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的意义（安徽师范大学2022）
论述从对外宣传到国际传播，如何理解中国向世界发出声音的政策调整（同济大学2022）
论述后疫情时代下，中国主流媒体怎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长沙理工大学2022）
简答新时期如何利用社交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传媒大学2022）
结合社交媒体特征，论述社交媒体在“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传播优势（四川大学专硕，2022）
论述怎么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际传播力（北京师范大学专硕，2022）
材料题：请说明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性，并阐释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战略的可行路径和策略（厦门大学学硕，2022）
考点笔记
1
国际传播
壹
国际传播的现状
●媒体“硬件”与“软件”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在硬件建设方面，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中央主流媒体一方面积极采用先进的采编技术和新颖的传播手段，不断扩大报道范围，提高国际新闻报道数量和种类，增强报道时效性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还善于使用海外传播渠道，加强与国外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吸引了大量海外用户。
软件建设方面，我国媒体开始注重海外用户需求，主动设置议题，将“硬新闻”“软”化，加强与海外受众的互动等，国际新闻报道的传播效果得到明显增强。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国际话语权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当前我国在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方面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中国话语、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还无法得到有效传播。
●国际国内环境为我国国际传播带来机遇和挑战
然而，我国国际传播也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家之间摩擦频繁；新媒体越来越成为国际舆论斗争主阵地，以传统媒体为主要依托的我国主流媒体如何有效地影响或引导国际舆论、争取国际话语，都是应当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难题。
贰
国际传播的问题
●传播内容空洞、缺乏真情实感
在目前的我国对外传播中，尤其是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层面上存在很多问题。2016年2月，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
在讲述中国故事上，传播的内容较为严肃性话题，缺乏与民众联系紧密的内容，内容缺乏真情实感，也不能把故事的内涵呈现给国际民众，难以引起大家的共鸣。
●在传播方式上宣传色彩浓厚
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宣传性太强，说服性的色彩太过浓厚。比如在对外讲述“中国梦”中，我国媒体在对外讲述中，过多的讲述“中国梦”的定义、政治含义和经济意义，而没有通过案列和结合历史的角度去讲述“中国梦”的故事，没有将“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和核心思想讲述出来，只重视“说”故事，而不重视“讲”故事。
●忽视文化差异，没有构建共同话语体系
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本身就属于跨文化传播的过程，跨文化传播就要考虑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在我国的对外传播中，更多的是去灌输故事，没有考虑国外受众的价值理解，思维方式、理解能力，局限于自身的话语体系中，最终会导致传播效果的弱化。
叁
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使用对外宣传的概念来表达对外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宣传”的英译“propaganda”在国外具有贬义性质。
1991年1月，中国政府成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将“宣传”一词的英译由“propaganda”改为“publicity”，这些变化标志着中国的公共外交日渐摆脱传统“对外宣传”的影响，愈来愈认同接近国际传播的现代公共外交的理念。
两者差异：
(1)对外宣传立足于本国主体，国际传播则立足于国际受众。
(2)对外宣传侧重直接，国际传播侧重间接。
(3)对外宣传侧重媒介的一元性，国际传播则侧重媒介的多元性。
(4)对外宣传侧重刚性，而国际传播兼有柔性。
(5)对外宣传重视信息筛选，国际传播重视信息公开。
(6)对外宣传是单向，而国际传播是双向。
●立足点从“以我为主”转向“以国外受众为主”
在国际传播中，受众具有明显的变化性、高度特殊性和主动选择性，因此要要重视研究国外受众的接受习惯，善于运用现代化手段和国际通用规则，不断增强对外宣传的吸引力、亲和力。从近来我国公共外交以及外宣领域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外受众在传播中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传播理念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主义
新世界主义是指习近平主席及其领导集体对世界和人类文明现状与发展趋势所持有的系统性认识、论述、主张与行动方案。它主要表现为:
