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留学父母陪读的家庭并不算多，不仅是因为花销方面，还有家长的语言问题。
今天的主人公出生于60年代，靠摆摊做小买卖站稳脚跟，攒下过10套房产。为了让孩子们有个好前程，2009年把房全卖了，将两个孩子送出国读书，夫妻俩也放下了国内的生意，一起去了加拿大陪读。下面来看看他们的故事吧。
口述：侯玉亭；撰文：墩墩；编辑：祖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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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侯玉亭，今年55岁，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因为姓侯，属相也是猴，走到哪里大家都习惯叫我一声“猴哥”。
九十年代初，我跟猴嫂从农村跑到城里，靠摆摊做小买卖站稳脚跟，攒下过10套房产。为了让孩子们有个好前程，2009年我们又把房全卖了，送俩孩子出国读书。
我自己没啥文化，总觉得把下一代教育好比啥都强。孩子出国两年后，我们夫妻俩放下国内的生意，一起去了加拿大陪读。
到了国外，我们不敢坐吃山空，就又开始打工。刷盘子、当流水线工、砍树伐木，什么活儿都干。一晃十多年过去，儿女们都已毕业成家，有了各自的工作，可我还是感觉闲不下来。
我们一家人在多伦多的合影，后排是儿子、儿媳妇、女婿、女儿，前排是老伴和我。
一、
我是从苦日子里走出来的人。在我出生的六零年代，东北农村家家户户都养好几个孩子，我们家一共兄妹八个，哥四个姐四个，属我岁数最小。
我爸是个从来没上过学的农民，除了名字里的“侯”字，别的字他一个都不认识，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种地养活我们一家老小。
在我的记忆中，挨饿是小时候常有的事儿，好像从来就没怎么吃饱过。那个年代吃的是什么呢？煮一大锅苞米茬子，偶尔在上面放点大米。我们家孩子多，分到每个人嘴里顶多也就是两口。大人忙着干活的时候，小孩子满村疯跑，饿了就上树摘果、下河摸鱼。
我爸虽然没啥文化，但他管教极严，只要听说我们几个谁在村里跟人干架了，或是偷摘别人家瓜果什么的，问都不问就是一顿打。有次实在太饿，我跑到别人家果园摘了几个小苹果，吃完就跑开了，没留意我家狗还在园子里转悠。结果人家跟着狗找了过来，我爸立马把我摁在炕上用皮带抽，一点不带手软的。
6岁的时候，我拍了人生中第一张照片。
我从小不善表达，干活行，动脑子学习啥的都不行。我8岁开始上学，留了一级又一级，小学愣是读了8年，读到学校都黄了我还没毕业。
在我16岁那年，村小合并到隔壁村学校了，我四姐正好在那当老师，每次我被叫到办公室挨批，四姐觉得丢面子，还要再接着打我一顿，气得我说啥也不去学校了。我爸抄起个木棍就要揍我，我说你打死我我也不上。他把棍子都打折了，最后也拿我没办法。
1984年，我辍学了。吃不了读书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这一点我这辈子是深有体会。当时我的几个哥姐都走出了农门。有的招工去了矿上，有的考学去了县里当老师，只有我和三哥留在村里干活。
我俩每天跟父亲去大田里刨地，一早起床带着干粮去，天抹黑才回家。东北的天气一早一晚最冷，我们俩经常满脸落的都是白霜，每天除了吃饭干活就是睡觉。
农活儿干了差不多有两年吧，后来有个亲戚来串门，唠嗑的时候提到镇上有工地开工，需要很多砖、沙这些施工料。我三哥人机灵又能干，他把这话听到心里去了，专门跑去问了问，发现还真是这么回事。
回到家，他便跟家里商量着买辆四轮拖拉机，说要给工地送料。在城里几个哥哥姐姐的支援下，我们花一万多元买下全村第一辆四轮拖拉机。
工地每天需要一万六千块砖，四轮拖拉机一车能拉一千块，我们哥俩就来回不停地拉，每天他拉8趟，我拉8趟，两头都是自己装自己卸。有时候拉沙子，动作快点4分钟就能装满一车，算下来每人每天能挣48块钱。在1986年，能挣这么多可不得了，我俩每天又累又高兴。不到一年，就把家里的房盖成了全村最好的。
