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收养送养之家”（以下简称“圆梦之家”）成立于5年前，创始人“离愁”称它为“中国首个私人民间收养组织”。
“离愁”曾如此形容自己的努力——“5年圆梦民间收养，先后圆梦30余万家庭，每天我们的收养人都在为我们带来家庭圆满的消息。我们先后揭露被骗事件100余万件，打击买卖人贩子机构13个。”
然而，这些“成绩”并不能使网站摆脱身份不明的尴尬。
作为民间收养的新形态，这个网络收养平台，充满了希望、爱心，同时也有欺骗与失望。
钱是一些送养者的硬性要求
网站提供“无偿送养”的信息，但是，“离愁”认为：“合理的补偿是必须的，我们可以按照馈赠的方式给予送养人一些补偿，个人建议不超过1万元。”
不过，根据记者的观察，几乎每一位“领妈”、“领爸”出价都在4万元左右，而“宝妈”的生产费用、办理出生证明等又是另一笔开销。平均算下来，送养人的补偿要求一般在3万到10万元，价格太高，领养人也不接受。
来自东莞的林丽（化名），已经怀孕9个月。然而，刚满23岁的她至今都还没有领结婚证，“那几年年纪小，没法儿结婚，现在也没机会去办。”
“我真的很想给宝宝找一个好家庭。”林丽说，自己是迫不得已才做出这样的选择，“刚有孩子的时候，我是想要的，但是最近家里出了事情，亲人生病，我们把钱都花光了，还在朋友那里借了些钱，真的没有经济能力抚养这个孩子了，我不希望她跟着我受这样的苦。”
林丽开始在圆梦之家寻找“好家庭”，“我们都是打工的，除了网络，也没有其他的途径了。”
不过，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领妈”并不像林丽想得那么简单。
林丽在群里待了一个多月，好容易半个月前定了一个“领妈”，但对方的亲戚送了个宝宝给她，她便决定放弃林丽。
林丽很着急，但对钱，她还是有“硬性”要求。
“我们希望拿到4.5万元补偿费，包括生产费用。”她说，“我要生的时候，希望‘领妈’可以过来照顾，担负生孩子的费用。等宝宝出生以后，我们签了协议，‘领妈’就直接可以将孩子抱走了。”
这好比是一场接力赛，只有找到接棒的人，一切才有意义。
“如果没有遇到一个让我满意的家庭，我就算是丢了脸再去亲戚朋友那儿借钱，也想养着孩子。”林丽说，自己已经做了找不到“领妈”的思想准备。
多少钱算买卖
在云南打工的李雷（化名）同样是一名“交棒者”，他在为自己妹妹的孩子寻找“领爸”、“领妈”。
“我妹妹今年20岁，之前交了一个男朋友，但是那个男的好吃懒做，家里又没有钱，我妹妹怀孕了还对她拳脚相加，最后不得已分手了。”李雷说，他的妹妹怀的是双胞胎，因为舍不得将孩子打掉，她成了未婚准妈妈。今年7月22日前后，这对双胞胎就将诞生。
李雷说起妹妹，颇为无奈，“她太不听话了”，但他没法撒手不管。李雷曾给她介绍了一个江苏的小伙子。可是，两人相处了两个月后，男方反悔了。
“我们家是贵州山区的，条件不好，家里太穷，没有能力去照顾这对孩子。”李雷选择在网上发帖，为自己的两个外甥寻找“父母”。
对于收养孩子的“营养费”，李雷表现得很为难，“钱这方面，我不好意思开口，搞得跟做买卖似的，但是我们确实需要钱，而且最低也要五万，为了照顾我的妹妹，我自己都花了两万多。”
这个冠之以“营养费”、“补偿费”等名义的费用是质疑圆梦之家合法性的焦点所在。
在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看来，圆梦之家是民间收养的一种新形态，要判断其是否合法，需看其是否有交易行为，“三四万元基本上就是市场上婴儿出售的价格了，虽然一些必要的费用是合理的，但是这个价位从形式上基本可以断定是不合法的。”
类似案例并不是没有。2012年，四川省成都市一男子通过网站发布信息“送养”自己出生30多天的女儿，收了对方2.5万元的补偿费。最终，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5年半。
事实上，“离愁”并非没有意识到圆梦之家的尴尬地位，他称之为“灰色公益组织”。