“1.反对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主张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2.反对地域保护主义,主张人财物通讯自由流通、开放合作;3.反对利己主义,主张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共生共荣;4.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主张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和平发展。”
在当前国际传播的主题之下，我国正坚持以实践经验践行命运共同体概念中的新世界主义理念。它以公平、均衡、平等解开束缚人类命运发展的精神枷锁，是中国突破东向封锁，化被动为主动的外交策略，以“以和为本，返本开新”的思路开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新局面。
●话语体系从“中国官方语言”转向“国外受众语言”
传统的官方外宣体系容易引发国外受众的反感，表现在四个问题上：对“宣传”二字的恐惧，对传统宣传话语的疲劳，对中国文化的隔膜以及对语言翻译的误读。因此必须从过去单纯的中国官方语言转向境外受众的老百姓语言。
●传播方法从“讲道理”转向“说故事”
有效的传播依靠的是情感的语言。要让我们的声音特别是中国发展的奇迹能够被国际特别是西方受众接受，就必须少讲道理、多讲故事，特别要善于提炼中国经验，讲中国的故事，制造一种正面情感的影响，真正靠情感来吸引人、感染人。
●主体从“官办”走向“民办”
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舞台上，“民间”的外交主体，总具有更好的亲和力和外交弹性，进退都可以游刃有余。从“官办”走向“民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名人、人才思想库、跨国公司、海外华侨、留学生、出国旅游者等主体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内容从“政经利益”走向“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它是一种软力量的交流、柔性的交流，容易引起对方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接受。通过软力量的交流来促动和影响政治经济的交流，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文化交流的特点就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有特色和差异，就越有吸引力。西方受众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这恰恰就是突破口。正是通过传播中国文化，我们才能更加有效地影响国际受众对中国的态度，进而间接地影响国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利益。
●传播模式从“被动应付”走向“主动设置”
肆
●构建多层次的话语体系
要打造大国形象、提升国际话语地位，需要建构多层次的立体传播的话语体系。首先，需要持续加强中国国际媒体在传统媒体尤其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其次，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输的国家、民族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任何一个中国境内媒体其实都是国际媒体。
国际媒体要和地方性媒体形成合力，所有新闻机构都要有全局思维和世界视野，把握机会“讲好中国故事”。最后，社交网络的普及使得民众成为重要的国际传播力量，要充分调动中国民众的爱国心和凝聚力，让民众自觉自愿地维护国家形象，传递中国声音。
●提供生动鲜活的话语内容
这样，我们不仅要对他国民众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甚至需要引导他国民众和媒体参与到“讲好中国故事”的进程中来，从而形成传播、放大中国声音的“海外军团”。
●形成“一对一”“多对一”的话语模式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的话语对象从原本的周边国家拓展到“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其中覆盖范围超过全球64%的人口，超过全球30%的GDP，涉及50多种官方语言，拥有多种社会制度模式，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推动“一对一”“多对一”的精准化传播。
因此要首先解决语言障碍问题，讲究“一国一策”，了解他国传媒市场和受众，才能让这种“一对一”“多对一”的国际传播模式成为富有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态模式。
●推动合作共赢的话语方式
要建立双向平衡的传播体系，首先需要让中国民众对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其次，国际传播间的跨国合作也不应该仅仅是便利中国的单向传播，也应便于对象国家媒体与中国媒体之间的双向对话，甚至要充分利用对象国家的媒体资源，向中国民众讲述需知而未知的“外国故事”。
●建立全媒体融合话语平台
中国的国际传播要把握好“弯道超车”的机会，加大力度做好全媒体融合工作，持续加大对外主流新兴媒体平台建设的投入。首先要推动中国国际媒体的全媒体融合发展。其次在全媒体融合传播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中国国际媒体官方平台的作用，也要加强和西方意见领袖、自媒体人和普通民众的深度接触。
伍
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创新传播内容，传播特色中国
故事要创新内容的生产，创作代表着中国传统、中国形象和中国精神的故事，创作反映中国人民真情实感和真实生活的故事。弱化政治色彩，紧密联系民众，展示真实的中国生活和中国面貌，总之我们要谋划讲好中国故事的文本，以高品质内容为核心，创新内容生产，拒绝刻板印象，不断丰富、完善中国故事的内容。
●拓展传播渠道，善用社交媒体
●创新话语体系，讲究传播策略
