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主题是关于个体动机、行为（或微观动机）与其所带来的总体结果（或宏观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不仅探讨个体行为所导致的令人惊奇的宏观结果，也讨论宏观结果中所蕴涵的个体动机或行为，以及是否可能从观察到的宏观行为中推论出微观动机。谢林教授通过人们耳熟能详的、简单易懂的例子说明了当总体行为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的简单累加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社会成员为何对他们的单独行动所产生的集体后果视而不见，以及为何从群体现象中推导个人意愿的尝试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在书中他还建立了一些既不太艰深又并非显而易见的模型，以及一些基本的分析系统，并将这些模型和分析系统应用于解决类似于由种族、性别、年龄和收入所引起的社会分隔问题上。
【作者简介】
托马斯·C·谢林（ThomasC.Schelling），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卢修斯·N·李特尔（LuciusN.Littauer）政治经济学教授。获加州伯克利大学学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著作有《国际经济学》，《冲突的策略》，以及《武器及其影响》。1977年他获得了政治经济学弗兰克·E·塞德曼（FrankE.Seidman）杰出贡献奖。
【目录】
第1章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
目的性行为
市场行为
均衡分析
交换和其他交易行为
人为市场和局部市场
互动行为
第2章抢凳子游戏中必要的数学分析
概念的定义
两类群体的匹配
两类群体的分布率
成长的动态学
加速原理
在分配中的地位
排队等候和循环运输系统
漏损和衰退系统
模式和结构
第3章自动调温器、次品以及其他类似模型集合
社会科学中的模型
临界密度、倾斜以及次品
临界质量图解
公地
自我实现及其他预期
自我约束的传统习俗
社会契约
第4章分类与融合：种族与性别
个体激励和集体性的结果
一些数量限制
分离的机制
分类和争先恐后
一个自我形成的邻里模式
连锁反应
这是“分隔”状态吗？
有界邻里模式
关于“容忍度”分布的描述
“容忍度”数据的图形转换
位移的动力
另外一些容忍度安排
另外一组数据
种族融合论者的偏好
政策和工具
第5章分类与融合：年龄与收入
分类与融合的模型
离散的与连续的变量
离散的与连续的行动
限制性恒等式
开放式模型
封闭式模型
封闭模式中的其他偏好
稍微更为一般的公式
第三个房间
分离或不分离的最优性
建模的需要
几个应用
其他的一些“分类变量”
模型的结构
市场上的类比
协调性变量
第6章选择孩子们的基因
选择的菜单
选择的技术
性别选择的特异性
选择孩子们的性别
选择其他特征
选择后代的一些人口学后果
选择后代在文化方面的一些后果
预测，还是猜测？
与传统优生学的对比
一些动机性的或者人口学意义上的结构
为谁而选择？
拥有选择的后果
第7章曲棍球头盔、夏令时以及其他二元选择
知识和观察
囚徒困境
概念的扩展
重要参数
一些不同的结构
交叉曲线
有条件的外部性
双重均衡
作为不完整双重均衡的MPD
曲线弯曲度
一致性
互补性
充足性
概要总结
索引
我曾一度受邀在晚上八点开始给很多听众做报告。当我在陪同人员的陪伴下从讲台侧门进入报告厅，站在讲台侧面，并将麦克风挂在脖子上时，我看见前12排一个听众都没有。我猜想报告并不是八点开始，而是八点半才开始，因为学术会议可能都会这样，但是接下来我惊奇地发现主持人走上了讲台，冲着几排空椅子点了点头，并且开始介绍我。尽管有一点抵触情绪，我还是从侧厅走上了讲台。
大厅里有800人，他们拥挤地集中在从第13排到接近后墙的座位上。当我做报告时，感觉似乎在对一群位于河对岸的人演讲。之后，我问了主办方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安排观众就座。
主办方根本就没做安排。
自始至终根本就没有安排任何座位，大厅里也没有引座员。这种座位安排完全是自愿的，仅仅反映听众的偏好。我们要推想的是，观众的这种偏好到底是什么呢？
