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住在附近的老人，姚桂芬的理发摊也有少部分年轻顾客——他们如同穿越者，在北京这座城市来去匆匆，或奔着医疗资源而来，或因为职业选择而离开。
春日傍晚，暮霭逐渐笼罩住整个城市。正值晚高峰，道路车水马龙，喇叭声短而急促。北京三环内某小区门口，买菜回家的老人正缓慢地从兜里掏出手机扫码，一个刚放学的男孩连帽子都来不及脱，便骑上自行车冲出小区，他身后跟着一路小跑的母亲。
△理发摊一角。/图虫
在这个繁华城市中，高档理发店如棋盘般密布，它们凭借优质服务，让追求品质生活的年轻人蜂拥而至；而环境简陋的街边理发小摊，也有不少像姚桂芬这样的理发师傅，他们凭熟稔的理发手艺，仅靠几个简单的工具，亦可从早忙到晚。
“谁家没有个孩儿呢，无论如何不能牵扯孩子”
客人走后，姚桂芬在水泥墩上坐下。她来自吉林长春，1954年出生，如今已近70岁。操着一口纯正东北话的她，管剪头发叫“绞头”。“我这辈子就会这一门手艺。”姚桂芬说，别看如今的理发师以男性为主，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初期，理发师却是一直以女性居多。
5年前，姚桂芬到北京走亲戚，她寻思着顺带找点活儿干，由于年龄太大没找到，于是和老伴儿合计，不如在北京重操旧业。老伴儿患有糖尿病，前些年又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每月药费要1000多元，对他们而言是笔不小的开销。
于是，姚桂芬带着她的工具——一个消毒的喷壶，大、小推子各一把，平、牙剪子各一把，一把刮刀、一张围布，来到了街边。
△2019年3月8日，街头理发摊的价格牌。
街边理发，有时就像一场引人注目的行为艺术表演。姚桂芬从不露怯，也从不问人家想要什么发型，她就认一点——“根据头型来，给人家剪好看”。说话间她掸了掸挂在鸭舌帽上的碎发。
姚桂芬琢磨，老年人之所以爱找自己理发，可能是年轻人喜欢潮流发型，老年人则拒绝花里胡哨；另外，老年人大多腿脚不好，不喜欢跑远，在她这剪完提脚就回家了；再者，理发店太贵，想到子女们有车贷、房贷，老人总想给孩子省点钱。
姚桂芬的想法不无道理。《中国生活美容行业发展报告2020》提到，与2018年相比，2020年的美发客单价提高了2.9%，女性平均137元/单，男性平均95元/单。作为最寻常的消费，理发却悄然变得“奢侈”起来。
“谁家没有个孩儿呢”，姚桂芬的女儿远嫁到杭州，在她看来，哪怕生活并不富裕，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牵扯孩子”。她摩擦着两个手指，喃喃地说着自己的想法。
“大家都熟悉了，这点光还借不上？”
两年前，姚桂芬租住的小区楼下开了一家高档理发店，不过她的小摊仍是一如既往地热闹。尤其是周六日，周边的水泥墩或长椅上，都坐满了老人，“大家聊聊哪儿菜便宜了，中午、晚上吃啥，唠唠家长里短”。姚桂芬的理发摊，似乎连接起了一个熟人社会，甚至完成了某种社交属性。
摆摊这些年，姚桂芬感受到不少人情冷暖。她觉得，有人是真的记挂她；有人是出于礼貌，偶尔路过会问一句“吃了吗”；也有人每次夸完她的手艺，就想顺带谋点小便利。不过，无论怎样，姚桂芬都热情大方地照单全收。
△理发师正在给熟客理发。/图虫
姚桂芬没歇一会儿，一个骑着三轮车的阿姨，忽然在马路边对着她大喊：“快过来，我给你带了个好东西。”姚桂芬边答应，边轻快地翻过栅栏走过去。阿姨说：“早上就给你装上了。”说完，把一个布包裹递给了姚桂芬。
