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揭示，西藏高原史前人类与外界曾发生过密切的文化交流，并且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交通贸易中形成了一定的交易物资种类和较为固定的交通路线。事实证明，早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西藏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关键词：西藏考古原始文化交通贸易文化交流
引言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号称“世界屋脊”和“第三极地”的西藏高原，不仅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禁区，也是遥不可及的荒芜之地，古来便有“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的惊叹。然而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大约在距今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已经有了最早的人类活动，这些远古人类进入到西藏高原之后，其活动的范围远远超乎今人的想象，他们所创造的旧石器文化很可能与华北平原、甘青高原、西南山地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器时代，西藏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与联系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有更为丰富的考古材料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提供可靠的证据。
一、石器时代的交换与贸易
(一)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宝贝
卡若遗址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南北交通要冲的横断山脉谷地，在其北面与之时代大体相当的是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卡若遗址先民与黄河中上游流域的原始部落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这从卡若遗址中的盘状敲砸器、有肩石斧、长条形石锛、安装有细石器的骨刀柄、细石器中的锥状石核和柱状石核、陶器中以平底器为特点、陶器表面装饰中采用大量彩绘图案、房屋建筑早期多见半地穴式房屋等诸多方面均可以得到体现。卡若遗址中出土的粟，也应是来自黄河流域的物种。所以，卡若文化与黄河上中游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具有的这些相似性，或有可能是因其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或有可能是相互影响的结果，其背后都反映这些原始部落之间相互交流的历史活动。
卡若遗址的先民不仅与北方、东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通过横断山脉与其南方诸原始部落之间有着相互往来。在川西高原、滇西北高原的诸原始文化当中，可以观察到卡若文化的若干因素，如在川西北发现的打制石器中的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都与卡若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相似；四川和云南等地发现的长条形石斧、石锛和刃部开在弓背部的半月形石刀、陶器中缺乏三足器，房屋建筑早期有木骨泥墙的半地穴式，晚期出现地面建筑等特点，也都和卡若遗址相似。有学者将这些相似性归纳总结为：“这也许意味着它们都属于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中的不同分支。”⑤
(二)西藏史前玉器的发现及其西传
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悠久文明史，曾经创造出无数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代表性物质文化，其中青铜器、丝织品、瓷器和玉器都是举世闻名的。玉器以其细腻坚硬的质地、温润典雅的色泽，晶莹剔透的光洁几乎伴随着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始终。
什么是玉历来对它有不同的解释，古人对玉的笼统概念是“石之美者”，将那些色彩艳丽、质地细密、表面光洁的美石皆列为玉，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列出了140多个带“玉”旁的字，其中许多都是古人认为的“美石”。现代人们对玉的解释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玉指软玉、硬玉、碧石、蛇纹石、水晶、玉髓、玛瑙、斜长石、汉白石、石英岩、芙蓉石、松石、青金石等，传统的古玉学家们一般采用这个定义。狭义的玉指的是软玉、硬玉、蛇纹石和独山石，这个定义相对比较严格，被考古学界广泛采用。
西藏高原最早发现的玉器，是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根据《昌都卡若》发掘报告，当中有好几件器物都是用硬玉制成的，如石凿标本F18∶9，形体修长，刃部平齐，器体较厚实，出土时顶部已残；石凿标本T13②∶206斜平顶，形体也是长条形，体厚，带有平刃；石凿标本T3②∶118出土时上半部已经残破，从残存部分观察原来的形体是中锋斜刃，一侧棱脊上仍然保留着切割玉料时断裂的痕迹；石凿标本F8∶82通体被磨光，两端的偏刃在同一面磨成，器体厚实，横剖面约呈长方形，制作得相当精细；石凿标本T14扩②∶19器体扁长，弧刃在扁平面上磨出，窄刃的一侧边向另一侧边磨出，两刃的方向相错。石刀标本T13④∶214是一件体形狭长的石刀，石刀上由两面穿有小孔，使用过程中残断，但人们并未将其舍弃，而是在残断处再磨出刃部，将其改造为石锛使用。另一件石刀标本T61④∶26平背弧刃，背部有刻槽穿孔。除了制作石凿、石锛等刃部要求坚硬的工具之外，卡若遗址的居民还用硬玉制作石镞。标本TG4H1∶2是一件形状呈桂叶形的石镞，通体加以磨光(11)。
昌都卡若遗址是西藏高原首次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左右。卡若遗址中出土的这些玉器，揭开了西藏高原史前玉器发现的序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从这些玉器来看，都是采用硬玉制作而成，虽然器形比较简单，但仍然需要经过选料、切割、打磨、开刃等一系列治玉工艺，表明当时人们通过长期制作石器，已经对各类石料中质地细腻坚硬、表面光洁温润的玉石有了一定认识。这些玉凿、玉刀和玉锛的形体、长度都十分小巧，在卡若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中属于形体较为精巧的一类，可见人们对这类玉器的外观、色泽也独有钟爱，将其选择作为制作兼有实用功能和审美价值的小件器物的原料。
综合考古学与地质学两方面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较为有把握的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早在史前石器时代，西藏高原的原始居民和黄河、长江流域的原始居民们一样，对玉这种“美石”已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有所认识，虽然当时在意识形态上还不一定能够上升到诸如红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那样具有社会复杂化表征的高度，但西藏原始先民们显然已经具备从大量石材中选择质地坚硬、色泽鲜明、表面光润的玉石来制作小件、精致的器物，并且对这类质地的器物更为珍视，这和同时期祖国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玉器文化所走过的发展路径是一致的。拉萨曲贡玉器的发现，还有力地证明这是目前中国史前玉器发现的西南界，成为中国史前玉器文化分布版图上重要的一环。从上述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发现的史前玉器来看，在器形、种类上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例如都是用玉制作的小件的玉凿、玉锛、玉刀、玉镞等器物，玉的种类均有地质学上所划分的“真玉”和“假玉”两类等等，表明两地玉器的源头很可能是同源。考虑到西藏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西藏原始先民对玉的认知与利用或有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个地区观念和技术上的影响。