那年挣到钱了，我（右边）和三哥一起到县城照相馆合了张影。
二、
转眼间我到了20岁，家里开始张罗给说媳妇。给我介绍的那女孩和我们是一个大队的，我家在三队红姑屯，她家在四队马大屯，我俩从小一块上学，彼此印象都还不错。而且父母两边都认识，算是知根知底，就这么定下了这门亲事。
1989年3月份，我妈给了我俩一千块钱让去县里买点结婚用品，原本我们打算偷偷去哈尔滨，后来一商量，干嘛不直接去北京呢？丈母娘听到我俩嘀咕这事，又给了300块钱，念叨着“穷家富路”。
就这样，两个农村孩子带着对首都北京的向往，在村口哈同公路坐上了长途汽车。经过6个小时的颠簸，我们到达哈尔滨火车站，没打盹又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到了北京，我才知道啥叫大城市，真是像歌里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那天到北京已经是晚上，到处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一下火车我就觉得眼睛不够使，脚也不知道该往哪走。迷迷糊糊的，我俩上了一辆三轮摩的，没等反应过来，司机已经把我们拉到一个地下小旅馆，我打听了一下，说是崇文门附近一个叫“马圈门”的地方。
当时出远门需要介绍信旅馆才让住，我们出门时没敢给家里人说上北京，走之前也没开介绍信。办入住的时候，因为这个被前台盘问了半天。后来有人给出了个主意，让我们俩说是来北京旅游的，旅馆才让住下。我是第一次听说“旅游”这个词儿，还挺新鲜，也算赶了回时髦。
第一站，我们去的天安门广场。
我们在北京连吃带住玩了7天，走之前还捎带给侄儿、外甥这些小孩儿买了点礼物，把带出来的1300块钱造没了。
这趟出来真是不后悔，起码人长见识了，想看的都看到了。那时候的想法是，我们这辈子可能也就来这一回这样的大城市。
回到东北结完婚以后，我和媳妇把心收了，开始安心过小老百姓的踏实日子。结婚头两年，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姐弟俩差一岁，媳妇刚出月子就每天忙着伺候孩子，还要照顾家里的一大摊事。那时候附近已经没啥工程要用砖用沙，拖拉机没地儿使，我只能下地干活。
媳妇抱着闺女在我家院子里。
东北一埫地合15亩，我家种了三埫半地和一点水田，忙不过来的时候还得雇工人干活。干活出力的人都爱喝两口，顿顿得有酒吧。想着大家都不容易，我也不好意思对他们太抠，大家一说想吃啥喝啥，我就去村里小卖部赊账拿。等秋天卖了粮去还账，算完发现啥也没挣下。
媳妇经常跟我开玩笑说，那时候真是穷得连狗都嫌弃，这话一点不假。我家当时养了一条狗，有一阵子我俩连着好几天不炒菜，就吃个葱沾酱，狗吃不上剩饭，饿得嗷嗷叫，我嫌吵踹了它一脚，那狗从此就跑没影了。
除了粮食，家里还种了点亚麻，这是我在路边准备摔亚麻。
那几年我是什么活都干，春天种地，夏天除草施肥，秋天收庄稼。到了冬天，就开着四轮拖拉机从达连河煤矿买回一车煤，再用拉到县里卖。辛苦且不说，关键还经常遇到一些地痞赖子找事。我不服，和他们打过好几架，因为对方人多，我一个人总吃亏，每次都搞得鼻青脸肿。
从早到晚，从春到秋，我一天都不敢不劳动，好不容易稍微攒点钱吧，每年赶上几次红白喜事、老人孩子生病啥的，钱眨眼就没了。媳妇老念叨说想买台电视机，结果我年年忙忙碌碌，到年底发现还是买不起。
眼瞅着孩子赖在别人家不走，就为了多看会儿电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都说再苦不能苦孩子，虽说咱是农村人，没啥文化，这道理我还是懂的，谁不想让自己孩子好呢？
1993年，全家在依兰县松花江边防洪纪念塔下合影。
三、
后来我俩能走出农村，一直走到今天，我媳妇功不可没。
1994年，她去了趟大连她姐家，回来后不停地给我说大连开发区那边的情况。她姐在镇子上卖菜，一天能挣个百八十块钱。我们呢，在村里拼死拼活一年也剩不下几个钱。
媳妇胆子大，说想去闯闯，我虽然舍不得家，但也真不想这个家再这么穷下去。北京都去过，大连有什么好怕的，不如就去闯一闯！
这次出门，我真正体会了什么叫“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过来容易，待下去难啊。幸好有亲戚在大连，到了还有个临时落脚的地方。
