核酸检测。
排队等待过程中，我仔细看了一遍刚刚接受“询问”时拿到手中的《流调表》，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而最后的“初步判断及病例处理意见”一栏中我被勾选为第7项“其他”，并在旁边备注着“密接”二字。
当时看了也没多想，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刚才回答得也非常标准，天真地以为等最后两个流程走完后就可以回北京了。
《流调表》正反两面
这时有一名看背影像年轻小姑娘的工作人员，体力不支站不住了，被好几个人搀扶着，还听到了其他工作人员的对讲机中传出了两名医生身体不舒服的消息。
确实可能工作量太大了，在通往核酸检测室的通道中，一名护士模样的女孩忍不住和同事抱怨起今天说了多少次同样的话。
排队约2小时后，凌晨4点多一点，我们最后一批人终于走进了核酸测试的区域，但我们手中的《流调表》却提前被一名工作人员统一收走了，还给我们每个人编了号，我是24号，这个环节我到今天也没有想明白。
就在即将接受测试时，另一名工作人员管我们要已被收走的《流调表》，而我们手里已经没有了，工作人员一直问我们是谁收走的，是男的女的。可是每个人都穿着防护服，谁也无法形容得出是哪名工作人员，只能说明是位女士。
接着这名工作人员叫我们往前走，我还以为前面就是测试的地方了，等走到能看见办公区域时，才明白前方已经是入国审查的区域了。常飞国际的人应该很清楚，只要走完入国审查这一步就意味着结束了，我到那时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工作人员并没有给我们最后这一拨人做核酸检测。
等待接受核酸检测的区域
入国审查的区域不能使用手机，我远远地看到可以办理手续的只有三个窗口，而里面的审查官也是“全副武装”。
终于排到自己，我再次将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各项信息都汇报了一遍，只是由于麦克风不够敏感，所有个人信息大家都是高声半喊着汇报的，即使在10米以外也能不小心听到不少。
当然轮到我时，我的个人信息也全部都“暴露”了，可能是我表现得比较安定，声音也很洪亮的缘故，审查官夸了我一句“很好啊。”但我却有一种奇怪的心情。
入境办理完成后便在最后一道门内等待放行，身旁一名穿着整身防护服的女生靠近我，我认出她也是最后一拨乘客之一。
她说自己也是北京的，到时和我一样会在北京隔离，我说隔离地点按区划分的，结果她在朝阳区而我在大兴区。
从登机起到目前为止，整个过程我都没有和乘客说过一句话，她怎么知道我是哪里人的呢？这名女生刚才一定是听见我和入国审查官报出的身份信息了，那么其他人也应该都听了个清楚。
入境手续完成后，进入到达厅等候，一边望着眼前的这最后一道门，我们席地而坐，再一次转入“待机模式”，直到莫名其妙地取完行李后随人流走出了机场。
得知，同机4名乘客发烧
已是21号凌晨5点的机场外停着四辆大巴车，同行的乘客们竟然接连上了车，我在此时非常不解，难道我们要先乘坐大巴再重新托运行李再登机吗？到此关于接下来的行程没有人通知过我们。
而这名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也不清楚，并说：
“飞机可能不飞了吧，大概吧，我也不知道，你问我们领导。”
“请问哪位是领导？”
这名工作人员手指着一个方向：“那边站着的都是领导。”
“谢谢！”
我看到身旁的女生望向我，匆忙交代她帮忙照看一下行李后，我便飞奔至一群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若干工作人员面前。
其中一名回答了我：“先跟着上车吧，到时下车再看怎么安排，其他的我也不清楚。”
第四号大巴车窗外景象
我们相互帮忙将行李安置在车腹后上车，在第四号大巴车上又等待了1小时后，早上6点多一点，最后上车的是一支滑雪队的队长与成员们（过后才得知），而后司机启动了大巴车。
我随即询问了司机先生，希望他能告诉我这是要去往哪里，但他也表示不知道，他的任务只是跟着前面的车走而已。
行驶过程中我从坐在前排的女士与大巴车司机的对话、滑雪队长的手机通话中得知了我还不知道的3条重要消息：
1、CA926同航班乘客中有4名“发烧”了，其中1名为滑雪队的队员，4名乘客均已送往医院进行医学观察；
2、滑雪队全体成员将会被留在呼市隔离，而具体是哪家酒店滑雪队长也未知；
3、乘客中再次登机原航班返回北京的合格人员只有19名。
这3条线索验证了我的坏预感，看来是回不了北京了吧，可这是什么时候说的呢？为何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不合格是何原因？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呢？接下来会是什么安排？
我大概明白了却又有太多的不确定，我感到很委屈。
右眼充满红血丝的我
车辆移动中，我故作坚强地壮着胆转过身去，试图从素不相识却似乎掌握一些情报的滑雪队长口中，确认一下方才得知的消息：
“您好，请问您这是一支什么队伍呀？”
同样的招呼问过几次后他才终于回答我，说他们是滑雪队，此后便大幅度地连连向我摆手摇头，对于我随后询问出的急切关心的问题，他一个也没有作答。
作为领队要为队员奔波，对陌生人不愿多说也是为保障队伍的利益和保护他的队员吧，可以理解，我便没有勉强多问，道谢后再次转向前方。
被拉到酒店隔离
往市区方向不断行驶的大巴车最终于21号早上7点停在了一酒店门前，我回身看了一眼酒店名称——兴泰名都酒店。
