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位“童工”此前生活的房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田文生/摄
“童工”杨某朋65岁的老奶奶在茶树丛间寻找和挖掘虫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田文生/摄
近日，有媒体曝光，江苏省常熟市一些服装加工作坊涉嫌雇用童工。事件撕开了社会的一道伤口。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满16周岁、本应在课堂上读书、无忧无虑地度过青春时光的孩子，站到了机器旁进行高强度的劳动？他们及其家庭是被欺骗还是主动作出的选择？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前往此次事件中部分“童工”的家乡贵州省安顺市进行探访。
年轻人“不读书就打工”
安顺市毗邻贵州省省会贵阳市，是我国最早确定的甲类旅游开放城市之一。市内有驰名中外的黄果树、龙宫两个国家首批5A级旅游区，拥有“中国瀑乡”“屯堡文化之乡”“蜡染之乡”“西部之秀”等美誉。
安顺是世界上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地区，海拔1300多米的十二茅坡就位于这片风景如画的土地上。
当地人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十二茅坡曾是军马场的分部之一，为部队繁殖养育军马。上世纪70年代军马场被撤，十二茅坡的农业开始兴起，出现了一些致力于白芨、石斛等中药材产业的公司，还有从事禽业的公司，漫山遍野种植了茶树和烟叶。
这片地广人稀的前军马场上，“原住民”并不多。如同工地附近经常出现打工族聚居区一样，随着各种企业的兴盛，十二茅坡也开始吸引那些偏远地区的人前来淘金。
外乡人在这里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购买下破败不堪的房屋，自此驻留。
杨某朋（本版图文中人物均不显示全名——记者注）是此次媒体曝光后官方解救出的“童工”之一。此前，他就随着奶奶王某英一起生活在十二茅坡某间破旧的房屋里。
记者费尽周折找到王某英时，她正在成片茶山中的茶树丛间，蜷伏着身体，扒开茶树枝丫，在茶树的根部小心而费力地挖掘虫草。
“这里的虫草没有西藏的那么值钱。”她说，为了找寻到收购价为每根1.5元的虫草，需要运气，更需要劳作，“弯着腰挖半天，累得腰酸背疼”，每天能挖出三五十根，她就非常满意了。
此前，老人一家居住在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本寨乡。寨子曾被火烧了3次，“没法住了”。于是，2011年，他们迁徙到十二茅坡。
购置“新家”花费了3万多元，几年前，老人的丈夫去世，买墓地、安葬也花了不少钱，家里由此欠下了债务。
迫于经济压力，老人的独子杨某海——“童工”杨某朋的父亲——和妻子去福建等地打工，砍毛竹。“很劳累的体力活，下雨天还做不了，收入低，每年给家里的钱也不多，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大事才回来。”王某英说。
在“童工”杨某朋外出打工前，65岁的王某英带着他和他的两个妹妹留守，艰难地一起生活。
老人说，家里一方面希望孩子多读书，“长大了成才”，另一方面，又实实在在地承受着经济上的压力，杨某朋此前在邻近的鸡场中学念初一，“喜欢玩手机，管不了，孩子自己也不想读了”。
今年春节，也就是15岁的杨某朋念完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后，一个“老板”来到他们家门口，向大人表示可以带孩子出门去打工赚钱。
根据老人和当地民众的描述，眼看着老家和“新家”周围的年轻人都出远门去打工，长辈们似乎已经确认了“年轻人就该出去打工”的铁律，年轻人“不读书就打工”俨然成为无需讨论的固定模式，没有其他选择。至于什么年龄才能外出打工、“童工”是否违法等问题，他们并不太懂，也不在意。
家长和孩子都有这样的认识，就很容易和前来招工的“老板”达成共识。
当时，“招工”很快就完成了。大人主要关心两个问题，一是孩子的起居生活有没有着落，安全有没有保障，有没有谁能管教孩子让他不要学坏。对此，“老板”说，有老板管着，没事的。
大人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工资。双方口头约定，过年时，“老板”将孩子和钱一并送回来。
关于工资的数额，低收入的乡亲们很容易满足，往往是“老板”报出一个价格，父母感觉“大体差不多”就成交了。
就这样，今年农历正月，在邻居眼中“有点叛逆”的杨某朋被父母交给“老板”，“老板”承诺保证孩子的安全。随后，杨某朋便和后来出现在新闻里的“童工”一道坐车去了厂里。