曾经有学者用“玉石之路”来形象指代通过中原至西域在“丝绸之路”开启之前我国史前玉器的西传及其西域的文化交流路线。由于西藏高原处于“世界屋脊”之上，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条件都受到极大的制约，却很少有人将目光投射到这片似乎与世隔绝的荒原大漠。考古发现雄辩地证明，在冰清玉洁的雪域高原上，这些晶莹剔透、细腻坚硬的“美石”，同样早已被西藏原始先民们所认知，他们和黄河、长江流域的原始部族几乎同步，早在距今5000年前就以玉为美，赋予它们特殊的寓意和审美价值，让玉的光辉与冰峰雪原交相辉映，成为祖国边疆最西端一道亮丽的玉石文化风景线。
(三)麦类作物的东渐
和玉的西传相对应，南亚印度河流域的麦类作物也东传到雅鲁藏布江流域。根据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克什米尔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栽培的农作物种类包括有麦(TriticumCompactumandTritcumsphaerococum)、六棱带皮大麦(HordeumVulgare)、扁豆(Lensculinaris)3类，晚期甚至出现了稻米。西藏山南地区的贡嘎县昌果沟遗址H2中发现了栽培的青稞、小麦以及脱壳粟，其中麦类颗粒达3000多颗。吕红亮认为，西藏昌果沟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为距今在35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和克什米尔新石器时代第三期的年代相仿(15)，所以雅鲁藏布江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麦作农业，“很可能是克什米尔的麦作农业东渐的产物”(16)。
二、早期金属时代的交通与贸易
关于西藏考古学上的“早期金属时代”这一概念，考古学界对此已经有过定义(19)，如果与文献记载相对应，这个时期大约相当于史籍所载的西藏高原各“小邦”时期。据《汉藏史集》记载，西藏各小邦一开始有“二十五小邦”，后来又有“十二小邦”以及零星的“四十小邦”(20)。《贤者喜宴》也记载最初有“十二小邦”，后来发展成为“四十小邦”(21)。《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收录的P.T1286中记载了“小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称“在各个小邦境内，遍布一个个堡寨”，这些小邦包括著名的象雄、娘若香波、娘玉达松、琛玉、苏毗等，分布范围广阔，包括阿里、卫藏、工布到唐古拉山南北一带，几乎遍布今天西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22)。这个时期，由于金属的冶炼与利用提高了各个部落的生产力和战斗力，使其活动的范围、能力以及对外扩张的强度都较之新石器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从而使这个时期也成为西藏史前交通与贸易空前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一)文献所见高原各部之间的征服与贸易
进入到早期金属时代之后，高原各部族之间、各部族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通与贸易也在石器时代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范围和规模都有所扩大。当时各部族之间的交通商贸，往往都伴随着战争与征服而展开，这从文献记载中可以透露出若干线索。
《隋书女国》记载，位于西藏西部的“女国”就有丰富的外销产品：“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出瑜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23)至唐代初年，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卷四“婆罗吸摩补罗”条下也记载了“东女国”与周边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关系：“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剌拏瞿罗国(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夫亦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种而已。土宜宿麦，多畜羊马。气候寒烈，人性燥暴。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珂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所言的“东女国”也就是《隋书女国》中所记载的“女国”，其物产的特点是以产出羊马、上等黄金而著名。
黄颢先生所引藏文史书《贤者喜宴》中还记载，吐蕃赞普达日年斯时，“将当时三分之二的小邦纳入到吐蕃统治之下，本巴王、吐谷浑王、昌格王、森巴王及香雄(象雄)王等均被征服。娘、贝、嫩等氏族也被纳为属民。其时，墀托囊尊蒙(即门墀托日囊赞)之子，他制造升、斗及秤，以量谷物及酥油。此外，还出现了双方按照意愿进行交易的商业。在此之前，吐蕃尚无交易及升、斗和秤”(29)。由此看来，随着吐蕃对各小邦的征服与吞并，不仅各小邦之间内部的交通网络已经打通，还出现了横跨和纵贯高原的远程贸易系统。
虽然直接涉及道路与交通设施的记载不多，但在文献中也有所涉及。如《新红史》记载，在吐蕃赞普布代贡杰时代，其弟茹拉杰任大臣。此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据《汉藏文书》所记已经能够“引水灌溉，开垦草原，以炭冶炼矿石，而得金、银、铜、铁，水上架桥”(30)。这种能够在水上架桥的能力，不仅表明当时具有横跨江河的桥梁施工技术，也暗示着某些固定的交通路线已经形成。
综上所述，随着高原各部族之间的战争、兼并和不断融合，尤其是以吐蕃本土最为强盛的雅隆部落对高原其他部落的征服，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已经初具轮廓的远古交通格局进一步拓展，以政治融合为中心伴随而来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也以更大的规模和力度展开，为后来吐蕃最终统一高原各部、建立吐蕃王朝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和物质基础。
(二)考古材料所提供的物证
除了文献记载之外，在这个时期的西藏考古材料中也透露出一些与古代文化交流有关的物证或者线索，可作以下初步的归纳：
1.带柄铜镜
拉萨曲贡遗址石丘墓中出土一枚带柄铜镜，同时在拉萨河谷至少还有两件类似的带柄铜镜传世。这类带柄铜镜不属于东亚的具钮镜系统，而与西方西亚、中亚及南亚一带所流行的带柄镜相似，明显属于西方的带柄镜系统。无论其传播路线如何，它们在造型意匠、器物形态等方面都是在早期金属时代传入西藏高原的“外来事物”是可以肯定的。
2.双圆饼首青铜短剑
阿里札达县格林塘墓地M6中出土了一柄双圆饼首青铜短剑，类似的青铜短剑在北方草原地带以及中国西南山地的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曾大量出土(31)。尤其是在与西藏西部阿里高原相距数千公里之外的四川盐源青铜器中，竟然发现不仅在器形上、而且在装饰细节上都与前者十分类同的青铜短剑(32)，这只能解释为两地之间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贸易与交换行为的结果，也再次证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各部族之间已经具备这种长距离交流的能力。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推测西藏西部发现的这柄双圆饼首青铜短剑通过雅鲁藏布江经藏东从西南山地传入的可能性最大，只是目前还缺乏必要的中间环节的衔接。
3.早期黄金制品