有可能每个人都偏好于挤进最靠后的20多排里，而把前12排座位空出来。但是，除了树立一个榜样外，对其他人坐在哪里，任何人都无法控制。人们也没有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内对一个就座计划进行投票。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当他们走在过道上扫视整个大厅时，从他们所能看到的可供选择的座位中选择座位就座而已。
我们能不能猜测一下，人们在选择他们的座位时所遵循的是什么法则？我必须在这里补充一点，就我所知，在不同排就座的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坐在前面或后面的人并没有看起来老一些，或者穿得更好一些，或者主要是男性或女性。坐在前面的——我指第13排——可能看上去比其他的听众更专注，或许他们知道，即使是那个距离，我也能够清楚地看得到他们昏昏欲睡或打着盹儿，从而更能使他们打起精神来听讲。
然而，尽管我如此好奇，我也忘了问主办方，人们在不同排就座时是什么顺序。观众是以从后往前的顺序就座的吗？人们在最后20多排选择座位时是随机的吗？或者是最先到的人坐在了第13排，后来者就顺次在后面就座？最后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最早来的人选择的座位形成了一个就座区的前部界限，后来的人都挤在这个界限后面的座位上，那么就要求最初选择的这个界限所容纳的人数应该正好是当时到场的人数，而这只能是一种巧合。这一动态过程必须与下列事实相一致，即在一个紧凑区域里就座的人们并不知道后面到底要来多少人。
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必须知道观众自己是否喜欢他们选择的就座安排，以及他们按照他们的选择方式选择座位这一事实是否证明了他们一定对最后的结果满意。
另一个引起我们兴趣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个过程中的某些因素提醒式虽然是人们自己选择的，但未见得它具有明显的优势。选择住址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这种观众席里的就座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其他情况的线索。
我请读者们推测这种就座模式的目的并不是想写一本关于听众席管理的小册子，也不是要由此来推断人们的住址选择行为、群体行为或者停车行为，等等。这里只不过是要就本书的内容给出一个生动的例子。本书所要阐述的是一种分析模式，分析是绝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征，尤其是偏向理论性的研究部分的特征。这种分析探讨构成某些社会群的个人的行为特征与群体特征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有时使用所谓的个体倾向(intention)作为对群体的预测。如果我们知道每位听众作为有社会性的人，都想和别人坐在一起，但又总想与其他人之间空出一个座位，我们就可以预测当全体听众都到场时将出现怎样的就座模式。换句话说，这种分析就是我请读者做的工作——尝试推导出什么样的个人行为倾向或行为方式将会导致我们所观察到的这种模式。如果其他一些可能行为最终也可能带来这种模式，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到一些选择这些行为的依据。
当然，也有一些简单的情况，其中集体仅仅是个人的外延（extrapolation）。如果我们知道每个司机都在天黑的时候打开车灯，那么我们可以依此推测出从直升机上能够看到一个区域内的车灯同时亮起来。如果黄昏时在马萨诸塞高速公路上使用光流感应的罗盘，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罗盘指针向西移动。但是如果多数人只是看到部分迎面而来的汽车已经开灯了才打开自己的车灯，那么从空中观察到的景象就会不一样。在第二种情况下，司机根据他人的行为做出反应，并同时影响着他人的行为。人们对周围的环境做出反应，而在这个环境中的其他人，则对他们周围的环境做出反应，而他们的环境又是由人们的反应组成的。有时候这种动态过程是序贯的：如果你的车灯促使我打开车灯，那我的车灯又会促使除你之外的其他人打开车灯。有时候这种动力也会相互影响：听到你在按喇叭，于是我也按喇叭，从而促使你一直按下去。