姚桂芬刚跨过栅栏往回走，一个穿着黑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士，举着手机朝着小摊走来，边走边尴尬地说：“刚刚忘给你钱了，你咋也不说呢？我给你发10块钱红包哦。”姚桂芬大方回答：“这有个啥，我都不知道你没给钱哩。”
说罢，他找一个站在旁边预订酸奶的小伙子借了打火机。借完，邢师傅一屁股坐在理发椅上问姚桂芬：“你知道我中午吃的啥？就在那微波炉烤了一个馒头，剥了两瓣蒜。”姚桂芬看了他一眼，说：“我中午还没吃饭呢，不饿，我都没回去。”
△2019年5月14日，南京。大报恩寺附近的一家理发摊。（图/高菲）
邢师傅是山西人，在北京某知名糕点公司当了十几年工人，身材瘦削。两年前，公司开始实行轮班制，他就到家附近的超市做兼职，每天负责装卸橘子。
邢师傅40多岁，称姚桂芬“大姐”。他说自己一直在这理发，毛寸、偏分都剪过。他山西口音有点重，说自己“还剪过‘飞头’”。姚桂芬翻译，是“分头”。目前这个桃心发型是三天前刚在这里剪的，他十分满意，言语中毫不掩饰对姚桂芬的夸赞：“不能说路边摊剪的就不好，也有高手剪得非常好。比如大姐就是深藏不露啊。”
邢师傅马上要去卸车了。他嚷嚷着要在这里办年卡，不然姚桂芬总是不要他钱。姚桂芬反倒有点不好意思，她低着头说：“大家都熟悉了，这点光还借不上？”
“要不是出门太久着急回家，我还想再剪一次”
姚桂芬来北京后，几乎只在周边三公里的范围内活动。她的理发人群中，其实也有少部分的年轻人——他们如同穿越者，在北京这座城市中来去匆匆，或奔着医疗资源而来，或因为职业选择而离开。
姚桂芬回忆，自己来北京的第二年，疫情还没发生，理发的价格还是7块钱。小区里住了7个年轻小伙，她管他们叫“小孩儿”。无论是穿衬衣还是穿T恤，他们总是统一着装，就连剪头发，都得两三个人一起来。他们快速排队剪完，之后一哄而散，去超市买菜做饭。姚桂芬觉得疑惑，心想：“这是干啥的呢？不会是传销吧？”
大概半年前，其中一个小伙回来了，姚桂芬认出他，赶忙拉住他问：“咋好久没见到你们？”小伙有些惊讶，说道：“公司黄了，我们不在这儿上班，搬走了。”
△理发师给客人理发完毕后，在为客人清洁脸部。/图虫
去年有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也让姚桂芬印象深刻。他从外地来北京看病，在这个小区里租房，每次出小区或者从医院回来，总会盯着姚桂芬的理发摊看一会儿。姚桂芬猜，小伙可能担心她手艺不好，另外，也可能既想省钱，又怕被别人看到自己在路边摊理发没面子，“让人笑话”。但最终，小伙还是被高档理发店的价格劝退了。
一天，他终于坐在姚桂芬的剪发椅上。最初，他显得浑身不自在，甚至如坐针毡。剪完了，他拿起镜子一看，还挺满意：“这剪完舒服多了，比理发店剪的还舒服。”不久之后小伙准备离开北京，临走时来和姚桂芬告别，他说自己出门太久着急回家，“其实我还想找您再剪一次头发”。
姚桂芬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来人往”。她指着远处说：“原来对面那个公园，可多像我这样的理发师了。不过，随着城市治理，这一片就剩我了。”姚桂芬明白，无证经营的街边理发摊终将在城市消失，自己有一天也会离开这里。不过，“能动就先干着，我们这一辈人习惯跟着变化走”。
“毕竟，能靠自己的双手活着，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姚桂芬一边收拾工具箱，一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