在西藏西部和中部地区，出土过一批早期的黄金制品，种类包括黄金装饰品、面罩以及动物形牌饰等。西藏的早期黄金制品与我国西北和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所流行的黄金制品具有许多共性，从总体上来看应是属于同一个大的系统(33)，我们认为：西藏考古出土的这批黄金制品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系统早期金银器在时代上处于大体相同的一个年代幅度以内，很可能接受其影响。如果考虑到吐蕃王国形成过程中与北方草原民族发生不断交往、融合的历史背景(34)，这些早期黄金制品或许是从北方草原地带以匈奴、鲜卑为代表的“胡系民族”传播到西藏高原的。
4.石丘墓
对于石丘墓、大石文化和动物形纹饰这3种类型的考古遗存，童恩正先生早年便以其宽广的学术视野指出：“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三者都是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广袤的欧亚草原西起匈牙利，越过第聂伯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经过中亚而达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从远古时期开始，就是众多的游牧部落生活和争战的舞台。千百年中，他们在这一地域内留下的石丘墓及大石遗迹斑斑可考。而大约从公元前两千年开始直至中古时期，动物形纹饰一直是这些草原民族传统的艺术主题，其风格虽有时代的不同和地区的不同，但具有某些一致性。西藏的北部和中部出现的这些因素，无疑应属于这种草原文化的一部分。”(35)这一结论直到今天看来也仍不失为对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出现的这几类具有明显草原游牧文化特征的考古学遗存最具学术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所需要的只是对细节的补充和更深入的阐释。
西藏的石丘墓形制与内涵都十分丰富，早在1925—1928年，中亚考古队的罗里赫(N.Roerich又译为劳瑞茨)，在藏北高原和西藏中部的霍尔(Hor)、南茹(Nam-ru)、那仓(Nagtshang)等地曾有过发现，其特点是在墓上以石块或石板环绕成一椭圆形，头向一端竖立一块大石板，出土器物有青铜三棱镟、叶形铁镞等(36)。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又积累了不少新的资料(37)。总体而论，在地表以石块垒砌墓丘是这类墓葬最重要的标志，典型的例子如拉萨曲贡遗址中的石丘墓(38)，阿里日土县境内发现的阿垄沟墓地(39)、阿里皮央东嘎发现的朗布钦、萨松塘、格林塘3处墓地(40)，阿里噶尔县纳恰、察库尔、曲松多、泽蚌4处墓地(41)等等。这类石丘墓地，墓内一般也采用石块或石板垒砌墓壁，形成所谓“石室墓”，但也有采用竖穴土坑木棺或穹隆顶墓室者。石丘之下的墓葬体积相差极为巨大，小者仅可容纳一具尸身，大者则已形成为巨大的积石冢，与欧亚草原地带“斯基泰文化”中的积石冢、蒙古及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早期石丘墓在构筑方式与积石堆形制上十分相似。
西藏各地发现的石丘墓在随葬器物上既有差异性，也有一些共性。以藏中和藏西两个区域为例，西藏中部地区的拉萨曲贡石丘墓出土器物主要以陶器为主，陶器中以圜底器居多，占总数的90％左右，平底器仅出3件。陶器器形有陶罐、陶盆、陶杯、陶钵等，圜底器主要器形有单耳杯、双耳罐、束颈罐、带流单耳杯、钵以及舟形杯、浅腹杯、深腹杯等，平底器有平底盆和小平底深腹杯，陶色以红褐色居多，均为手制，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多夹砂陶，占到陶器总数的75％左右(42)。西藏西部阿里皮央东嘎发现的朗布钦、萨松塘、格林塘3处石丘墓地出土的陶器也是以圜底器为主，器形有罐、钵、杯等，尤其是以一种敞口、单耳的球形腹圜底罐最具特色，陶色也是以红褐色为主，但以泥质陶居多(43)。此外，曲贡和阿里的石丘墓中死者的葬式都流行二次葬，大部分墓葬尸骨不全。
在目前情况下，虽然还有待进一步地对西藏石丘墓的地域特点、年代序列、文化内涵以及它们所隐含的族属背景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廓清其发展演进的基本轮廓，但是，这类遗存与其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与交流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5.石棺葬
如前所述，除石丘墓外，西藏也发现有“石棺葬”，主要分布在藏东和藏南一带。藏东发现的石棺葬有昌都贡觉香贝石棺葬(52)、贡觉县城北石棺葬(53)、昌都县热底垄石棺葬(54)等。这类石棺葬在墓葬形制上的最大特点是用石板拼砌墓室，最“正宗”的石棺葬是用数块板岩插立或嵌在挖好的长方形土圹四壁，底面不铺石板(但也有例外)，墓顶用数块石板封盖。随葬器物则以各种形制的双耳陶器为其主要特征。
中国境内的石棺葬主要分布在长城沿线自东北向西北再折向西南这条弧状地带上。据考古发现，最早的石棺葬出现在两个地区，一个是东北的辽河上游(辽西、内蒙古东南部及河北北部)，另一个是西北的黄河上游(甘肃和青海)，后来则主要流行于中国西南的广大丘陵山地。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东北与西北两个地区的早期石棺葬并不存在文化上的源流关系，但西南与西北地区的石棺葬则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大约在商周之际，四川西北部的岷江上游已经出现了典型的石棺葬，由于特殊的墓葬结构，也曾被命名为“版岩葬”、“石板葬”、“石室墓”等(55)。老一辈中国考古学家如郑德坤(56)、裴文中(57)、夏鼐(58)等人已经注意到川西南地区石棺葬与甘青一带史前文化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冯汉骥、童恩正先生则进一步观察指出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中：“最为普遍的和最有特征的陶器双耳罐，似与甘青或陕西地区的同类陶罐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石棺葬的建造者所表现的文化，其中虽杂有很大一部分汉族的东西，其带有极清晰的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色彩，也是极为明显的。所以，他们可能原系青海、甘肃东南部的一种部族，大约在战国或秦汉之际，因种种原因而南下留居于此。”(59)
如果将藏东发现的石棺葬与川西北地区的石棺葬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应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例如，香贝石棺葬中出土的双大耳陶罐，双大耳上起口沿、下接腹部，其弧度基本上是鼓腹向上延伸的曲线，与岷江上游和甘青地区史前文化中发现的陶双耳罐形制相似；香贝石棺葬和昌都热底垄石棺葬中出土的弧背形铜刀，常见于甘青地区的四坝、齐家、卡约和寺洼文化，也在岷江上游石棺葬中出土。香贝石棺葬中出土的Ⅰ式双耳罐器口平面呈橄榄形，与四川茂汶城关石棺葬早、中期墓葬中的Ⅳ式、Ⅵ式、Ⅶ式双耳罐，甘孜县吉里龙石棺葬中的Ⅰ式双耳罐，四川巴塘、雅江石棺葬中的Ⅰ式双耳罐，云南德钦、纳古石棺葬中的Ⅲ式双耳罐形制接近。香贝石棺葬中出土的Ⅲ式双耳罐从口沿接于腹部，与吉里龙墓葬中的Ⅱ、Ⅲ式双耳罐，巴塘、雅江石棺葬的双耳罐形制一致。此外，香贝石棺葬中的双耳陶簋，小双耳从口沿接于肩部，圆腹、圈足，耳和颈部饰有刻饰纹饰，与云南德钦纳古石棺葬中Ⅰ型Ⅰ式双耳罐，巴塘、雅江石棺葬中出土的陶簋也很相似(60)。
因此，早年笔者曾经指出：“具体而言，藏东昌都香贝石棺葬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与古代川西高原、滇西高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以及岷江流域等处石棺葬文化之间的联系”(61)。近年来，李水城先生则进一步推测，由于气候和环境改变以及人口压力，约从公元前2000纪下半叶，部分来自甘南的寺洼文化人南进到岷江上游寻求发展空间，将石棺葬文化带到这个地区，“此后，随着这批外来移民在川西北地区扎下根，势力不断坐大，并将石棺葬这一文化特质相继传入到四川境内的青衣江、大渡河、雅砻江一带，进而持续地影响到西南地区的广阔丘陵山地，并沿着南北向的河谷传播到金沙江上游、滇西北、藏东、黔中和黔中南等地”(62)。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这个推测是有依据的。