王某英和他的儿子儿媳并不认识前来招工的“老板”，之所以能产生信任，是因为有一个当地的成年人曾在“老板”那里干过两年，认识对方，“知道是做活的，不是做坏事的”。
这是杨某朋第一次外出打工，老人说，家里不指望他挣多少钱。
老人带着他的两个分别念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妹妹，继续在十二茅坡留守。
杨某朋的离开，并未显著减轻一家人的生活压力，老人仍然过得非常拮据，盼望着能在抚养两个孙女长大的间隙，能有点零工做。
但这个65岁的老奶奶在劳动力市场上并没有什么竞争力，除了采茶，其他每天能挣几十元不等的工作都不要她。
相比未来的规划，生活的艰辛迫使这位老人和她的家庭更重视当下怎样能活得更好。就这样，少年杨某朋离开十二茅坡，成为一名“童工”。
“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出去”
本次被发现的“童工”中，14岁的黎某龙和杨某朋一样居住在十二茅坡，两人的房屋前后排挨着。
黎某龙的家里摆放着一台“songli”牌电视机，其屏幕大小和15英寸的笔记本电脑差不多，此外，除了电饭煲、已不能脱水的老式洗衣机、电灯，就没有了任何电器。
房屋的墙壁裂开了口子，石灰大片脱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火砖。
对于记者的造访，黎某龙的母亲杨某妹有些不知所措，“我没进过学堂，连名字都不会写。”她风一般地跑出去，叫来自己的亲戚、同时也是邻居的熊女士和记者一起交谈。
前些年，黎某龙48岁的父亲黎某昌在安顺等邻近地区打工，维系一家6口人的生活。今年，孩子黎某龙也开始打工后，父亲就去了福建，希望能挣得更多。
黎某龙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16岁的姐姐黎某健现在念初三，成绩比较好，获得了奖状，希望能继续念书；10岁的三妹正在念小学三年级；8岁的四妹念一年级。
熊女士告诉记者，杨某妹一家生活的贫困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在她看来，这种极度的贫困，是黎某龙小小年纪便不得不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
“就在前几天，杨某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碰巧有人过来收废品，她就把一个废旧的烤火炉子当废铁卖了，3毛一斤，卖了15元。”熊女士说，“她靠这15元支撑了几天，现在又没有钱了。”
“孩子上学的时候，杨某妹会一个人吃午饭，中午从来没有见她吃过肉。”熊女士噙着泪说，杨某妹经常用一点辣椒、加上没油的野菜，就着一碗饭，冲点水，“泡着就吃了”。
“有一次，她生病却没钱了，发烧、头疼，还晕倒了，我就借给她100元，让她到医院去看看。”熊女士说，“没想到，过了几天，她把钱还给了我，说自己在床上睡了几天，多喝开水，没去医院，病也好了。”
在搬到十二茅坡之前，这一家子住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某村，因为那里的房子已经破旧得无法住人，“实在没办法了”，10多年前，一家人搬到了十二茅坡。在这个看上去能找到打工机会的地方，杨某妹希望能分担丈夫的压力。
46岁的杨某妹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传统农业补贴家用。她收割的稻谷能让一家人吃上饭，“实在没钱了也能卖一点钱”。
尽管生活得非常节俭，但这个收入有限的家庭仍然欠下了1万多元的外债。
债务源于购房，也因为医治孩子的病：今年上半年，三女儿黎某芊不小心摔伤了手臂，在紫云县医院治疗，花了1万多元；前年，四女儿黎某欢也曾到贵阳做过手术，花了5000多元。
这样贫困的家庭，为什么会生育4个孩子？杨某妹称“大家都这样”——在偏僻的山乡，一带又一代的老人传递着“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认为多几个孩子，孩子们之间也相互有个帮衬。
夫妇俩的收入除去日常不可避免的开支外，都用于供孩子读书。
念幼儿园时，半年就需3000多元，他们勉力维持。到了义务教育阶段，仍需要给孩子一定的生活费，为了安全，两个女儿每半年还需要分别交纳500元和1000元的接送费。
这些开支让这个家庭一直处于困境。“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出去。”杨某妹说，自己劝过孩子继续读书，可儿子说，家境不好，自己成绩也不好，“不如出去挣点钱”。
“我们就让他出去试一试，如果能适应，以后再说。”杨某妹说，“如果适应不了，就回家继续读书，长大一些以后，再决定是不是出去打工。”