在圆梦之家论坛里，“离愁”曾写道：“按照我国现在的法律法规，民间收养不能说违法，也不能说不违法，因为现在没有完全的定义，所以按照法不责众的原则，我们只能和法律打一下擦边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显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即使是“无偿服务”，也不能成为网络收养平台免责的理由。
需求迫切的领养者
而在群里，“领爸”、“领妈”几乎都有一个让人心酸的求子故事。
32岁的王明（化名），目前在东莞的一家手机工厂打工。3年前，他被诊断出了无精症。这意味着，他将很难有自己的孩子。
面对这样的“噩耗”，王明说自己哭了很多次，“我和我老婆已经结婚5年了，但是我老婆是没有问题的，为了不拖累她，我提出过离婚，因为我不想剥夺她生育的权利。”王明说，自己曾经想过一个人度过后半生，“但是我老婆不同意，说实在不行就领养一个吧。”
一开始，他想到去孤儿院领养孩子，但在孤儿院的见闻让他泄了气，“孤儿院的孩子很多都有身体残疾，而且年纪都比较大，我怕养起来没有感情。”
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领养办公室工作人员曾向媒体证实：“目前我们有4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健康的，但排队的人仍有1000多号。有的想领养孩子的家庭五六年都不一定能领到。”
从这个角度来看，圆梦之家尽管在合法性上有待商榷，但却有存在的合理性。
“网络平台在信息沟通上确实很有优势，将收养和送养双方结合起来，对于那种特别需求的收养人，通过网络可以更容易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孩子。”姚建龙说。
以网络收养为代表的民间收养的兴起，恰恰反映了当前我国官方收养体系存在的缺陷。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字，中国现有孤儿人数为61.5万人，而在官方福利院收养的孤儿仅占不到20%。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所副所长程富财认为，当前我国法律对收养设置的门槛过高，“比如年龄限制，被收养者需是14周岁以下，收养人必须是30周岁以下。我认为应该放宽条件，以减少民间不合法的送养行为出现。”
不过，他也承认，这可能涉及伦理争议，需要谨慎处理。
2013年6月，王明和一位同在东莞的“宝妈”聊得很投机，但最终仍然卡在了“钱”上，“她要求我给4万块钱营养费，这太贵了。”作为普通打工者，王明感慨“这年头没有钱就别想要孩子”。
七天搞定出生证的生意链
26岁的“领妈”万琳（化名）等了1年，终于“圆梦成功”，收养到了孩子。但孩子的出生证明和落户问题正在困扰着她。
一位吴姓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通过网络收养孩子，需要办理准生证、出生证明和落户手续。
“准生证需要夫妻双方去户籍所在地计生部门办理，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办理，我们只提供出生证明，有了出生证明，上户口自然就没有问题了，而出生证明是全国通用的，因此在哪里办都一样。”他说。
和收养孩子一样，出生证明也是明码标价，“现在是7000块钱一个，只要提供夫妻身份证复印件，宝宝的资料，包括性别、姓名、身高和体重等出生资料，编辑成短信发送给我，然后通过支付宝付款，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取证了。”吴姓工作人员说。
根据他介绍，当前办理出生证要么通过医院，提供自己身份证进行办理，要么通过代办公司办理，“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用真实信息办理，怕泄露身份信息，日后麻烦。”
“我们的价格是浮动的，要看医院给我们多少价格，但是浮动范围并不是很大，一般就几百块钱的差价。”吴姓工作人员称，办理出生证明利润并不高，“每个就赚个一两百块钱，钱都让医院挣走了。”