藏东石棺葬也向西扩散影响到了藏南地区。在山南地区的隆子县境内调查发现了库久塔、夏拉木、玛尼当、聂荣、秋俄、吞玛等地点的石棺葬，这批石棺葬均系用整块石板拼砌墓壁，石棺底部多不铺石板，石棺墓顶部用片石封盖，具有“正宗”石棺葬的特点。但是，出土器物却与藏东、川西北、滇西高原石棺葬文化有较大区别，均不见前述地区最具特点的双大耳陶罐，出土陶器中以圜底球形腹罐、带流双耳陶罐等为其特点(63)，而这些器形与西藏中部腹心地带的曲贡石丘墓出土陶器更为接近，具有更为浓厚的西藏本土特点。由此推测，石棺葬在向西藏高原西部扩散传播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开始融入了更多的本土因素，当属于“石棺葬文化”在西南山地扩散的“末流”。
就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来看，本文所界定的“石棺葬”和“石丘墓”似乎在西藏高原中部地区大体上以山南隆子、错那一线为界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分界线，此线以西主要分布着各种类型的石丘墓；而此线以东则分布着与川、滇等地“石棺葬文化”具有若干共性的石棺葬，并且越向东则“石棺葬文化”的因素越强烈，越向西则石丘墓的比重逐渐增加。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否隐含着高原各古代部族之间在空间领域上各自占据的状态，值得进一步研究。
6.大石遗迹
童恩正先生认为，与石丘墓相联系的另一种古迹是大石遗迹，并指出西藏的大石遗迹也是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征的遗存(64)。关于西藏大石遗迹的发现及其象征意义等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本文主要从文化交流的层面略作论述。
大石遗迹是一种世界性的古代文化现象，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在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许多地区都有分布，从类型上可分为墓石、独石、列石、石圈、石座、石台和金字塔形建筑等，其种类不但丰富，而且形状、功能、性质也不尽相同，一般称为“巨石文化”和“大石文化”。
欧洲西部可能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已经出现了大石建筑(65)，被认为是带有城市文化特点的居住遗址。约在公元前2000多年，在欧洲北部的英伦诸岛和丹麦、比利时、德国北部以及意大利等地区也出现了大石建筑。这一时期的大石建筑大致为独石、石棚、石圆圈等几种类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格兰南部索尔兹伯里平原的斯通亨古(stoneheng)和杜灵威环石塔(Durringtonwalls)的环状列石类建筑，被认为是与天象测时和原始宗教崇拜有关的祭祀性巨石建筑。大约与此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地区也出现了大石遗迹。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中亚也出现了以巨大的石圆圈、列石、“鹿石”等为代表的大石遗迹，其主要是作为墓葬的附属建筑以作标识等用途或与太阳崇拜有关的石圆圈。此外，在东北亚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乃至苏门答腊、爪哇等地以及南亚的印度都发现过不同形式的大石遗迹，主要是石棚、石圆圈等墓葬祭祀类建筑物(66)。
从上述材料可知，我国其他地区的大石遗迹，尤其是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及其以东地区的大石遗迹主要是作为墓葬，而西藏地区的大石遗迹主要分布于藏西和藏北，以规模宏大的列石等最具特色，其与欧亚草原上的大石文化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杜齐认为：“在西藏存在着一种从新石器传统发展起来的巨石原始文化。这一文化沿着两条路线传播。一条通过库库诺尔地区的欧亚大平原通道进入西藏中部，或许一直延伸到后藏。另一条进入克什米尔和斯丕提”(70)。即认为“大石文化”是从北和西两个方向进入西藏高原的。
从地理位置上看，西藏高原北连欧亚草原，西接西亚高地和南邻印度次大陆，东边又是我国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的交汇点和转折点，其在公元前2000年以来的整个“大石文化传播带”上处于一个关键的结点。因此，李永宪认为：“在世界的东、西方以及亚洲南、北地区的大石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西藏高原都是主要的通道地区，在某种意义上讲，西藏高原神秘的大石遗迹正是欧、亚两大洲‘大石文化’连接地带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是高原古代建筑艺术中具有抽象美的‘纪念碑’，同时也是世界性的大石文化传播带上的一座‘路标’”(71)。因此，虽然目前对于西藏史前大石文化的解析还有若干需要细化的环节，但将其放置在欧亚文明交流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以认识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7.岩画与动物纹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藏早期岩画中出现了一些姿态怪异、兽首人身或饰有羽毛的神灵形象，具体的例子可举阿里日土塔康巴岩画，在表现一个游牧部落举族迁徙移动的宏大岩画场面当中，这类身饰羽毛、手执圆鼓的神灵形象格外引人注目(79)。类似的形象在拉达克一带发现的岩画中也有发现，被称之为“人面兽身的怪物”(80)。不少学者都认为这类神灵形象可以联系到西藏史前土著宗教苯教的巫师来加以比定。有学者还进一步论证指出：
西藏岩画中的这种具有北方艺术风格特征的鹿，目前仅见于西北部日土县境内的若干地点，因此我们认为西藏岩画中的这类与中亚青铜文化或广泛的北方狩猎游牧文化有关的因素，可能最早是由高原西北部的河谷地带传入西藏地区的。还应当提到的是，大致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西藏苯教也可能与其西邻文化的交往有关。据苯教典籍记载，苯教起源于西部象雄地区。象雄苯教的起源以及象雄文字的起源都系与其西邻之文化之间的交流有关，而西部古象雄文化与西邻文化的这种频繁交往、接触则使该地区成为西藏向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81)。
总之，西藏早期岩画的内容表明，在广阔的高原北部和西部地区，活跃着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经济基础的若干支高原史前部族，他们使用弓箭、弩、套索等工具并借助马匹、猎犬、猎鹰来追猎、围猎、伏猎各种动物，放牧的牲畜主要有牦牛、羊等，他们已经掌握有相当数量的金属工具，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军事征战能力，在大规模的移动游牧活动当中，与高原周边也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与交流，结成欧亚草原文化链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他们或许也是西藏原始宗教本教早期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将这种带有浓厚“萨满文化”色彩的土著宗教伴随着远程移动迁徙从高原的西方传布到东方。
8.蚀花料珠——“gzi”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于这种被称为“gzi”的料珠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如赵德云认为这类珠子可能属于蚀花肉红石髓珠(EtchedCarnelian)一类的珠子，在西藏早期的考古材料中并无实例发现，目前唯一能够确指的是青海都兰智尕日6号吐蕃墓出土的5件蚀花肉红石髓珠(84)，这“应是目前有明确出土单位的唯一发现，但已晚至盛唐时期”(85)。吕红亮则认为在早期的考古材料中，山南隆子县石棺墓中曾出土一件黑白两色相连的珠子，其形制呈圆筒形，中穿一孔，应归入到“蚀花石珠”一类来看待。他在文中还提及意大利藏学家杜齐曾在西藏发现过几枚这样的珠子，上面的蚀花为平行线纹，奥地利学者R贝内斯基沃克博士也曾在西藏东北部的居住遗址中发现过和箭镞一道出土的石珠，可以相互作为比较(86)。汤惠生则认为西藏发现的所谓“gzi”这类珠饰在世界各地的古代遗存中均有发现，古代这种料器以圆形玻璃居多，次为石料，其上多饰以眼睛状纹饰，故被称为“蜻蜓眼”。同时他还指出，在《册府元龟》卷961中所记载的吐蕃贵族与官吏用不同质地制成的标识身份等级的“告身”当中，有所谓“大瑟瑟”、“小瑟瑟”一类的珠饰，与藏族“gzi”的读音相近，很有可能是其对音(87)。
