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2019年度“人民网奖学金优秀论文奖”获奖论文。
关键词：信源网民参与负面新闻微博
一、选题背景
截至2018年6月，中国网民已超过8.0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7.7%。在我国，网络时代已经到来，已成为当下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公民在网络空间获得了自己新的身份——网民，网民在网络上的行为表现产生的影响力愈发增大。2018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规模为3.37亿人，网民普及率达42.10%。手机微博用户为3.16亿人，占手机网民数量32.6%。①微博以其低成本、低门槛、高互动性等特点已然成为了主要的信息获取和意见表达渠道之一，成为我国重要的网络舆论场。
二、文献综述
（一）品牌丑闻分类
（二）微博用户参与
（三）信源可信度
第一种品牌丑闻的分类方式不适用于明星丑闻，因为明星丑闻事件中往往涉及多个主体且它们相互影响，主体及其在事件中的角色不易判断。我们试图借鉴其第二种分类方式对明星丑闻进行分类，分为网民价值判断倾向明显、较为一致的，以及在价值偏向上易引起争议的两类。但是在操作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分类方式一来过于笼统，二来过于主观，价值观判断过于模糊和难于操作，没有比较客观明确的标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这两类丑闻与微博信源有一定关系。我们转而以信源为分类标准对明星丑闻进行类别划分。
三、明星负面新闻类型划分及其特点
对于明星负面新闻的分类，天涯社区有网友曾将其分为“圈内爆料型丑闻，狗仔偷拍型丑闻，明星自黑型丑闻，荒谬谣言型丑闻”⑨，可以看作是按照圈内人、狗仔、明星本人、小道谣言四类信源进行划分的。虽然这种划分方式存在概念交叉等问题，但其按照信源来划分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根据近期（2017年至今）的明星丑闻案例，将信源分为官方组织、圈内大V、专业狗仔、当事人自己和不知名用户五类。
我们分析了以上五种信源的各自特征，得到下表：
四、信源信任度对网民参与积极性的影响
（一）研究问题
（二）研究假设与问卷设计
填写问卷的性别比例为：男，20.97%；女，79.03%。
学历分布图如下：
收入情况如下：
（四）信度与效度
利用SPSS对问卷数据进行可靠性统计、KMO和巴特利特检验，最终得到Alpha系数为0.807，KMO取样适切性量数为0.789，均符合要求。
五、微博用户深度参与的具体分析——结合内容分析法
在实证研究的第二部分，我们探讨了信源类型与网民态度表达之间的关系，具体设计如下。
（一）研究设计
1、研究问题
2、研究对象
3、分析维度
第二级分类我们将在具体事例分析中进行解释说明。
4、信度检验
两个研究者对38个单位样本进行了模拟分类，最后对每种类别进行计数得到以下数据，得到以下数据：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官方组织
以官方组织为信源的案例是陈羽凡吸毒被抓事件。11月28日，平安石景山发布通报，称歌手陈某因吸毒被抓。稍后，平安北京转发微博同时附文“毒品，让‘最美’凋零”，暗示“陈某”为陈羽凡。虽然平安石景山为消息发出方，但由于“最美”暗示了羽泉的歌曲，平安北京指出了陈某的身份，使这则新闻成为了娱乐新闻、明星丑闻；而且该条微博影响较大，所以这里以平安北京为丑闻信源。获得数据如下：
2、圈内大V
以圈内大V为信源的案例是范冰冰偷税漏税事件、李雨桐对薛之谦的爆料。这里我们对前者进行了重点分析。
对于这一事件，网民是较为支持发布者曝光行为的，对核心问题价值判断一致，但对事实的确定性比官方媒体要弱，普遍在等待事件的进一步核查，网民的看法也有小部分分歧。
总体来说，圈内大V这一信源所发布的明星丑闻类型不一，网民对不同大V的信任程度也有所不同。不过网民意见都会出现争议，但是争议的分散程度也不一致。
3、专业狗仔
4、当事人自己
以当事人自己为信源的案例为蒋劲夫承认家暴这一事件。先是蒋劲夫女友晒出多张受伤照片指控其家暴，并表示蒋劲夫行踪不明确实与自己有关，暂时不方便透露。2018年11月20日上午，蒋劲夫发文承认家暴，并表示自己在这一个月一直在忏悔和悔恨中度过，感到十分对不起女友，并在最后诚恳致歉：“让你们失望了，对不起。”
5、不知名用户
以不知名用户作为信源时，新闻常常是“网曝……”的形式。这里也以最近发生的“网曝贾乃亮是双性恋”为例进行简要分析。这是继李雨桐爆料薛之谦与李小璐的事之后，“有网友”曝出来的。随后贾乃亮的姐姐进行了愤怒的回应。
六、总结与反思
值得反思的是，由于笔者的知识储备、研究水平有限，也基本是首次进行实证研究，所以无论在问卷设置还是内容分析上都存在瑕疵。案例的分析数量不够多，只选取了近期影响力较大的案例，是否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仍需进一步验证。尤其是圈内大V为信源的案例比较多样，找到其共性还需要深入研究。另外，我们所选择的案例有可能有其他因素影响，如蒋劲夫家暴案例中，女方是日本人的事实使网民代入民族情绪，对于网民核心问题的判断带来一定影响。在内容收集中，爬虫软件自身的使用设定限制了我们获得全面的数据，按热度采集数据有一定代表性和说服力但是不够随机、不够全面，样本数量也有更加充足的空间。另一些案例，如以专业狗仔为信源的案例由于不可控因素（被封号）搜索不到数据，只能根据旧有资料进行定性分析，可能造成一些误差。这些都是进一步研究需要改进和避免的方面。希望通过我们的学习，在后续的研究中，使研究更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1]曹林.微博传播的十大特点及对言论生态的影响[J].新闻记者,2011(09):29-34.
[2]杨于峰,余伟萍,田盼.基于SOM神经网络的品牌丑闻微博传播分类预测研究[J].情报杂志,2013,32(10):23-28+12.
[3]韩璐.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移动社交媒体互动传播研究[D].兰州大学,2014.
[4]周全,汤书昆.社会化媒体信息源感知可信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一项基于微博用户方便样本调查的实证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04):18-35+126.
[5]王雷.网络环境泛娱乐化研究[D].河北大学,2012.
[6]杨穆,张环.微博新闻信源可信度问题的成因及对策探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8,9(07):68+70.
[7]张玥,孙霄凌,浦正宁,朱庆华.微博舆情传播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信源特征和信息形式的视角[J].情报资料工作,2014(03):59-64.
[8]成俊会.微博舆情传播中用户的参与行为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15.
[9]卢嘉,刘新传,李伯亮.社交媒体公共讨论中理智与情感的传播机制——基于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02)
[10]叶旭子.大学生“微媒体”可信度影响因素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7
注释：
②曹林.微博传播的十大特点及对言论生态的影响[J].新闻记者,2011(09):29-34.
④杨于峰,余伟萍,田盼.基于SOM神经网络的品牌丑闻微博传播分类预测研究[J].情报杂志,2013,32(10):23-28+12.
⑤卢嘉,刘新传,李伯亮.社交媒体公共讨论中理智与情感的传播机制——基于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02):73-79.
⑥成俊会.微博舆情传播中用户的参与行为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15.
⑦叶旭子.大学生“微媒体”可信度影响因素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7.
⑧叶旭子.大学生“微媒体”可信度影响因素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7.
⑩张玥,孙霄凌,浦正宁,朱庆华.微博舆情传播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信源特征和信息形式的视角[J].情报资料工作,2014(03):5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