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在逆境下像娘那样面对人生吗？被划为右派后还会不会坚持入党的信念？有人说，这是‘愚忠’。但我理解娘，这不正说明那一代人对终生所追求的理想的执著吗？”
袁冬林(口述)本刊记者/罗雪挥(采写)实习记者/房一盟(录音整理)
袁冬林至今保存着两本发黄的病历。在住院号为112936的那页病历记着：“1968年12月10日，今日上午10时余，病房全体休养员召开大会，并写通令，对大右派分子浦熙修批斗，令下午出院。”彼时的浦熙修已经身患直肠癌，病情恶化，但是住院数次都被赶出。1970年4月23日，北医附属人民医院急诊室走廊里，浦熙修苦苦挣扎后醒来，她说：“别费事儿了。”自己拔掉了输氧管子，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经受着精神与病痛的双重折磨，她孤独悲凉地走了，身旁没有一个亲人。当时儿女均在外地，昔日故交则大都断了联络。有人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才敢打听浦熙修的下落。连昔日并肩与她作战的名记者彭子冈，曾经在浦熙修身患绝症时候去探望，后来也不无辛酸地回忆，“她和我之间还是1957年的同患难者，若不是领导让我去北京医院探望她，我是不会也不敢去的。”
1957年，以“左派”记者闻名的浦熙修，突然成为了资产阶级大右派。《人民日报》社论指明点了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的浦熙修，说她“是一位能干的女将”，并且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发表了一幅应景漫画：一女子藏脸孔于琵琶后，琵琶上写着“罗隆基立场”，旁白则是“浦熙修自我检查”。1980年6月，党中央为浦熙修恢复了名誉，漫画家华君武寄来了一封迟到的道歉信。“我曾画过一幅漫画讽刺过她，这张漫画现在认识是错误的，也是不应当的，此事久压心头，趁此机会，只好向她的家属表示道歉了。”1997年，华君武发表《邪正自明》一文再度为此道歉，“我画的这幅画，题为‘犹抱琵琶半遮面’，是对浦熙修的不严肃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人格侮辱。”华君武回忆，当时康生说他这张漫画画得好，他还很高兴，但是邓小平看后说，以后不要画这种漫画了。
干戈化为了玉帛，浦熙修却早已在积郁成疾后撒手人寰。1957年，在没顶的政治风暴中，浦熙修反复“检讨”自己，她被迫揭发罗隆基，甚至在亲友的压力下，不得不交出了日记和罗隆基多年来给她的私人信件，以证明自己并无反党之心。而她和罗隆基“十年最亲密的朋友关系”，却因此恩断义绝。浦熙修亦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她病重时，民盟中央派人去看她，当时她提出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把罗隆基给她的十几封私人信件还给她，信件归还后，她非常感激。
好人和坏人
我认为娘是真正的新闻记者，她对付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就采取了很多办法。她对新闻很敏感，但是这种敏感后来被压抑了。
娘最意气风发的时候还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前。在娘的记者生涯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她对国共和谈及政治协商会议的采访报道。1946年1月，国民政府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那是国共和谈的产物。娘采访了当时的38名政协代表，那时辩论的一个主题是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的问题，38位代表各就此发表意见。代表中最难访问的是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因为他素来谨慎，而且据说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以上。娘连去了三次，这位要人只好与她见面了，但要求娘不写出他的姓名。灵活机智的娘答应了，使对方在访问中感到轻松愉快。娘是守信的人，只在访问记中写“某代表”，但因为访问的其他代表都有名有姓，与总名单一对，便知道“某代表”是谁了。当时有人称赞娘，说她使得一位老练的外交家成为了她这个无冕之王的败将，但娘只淡淡地说：“这只能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娘在政治上比较单纯。娘在饱经政治风波后，才终于体悟自己的人生：“当时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东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涡中，却不懂得政治。”
在重庆时期，娘经过慢慢对比，越来越倾向于共产党。她像小孩似的，常说好人和坏人，认为国民党贪污腐化，不抗日，搞摩擦，不民主，无自由，尽做坏事，令人愤慨。而共产党说真话，讲道理，有办法，关怀人，做的都是好事。她愿意站在好人一边打击坏人。而好人的一切她都相信。三姨浦安修对她也有影响，三姨抗战时就去了延安，后来嫁给了彭德怀。娘到了重庆，三姨通过关系介绍她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认识。周恩来非常关心娘，娘常去周公馆，把周恩来对形势的看法带回来给报馆，有时《新华日报》不能登的东西，就与娘协商，登在《新民报》上。
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
1949年，娘是带着对国民党反对派势不两立的感情和对共产党的热爱、信任步入新社会的。刚解放的时候娘特别高兴，就好像成天沐浴在阳光下，简直就是满心歌唱。你看她刚解放时拍的那张照片，娘胖了，肯定是心情舒畅，这也是她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娘很快就陷入苦恼中，当时所有的政治新闻都要用新华社的通稿，娘那个时候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发挥作用，因为她是以发表独家新闻和专访著称的。她未能入党，在政治上有失落感。她因为觉得在北京办事处过于自由，还希望党组织加强对《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领导。可她骨子里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娘所说的自由并不是无组织无纪律，而是要求思想上的独立思考，要做有独立人格的真我。
娘曾经是个很开朗的人。被打成右派后，她思想很苦闷，抽烟越来越厉害，娘用写毛笔字来平静自己的情绪。1959年，中央为一部分右派摘帽，其中就包括娘，她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文史资料选辑》。娘意味深长地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娘又当了‘旧闻’记者。”
与历史重逢
《往事并不如烟》那本书在海内外影响非常大，也有个别年轻学者质疑娘揭发罗隆基的行为。他们不了解，一个人的言行处事，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绝非是受到“威胁”“逼迫”而“交代”问题这么简单。在那个年代，党的威信很高，娘又是那么相信党，当组织与周围群众全说你“错”时，只能自己找“错”了。听一位新闻界的老人说：“当她被斗被折磨得伤心落泪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自己受了冤屈，误解了她。”
娘开追悼会是很晚的，受“两个凡是”的影响，政策的落实仍然困难重重。悼词也几经修改才确定下来。我们提出来请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主持，娘的朋友说，反右最厉害的时候，康克清曾坚持说浦熙修不是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