这名工作人员说，他们出售的出生证主要来自安徽与云南的医院。
另一家公司的负责人洪先生报出的价格是6500元到7000元之间。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办理出生证明的价格基本上是“有涨不跌”。
“都是医院出来的证，都是真的，医护人员偷出来卖钱，搞不好工作都丢了，所以价格便宜不了。”据洪先生介绍，他提供的出生证明主要来自安徽、河南、湖南和广西的医院。
他认为，如果想提高成功率，还需要“走关系”。“合法的收养，需要到民政部门登记，否则就算违法。所以，要想成功，最好去户籍部门走一下关系，否则如果到时候办事人员起了疑心，要求做亲子鉴定，那就难办了。”
李显东表示，对于出生证，因有严格的计划生育规定，不能代办。“代办出生证”的人本身就是没有合法资质的，多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取，也属违法。
可是，对“领爸”、“领妈”来说，这是不得不做的事。
合理与合法之间还有多远
其实，钱并不是收养之路上最大的困难，崎岖坎坷在每个环节都会出现，比如遇到人贩子、骗子，或者“宝妈”、“宝爸”后悔了。
倪挺（化名）就碰到了一个骗子。
“有一个两岁的女宝宝要送养，虽然孩子有点大了，但我真的很喜欢。”对方给倪挺发去了孩子从出生到现在的照片，这让倪挺爱不释手。
接着，对方又向倪挺提出了一系列条件：收养补偿、联系落户、联系幼儿园等。在倪挺把所有事情都落实了之后，对方提出要坐飞机来倪挺所在的城市当面交流，于是，倪挺又忙着订机票，订酒店。
但是，倪挺最终并没有在机场等到“宝爸”的身影，“回家一查，他们直接退票了，我买的都是全价票呀！”
另一位来自北京的“领妈”陈娥（化名），确实被孩子的亲生父母“忽悠”了。
她今年已经36岁，因为输卵管问题，一直无法怀孕，光是人工授精就做了5次，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去年，陈娥夫妻联系上了一个山东的“宝妈”。
“孩子生完3天以后，正是除夕，我们连夜赶回北京过年。”陈娥回忆说，新生儿不能坐飞机，坐火车又怕被查出来，只好开车回去，“连开了6个多小时，差点翻车”。
幸福去得太快。12天后，孩子的父母找上门来，强行从陈娥这里要回了孩子。
陈娥说，在生产之前，双方已经签订了协议，承诺了“永不相见”，甚至还摁了手印。
但她不得不把孩子还回去，“协议有什么用呢？我又不能去告她。”
正由于此，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从儿童权益的角度给圆梦之家判了“死刑”。
他认为：“网络收养的产生虽然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但是它并不受政府监管，之后容易产生纠纷，到头来还是给孩子造成了伤害，留下了许多的后遗症。”
王振耀坚持，送养孩子的条件应该“越严格越好”。
“全世界的收养都是非常严格的，必须以孩子为本，重视对儿童利益的保护，人有基本的尊严，不能把人当做商品，应该慎重一些，有一套严格的监管体系。”他说。
在王振耀看来，中国的收养体系最大的问题在于儿童福利制度存在“三无问题”：“第一是无儿童福利法，第二是无儿童福利行政指导体系，第三是无基层的儿童福利设施。在三无的状态下，社会对儿童福利还没有最基本的概念，这是最悲哀的事情。”
姚建龙认为，要改善当前的民间收养现状，需要民间与政府的配合。
“不要把民间与国家收养分得那么清晰，只要有利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能让孩子有最好的归宿，就应该接纳它。”姚建龙说，网络收养平台只要不存在贩卖儿童等非法行为，就应该允许它的存在，但需要政府的审核批准。姚建龙表示：“政府应该加大对儿童福利方面的投入，搭建信息平台，将网络收养平台纳入监管体系，将其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