到大连第二天，我们两口子就把孩子托付给亲戚，赶紧跑到开发区，想找个合适的营生做。一连几天，我天天出去转，琢磨能干点什么。
考察一番后，我发现开发区厂子多，打工的多，开个小饭馆一定行。我在周围问了一圈，才意识到从家里带来的那几千块钱根本不够盘个饭馆。
正没招的时候，我看到马路边一个用木板搭建的面馆在转让，店主出价2000块。我见挺便宜，急忙给钱接手。还没等卖几碗面呢，城建的执法人员便通知说这是违建，要马上拆除。2000块钱就这样打了水漂。
后来我学着别人摆路边摊，卖烧烤，加入了无证经营的游击队伍，天天提心吊胆，跟城管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有一回，我正专心给客人烤着肉串，一抬头看到城管的皮卡停在面前，想跑都来不及了。他们也不跟我废话，麻利地把一盆水泼到炉子里，提起炉子就扔上了皮卡车，几个马扎、小桌子也被一股脑扔了上去。眼瞅着家当被没收，我心里又急又气，却啥都做不了，谁让咱违法经营理亏呢。
媳妇和我商量，说这样东躲西藏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我们去打听了一番，咬咬牙花钱办了个临时流动摊位的执照，算是走上了合法经营的路。
这时候是夏天，我找人打了个木箱子，专门卖冰棍和冷饮。摆摊的地方在大连海关、商检防疫站门口，在当时的大连开发区，那一片是最繁华的。
我们一家人在冷饮摊前合影。
没想到，就是这不起眼的小买卖让我尝到了甜头。那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天天有一堆人围着摊位买冰棍。我每天穿个大裤衩、拖鞋，骑着自行车飞驰在冰棍厂和摊位之间。1994年的这个夏天，短短几个月，我们的冷饮摊位就挣了一万块人民币，现在想想真是不敢相信。
从这个小摊位开始，我俩越干越有经验，干了两年后，又把摊位后面的门面房租了下来。当时门面房出价四万六，市场上没什么人敢接。我也是冒险租的，想着反正攒了些钱，大不了赔光再回老家种地去。
租下门面房之后，我们上的货更多更全，来的客人也更多了，鸟枪一换炮，那生意别提有多好。
小摊位变成了小商品店。
香港回归的那一年，我们用开店挣的钱在大连买了一套70多平米的房子。装修好、置办完家具花了将近十五万。
见我生意做得红火，老家亲戚家的孩子接二连三地投奔过来，我整天有吃有喝地招待大家，有时候在厨房做饭的都四五个人。大年三十吃饱喝足了，我就带他们打麻将、“开拖拉机”。有能力提供这些，我心里老开心了。
四、
然而，这段好日子没享受多久，我的身体就出了状况。
因为长期熬夜，我夜里不睡觉的毛病越来越重，成宿成宿地睡不着。媳妇怕我给身体熬坏了，商量着要把商店兑出去。我不同意，好不容易辛苦干下的买卖，哪能说不干就干？
媳妇不停地做我工作，分析给我听，说干两年冷饮摊和两年多商店挣的钱有十多万，商店转让出去还能得个十五万，加一起就有二十多万，而且家里已经有房子在，钱怎么都够花了。她劝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让我先养好身体再说。我同意了，商店没给别人，成本价8万块钱转给了我三姐。
饭店没干成，我们又在工业区买了一处门面房，继续干杂货店。
2000年前后，我为了吸引顾客来我家买东西，捣鼓来一个彩票机开始卖彩票。店里时不时有人中奖，干得久了，我也跟着学了不少彩票知识，后来，我开始研究“29选7”体彩，有时候感觉来了就成百上千地买。
有一天我上货回来，外甥女着急忙慌地告诉我，说我家彩票机上中了一注“29选7”的一等奖，奖金六十二万九千元。
我看了一眼中奖号码，心里便有数了，赶紧拿出头天买的一沓子彩票一张一张地翻。翻的时候，我两只手都控制不住地在抖啊，最后找到了脑袋还是嗡嗡的，特害怕这是在做梦。
我没敢别人声张中奖的事，过了几天，悄悄带着外甥、侄子几个人开车去大连市体彩中心领走了奖金。六十二万九千，扣除百分之二十的税，还剩五十万多一点，搁现在也是很大的一笔钱。
我家的彩票店，墙上的logo都是我自己找材料动手做的。
这五十多万奖金我没拿回家，先去邮局给我三哥汇了四十万整，一部分给他做生意用，一部分让他拿去替三姐还贷款。剩下的十万我给自己还了一部分账，余下的都分给亲戚们了，每家两千。