讲述中国故事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的过程，由于文化差异的因素，我们在讲述中国故事时要重视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要尊重国外受众的生活方式、阅读习惯、文化差异，要采用国外民众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话语体系来讲述中国故事，我们要不断的创新话语体系，提高跨文化传播的技巧。
2
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指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活动，也涉及到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迁移、扩散、变动的过程，及其对不同群体、文化、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影响。其三个因素是：认知要素、言语语言与非言语语言，主要关联到两个层次的传播：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和人类文化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
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的问题
●传播主体单一化
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活动大多都由官方机构发起并实施，为官方机构主导的传播活动容易导致他国受众对传播内容产生不信任等问题，甚至引起受众的抵触心理，制约了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效果。而非官方或民间传播可与官方传播互补，拉近他国受众与中国的距离，增加受众对传播内容的亲切感、信任感。
●传播受众细分不明确
中国在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方面较为粗糙，对目标受众的研究力度不足，存在针对性不强、受众细分不准确等问题，具体表现在重点不突出、传播方式单一以及传播内容缺乏吸引力等方面。应该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风格偏好，对“个性化”受众进行针对性传播，加大传播内容与受众的契合度。
●传播内容浅表化
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是浅层次的、零散的符号输出而忽视意义内涵的阐释和传播；我国新媒体在文化符号输出方面缺乏创新和深层次加工。
●传播理念落后
在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方面，我国依然存在沿用“对外宣传”思维的问题。在国家形象传播中，传播媒体的官方色彩较为浓厚，容易让他国受众产生不信任感，传播效果适得其反。
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对策
●打造多主体传播格局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扎实顶层设计，制定完善的新媒体传播体系，进行高效的国家形象传播。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推动作用，从平民化视角入手，采取贴近人们生活的传播模式，能够拉近主体与受众的距离、政府与民众的距离，能够加强他国受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
●组建受众研究专业团队
●挖掘文化符号深层次内涵
挖掘传统文化符号深层次内涵，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传播产业链是提升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能力的重要途径。将汉字、书法、长城等文化标识创造性地转化为能够传播中国内在核心价值，且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传播产品。
●推动中外传播理念的融合
中国需要调整传播理念来适应当前的国际传播形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理念。例如，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原因在于其旨在彼此尊重、合作双赢、共同发展，国外受众群体感同身受。
文化出海
2021年，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有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讲话，强调，“要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文化出海的传播策略
●把握历史与现实，传承传统文化，弘扬现代文明
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首先要坚持“文化自信”，培养国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要尊重传统文化，但也应该根据时代的需要在内容上进行提炼，在形式上创新转化，日本动漫的成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启发。日本文化中的“物哀”“幽玄”“武士道”与悲剧精神，这些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被无声无息地融入到动漫这一流行文化载体中，都是我国传播中可借鉴的对象。
同时，也要加强对现代文化的提炼和传播，重塑一个真实立体的新的国际形象，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的一些具有时代精神的社区文化、大众文化、中国企业文化，都可以进行挖掘、提炼与传播。
●把握官方与民间，传播主体多元化，激活民间活力
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工作不仅需要依靠政府力量，还需要调动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积极性，形成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政府除了要通过顶层设计的引导、权威媒体重点工程等的建设外，还要注重通过提供更为开放宽松的环境、更具保障性和激励性的法律政策支持等措施来激发我国社会的市场力量和民间主体的活力，充分激活和利用网络空间的文化生产力。