虽然赵德云研究认为，所谓“蚀花肉红石髓珠”和“蜻蜓眼式玻璃珠”应属于两种不同的珠饰，应当加以区分(88)，但我们在讨论西藏的“gzi”这类珠饰时，则不必拘泥于这种严格的划分方法。在藏族的传统观念上，事实上是将这两类珠饰都同体看待的，藏族先民们可能主要是根据珠饰上面的纹饰而不是质地和制作工艺来认定其寓意和价值。前文所引童恩正先生对“gzi”这种珠饰的形制和纹饰上的描述，实际上也包含了这两类珠饰在内。
9.早期丝绸
2006年，在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古如加木寺的大门外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葬，从中出土有丝织物，“上面有虎、羊、鸟等对称的图案和‘王’、‘侯’等小篆字，鸟的身上也有‘王’字”(93)。从公布的照片上观察，这幅丝织物以藏青色和橙黄色双色呈现图案，其构图似可分为三层结构：最下一层为波浪形的曲波纹，类似西方建筑物中的拱形柱廊，每组波浪纹当中各有一对相向而立的对鸟，对鸟身下脚踏着植物纹样，下面有“山”字形的纹样相衬托，波纹中有四蒂纹显现；第二层为如意树构成几何形的空间，在其间布置以双龙、双凤、双羊等，双龙仅具头部，与两两相从的双凤与双羊头向相反，每组动物纹饰在空白处有汉文篆字；第三层也为如意树相间隔形成的几何形空间，树之两侧各有一相背而立的狮子，狮子狮口大张，带有三重短羽的双翼，鬃毛上扬。这幅丝绸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上面织有汉字“王侯”字样，是汉藏早期交通和文化交流强有力的物证。
综上所述，在没有其他可供断代的出土器物加以参照的情况下，参考新疆、青海、敦煌等地出土丝织物的年代，可将阿里新发现的这方丝织物大致比定在隋至初唐之前，换言之，是在吐蕃王朝击灭西藏西部的“象雄王国”。与新疆、敦煌、青海等地古墓葬中的同类物品相比较，它有可能是汉地为朝廷所织造的赏赐之物，其传入到西藏西部，不仅是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也表明历史上所记载的唐代贞观年间“羊同”(即象雄)曾遣使向唐朝皇帝朝贡并得到赏赐之类的事件不仅文献可征，而且还可以得到考古出土材料的佐证。
最后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西藏史前交通与贸易并非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在许多物质文化交流的背后，其实都还隐含着丰富的精神与信仰、艺术等方面的交流，关于这方面的考古材料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交流方面的信息，我们将另文再加详述。
三、史前的交通工具、交通设施与交通路线
(一)交通工具
在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下，人类与外界的直接交通要比平原地区更为艰难。与世界上其他史前文化走过的历程大致相同，西藏史前人类也从最初的利用人力，逐渐发展到利用畜力作交通工具。
关于人力运输的考古材料，最典型的例子是西藏西部日土县境内发现的塔康巴岩画，岩画中数十个侧身而行的人物都背负着重物，分成数列依次而行，行走方向一致。人们背负重物的方式也相同，均是在背上背负一个袋状的行囊，行囊自肩向下垂至背臀部，显得十分沉重，因此有不少人手中拄着棍杖之类用以助力(105)。这个画面生动地展示出史前时期人群迁徙移动或背负货物进行交换贸易的场景。
随着生产实践活动的日益丰富和动物驯养的成功，人们开始利用畜力作为交通工具。从考古材料来看，马是高原史前人类最为基本的交通工具之一。西藏古代岩画中有许多骑马人的形象，还有大群被放牧的马匹。在定日、日土等地发现的岩画画面上，骑马人双手平举，手中似执有马鞭，结合藏北等地发现的青铜马具、浪卡子发现的黄金马饰等情况分析，至少在进入到早期金属时代之后，骑马术在西藏高原已经普及，猎手和牧人们已经能够娴熟地驾驭马匹进行长距离的远程移动，从事狩猎、游牧和征战。
牦牛是青藏高原最具特色的交通工具。从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家牦牛角证明，早在距今3700年以前，西藏拉萨地区的原始居民已经开始驯养牦牛(106)。牦牛在高寒多山的恶劣环境中，由于它们具有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独特性，如皮肤厚、泌汗少，全身的披毛浓密可抵御风雪；采食量大但不择食，四肢短，蹄掌宽大，可安行于山路沼泽；胸腔发达，呼吸快而变幅大，血液中红细胞和红蛋白含量很高，在空气稀薄的高山峻岭之间能够长途负重，昼夜连续不断行走达20天至30天，故有“高原之舟”的美誉。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牦牛驮物的形象，但在青藏高原的史前岩画中，牦牛也是最为常见的动物之一，经常成群出现，推测它们的用途之一应是载重工具，尤其为游牧民族所喜爱，因此成为作画者常常表现的对象。
骆驼也应是当时重要的运载工具之一。如在青海野牛沟岩画中，骆驼的数量仅次于牦牛，岩画中出现的骆驼都是双峰，画面上有骑马牵骆驼和步行牵骆驼者，骆驼显然是用来驮载物品的牲畜(107)。从吐蕃时期青海都兰郭里木出土的木棺板画上绘有用来承载货物的牦牛和骆驼的图像可知(108)，骆驼除了被称为“沙漠之舟”可以畅行于黄沙大漠之中的“丝绸之路”外，同样也是“高原之舟”，和牦牛同为高原上重要运输工具。
在西藏西部和其他一些地区，羊也被利用为驮载工具。在日土塔康巴岩画中，马、牛、羊和移动在山路上背着行囊、拄着拐棍的人群混合在一起，它们既是人们财富的象征，有时也被用作驮畜(109)。民族学资料显示，今天藏北和藏西的牧民在传统的“盐粮交换”贸易中，还多选用一些体格强健的绵羊或山羊作为驮牲，组成数百只羊的驮羊群来驮运藏北盐湖所产的盐到藏南农区换取粮食，甚至远至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境外进行商品交换(110)。从阿里日土岩画中大量出现羊群画面的情况推测，这一习俗可能起源甚早，或可上溯至史前时期。
西藏高原地理环境复杂，道路多险，一般多利用畜力作为陆地交通工具，但在文献记载中有迹象表明，西藏古代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也制造过车辆作为陆地交通工具。如唐使刘元鼎在其《使吐蕃经见纪略》中记载唐金城公主入藏之时，吐蕃“度悉结罗岭，凿石通车，逆金城公主道也”(111)。唐贞元中(约794年)，唐军大破吐蕃于青海，“临阵，杀吐蕃大兵马使乞藏遮遮及酋。蕃人收尸回营，行丧礼。毕，具舆马，载而去”(112)。似乎都是使用了车辆作为交通工具。但在西藏史前是否已有了车的制造和使用，长期以来则一直是历史上的未解之谜。与西藏高原相邻的青海卢山和野牛沟岩画中都曾发现过车的形象，其中卢山岩画发现4幅车猎图，共有4幅马驾车的画面，均为三马驾车，车为单舆、独辕、两轮，人站在车上正弯弓引箭射猎车后追逐而来的野牛(113)。近年来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在西藏一些地区新发现的岩画中也发现了车的形象，其基本形态与青海岩画中的车相似，也是单舆、两轮、独辕(114)。这个发现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首次以实物形态证明，史前时期西藏的原始先民在发明和利用畜力的同时，也学会制造和使用单舆两轮车，极大提高了远程移动和运载的能力。
除了陆上交通运输工具之外，西藏高原河流纵横，有着丰富的水运资源，唐人史料中已记载吐蕃时期“以牛皮船为渡”(115)。牛皮船这种水上交通工具是藏族人民的伟大发明，牛皮下水之后，经水浸泡变得温软坚韧，不畏水中礁石撞击，小巧载重量轻，无论河道深浅均可划行，有些地段若实难通航，船夫还可将船负于肩上，船随人行，在进入到平坦宽阔的河道中再放船继续前行。目前虽然在史前考古材料中还尚未发现牛皮船等水上交通工具的遗存，但从卡若遗址、昌果沟遗址在选址上均临水而居，以农耕兼营渔猎为营生方式，可充分利用河流中的鱼类资源等情况推测，史前居民们很可能已经有了初步的水上交通工具。
(二)交通设施
西藏史前居民早在距今约5000年前，便开始有了原始道路的整修工程。在藏东昌都卡若遗址第二层地层曾发现两条残断的道路，第一条道路(编号L1)残长5.4米、宽0.6米，呈东西向延伸；第二条道路残长4米、宽2米，也是呈东西向平行延伸。从残存的道路遗迹观察，这两条道路的修筑方式是首先平整路基，用土夯实，形成厚约7—20厘米的路基面，然后再用直径约6—13厘米的石子铺设于路基之上，石子与石子之间用泥土加以填充，使形成的路面坚实平整(116)。虽然这两条道路都是铺设于卡若遗址聚落之内的“村级公路”，但由此可以想象，西藏史前居民已经十分注意交通道路的整备工程，其与外界的交通在道路走向的选择、交通路线的设计、路面的修整等方面也应有所考虑。