在人们的行为或选择依赖于其他人的行为或选择的情况下，通常不能通过简单加总或者外推得到群体行为。为了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需要考虑个人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体系，也就是个人和其他个人或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互动体系。有时候结果是出乎意料的，不容易猜测得到。有时分析起来很困难，无法确定。但是即使是这些不确定性的分析也能够提醒我们，不能仅仅从所观察到的群体行为就做出有关个体倾向的结论，也不能仅仅从我们所了解或猜测的个体倾向就做出有关群体行为的结论。
回到我的听众这里，让我们来简单猜测一下他们就座的动机所在。（不需要假设他们都有同样的动机。）用什么可能的猜测——即可以选择的假设——来说明是什么导致了那些人做出我所描述的那种结果呢？怎么通过假设来评判这一结果？怎么根据不同的假设来影响结果呢？每个假设中能允许多大的偶然性和人为设计所带来的偏差？我们是否能对每个假设一一考察，并能从中选择到合适的假设，或拒绝所有假设并继续探求呢？
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是每个人都喜欢尽可能地靠后就座。最早到达的人坐在最后面，后来者虽然希望能来得更早一些，但是对于全体听众来说，这种改进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将哪个听众换到后面都会有另一个听众必须要换到前面来。如果我们确实想让他们都往前坐，那么把最后12排座位封锁起来，这样所有人都能往前移12排。
第二种可能性与刚才不同，就是每个人都喜欢坐在其他人后面——不是大厅的后面，而仅仅是别人后面。（可能他们想在会议结束之后尽快退场。）他们可能希望别人坐得尽量靠前，这样他们也能尽量靠前，但是仍然保持在别人后面。如果是这样，最早到场的人就要坐得距最后一排足够的远，从而给后来者留下就座的余地，因为他们要坐在先来者的后面而非前面；或者，如果先来者认为后来者将采取这样的行为，先来者就会选择最远离后排的座位，否则后来的人将会拥挤在他们后面。同样，如果我们想让他们往前坐，可以将最后12排封锁起来，这样他们整体都会前移，而且他们自己可能也愿意这样。只是他们没能实现这个结果。
第三种可能性是每人都想与其他人坐在一起，或者是因为人的社会性，或者是因为不想显得特别孤立。如果最先到达的少数人恰好坐在比较靠后的位子上，后来的人将聚集在他们周围，直到人群挤到后墙。这时除了往前之外已经没有空位子了，为了与别人靠近，后来的人就会紧挨着人群坐在靠前的位子上。如果我们能够使最先来的少数人坐在前面，这个过程的结果将完全不同：后来者看到前面已经坐满了，于是就会紧挨着人群坐在靠后的位子上。任何一种方式都会使人们紧凑地聚集在先来者周围。但是，一种情况是人们坐在前面，另一种情况是人们坐在后面。我们可能更喜欢前一种结果，或者是后一种结果。
第四种可能性是每个人都喜欢看到别的听众走进来，就好像人们参加婚礼时那样。为了不至于拧着脖子或者防止被别人看见自己，他们选择尽量靠后的地方就座，看着人们在走道里来来往往。但是一旦听众们都坐下来了，坐在后面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无论是坐在其他人的后面，还是坐在听众席的后面。如果我们能够大致估计一下听众的规模，并将后排座位封锁起来，那么每个人都可以任意观察四周，并且更靠近演讲台，同时演讲者和听众之间也不会出现这样尴尬的距离。或者如果我们可以使人们从前门而不是后门进来，先来者就会选择靠近前面的好位子，以便于观察后来者。
还有另外一种假设是，听众中的多数人在其他场合已经养成了他们的就座习惯，即他们发现坐在前面没有好处。于是，和平时一样，他们不假思索地坐在了后面；尽管他们也许会发现老师并没有要点前排的同学起来回答问题，因此他们完全可以稍微往前坐一些，以便听得更清楚。我们甚至可以假设人们仅仅是因为比较疲惫，所以当他们进入大厅时会选择最近的空座。但是这种行为涉及礼貌原则——第一个人无论在哪一排，必然坐在两走道的中间，以使后来的人走的路程最少——这种“最少费劲”的假设就产生了我们现在观察到的结果。
我还发现了一种有趣的假设，尽管非常有限，但是足够充分。这就是每个人其实并不在意他到底坐在哪里，只要不是太靠前就行——比如，不在第一排。在可能被部分坐满的24排座位中，人们并不关心坐在后23排中的哪一排，只不过是不想坐在第一排而已。
实际上，每个人可能都想坐得尽量靠前，但是他们都受到一种“不应该坐在第一排”的固定思维的限制。在不知道听众到底有多少人的情况下，为了安全起见，人们会选择坐在后面；当看起来似乎大多数人已经到场之后，后来的人就会穿过已经就座的人群，坐在人群中间的空位子上，而不是去坐前面的空位子。
