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环绕，抱着山林，兜兜转转几圈后，中梁镇在眼前了。重庆的地貌是这样，崎岖，多变。只是半小时车程，一头是三峡广场，核心商圈之一，是大学生们常去的花花世界，另一头的中梁镇，却是一派小镇模样。
往山路继续走，更偏僻。过十分钟左右，出现在路两旁的村子，叫庆丰山村。民居大多是平房，建两层的不多。此地人烟稀疏，是个极普通的村子，像其它的村子那样，封闭又宁静。直到一天，村里搬来个城里女人。
没有村民喜欢她，一部分人对她无感，另外的一部分，天天盼着她走。“那是个疯子”，有村民评价说。
这个女人年纪不小，68岁，重庆话里叫“孃孃”。在一部分村民看来，这个孃孃很讨嫌，她的行为举止，无不是怪怪的。
最怪的是，这女人搬来的两年里，几乎没有村民见过她面。
传闻是形形色色，“我跟你摆（说）一哈嘛”，住在女人附近、年届70岁的一位孃孃，突然降低了声音，说悄悄话似的低声道：“听说她上头有人，势力很大，村里的干部去找她，她都不开门。”
这事儿是真的，但孃孃继续说：“她那个地方，关了几道门。听有的人说，最里面的屋子，还有两道门，连她自己请的工人都不能进。”邻居孃孃说，城里搬来的这个女人，实在有太多费解的行为。她相信，秘密就在最里间的屋子里。
文军红倒是希望，自己真的能藏起秘密，但每一次，她都事与愿违。搬到这个中梁镇的山村之前，她考察过许多地方。庆丰山村，够偏的了。
选址也很用心。文军红租下的房子，是两家废弃的民宅。两院房在半山腰，山丘背对着主干道，因此也背对着大多数民宅，隐蔽性高。两院房合成一院后，它就像这个村里落单的一户，孤零零地藏在山丘阴面。
可她的事，依然“败露”了。这意味着，她需要再次搬家。
但这也是难免的，因为她做的事，根本藏不住。
隔着山坡、挨着她最近的一户人家，白天晚上都能听到狗叫，声音虽然不大，但从未断过。这户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他抱怨说，现在是冬天还好，到了春夏，猫狗开始发情的时候，他恐怕更受不了。
狗叫声都是从文军红的家里传来的，日日夜夜，没完没了。
它们，都是被人遗弃的狗。
文军红救助流浪狗，在重庆的“圈里”出了名，圈里的人叫她“文阿姨”。24年前，她救下第一只狗，从此不可收拾。目前能查到的报道中，关于她最早的报道，是2018年5月的一条视频。她在那时说，自己收养了800多只狗。
3年过去，如今，这个数字达到了1300只。
她只能收下。
送上门的狗，大多是病狗、残疾狗。见到文军红的前一天，2020年12月19日下午，又有一位狗主人来，丢下一只大腿长瘤的哈士奇。文军红收下它，第二天送去了医院。对于病狗，她是应收尽收、能治都治，没有想过“消极治疗”。
但有的病狗，她也无能为力。一只小柯基，因为双目失明被丢弃，文军红把它抱到自己卧室。柯基很小，一个月左右，它喜欢人摸它。只要一摸，它就在小被窝里转圈跳，文军红看着它，笑着感慨道：“怎么会有人丢这样的狗。”
但她其实知道，即便是健康的狗，也是有人丢的。
文军红为狗清理粪便
那些大多是宠物狗。文军红的经验是，在她救狗的24年来，被丢的宠物狗越来越多。“90年代的时候，养宠物的人少，基本是有钱人养，那时候的流浪狗多是土狗。但到了后来，宠物狗多了，成了时髦事儿，被丢的也多起来。”文军红说。
从丰衣足食，到落魄街头，宠物狗的际遇变化，往往只是因为主人的一念。想到这里，文军红感叹：“心疼啊。”
文军红记得每一只狗的来历。救助站有一只笼子装了“三兄弟”，文军红说，“三兄弟”是在一个村里救回来的，那时的它们更小，有个孩子在玩耍中要抓幼崽，它们的妈妈把男孩咬伤了。文军红到村庄时，狗妈妈已经被打死，她便抱回了这“三兄弟”。
类似的“问题狗”不在少数，流浪狗忍饥挨饿，具备攻击性，是城市管理中的安全隐患。2020年12月22日，文军红又接到消息，对方是和她相熟的巴南区一个派出所工作人员，他们接到举报，发现了十多只流浪狗，希望文军红收过去。