事已至此，我彻底意识到想回北京是不可能了，原来我已被安排在呼市隔离，我真的太纳闷了，没有任何一个人通知过我。
北京安排好的隔离点要怎么办？这里隔离是什么费用？14天后回京走什么流程？等等一类列疑问瞬间充斥在我的脑中。
最想知道的还是为什么我会被判断不可回京，而要被留在此处隔离？还有为什么始终都没有人说一声？
大巴车停在一酒店门前
此时天已经完全亮了，我虽疲累却完全没有睡意。等待期间我在手机上查看到自己本应搭乘回京的CA926航班，已于7点14分起飞了。
我想妈妈以为我今天会回到北京，一定没睡好觉。
想起自己冒险回国所承担的风险，不安感袭来。
又想起已是未婚夫的男友与我分别之时，站在玻璃墙后的他那双积满泪水的眼睛，我的身体不由得颤抖起来。
眼泪止不住的流淌而下，浸湿了我的双层口罩，一粒接一粒滴在了我的雨衣上。
7点半左右，一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叠《入境返呼（来呼）人员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通知书》上了大巴车，在给我们每人发了两张后，也不说这是什么通知，也不解释现在是什么情况，只听他说：“听着，我让你们写什么就写什么，让你们怎么写就怎么写，知道了吗？”
他告诉我们酒店名称要填“兴泰国航”，隔离日期要写自2020年3月22日起至2020年4月4日终，虽然纳闷为何起始日期不是今天的21号或实际来呼日的20号，而要写明天？
但我也懒得问了，麻木地按照要求填写完毕，检查了一遍，签字。
隔离自费，5500元
推着已经从车上卸下来的行李箱和随身行李，我们依次进入到一楼领房卡。
拿到房卡后，另一名工作人员对我说：“一共5500，其中住宿200天/人，餐费150天/人，先交5500最后再多退少补，进房间后交表交钱，明白了吗？”
我无法对其回答出我的真实心情。
刚要上电梯，我又被另一位工作人员叫住了，说我们隔离日期都填错了，今天是21号，问我们为什么写从22号开始到4月4号，听闻是那位上车传达隔离指令的人让我们这样写，便不再多言，给我们全部改回了21号。
我确认了一下付款可以刷信用卡后，便同其他人一同上了电梯。
打开酒店房门的一刻
我的房间在9层，新结识的那名女生的房间就在我对面。当我踏入房间时已是早上的8点多了，我的房间朝南，阳光充足很耀眼。
进门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雨衣，因为我已经感觉到皮肤被捂得有些不对劲了，雨衣里面充满了雾气。我把脱下来的雨衣搭在门口衣柜的横杆上，大衣也搭在了门口，而我里面穿的毛衣和裤子早已全部都湿透了。
我先给房间进行了消毒，在卫生间确认过有洗发水和浴液后，便打开了花洒，但洗完澡才发现没有毛巾，而我自己的行李中也没有带毛巾，因为我想大不了妈妈还能给我送，所以很多东西我压根就没带回来。看了看另一张床，便上去大概齐滚了一下，剩下的风干。
这一趟挂了不少彩
到此我的体力再也支撑不住了，分别给妈妈和未婚夫留言之后便倒头睡去。
当天下午醒来后才接受了核酸检测，但是结果不会告诉被检测人，自行分析的话，我没有被医院拉走就是阴性了吧。想想每次来测体温的人员也是测完就走，要是不问也没有人告诉我。
隔离总结
以上是我本人从东京出发到隔离的真实经历。下面我梳理总结一下个人感受，后面归国的朋友可以参考，提前有个心里准备。
从我出家门赶往成田机场算起，到入住隔离酒店，全程共计用了近23个小时。
关于更改国际航班航线和受理入境人员的检测、疏散问题等工作，可能呼市也是临时接到通知，准备工作上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对应过程也略显不熟练。
工作人员也的确很辛苦，各位也是尽量完成自己的工作，有顾不及乘客立场之处，也不是没有预想到，到了这个地步就不能按自己所熟知的标准去衡量了，也只能去尽量理解。
在这个节骨眼上，从日本回国等于是又给政府添麻烦，我们自己也麻烦。
日本实际疫情并不严重，不存在回国“逃难”的必要性，回来的多为签证到期的倒霉蛋。我的家人早已上报社区，主动申请隔离。
幸运的是，我们20号从日本东京成田机场飞往北京，却降落在呼市的这趟CA926航班中，4名临时体温稍高的乘客送到医院后都降了下来。后有比较确切的消息称4名人员均相安无事，那我们的“密接”身份也就随之解除了。
只是已经被分配到了呼市隔离，暂时无法回京。不然本应在家附近隔离的，隔离点与费用均与原安排出现了不小的差异，希望其他近期海外回京者能有个心理准备。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境外降落北京的国际航班都要在地方降落办理入境了，而一旦降落在地方，是很有可能就在当地被实施隔离的。原因是能逃过“发热”乘客前三排后三排的概率太小了，但总会有因在飞行过程中睡觉体温临时升高的乘客。
即便登机前与下机后体温都正常，但只要在飞行期间体温超过37.3的话，都会被带到后机舱的隔离区入座，并被视为“疑似”。而原座位周边的人，都会被视为“密接”，均不能再次登机回京。
希望届时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告知，别像我们这批人，当自己被选定为不能回京时都不知道，而到底怎么回事，还得从头到尾自行分析。
站在归国乘客的角度，全程是十分被动的。非常时期的政策草木皆兵，所以既然选择归国，我们也需要调整好心态去配合。
让我赶上走这一遭，也算是一种临危体验，好在我们这趟航班暂无确诊病例，大家都平安才是最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