当然，有些人最终还是坐在了所有人的前面。但是如果全部听众都往前移12排，他们可能会一样高兴，或更高兴一些。坐在另外23排的人当然也愿意整个人群都往前移。甚至还可以使假设条件更弱，只要紧挨在后面的座位都坐满了，人们并不介意坐在第一排，这样他们自己也不会显得特别突出。这种假设可以导致同样的结果。
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就不一样了。当我们分析人们逃离火灾现场的行为时，我们的意思就是人们确实会试图逃脱，而不仅仅是表现得“好像”不喜欢被烧伤。人不同于光束或者水，我们通常会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在追求或近或远的目标时有意识的行动或适应性行动，是在所获知的信息范围内和在对如何克服所处环境的限制以达到自己目标的理解下所进行的行为。实际上，我们常常可以将此归结为人类解决问题的某种能力——即对如何从一点到达另一点进行估算和直觉观察的能力。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正在试图解决问题，并且我们认为他确实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也能解决，那我们就会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按照我们认为他能理解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方法叫做“代理问题解决法”，是微观经济学中大多数理论的基础所在。
在研究“寻求目标”的无意识的物质时，比如寻求自身水平的水，或者生物学中进行自我保护和扩散的基因时，有一个优点是，我们时刻记得我们所谓给予的动机不过是为了表达的方便，是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类比物，或者是一个有用的定式。而对人类来说，我们却会陶醉于自己对寻求目标或解决问题的想象中。我们可能会忽视人们会追求错误的目标，或者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有时会沉浸在或经历一些与他们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潜意识过程。我们还常常会在人们实现了（我们所认为的）他们追求的目标时夸大他们的成就。
尽管如此，无可否认这种分析模式有待评价。如果人们在采取有目的性的行为时，不对结果的有效性格外挑剔和在意的话，我们很难得知他们是如何选择行为的。社会科学家更像是森林里的护林员而不是自然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关心导致物种灭绝的原因是什么，而不关心这种物种是否灭绝。（如果一种物种已经灭绝了上百万年，他自然不会去考虑。）而护林员关心的是美洲野牛是否会消失，以及如何使它们与周围的环境保持一种平衡状态。
这种评价的有趣之处也是困难之处在于需要对群体行为的总体后果进行评价，而不仅仅是单个人在限制性环境下的行为问题。在一栋着火的大楼里，跑是比走能更快到达最近出口的方式，尤其是当别人都在跑的时候；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如果每个人都采取这种对自己最安全的行动，也就是每个人都跑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安全离开大楼。来听我演讲的每个人在进入大厅时，选择的可能都是在他们进来时看来是最好的座位。（在所有800人都就座后，当看到别人所坐的位置以及知道有多少人到达时，有些人可能会希望他们能坐在更靠前的位子上。）然而，最有意思的问题并不是有多少人在看到其他人的就座位置后想和别人换座位，而是是否存在其他不同的座位安排能够更好地满足多数人，或者绝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的需要。
个人如何使自己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与他们从他们集体营造的社会环境中所得到的满意程度，并不是一回事。
然而，不知为何，所有这些行为看上去都像是经过协调安排过似的。计程车能载你去机场，飞机上的午餐有黄油和奶酪，炼油厂为飞机提供燃料，卡车为飞机运输燃料，水泥浇铸机场跑道，电力保证电梯运行，而最重要的是，有旅客想乘飞机去飞机要去的地方。
