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2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与物种传播”。与会学者包括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文研院邀访学者、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培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葛承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永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李肖和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教授张铁山。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担任本次论坛主持人。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各国开展经贸和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见证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物种传播过程，具有深远的物质文化交流意义。随着考古发现和文献研读的日益深入，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视野愈发拓宽，研究对象也愈发细致。本期论坛的中心内容是，通过考察古代丝绸之路的族群迁徙和物种传播过程，管窥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文化互动风貌，并探求丝路文明交流背后的原因及动力。
荣新江教授
荣新江教授首先带来主题为“重议‘月氏与吐火罗问题’”的报告。他对月氏和吐火罗语的定义问题作了简单介绍。所谓“月氏”，即匈奴兴起前西域的主体民族，其大本营位于敦煌和祁连之间的河西走廊西部，分布范围非常广泛。公元前2世纪为匈奴所败，被迫西迁伊犁河和楚河一带，其中西迁的部族称“大月氏”，留下的少数部族称“小月氏”。后又败于乌孙，被迫再次向西迁徙，占据了阿姆河两岸原大夏的领土。汉文典籍中有关这一民族的最早记载始于《史记·大宛列传》：“人民赤白色，使习弓马。”又康泰《外国传》载：“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由此反映出月氏民族鲜明的游牧性。所谓“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西支，分甲乙两种方言。1907年，德国学者缪勒（F.W.K.Müller）根据《弥勒会见记》中提到的“toγri”语，将这种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印欧语正式命名为“吐火罗语”。然而这一说法先后遭到了列维、羽田亨、伯希和、恒宁等学者的质疑，至今学界对吐火罗语的命名问题仍无定论。
荣新江教授指出，要更好地解决这一争论，必须回到“月氏”和“吐火罗语”所在的原始文本中去。目前有关“toγri”一词的记录散见于10至11世纪的摩尼教文献和佛教文献中，其中前者的成书年代更早。根据文献推测，“toγri”的词源应为“Tuγristan”（吐火罗斯坦），也即并非指一个具体的西域地点，而是包括龟兹、焉耆、高昌、北庭一带较大的地理区域。其实，真正的“吐火罗斯坦”位于巴克特里亚（Bactria）地区，原本是摩尼教的一个东方教区，等到摩尼教在西域地区开教成功，所谓的“吐火罗斯坦”之称也随之迁移到西域北道。因此，“吐火罗语”应该是回鹘人对此地流行语言的“他称”，并非这种语言的“自称”；换言之，即使这种语言被称作“吐火罗语”，其使用者也不是历史文献中的“吐火罗人”。荣教授最后总结说，人种和语种是两个相差很大的学术命题，不能将现代的概念盲目套用到古代历史研究中。同时，由于西域地区最早流行的语言是汉语，所以在西域研究中应加强对汉文文献材料的搜集和使用。
葛承雍教授以“中古时代胡人财富观念的特点”为题作报告。中古时代的粟特胡人是丝绸之路上典型的商贸族群，在突厥文化、波斯文化和中亚文化的多重影响下，形成了与其他族群迥乎不同的财富观，总体来看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敦煌莫高窟45窟所绘的“胡商遇盗图”
1972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那第187号唐墓的《双童图》