在高原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和恶劣气候条件下，为了保证交通安全和道路畅通，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史前先民们还创造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交通标志，其中大石遗迹中的独石(menhirs)和列石(alinements)就有不少具有这种“路标”的作用。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教授曾对西藏发现的大石遗迹作过很详尽的描述：
从上可见，杜齐推测这类大石遗迹的性质大体上有几种可能性：一类是墓地，一类是祭祀遗迹，还有一类独立的大石则可能为盟誓时所立的石碑或墓地的标记(118)。我们认为，除了杜齐所提到的这几类功能之外，需要补充一点是的，从某些大石遗迹的分布规律来看，单独的石柱(一般称为独石)或石柱群(也称为列石)有些朝向当地著名的“神山”或“圣湖”一类自然崇拜物，或者是分布在重要的路口或山口，有些“列石”还用石块排列成箭头状(119)，所以，不排除它们同时也能起着“路标”的功能。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西藏古代先民们又创造出了在路口、山口堆放“玛尼堆”的做法，这可以视为受到早期大石遗迹影响的延缓性结果。这些玛尼堆一方面具有宗教信仰意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指引路人方向、祈求和保佑路人平安的重要交通标志物。
(三)交通路线
最后，我们还有必要讨论一下史前时期西藏最主要的交通路线的形成及其大体格局问题。西藏史前时期交通的形成与发展，从社会历史的层面而言，是在西藏史前文化内部各部族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与族群之间不断交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特定的高原文化在特殊的高原地理环境中发展的产物。结合前文中与交通和贸易有关的考古材料综合分析，西藏史前交通的基本格局可以归纳为“双层三线”，所谓“双层”，即以高原内部自身形成的交通网络为内层，以高原和周邻地区的交通线路为外层；所谓“三线”，即以高原东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3个主要方向形成3条主要的交通路线。
1.内层
西藏史前社会各族群之间，自新石器时代开始直到早期金属器时代，已经形成了内部的交流渠道和交通网络。如藏东昌都卡若文化与藏南林芝发现的磨制石器两者之间十分相似，而山南昌果沟遗址与拉萨曲贡遗址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藏北的细石器传统和藏南雅鲁藏布江流域发现的细石器和小石片石器之间显示出若干共性，石棺葬文化从藏东一直延伸到山南，石丘墓从拉萨曲贡墓地到藏西和藏北都有分布，这些现象均足以表明高原史前各族群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始终没有间断过。文献记载在经历了各“小邦”之间长期争战与兼并之后，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在高原逐渐形成了3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分别是位于西北高原的象雄(羊同)部落，位于藏南河谷一带的雅隆部落和位于唐古拉山南北麓的苏毗部落(122)，公元6世纪之后，雅隆部落在征服兼并其他各部之后最终形成吐蕃王朝。这个高原部落之间兼并与统一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高原内部各部落集团之间不断迁徙、交流、融合的过程，对于高原内部交通网络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2.外层
史前时期西藏高原与周邻地区也形成了长期的交往与联系，从前节中列举的考古发现来看，西藏史前文化与其北部的新疆，东北部的甘肃、青海，东南部的四川、云南，南部和西南部的印度、克什米尔等地，都有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交流，从而形成西藏与高原外部周边地区和国家交通往来的第二层网络。汉藏文献所记载的“食盐之路”、“麝香之路”、“高原丝路”等等往往成为这些交通路线的代名词。
3.三线
西藏高原史前交通路线的格局如同人体的毛细血管，由主干线和主干线上的若干条支线织成网络状结构，根据考古资料提供的线索，其主干线或可分为三线：
第1线自东北方向由甘肃、青海一线纵深到高原腹心地带。由于此线自然条件相对较为优越，旧石器时代人类向西藏高原的迁徙移动很可能主要便利用了这条线路(123)。新石器时代来自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因素也是通过这条线路传入西藏高原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此线应是西藏远古时期最早开通的与外界的交通主干线，它在地理条件上最大的特点是可利用青海较为开阔平坦的地势顺势跃入高原腹地。
第2线是通过藏东三江流域沿雅鲁藏布江西进至高原腹心地带，并向南联通四川与云南山地，向西一直延伸到西藏西部地区。这条线路由于其充分利用了高原复杂地理环境条件下的河谷通道，既可陆行，亦可水往，相对高寒多山地带的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所以其重要性可能仅次于第1线。前文所论及卡若文化因素与克什米尔布鲁扎霍姆文化之间的联系、麦类植物的东渐、石棺葬文化因素的西传等等，均可能通过此条通道互动往来。
第3线是通过高原西部自南向北的通道，沟通新疆、阿里与北部羌塘高原。此条路线由于象雄(羊同)部落的长期经营，早在吐蕃王朝兼并象雄之前，业已成为藏西与藏北高原连接西域的重要结点。由于新疆是通往中亚“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也是我国铜器和早期铁器出现最早的区域，交通与物质往来从史前时代直到早期金属时代都十分活跃，所以西藏与之相互间的交流势必促进这些先进技术与文化因素的传入。前节中所论及的带柄铜镜、早期金属器、岩画中的“欧亚草原文化风格”等诸多因素也很可能通过这条线路传入。后来吐蕃王朝与于阗之间的文化交流、苯教与佛教文化的东渐，也多利用了这条通道。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若干考古发现提供的证据表明，西藏虽然处于“世界屋脊”之上，是世界上平均海拔高度最高、人类生存最为艰苦的地区，但却绝非与世隔绝的“文化孤岛”，自从人类进入到这片高原，高原内部和高原与外界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不仅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丰富的层面，而且通过长期实践还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交通路线和基本格局。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①本项成果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物考古所见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1&ZD12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第一卷)”(项目号2009JJD780005)、四川大学985、211工程建设项目等资助。
②余英时著，邬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③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47—148页。
④同上，第154页。
⑤同上，第151页。
⑥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J]，《文物》1985年第9期。
⑦徐朝龙：《喜马拉雅山南麓所见的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J]，《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⑧霍巍：《喜马拉雅山南麓与澜沧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J]，《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