那阵子，全家人高兴得跟过年似的，我成天带着小孩儿们去吃肯德基、买新衣服。
五、
过去，我体会过没文化的难处，有了钱之后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涉及到孩子学习的事，要花的钱我一律支持。2007年儿子面临中考，虽然他后期进步很快，不过按当时成绩来看，考开发区最好的一中还是有难度的。
我态度坚决，让儿子就报一中，大不了我掏三万块借读费。听我这么说，儿子反倒有了信心，竟然超常发挥，压分数线被一中录取了。
那年夏天儿子如愿进重点高中，一家人高兴回老家。
2009年，我媳妇看到邻居家姑娘在学英语，说是准备留学澳大利亚，她也动了心思，跟我商量着想让两个孩子出国留学。我觉得只要对孩子好，去就去呗。闺女儿子一听都可高兴了，觉着不用再背负高考那么大的压力。
最后我们看中了加拿大，俩孩子各自选了不同的地方，姑娘去温哥华的菲莎河谷大学，儿子去多伦多的一所高中。
留学花费还是挺大的，俩孩子每年得50多万，人不都说嘛，人生最大的成功是把孩子教育好，花就花吧，钱花了可以再挣，错过了学习这个阶段就很难再回头找了。
为了支持他们，我手里的10套房产一套接一套卖掉。除了个别房子亏钱，大部分都增值了两三倍。正是因为这些房子，我才有底气送孩子们留学。卖房的时候，我也一点没觉得心疼。
送孩子去留学的中介很负责，把两个孩子安排得挺妥当，后来他还建议我们一块过去陪读，说这样可以省很多钱。这其实是在我们计划之外的事，我和媳妇从来没敢想过，当年那两个偷偷跑到北京玩，又在城里打拼多年的农村人竟然也要走出国门了。
2003年中彩票那阵子在照相馆拍的，背后地图上就是加拿大，没想到有一天真要去这里。
办妥出国手续后，我们把商店、彩票店都转给了亲戚。2011年3月5日，我和媳妇坐上了飞往多伦多的航班。
虽然之前也是背井离乡，不过这次是飞到地球的另一面，我俩都还挺紧张的，在飞机上都没怎么睡着。航班是国内下午四点多出发，飞了十二个小时，到达多伦多机场正好也是加拿大的下午四点多，天上还下着小雨。
从机场出来之后，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脑袋昏沉沉的。只见四处都是矮趴趴的房子，看惯了大连那边的高楼大厦，我心里直犯嘀咕，这国际都市多伦多也不咋地啊？这么一想吧，乡下人进城的那种局促感倒是缓和了不少。
六、
来到异国他乡，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我和媳妇才上过几年学，两个人加一起还不到11年，更别说英语了。媳妇出国之前倒是学了几天，到头来也没整明白几个词，我自己是一句都不会。
刚开始，我们出门想找个厕所都找不到，国内的洗手间英文标识都写WC，我跟几个老外连比划带说要找WC，人家听了都一脸茫然。后来我才知道，WC这个说法只在个别国家通用。
到加拿大的第二天，我和媳妇在租的房子前拍了张照片。
有天在路边看到一家华人职业中介，我就进去登记了，人家给安排到了一家玩具厂上班，一小时工资10.8加元，合人民币65元左右，听着不少，其实只是政府规定的法定最低工资。
工厂离家不远，开车十分钟就到了，厂里还有几个华人同胞一起在流水线上干活。我每天干八小时，三班倒，工作强度还是挺大的。想想以前，我刚走出农村那么穷都没去厂里打工，奋斗了十几年，现在倒好，跑到国外打工来了，心情还是有点失落。
和工友混熟之后，我才知道我是我们几个里面学历最低的，有一个工友之前是西南某省会城市电视台的编导，还有一个原来是中原地区省级医院的主任大夫。人家在国内都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到了这边都能安心在厂里打工，我算啥呀？心里还不平衡。这么一想，就既来之则安之了。
我找了个汽车旅馆，白天在店里观察，晚上回旅馆睡觉，饿了就买点汉堡薯条垫巴。看了几天，我觉得不行，这地方太偏了，附近也就五六户人家，而且周边都是牧场。
加油站在小镇中心十多里之外的一个十字路口，周边比较荒凉。
后来我又看了几处加油站和便利店，发现在这里做小生意真没有那么简单。国外不比国内，能吃苦就行，加拿大对各种小生意的注册程序、经营要求、税率有明确的规定，了解的越多，顾虑越多，前怕狼后怕虎的，啥也不敢干了。
那阵子，媳妇总念叨说没房子就没根，在这里找不着家的感觉。我想既然不好做生意，那就先安家吧。