王永平教授指出，中国从域外输入的良犬以西域为主，其中又以波斯犬和拂菻狗最为著名。这两类犬在外形和用途上大相径庭。波斯犬身形高大、性格凶猛，多用于外出狩猎，但也发生过噬而食人的恶性事件。《北齐书·南阳王绰传》载：“有妇人抱儿在路，走避入草，绰夺其儿饲波斯狗。”拂菻狗则以其体形娇小、性格温顺，成为唐人喜爱的宠物狗。两种属性完全不同的犬种经丝绸之路被引入中国，不仅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种谱系，具有较强的物质文化史意义，更成为后人研究古代中国与西域地区互动关系的鲜活个案，反映了全球史观背景下民族融合与物种传播的宏大图景。
冯培红教授
冯培红教授重点对虞弘墓志的挖改情况作了讨论。墓志文中有两处出现“鱼”字，一为“鱼国尉纥驎城人也”，一为“鱼国领民酋长”。这两处的“鱼”字明显比其他处低凹，显然是经过改刻的。以往考古发现认为，墓志文原来的内容可能是“虞”字，改刻可能是希望在墓志上恢复其本来的国名姓氏。冯教授则认为，从放大的墓刻影像来看，“鱼”字左侧遗痕原为“氵”，这从最上部的一点呈倒三角形可获有力佐证，故“鱼”字在挖改前并不像“虞”字，冯教授提出应为“漕”字。正史典籍对此亦有佐证，如《隋书·西域传》载：“漕国，在葱岭之北，汉时罽宾国也……国王戴金鱼头冠，坐金马座。”而居于虞弘墓石椁最中心位置的人物也头戴鱼形王冠，与正史中的记载刚好吻合。《隋书》同篇还称，漕国祭祀其保护神“顺天神”的仪式场面宏大，堪称奢华：“仪制极华，金银鍱为屋，以银为地，祠者日有千余人。”在这样恢弘重大的场合，亦有鱼形象的出现，“祠前有一鱼脊骨，其孔中通，马骑出入。”凡此种种，都对判定鱼国的族属和地理位置具有关键意义。冯教授通过对顺天神的两度移动，说明了鱼氏部族在葱岭东西的辗转迁徙过程。
王黄罗等人造像碑（局部）
西安北周安伽墓中胡人商旅图
张铁山教授表示这四篇论文研究得都比较细致，并对当前历史学研究方法论的不足提出了思考。他认为，近年来历史学研究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可喜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其中之一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掌握不足，进而造成对异域史料的忽视或误读。老一代历史学者非常重视训诂学和语音学的基础，这一优良传统在新一代学者中却有所淡化，出现了“搞藏学的不懂藏文，搞突厥学的不懂突厥文，搞清史的不懂满文”的普遍现象。近年来学界大力倡导回归语文学，这正切中了当下研究的短板和要害。如果缺乏对少数民族语言起码的认识，很容易造成研究整体误入歧途。正如法国语言学家所说：“最相近的东西可能是最危险的东西。”此外，历史研究还应重视交叉学科方法的应用，如DNA技术等。不久前，汉藏语系研究引起学界广泛轰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使用了DNA技术方法，获得了传统方法所不能企及的新认识、新成就。张教授指出，“balk”作为鱼虽然最早见于《突厥语大辞典》，但同时还有“城”的意思，要注意突厥语从印欧语借词的情况。
张铁山教授
陆扬教授重点对荣新江教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他指出，该研究具有至少两方面的重要价值。其一，该研究间接实现了对丝绸之路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任何有关丝绸之路或欧亚文明传播的课题都绕不开大月氏和吐火罗语的问题。欧美和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贡献尤其卓越，但他们各自的方法论完全不同。荣教授重点指出了德国学者和英法学者的不同，其中前者更强调从语文学的角度，对原始文本进行精准梳理；后者则试图将材料放入历史的框架中进行思考和讨论。对于学术史的回顾，本身也是对方法论的反思。随着研究方法和思路的革新，学者们有机会对过去的学术命题，特别是对曾经受到忽视的领域作以重新思考和深入挖掘。其二，历史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反复的，以现代概念对应史实极其危险。例如，以往研究过多强调亚洲内陆的草原性、游牧性。事实上，亚洲内陆早期的塞种人并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定居生活，倡导武士文化；直到匈奴强盛之后，才引起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草原游牧化过程。
提问环节，学者们还就吐火罗语的语种归属、全球化史的时代划分、拂菻犬与波斯狗问题、墓志挖改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精彩互动和讨论。本次论坛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