文军红表示，她一定会收。“管理部门对这些狗，一般就无公害处理了。什么意思？不就是乱棍打死吗？”她说，自己实在忍不下心。
收养的狗越多，越多人知道她的好心肠，圈里的赞誉随之而来。有人叫她“动物救星”，有人叫她“文菩萨”。但文军红知道，她最多只是个“泥菩萨”。
尤其在当下，她又要面临搬家。差不多一年前，2019年的冬天，文军红的救助站被发现了。像过去的6次搬家一样，她的狗场，为近邻不容。
村委会介入。时任村支书杨万找到文军红，双方商定，救助站在一年后搬迁。
如今，一年期限到了。
真实的情况，似乎没有双方商议的顺利。杨支书无奈说道，在商定之后，他还多次前去沟通，但效果一次比一次差，到后来，他连门都进不去了。
2020年5月左右，村委将此事报给中梁镇，镇政府、镇派出所等单位，多次上门。但到现在，文军红还没有搬家的实际行动。
村委的刘主任解释说，政府做这些工作，主要是因为村民屡屡举报。“但她没犯法，我们不好拿她怎样。”刘主任说。
在庆丰山村，只要提到“狗场”，村民们就情绪激动。在村里四组，一位出门担菜的孃孃，甚至跳脚斥道：“狗儿每天叫唤，我们瞌睡都睡不到。”村里的四、五、六组，虽然距离狗场远，但中间没有隔挡物，受到的影响比在狗场附近更大。
狗叫不是唯一的理由，村里四组五组的部分居民，还担心着污染问题。他们的田地离狗场近，在春夏时分，这个问题尤为明显。重庆的雨天多。“只要一下雨，狗场里的一些粪便会冲出来，臭气熏天，给我们干活儿的影响不说，粪便冲到了田里，庄稼都被烧死了。”五组的一位村民说道。
村民们普遍质疑：这个搬来村里的外人，开了这么个狗场，她到底是在图什么？“
在重庆部分地区，吃狗肉是常见的事。因此，一个貌似合理的猜想很快在部分村民间流传。
多位村民言之凿凿，他们推测说，狗场里不让人进，是因为在做狗肉交易。虽然在“猫狗圈内”，文军红是“动物救星”，但在庆丰山村的村民眼里，这个狗场倒像个可疑的盈利工厂。屡次举报未果后，2020年年中，村民发起了联名信，要求文军红搬出村子。
不过，摆在文军红面前的，其实不是“搬或不搬”的选择题。她没有过犹豫，她重复地说：“肯定是要搬的。”
但“能不能搬”，或说“有没有钱搬”，这道是非题，才是真问题。村民们的推测虽然不对，但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开这么大的狗场，养这么多的狗，钱从哪里来？不赚钱的话，怎么开得下去？”
1300只狗，每天要吃掉500斤大米
她的宽裕时期，对应的是她在南山的狗场。她在那时有300多只狗，“南山的环境很好，花花草草很漂亮。狗狗们住得也好，我给它们买蛋糕吃。它们喜欢吃蛋糕”，文军红说。
那是2014年，是她养狗规模陡增的一年。一方面，她第一次把狗场搬到郊区，空间大了不少。另一方面，在她隔壁的狗场，狗主人有160只狗。这位狗主人把狗交给她托管，约定半年，但半年过去，狗主人没有回来，她只好全盘接手了。
梳理来看，文军红从收养第一只狗，过了20年后，规模达到300多只。2014年后，短短4年，增加了近600只狗。接下来2年，又增加了400只。
她把这些疑惑告诉了女儿，“女儿跟我说，妈妈，你长大了”。
文军红承认，她的思想确实在变，“以前吧，我觉得救狗的人都是比较善良，现在觉得不是了”。
她举例说，从前宽裕时，她会补贴某些“爱狗人士”养狗费用，现在的她经济拮据，拿不出钱，一部分受过帮助的人，竟回头骂她。“他们说我有钱，爱装清高”，文军红说，她感到很不值得。
文军红带着工人来打狂犬病疫苗
女儿曾对她说过一句话：“妈妈，我肯定不会像你这样。我们是有理性的人。”这句话，文军红反复提起。
她不是没有理性。采访过程中，文军红多次说，狗场规模要固定了，不会继续收养。她很清楚，现在的规模已难持续，如果再多些狗，狗场会更快崩溃。
最后一次采访，我问文军红：“你以前是做生意的，对投入产出比，以及可持续性应该很敏感，但在救狗这件事上，为什么完全看不出来？”她回答得很快，说：“狗是有生命的，不能与钱相比。钱是买不到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