当前，腾讯、爱奇艺、字节跳动等文化企业在海外影响力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国内自媒体，如李子柒的走红，也体现出民间文化传播的蓬勃活力。
●把握传者与受者，打破跨文化传播隔阂
首先需要注重共通性的价值观念和国家化表达，如爱情、友情、正义、自由等，能够引起不同国家、文化的观众的共鸣与兴趣；在题材选择和表达方式上要注重国家化表达的转化；通过自身独特额文化特色，为对方提供一种新鲜、陌生、具有互补性的审美体验，如李子柒视频呈现出的东方美学意境。
网红出海
网红出海的发展态势
●生活体验类：中国文化形象的“万花筒”
生活体验类内容成为国际受众洞察中国文化与个体生活的欺骗，还原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中呈现城市与乡村、少数民族、中外混合家庭等生活场景，以第一视角展现出更加真实全面的中国面貌。
●视频节目类：娱乐化、品牌化的内容产品
通过融合传统娱乐节目形态、创新新内容生产逻辑、培养国际“观众”基础，以塑造系列内容产品的品牌化认知，有利于拓展网红内容边界，准确定位目标受众，养成收视习惯。
●数码制造类：中国科技形象的国际“名片”
通常以专业测评为主，将中国产品与其他国家品牌的产品同台接受测评，这类内容通常仅仅围绕新技术发展及应用展开，成为彰显中国科技先进性的出口。
网红出海的传播策略
●寻找文化交汇点，创新表达方式
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具有共同情感的普通个体的沟通交流，因此，普通民众就是跨文化差异中的重要交汇点，从平民化、生活化、细微化、互动化的角度切入，探寻文化交汇视角，以直观、浅显的方式叙述传播内容，能有效避免思维与语言差异导致的视频信息接收困难。
豆瓣评分9.3的旅游式短视频《我住在这里的理由》中，导演竹内亮带领团队通过拜访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住在外国的中国人，为观众介绍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重在展示一个个普通人在他乡的日常生活，充满烟火气，用镜头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用中文或其他语言与主人公聊天，借助微博、B站等与观众保持紧密联系，令观众更具亲切感与互动感，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生产优质内容，克服文化折扣
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差异，可能导致自说自话的窘境和文化误读等现象。为了使跨文化交流更加顺利，短视频的内容必须多元丰富、生动感人。如德国“网红”“阿福Thomas”的视频涉及到美食、明星、职业体验、宠物等方方面面，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创新传播形式，提升吸引力
传媒产业发展以及5G技术的应用，使短视频能够与多个场景相连接，形式逐渐走向多元化，“短视频+”模式将成为短视频未来发展的常态。“短视频+长视频”“短视频+直播”等方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视频内容单薄、用户黏性低的欠缺。此外，基于5G+VR/AR的沉浸式短视频也为跨文化短视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完善个人品牌形象，打造文化产业链
塑造独特的个人品牌形象，将自身影响力从短视频平台延伸到文化领域，形成自己的文化产业链，不仅为“网红”提供一条商业变现之路，而且可以扩大其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以内容创作为核心，打通线上与线下壁垒，将流量与衍生产品更加深入地结合，打造文化产业链，是“网红”类短视频商业模式持续见效的关键。
网剧出海
网剧曾被认为是在网络平台上播出的泡沫剧,且网剧的制作成本低,内容往往是为了迎合新一代受网络影响较大的年轻人。近年来,随着传媒市场改革力度的加大,网剧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剧本内容、制作团队等均有较大的改进,观众的口味也随着网剧质量的提高发生改变,此种形势下,越来越多的优质网剧承担起来输出主流文化和传统中华文化的重任。
我国网剧出海现状
●南下“出海”势头正盛
由于地域优势和历史渊源，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华人华侨众多，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整个亚洲文化互相交融，跨国平台合作深化，为作品、艺人出海提供多样化渠道。
近5年来，中国网剧中呈现的东方骨相频频走红东南亚，其中2021年，赵露思凭借主演《传闻中的陈芊芊》《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成为“中国明星在泰人气榜”95后小花中的第一名。在影视剧扩大出海规模的背后，视频平台对东南亚市场布局也逐年深入，2019年6月，腾讯视频的海外版本WeTV正式进军泰国市场，同期，爱奇艺也推出了国际版IQIYIAPP，与马来西亚第一媒体品牌Astro达成合作。
●短剧“出海”走向“精品化”
中国影视剧于2017年进入精品化时代，本土网剧的优势化发展吸引了海外市场。截至10月上旬，《千金丫环》片名Tag在Tiktok中合计播放量超2.3亿，Youtube以及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社交媒体合计播放量超5000万，互动数达140万、曝光量接近3亿，最高播放峰值比肩头部大古装剧。作为中国网剧出海的标杆，《千金丫环》的走红预示着网剧出海已经从野蛮生长朝向规范化、精品化阶段发展。
未来发展：依靠网剧讲好“中国故事”
Youtube渠道的华语内容观众在2018年就已总数破亿，此前已经连续多年保持每年40%的增长率，且外国观众的增速快于海外华人增速。在商业化市场不断扩张的同时，网剧出海的背后也意味着需要让还在用户“习惯”看见更多的“中国故事”。要在锚定ip资源、头部公司、平台及好内容产出的优质供给链，把重心放到剧集思路上，以高品质画面、高粘度情节留住观众。