黎某龙在念完小学六年级后，今年开始外出打工。无论是在紫云县的老家，还是在十二茅坡的新家，几乎所有离校的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在残酷的生存压力面前，没有太多家庭介意孩子是否属于“童工”。
听见这样的话，杨某妹就觉得心里难受，劝孩子回来，可孩子表示，至少要坚持1年，“过年回来了再看”。
黎某龙离开家庭的过程，和杨某朋几乎是一样的。
“‘老板’到我家门口来，说带孩子出去打工。”杨某妹回忆说，对方提出工资为包吃管住2500元/月，家人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同意了。
双方也没有签订任何书面的合同，仅仅口头约定，过年时“老板”把孩子送回家，到时候把钱一并交给大人。
为了让“老板”对孩子好一点，心疼孩子的杨某妹还给“老板”送了花生核桃，这是她当时唯一拿得出手的礼物。
杨某妹和丈夫并不知道将自己孩子带走的“老板”姓甚名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老板”还是“中介”。
这些没有太多社会经验的父母，坚信“老板”会恪守当初面对面许下的承诺。
在采访中，对于记者的提问，杨某妹很少清晰回答，记者只能不断地从不同侧面和她交谈，尽力拼凑出她的生活方式和内心世界。对于“是否相信过‘知识改变命运’”“周围有没有人通过读书考上大学而获得好的工作和收入”“是否希望复制那些‘榜样’们的人生”等问题，尽管记者用最平易的话进行了“翻译”，杨某妹仍显得茫然，没有正面作出清晰的回答。
“没办法，要不就要饿肚子”
记者辗转找到此次事件中另一名“童工”韦某胜家里后，听到的是同样悲伤的故事。
15岁的韦某胜居住在安顺市宁谷镇某村，家门口就是学校，记者到访时，学校里正传出琅琅读书声。
韦某胜79岁讷口少言的爷爷韦某华呆坐在火炉旁，炉里燃烧着他砍来的树枝，老人的背部几十年都长着一个碗大的瘤子。火炉旁还有78岁病重的奶奶——她的身体状况看上去非常差，乡邻说，她“不能动，不能讲话，坐着就不能起来”。
韦某华共有5个儿女，目前随小儿子韦某平——“童工”韦某胜的父亲——一起生活。
韦某华说，小儿子从未念过书，“没什么文化”，此前曾到浙江、广东等地打工，“干体力活”。今年，因为母亲病重，韦某平不敢外出打工了，只得留在家里守护母亲，偶尔去打零工。
每一个细节都透出这个家庭的贫困：石头砌成的房子已经裂口，裂口最宽的地方，足以将手掌放进去，“要不是用棍棒撑着，可能就会垮”。
贫穷深深地改变了这个家庭，“有时甚至连吃盐都成问题”，几年前，韦某胜的母亲决绝地离开了这个家庭。
“虽然穷，我们还是尽量节约，想让小孩多识几个字。”韦某华盯着记者的眼睛说。
在乡邻们看来，小学和初中阶段尽管交钱并不多，但仍有一些各种名目的费用，“还是得花钱”。而外出打工，虽然未必能赚多少钱，“但过年起码能买一件衣服”。
部分乡亲已经听说了韦某胜成为新闻中的“童工”的事，但他们并不认为做“童工”是错误的决定，相反，是一个“不得不这么做”的决定，“没办法，要不就要饿肚子”。
“要养活这一大家人，他父亲只能出去打工，他70多岁的爷爷还得去干农活。”乡亲们说，去年的行情是玉米每斤七八毛、谷子每斤一元零几分，老人种的所有粮食“值不了几个钱”，“现在种地基本不赚钱，年轻人还能喂牛喂马，可是他一个快80岁的老人已经不能喂牛喂马了”。
按照这样的逻辑，乡亲们认为，在韦某胜的父亲因为奶奶的病情而不能外出打工的情况下，韦某胜成为“童工”就是在情理之中的。
乡亲们掰着手指头介绍说，村里14~18岁的孩子出去打工的，估计有一二十人。他们并不清楚“童工”的定义，对于其中16岁以下的打工孩子的数量并没有印象，“但可以肯定，不止韦某胜一个人”。
在交谈中，乡亲们固然并不认为“读书无用”，但对“读书有用”的观点也并不坚守。对于是否每个家庭都能承担高中、大学阶段的投入，以及“砸锅卖铁”式的投入能否必然带来体面的工作和高收入，他们并不抱有绝对的信心，“有一些大学生也挣不到钱”。因此，对于那些成绩较差、未体现出读书潜质的孩子，这些农村的父母和甚至孩子自己，都更容易放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状况是，“童工”家庭甚至都不认识前来招工的“老板”，也未对其身份、工作方式、管理方法等信息，进行必要的了解和核实。
当地有传言说，曾有“童工”误入传销行业。这样的悲剧，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探访中，贫困是显而易见的，对很多问题的答案，却藏在每个人的心里，没有人说出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生活的贫穷、对教育投入和产出的不同理解，让孩子们离开了课桌，过早地在成人世界的惊涛骇浪中拉扯起自己并不结实的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