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大放厥词后，他以及为他洗地的人抛出的“党民对立论”之所以能够在部分民众中收到一定的忽悠效果，并且能够制造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除了是因为打着“为民”的旗号，将本来具有一致性的“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以西方政治体制的思维方式和语境来讨论中国的问题，由于参照系的不同，产生的感觉和认识也就不同。
在西方政党轮替的政治体制下，即使是像美国的民主党虽然表面上比较平民化，英国的工党虽然初期是工会组织与费边社、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同盟之间的联盟，但现在本质上都已经是资产阶级政党，无论是哪一个党上台，只有代表这部分资本家和代表那部分资本家的差别。本质上并没有多大不同，这有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话为证：
去年7月28日，美国著名主持人汤姆·哈特曼采访了吉米·卡特，并在节目的最后举重若轻地向前总统先生抛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最高法院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以及2014年对“麦卡钦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两起诉讼案都得到了最高法院五名共和党法官的支持才形成判决。这两起判决历史性地允许美国政治和司法活动无限制地接受秘密资金(包括境外资金)。卡特是这样回答的：
“美国的伟大来自其政治制度，而这两起判决违反了政治制度的本意。现在，我们不过是个寡头国家，无论是得到候选提名，还是当选总统，本质都是不受限制的政治贿赂。州长、参议员和国会议员选举也没什么两样。现在我们已经见证了我国政治制度受到颠覆，获益者是大金主们，他们出了钱，选举之后自然想得到、预期得到、有时候也确实能得到政策照顾......目前在职的政府官员，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把上不封顶的政治献金看作巨大的私人利益。已经跻身国会的议员们则有更多可以待价而沽的东西。”
当然，无论是哪一个党执政，其政策都会或多或少地使一部分民众（并非拥有资本的纯民众）得益；另外，为了争取选票，他们在竞选宣传中会承诺并且在获胜以后会实际上会让支持他们的民众获益，表面上看，好像是“人民性”高于“党性”。
中国和西方的“党性”和“人民性”从字面上看，一模一样，但是在不同体制的思维方式和语境下，有很大差别。
中共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不但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下来，也实际上得到中国大多数人的认可。
当然，西方的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也是为其国家的历史、文化、法律、民众所认可。
但是如果要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只有少部分人认可，主要是那些想靠拥有的资本来获得权力的人，他们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众”。
中国目前的党民关系既在总体上表现为与所有民众的关系，也分别表现为党同拥有资本的民众，以及党同不拥有资本的民众的关系。而任志强反对媒体“姓党”，并非维护全体民众的利益，而是维护拥有资本的那部分民众的利益（这有任志强自己的话为证据）。
在中国，当拥有资本和不拥有资本的民众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就不存在党民之间的矛盾，有的只是方式方法上的差异，此时“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矛盾往往出现在执政党的政策是有利于大多数民众还是有利于少数拥有资本的“民众”的时候，此时，两部分民众会在不同的角度与执政党产生矛盾。而任志强等拥有资本和话语权的人要的就是他们与执政党的平起平坐，甚至是高于“党性”的“人民性”。
而西方语境下的党民关系就相对复杂得多：
两党竞争，一党胜出以后，落败的一方就成为了“民”，比如当年与小布什竞争总统的民主党人副总统，一落败，就变成了“民”，获得执政党地位的党与落败的党的关系就变成了党民关系。
泰国的英拉和阿披实，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后来的穆尔西以及塞西也是这种关系。这是西方的党民关系的情况之一。
情况之二是获胜的执政党与能够用选票决定其上台或者下台的占人口一定多数的超党派的选民的关系。
情况之三是执政党与一贯支持本党的选民的关系。
情况之四是执政党与支持本党的资本家的关系。
情况之五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
情况之六是执政党与支持反对党的民众的关系。
在这种种关系中，最关键的是与拥有资本的表面上又有“非官”属性的“民”即资本家的关系。
在西方，执政党与拥有资本的“民”（包括支持自己的和反对自己的）的关系，往往都在表面上表现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对此，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特朗普的话是对西方的这种“人民性”高于“党性”的最好的注脚。
事实上，在西方，这种“高于”通常是策略性的，政客为了胜选，通常会对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民众”有一些公开或者私下的承诺，获胜以后，或者会兑现，或者说了不算，比如奥巴马当选以后就提拔那些曾经在资金上支持他的金主。有些无法兑现的就任由他反对吧。
任志强及其支持者无视中国“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将两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甚至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口号，是出于下面几种考虑：
一、打“民”的旗号有欺骗性，容易骗取民众的支持，所以他们常常是个别人、少数人、一部分人以“人民”的名义出现。
二、盗用“民”的名义有利于为他们凌驾于执政党之上造势。
三、利用他们的“非官”属性打“民”的旗号有利于掩盖他们“资本”的实质，同时有利于掩盖他们“资本权力化”的真实目的。
四、在中国的现实中套用这种只是在西方政治体制下有一定合理性或者已经被现实接受的所谓“人民性”高于“党性”，有暗度陈仓，兜售有利于他们实现“资本权力化”的价值观和西方模式的意图。
在中国，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一方面要发挥资本在富民强国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限制其对大多数民众利益的侵犯和过度侵犯，因此，并且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社会上，存在着下面几种矛盾：
一是广大民众与“权力资本化”的党员干部即腐败分子的矛盾。
二是多数民众对有时候出台的某些政策太有利于少数人发财致富的不满。
三是少数资本的拥有者对惠及大多数人的政策的不满。
四是少数资本的拥有者的“资本权力化”的企图与广大民众和执政党反对这种企图的矛盾。
在当今中国，社会上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权力、资本和民众的关系。在这三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博弈中，拥有较强支配力的权力和资本之间尚有一定的相互制约作用，一旦让资本拥有权力，民众唯有任人宰割，即使由于民众的反对而不能持久，在中国这样的的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里，也会带来国家的动荡和分裂，在这方面，那些被西方主导的“民主化”和“颜革”光顾过的国家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
在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体制的中国，某些人套用西方的所谓“人民性”（实质上是资本）高于“党性”的说法，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综上所述，在中国，拥有资本者与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的一致性的程度高低与其能够代表民众的程度成正比。资本拥有者只有在最大限度上与广大民众的利益保一致性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民众，而任志强及其代表的力量与广大民众的利益的一致性程度不高，甚至还有对立的地方，所以，他和他们都不能代表民众。
退一万步说，即使非要将“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即使非要生搬硬套西方的那种所谓的“人民性”高于“党性”，那也是应该由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人民性”去高于，而不是由只是代表少数资本拥有者的人盗用“人民”的名义去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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