而在后疫情时代，我国正在建设的长视频流媒体海外平台将成为国内影视作品国际播的重要渠道。这些平台不断摸索经验、开拓市场，试图形成品牌特色，从平台内容、平台服务、受众研究、传播方式和效果研究几方面形成合力，才能进一步提高传播水平，让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真正走向世界。
3
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是由美国传播学家赫伯特·席勒于1976年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中首次提出，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指在某个社会步入现代世界系统过程中，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该世界系统中的核心势力的价值，并使社会制度与这个世界系统相适应的过程”。
这里的外部压力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息和文化产品单向汹涌而入的状况。
文化帝国主义有三个特点：
它是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而进行的扩张过程；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而实现的全球性文化支配；由于信息产品的文化含量最高，这种文化扩张主要是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得到实现的。
媒介帝国主义
由西方文化传播学者鲍依巴瑞最早于1977年提出，指任何国家媒介的所有权、结构、发型或传播内容，单独或总体的受制于他国媒介利益的强大压力，而未有相当比例的相对影响力。
他认为，媒介帝国主义是权力来演不平衡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美国传播学家赫伯特·席勒认为，西方的媒介文本展示了消费至上的价值观，这些传播效果虽然不能直接加以量化，但却能产生累积出整体的作用，即西方的跨国媒介在第三世界推销了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文化折扣
文化折扣是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他区域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减少。霍斯金斯和米卢斯在1988年发表的论文《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中首次提出文化折扣的概念。霍斯金斯等人认为: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即文化结构差异是导致出现“文化折扣”现象的主要原因。
4
信息主权
是信息时代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和传播数据内容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信息主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对本国信息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权利；②不受外部干涉，自主确立本国的信息生产、加工、储存、流通和传播体制的权利；③对本国信息的输出和外国信息的输入进行管理和监控的权利。
5
信息霸权
信息强国利用技术优势、语言优势和文化优势，限制、压制他国对信息要素的自由使用，将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他国进行渗透，以文化上的一致性来压制文化上的差异性，进而达到在国际关系中以软实力操纵或控制整个世界的目的。信息霸权是传统国际关系领域的霸权概念在信息革命背景下的一种演变和拓展。
6
高低语境文化
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提出，他根据文化中的主流交际方式划分了高语境文化（如中国、日本、希腊等）和低语境文化（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在高语境文化中，说话人用含蓄婉转的方式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期待听话人不仅能依赖上下文来理解自己的话，更能根据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社会关系，对说话人的意图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理解。低语境文化则恰恰相反，说话人遣词用字的原则是直接、精确、易于理解。这一概念是为了根据高低语境的差异来说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它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了新的视角，拓宽了人们跨文化研究的视野。
7
国际话语权
8
硬实力与软实力
由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他认为国家的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大类。
和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相对，软实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具体指一国的政治动员力、文化渗透力、外交影响力和民族凝聚力。软实力的主要部分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
具体来说，软实力对内指是否能够形成民族凝聚力，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对外指是否能够形成对他国及外部公众的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
硬实力和软实力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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