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诗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王逸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2020届硕士生）
“单身经济”的盛行，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单身人群日益增长的现状。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单身成年人口已经超过2亿，其中独居成年人口超过7700万。同年，智联招聘和珍爱网联合发布的《2018年职场人婚恋观调研报告》中指出68.33%职场人士处于单身状态。阿里巴巴在2017年发布的《中国空巢青年图鉴》表明中国的独居青年群体超过半亿。
值得注意的是，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在单身人群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智联招聘在2019年发布的《白领生活状况调研报告》指出，女性白领单身比例接近40%。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中国适婚男性数量应该多于女性，女性本应在婚姻市场占据“优势”。而作为女性中的精英阶级，高知女性竟然会有如此高的单身比例，这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中国人口结构与婚姻市场的两个基本事实
1、高学历女性占比逐年上升，每年增量远超男性。
图1的数据表明，从2009年开始，每年新增的高学历女性都比男性要多。考虑到大学毕业时大多数人刚好到了适婚的年龄，那么在婚姻市场上，适婚年龄的高学历女性的比例与绝对数量都从近十年开始慢慢超过男性。
2、适婚高学历人口中女性占比已超越男性，并在一线城市更为明显。
表1中展示了使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出的中国人口结构的基本状况。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中国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2015年，全国50周岁以下妇女累积的生育子女性别比为114.48（即每出生114个男孩对应出生100个女孩），远超过联合国定义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区间（103到107）。其中，一线城市的生育人口性别比为122.57，出生人口结构更加失衡。这与我们普遍认为的中国男多女少观念相一致。
表1：2015年全国和一线城市人口结构基本状况
然而，出生人口比例并不能反映出当前适婚年龄段的性别比例。我们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的适婚人群性别比重并没有严重失衡。2015年全国的适婚年龄段人口（22-32岁）性别比仅为100.91，基本满足1：1的要求。即使是在一线城市，适婚人口性别比也仅为105.87，并没有严重的结构失衡。这说明，在婚姻市场适婚年龄的女性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找到结婚对象，但依然处在优势地位。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女性白领单身现象如此普遍呢？考虑到女性很少匹配比自己学历低的男性，我们将女性白领的婚姻市场限定为本科以上适婚年龄的人口。表1第三列显示，全国本科及以上学历适婚人群性别比为95.42，出现了明显的“女多男少”的情况。这一现象在一线城市更为严重，本科及以上适婚年龄人口的性别比只有92.99。这些数据反映出高知女性在城市婚姻市场中处于“供给过剩”的状态。与传统的男多女少观念相悖，高知婚姻市场中，女性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
中国高知女性的婚姻匹配偏好
婚姻匹配问题一直是经济学中重要的研究问题。Becker在1973和1974年发表在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两篇论文指出，婚姻市场上的男女都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方的个体特征（例如身高、种族、教育等）是决定男女匹配的重要因素，并且往往个体特征相似的单身男女更容易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
在此基础上，后来的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婚姻匹配问题的理论，其中以“同质匹配”和“梯度匹配”最为著名。“同质匹配”指出，择偶双方往往会偏好选择个体特征相似的异性，例如工资收入、教育、性格等等。而“梯度匹配”则认为从个体的角度出发，人们往往偏好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异性作为结婚对象。因此，在面临婚姻匹配问题时，人们往往会选择至少和自己一样优秀的人作为结婚对象。
在中国，婚姻匹配还受到了传统婚恋文化的影响。“男高女低”等思想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择偶选择。男性为了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较高地位，倾向于“向下匹配”，即寻找社会经济地位比自己低或者具有同等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作为伴侣，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仍然普遍。反观女性，她们更青睐于找社会经济地位优于自己的男性作为伴侣。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婚后女性需要负责维持家庭、照顾孩子等家务事。因此，为了保证安定、舒适的婚后生活，女性在挑选伴侣时会偏好物质条件经济地位高于自己的男性，即“向上匹配”。
因此，除了男女性别比的因素外，高知女性的高单身比例还与中国高知女性的婚姻匹配偏好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婚恋文化和社会人口结构变动双重影响的结果。对高知女性而言，她们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得她们能够“向上”选择的范围较小，从而导致了更多的高知女性“被迫”选择单身。随着高学历女性占比的增加，使得高知女性在婚姻市场中逐渐由“选择方”转变为“被选择方”。而大多数男性往往偏好于“向下匹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高知女性单身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