⑨吕红亮：《公元前第一千纪跨西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西藏西部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研究》[D]，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3—41页。
⑩同上。
(11)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06—114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13)闻广：《曲贡史前玉器地质考古学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附录四，第247—250页。他在鉴定意见中明确提出玉锛标本T102④∶177为阳起石软玉(闪玉)，另一件玉锛标本T122③∶73是蛇纹石假玉。
(14)G.Stacul,ExcavationnearGhaligai(1968)andChronologicalSequenceofProtohistoricalCulturesintheSwatValley,EastandWest,Vol.19:1—2,1966,pp44—91.
(15)克什米尔河谷新石器文化的编年初步可分为三期，其中第三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布鲁扎霍姆遗址第二期和Gufkral遗址第一期C段为代表，绝对年代为2000—1850BC。参见吕红亮：《公元前第一千纪跨西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西藏西部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研究》[D]，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4—35页。
(16)吕红亮：《公元前第一千纪跨西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西藏西部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9页。
(17)王富葆：《一万年来青藏高原气候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的初步研究》[A]，《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C]第二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85年。
(18)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西藏古近代交通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第36—37页。
(20)达仓宗巴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1页。
(21)黄颢摘译：《贤者喜宴》[J]，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22)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23)《隋书》[Z]，卷83《西域传女国传》。
(24)萨迦索南坚赞著，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王统世系明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9页。
(25)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32页。
(26)徐华鑫：《西藏自治区地理》[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5—96页。
(27)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注：《新红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5页。
(28)同上。
(29)同上。
(30)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注：(新红史)，第140页。
(31)霍巍：《试论西藏及西南地区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A]，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张史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7—447页。苏奎：《西南夷地区三种含北方系青铜文化因素短剑的研究》[D]，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30—39页。
(32)刘泓、唐亮：《老龙头墓葬与盐源青铜器》[J]，《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
(34)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8—85页。
(35)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36)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37)可参见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38)曲贡遗址共发掘出土晚期墓葬29座，只有少数墓在墓口上有砾石块堆成丘状的封石堆，由于后期破坏严重，没有发现封土堆现象。此类墓葬内部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主要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故发掘和报告整理者将其命名为“土坑石室墓”。笔者认为，虽然只有少数墓葬地表上残存有石丘，但可以基本肯定这是当时地面的标识行为，应当具有普遍性，可以据此将此类墓葬列为“石丘墓”。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五章“土坑石室墓”，第185—209页。
(39)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M]，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2—133页。
(40)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J]，《考古》2001年第6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R]第八章“墓葬”，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9—221页。
(41)这4处墓地均系2004年四川大学考古调查队在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中发现，资料尚在整理中。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04—209页。
(4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第221—231页。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五章“土坑石室墓”，第185页。
(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第189—191页。
(46)霍巍：《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穹隆遗址的考古调查》[A]，《西藏西部的文化历史：来自中国藏学机构和维也纳大学的最新研究》[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47)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J]，《文物》1985年第9期。
(48)L.T.Yablonsky,theMatrialCultureoftheSakaandHistoricalReconstruction,NomadsoftheEurasianSteppesintheEarlyIronAge(editedbyJ.Davis-Kimball,V.A.Bashilov,L.T.Yablonsky),Berkeley:ZinatPress,1995,pp.201—240.