事实上，在雨天里，你从来都找不到你需要的计程车；在3000英尺的高空飞翔比在300英尺的高空飞翔更舒适，而且航班有时还会被超额预订。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有多么的娇气。有时，我们希望这个精妙复杂的系统可以协调得更好一些。上百万的人每周都在做出上千万的决策：要购买什么，要卖出什么，在哪儿工作，储蓄多少，借贷多少，完成哪些订单，保留哪些股票，移居到哪里，选择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在什么地方建造超市、电影院、发电站，何时投资于地面上的建筑，何时投资于地下的矿产开采，何时投资于货物运输，何时投资于轮船和飞机的制造——如果这些问题让你感到吃惊，那么当你看到这个系统确实工作时会更加惊讶。其实惊讶是不必要的：一旦你理解了这个系统，你或许认为还有更好的系统，或者这个系统还有更好的运行方式。我仅仅是请你考虑一下，这个系统运行得到底如何。在多数国家，尤其是那些经济系统受到相对较少干预的国家，系统的运行方式与蚁群一样。
让你感到惊讶但不一定要赞美的只是整个集体行为的巨大的复杂系统，一个使身在其中的个体无需了解也毫无察觉的系统。这是不是一个丛林生态系统、一个奴隶系统或者一个寄生性疾病蔓延的社会？假如我们看到了模式、秩序和规则性，那么我们不应该急于判断，而应该首先弄清楚，构成这个系统的个人的行为到底是什么，以及他们的行为如何从整体上形成了我们观察到的模式。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根据个体的行为动机来评价最终所形成的模式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愿望。
在经济学中，通常的情况好像是大量自由的、未经控制的个人行为带来了并不太差的整体效应。确实，如果有人在那里发号施令，并且知道应该做什么，同时让每个人都按照他所安排的去做，也未必有更好的结果。200年前，亚当·斯密（AdamSmith）将这类系统的特征描述为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协调作用一样。
实际上，经济学家通常并没有进行仔细的观察，也没有将他们观察到的现象与他们所能设想到的其他选择进行比较，就去判断说结果是好的。他们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从他们所认为的人们的行为特征出发推断出一些系统的整体特征，并推导出一些评价性的结论。如果加拿大的农场主运送了过多的圣诞树到奥尔巴尼（Albany），而送到布法罗（Buffalo）的圣诞树数量不够，那么布法罗的销售商就能以比奥尔巴尼更高的价格卖掉这些圣诞树。而有些在奥尔巴尼的人就会买下一些圣诞树，连夜用卡车送到布法罗，第二天这两个城市中的圣诞树分配将会更加“平衡”一些，这一平衡反映了与其他商品相比这两个城市的人们对圣诞树需求的迫切程度。其他商品也是这样。
这一过程常常被描述为“市场运行”。“市场”意味着一整套复杂的制度，在这套制度下，人们可以做出买卖行为、雇佣和被雇佣、借贷行为、相互贸易、订立合约，甚至逛街淘便宜货的行为等。经济学家的推理过程可能漏洞百出，但是他们在谨慎地给出结论时却不无道理。自由市场可能并没有或者根本没有按照你我喜欢的方式在人们之间分配资源和机会，也没有引导人们按照我们喜欢的方式行动，更没有引导人们按照我们喜欢的方式去消费。市场可能更多地鼓励了个人主义而并非集体价值，而且市场可能无法阻止人们的短视行为和自我放任。市场还可能会造成雇员与雇主之间、借方和贷方之间不对称的人际关系，赋予物质成就以过高的评价。考虑到经济的高涨和萧条，市场运行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很糟糕的。然而，即使市场有这些严重的缺陷，无可否认的是，它确实对于协调、调节以及整合众多自行其是的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