我们看上了一处售价45万加元的房子，先出20%首付贷款买了下来。房子有185平米，院子尤其大，目测得有2亩多地。每月房贷要还1400加元，相当于人民币8000多。
当时儿子在多伦多滑铁卢大学读书，期间他还申请去香港大学交流了五个月。闺女在菲莎河谷大学上过一阵，后来又转到哈利法克斯的一个大学去学摄影。学习上的事我不懂，只管给钱就行了。两个孩子离毕业还有几年，一时半会挣不了钱，我们家买房之后的经济压力还是不小的。
我和媳妇尝试了很多工作，去工厂流水线上打过工，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冷库搬运过食品，还在华人餐馆后厨打过杂。房子安置好以后，媳妇试着做起了留学生住宿家庭，收入是比以前多了些，可日子依然过得紧紧巴巴的。
我和媳妇在院里的草地上合影。
七、
2011年七月，我正在一家华人餐馆刷盘子，突然收到老家传来的消息，说我三哥病危。
出国之前，我三哥一直在哈尔滨住院，我去陪护了三个多月，没想到离开不到半年，病情已经恶化到这个地步了。容不得多想，我赶紧订了回国的机票。到病房一见面，我们哥俩谁都说不出话来，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有天三哥突然拿出一张卡，说里面有200万，要给我两个孩子。我死活不要，他急眼了，说不收下他就从窗户跳下去。最后没办法，我只能先收下，之后还是偷偷把卡还给了三嫂。媳妇和我聊起来，都觉得没要这钱是对的，最起码心里舒坦。
回到加拿大之后，我到一家华人园艺公司找了份工作，跟着干些小工的活。这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很大的院子，种草种树啥的，园艺这类活儿很吃香，而且工资还可以现结。可惜干了没多久，媳妇因为车祸撞伤了腿，我只能在家照顾她，岗位很快就被别人顶替。
等媳妇恢复得差不多，我又坐不住了。这时候我对园艺已经有一些了解，再说，我从小从农村长大，爬墙上树的都不是事，干活也舍得下力气。
我工作的场景。
一开始亏点钱不算什么，权当总结经验了。慢慢地，我也能大体估算出用料、用时这些成本，报价越来越靠谱。有时候需要买料、买工具，涉及到英文不懂，我就等儿子回来帮我在网上查查，再到店里去买。后来我还办了园艺工作的执照，意味着这是一份被政府认可的有资质的工作。
2016年我就出过一次岔子，险些丢了命。那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雇了三个工人帮忙，工人都是按时薪付工资，再加上扔垃圾的钱、车辆加油、工人吃喝，干得慢基本等于白干。
我嫌麻烦，没带安全护具就爬到了树上，结果被一段两百多斤重的树枝砸到头，直接从三米高的位置掉下来。整整昏迷了三天，我才清醒过来，一睁眼就看见老婆孩子围着我哭。
2017年2月份，伤后恢复期，媳妇和我去儿子工作的小镇住了几天。
万幸的是，我醒过来后恢复得挺好。媳妇要给我申请加拿大政府伤残补助，这个钱按理说是完全可以领的，可我没同意，我觉得自己没事了，还没到需要别人救助的程度。一个月之后，我平安出院。全家人都反对我再去砍树，我还是坚持要干下去。有时候别人帮忙我还不放心，总忍不住自己上手。
受伤到现在有五年了，我还在继续做园艺活儿。孩子们前几年都已经大学毕业，各自找到了高薪的工作，有了幸福的婚姻。这个家已经不需要我再这么拼，可能还是因为自己是穷苦出身吧，只要干得动，我就不太想闲着。每天能出门干点啥。好像一天的心情都是快乐的。
孩子们带我们去古巴度假，第一次在游轮上穿正装参加晚宴。
这些年，我们夫妻俩一路走来挺不容易的，好在孩子们都很争气，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虽说国外的月亮并不比国内的圆，但作为老百姓，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图的其实也就是一家人能一起过个安稳日子。
*本文由侯玉亭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侯玉亭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