(49)[苏]伯恩斯坦(黄振华译)：《中亚境内天山、七河地区的古代文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第132—140页。
(50)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J]，《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51)吕红亮：《公元前第一千纪跨西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西藏西部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研究》，第65页。
(52)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J]，《文博》1992年第6期。
(53)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54)李永宪：《昌都热底垄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年》[Z]，文物出版社，2004年。
(55)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J]，《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56)ChengTe-’Kun(郑德坤):TheSlateTombCultureofLi-Fan,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June,P64,1946.
(57)裴文中：《甘肃史前考古报告》[A]，《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C]，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24页。
(58)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年，第71—137页。
(59)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60)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48—49页。
(61)同上，第62页。
(62)李水城：《石棺葬的起源与传播——以中国为例》[J]，《四川文物》2011年第6期。
(63)霍巍、李永宪、更堆：《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第58—72页。
(64)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65)[加]J.A.S埃文斯：《欧洲史前期年代的重订》[A]，《考古学参考资料》(6)[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66)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9页。
(67)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A]，载《文物与考古论集》[C]，文物出版社，1987年。
(68)冯汉骥：《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遗迹》，《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16卷，收入《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C]，文物出版社，1985年；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川西的大石遗迹”一节，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69)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J]，《考古》1973年第5期。
(70)[意]G.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M]，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71)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273页。
(72)同上，第143—150页。
(73)李永宪、霍巍：《西藏岩画艺术》[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74)汤惠生：《试论青海岩画中的几种动物图案形象》，《西藏考古》[M]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75)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古近代交通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第38—39页。
(76)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另可参见[英]邓伍德著、陈楠译：《拉达克石刻录》[A]，刊于《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C]，第二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77)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检讨》[J]，《考古》2010年10期。
(78)汤惠生：《试论青海岩画中的几种动物图案形象》，《西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79)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175页。
(80)[英]邓伍德著、陈楠译：《拉达克石刻录》，刊于《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二辑。
(81)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古近代交通史》，第38—39页。
(82)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83)张宏实：《法相庄严管窥天珠》[M]，台北淑馨出版社，1993年。
(84)许新国：《吐蕃墓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收入其氏《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85)赵德云：《西周到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D]，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70—71页。
(86)吕红亮：《中国境内出土的蚀花石珠述论》，收入霍巍、王挺之主编：《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M]，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154页。
(87)汤惠生：《藏族珠饰“gzi”考略》，收入其氏《青藏高原古代文明》[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88)赵德云：《西周到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第70—71页。
(89)转引自吕红亮：《中国境内出土的蚀花石珠述论》，收入霍巍、王挺之主编《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第154页。
(90)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2页。
(91)吕红亮：《中国境内出土的蚀花石珠述论》，收入霍巍、王挺之主编《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第155页。
(92)汤惠生：《藏族珠饰“gzi”考略》，收入其氏《青藏高原古代文明》。
(93)金书波：《寻找象雄故都穹隆银城》[J]，《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第9期，第135页。
(94)新疆文物局等：《丝路考古珍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9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疆出土文物》[M]，图版56，文物出版社，1975年，第130页。
(96)[日]奈良シルクロ-ド博紀念國際交流財團/シルクロ-ド學研究センタ-：《トルファン地域と出土絹織物》，第二節“トルファン出土染織資料解說”，第117页，《シルクロ-ド學研究》Vol.8，2000.
(97)周伟洲：《试论吐鲁番阿斯塔那且渠封戴墓出土文物》[J].《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98)赵丰：《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中华书局，2009年，第104页。
(99)周伟洲：《试论吐鲁番阿斯塔那且渠封戴墓出土文物》，《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100)有关情况参见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
(101)RegulaSchorta:CentralAsianTextilesandTheirContextsintheEarlyMiddleAges,Abegg-Stiftu,2006,Fig.226.
(102)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
(103)赵丰等：《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第103—104页。
(104)吕红亮：《中国境内出土的蚀花石珠述论》，收入霍巍、王挺之主编《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第168页。
(105)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阿里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西藏日土县塔康巴岩画的调查》[J]，《考古》2001年第6期。
(10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237—238页。
(107)汤惠生：《图形语言——青海岩画》，收入其《青藏高原古代文明》一书，第123页。
(108)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J]，《文物》2006年第7期。
(109)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阿里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西藏日土县塔康巴岩画的调查》[J]，《考古》2001年第6期。
(110)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古近代交通史》，第236页。
(111)[唐]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收入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Z]，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8页。
(112)[宋]李昉等：《太平广记》[Z]卷480，中华书局，1961年，第13页。
(113)汤惠生：《图形语言——青海岩画》，收入其《青藏高原古代文明》一书，第126—127页。
(114)资料尚未正式公布，见夏格旺堆：《西藏中部和东南部新发现的三处岩画地点》，青藏高原史前研究国际学术会手册与提要(内部资料)，2011年，成都，四川大学。
(115)如《旧唐书东女国》[Z]条下载：“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船以为渡”。
(116)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46页，图36。
(117)G杜齐著，向红茄译本：《西藏考古》，第13—14页。
(118)同上，第18—19页。
(119)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120)如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记载：“王子波德贡甲在位之时，有仲和德乌教法产生，出现了天本波辛波切。在茹拉杰和他的儿子拉如果噶当大臣的时期，驯化了野牛，将河水引入水渠，将平地开垦为农田，又以木炭冶炼矿石，得到金、银、铜、铁等金属，在河上架桥。”见此书第8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121)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古近代交通史》，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