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行为活动，它们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也关心其他人的行为，抑或他们相互关心并相互影响。在许多社会中，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在内，这样的行为多数都有不受中央管制下的自由，或者只受到法令条规的间接限制。（字典可能会告诉我对于一个7岁的小孩来说“炸药”意味着什么，但是一个7岁的小孩并不是从那里学会这一词语的。）尽管人们可能比较在意集体结果，但是他们自己的决策和行为通常都是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的，并且只受到整体模式中一个有限范围的影响。几乎任何一个与高个子或者矮个子结婚的人，都很难说仅仅是出于对下一代身高的考虑。但是上一代人相互结合的模式，比如高个子是否与高个子结婚，矮个子是否与矮个子结婚，还是高个子与矮个子结婚，或者根本就是随意结合的，会影响下一代人关于高矮的看法。
现在我将要说明的是，个体自行其是的行为不一定会带来集体的满意后果。经济学研究的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一种重要的特殊情况——我下面将会说明为什么经济学研究的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一种均衡状态可以是精确的均衡，也可以是近似的均衡。均衡可能是一种能够无限接近却无法达到的状态，潜在均衡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的。同时，均衡可以分为部分均衡或完全均衡，短期均衡或长期均衡。圣诞树可以在城市之间达到平衡，但是如果出现了整个市场上的超额供给，那么圣诞树的供应者今年就会赔钱了，明年他们就会减少圣诞树的供给，因此明年或者后年的圣诞树市场就不一定会处于均衡的状态。
这里要说的关键是均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引人之处。均衡只不过是一个结果而已。均衡只是将那些没有稳定下来的因素稳定下来之后所出现的状态。均衡的思考表明了对调整过程的认可，除非有人对事物的稳定过程特别感兴趣，多数人都能够对事物稳定后的状态进行简化分析。在马尔萨斯（Malthus）的分析里，当食品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供给相对于人口非常贫乏时，低生育率和高死亡率使人口数量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这时人口就处于均衡状态。当夏天的公共海滩特别拥挤，以至于对任何想来海滩的人都不再有吸引力，但又不是非常缺乏吸引力，以至于使已经在海滩上的人离开海滩回家，那么这时海滩上的人数就处于均衡状态。当世界上的剩余鲸鱼数量少到人们很难捕捉到足够的数量来获取利润，而现有的少量捕鲸者没有更好的活儿可干，他们捕捉的鲸鱼数量正好能够抵消新出生的鲸鱼数量时，那么我们说世界上的鲸鱼数量处于均衡状态。对于国家警察来说，当对超速者的拘留处罚频率抵消人们想开快一点的欲望时，高速公路上所设定的速度标准就处于均衡状态。
“均衡分析”中可能也有很多缺陷，包括在均衡分析中可能因忽视了调整过程而过于简化，或者可能由于忽视了那些决定均衡的参数的变化而夸大了均衡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不应该有人去反对“均衡分析”的可能性，唯恐一旦承认某样事物处于均衡状态，就等于承认这个事物状态良好。一个被绞死的人，如果尸体在绞刑架上不再摇摆，那么他就处于均衡状态，然而没人会认为他状态良好。对经济学分析不信任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人们假设经济学家对所讨论的均衡持肯定态度。我相信这个假设通常情况下是错误的——尽管并不总是错误的，但通常都是错误的。
所以，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这种差别，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将不会体现在分析方式之中，尤其不会体现在一种使用均衡系统，而另外的不使用的情况中。一个经济学家会以均衡概念来描述听众席中的就座模式，就像他对待空调市场那样。当所有人都就座之后，如果没人愿意换到其他座位上，这种就座模式就是一种均衡。把它称为均衡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甚至任何一个）都喜欢这种就座安排，只不过任何一个人群无法通过变换座位来得到更好的结果。称之为均衡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均衡的就座模式，或者完全不同的均衡就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