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慈善是伴随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而兴起的慈善新形态，为我国慈善募款、项目设计及运行模式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必定引领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走向。但实践中暴露出来的法律规范不足、失范现象时有发生、网络慈善生态尚未成熟等问题，也表明完善网络慈善制度建设、提升慈善数字化能力、引导公众理性参与具有必要性。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网络慈善应当成为实现中国慈善事业大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网络慈善；创新价值；未来发展
一、网络慈善及其发展
网络慈善泛指使用网络技术开展的各类慈善活动，其核心要义是通过网络募捐、捐赠、服务等活动来实现慈善之目的，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意识在慈善领域的应用，也是慈善数字化的表现。中国网络慈善从世纪之初逐渐兴起到2016年《慈善法》实施后的快速发展，客观上重塑着公民参与慈善的理念与方式，形塑着新时代的慈善新风尚。
（一）网络慈善的兴起（2016年前）
我国网络募捐始于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易宝公益平台联合北京红十字会紧急开通网络募捐通道为援助境外灾区募集善款。2006年，作为当时首个、最大的线上公益平台的搜狐网公益频道上线，标志着网络慈善正式迈入“门户时期”。2007年，中国首个互联网企业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不仅为腾讯公益开展网络募捐活动提供了载体，也为我国网络慈善的加速发展奠定了基础。2014年9月，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并推出“大病救助”模式，通过搭建社交众筹平台帮助众多大病患者解决医疗资金等问题。此后，水滴筹、爱心筹、360大病筹等一批社交众筹平台上线，个人网络平台求助快速发展起来。
总的来看，进入本世纪的前十五年，是中国网络慈善的起步阶段。此阶段，网络慈善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网络慈善募捐平台数量越来越多，公益活动设计注重平台和技术优势；网络慈善项目从少到多，在实践创新中“玩法”越来越多；慈善参与门槛降低，公众参与度越来越高；小额捐赠快速增长（在腾讯公益2015年超过5亿元的总筹款中，单次几十元至上百元的捐款占比超过70%）；网络慈善议题日趋多元，涵盖应急救灾、医疗健康、教育、生态环保、文化、女性帮扶等领域。此外，公众的慈善意识和捐赠习惯在网络活动中得到培养，互联网慈善文化逐渐形成。可以说，网络慈善在这一阶段积累了发展基础。
然而，新生事物野蛮生长中的缺陷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显现。2016年之前中国的互联网迅猛发展，用户快速扩张，但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法律规制和网络世界的基本行为准则却还未形成。同时，慈善事业也从2008年汶川地震后进入了快速发展状态，但当时的法规政策明显“兜不住”新事物带来的冲击。互联网一方面为公众参与慈善提供着便利，一方面也容易放大个别负面事件。2011年起，受“郭美美事件”“壹基金捐赠风波”以及“红十字会出租备灾仓库事件”等的先后影响，公众对慈善公信力的质疑不断发酵，捐赠热情遭受打击，社会捐款数额也因此连续锐减。据统计，2011年全年捐款数比2010年减少了18%，2012年又较2011年下降3.31%，2013年虽有回增仍不及2010年以前的发展势头。方兴未艾的网络慈善陷入低潮。
（二）网络慈善的快速发展（2016年后）
2016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简称《慈善法》），标志着我国慈善事业步入法治时期。同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简称《网络安全法》），旨在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随后，民政部制定了《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以及《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和《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两项推荐性行业标准，为网络慈善平台的运营和监管提供政策依据，并先后依法指定了三批共3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
总体上看，《慈善法》实施后，网络募捐的无序状态得到改善，公众信任日益回升，慈善资源动员能力得以增强。一方面，《慈善法》对公开募捐信息指定平台发布的原则规制纠正了以前各媒体、各平台自发募捐的现象，赢得了越来越多公众的认可，公众参与率迅速上升。《中国互联网慈善报告》显示，“给互联网平台捐款”是公众接受度最高的公益参与方式。随着公众慈善意识的不断提高，个人捐赠额在互联网筹款总额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二。另一方面，网络筹款金额不断攀升。据统计，仅在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上筹集的善款2017年超过25.9亿元，占社会捐赠总量1499亿的1.7%；2018年超过31.7亿元，占社会捐赠总量1128亿元的2.8%；2019年超过54亿元，占社会捐赠总量1330亿元的4.1%；2020年为82亿元，占社会捐赠总量1520亿元的5.3%；2021年，互联网募集的善款近100亿元（如图1所示）。此外，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用行为来做公益，捐步、捐微笑、捐阅读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公益方式。可以说，这一阶段，互联网技术与慈善力量的结合，正在创造一种共生共荣的氛围，在数字平台上悄无声息地引导着民间社会财富的流动。
二、网络慈善的创新价值
在传统慈善领域，慈善行为通常在现场发生，场域相对封闭，参与方式相对单一，时空约束较多。网络慈善则借助互联网的优势，打破时空界限，打通沟通壁垒，通过运行方式的改变推促各方参与主体升级慈善理念，不断为慈善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网络慈善创新了慈善理念
一方面，网络慈善引领互联网平台不断更新慈善理念，创新慈善公益产品。2017年阿里巴巴联合多家慈善组织和企业发起“95公益周”，倡导各个平台开放联合，倡议每人每年拿出三小时参加公益。此后又不断推出不同的主题和项目，吸引爱心商家和消费者加入慈善公益，并通过乡村特派员和乡村振兴技术官计划等鼓励员工融善于工作。腾讯基金会自成立起就不断创新“慈善+互联网+社交”内容，先后推出了行为公益、创益计划、小红花升级、地方公益专场以及数字助益等公益产品来提高用户的粘性。同时，平台组织也通过创新慈善信息公开方式、活动组织方式和服务链接方式等影响着整个慈善行业的理念更新迭代。
另一方面，网络慈善通过丰富的线上活动塑造了公众参与慈善的新理念。其不断创新的“公益玩法”将慈善融入生活场景，鼓励公众把线上的业务行为、消费行为、生活行为转换为慈善行为，加之能消除距离鸿沟、随时阳光透明的指尖公益和随手公益的助力，使全国十亿多网民成为网络慈善的参与者或潜在参与者，打破了以往“富豪慈善”“捐款慈善”的认知局限，使“人人可公益”“时时可公益”“事事可公益”的慈善新理念深入人心，慈善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年轻一代更是对慈善公益表现出了强烈兴趣。水滴筹发布的2021年报告显示，80、90后是爱心捐款主力军，占平台爱心捐款人数的56%。这些正是在慈善新理念引导下的良好社会效应的反映。
（二）网络慈善创新了慈善模式
再次，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为慈善监管创新奠定了基础。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和机构学会了互联网思维，重视数字化能力建设；另一方面，在大数据、区块链等助力下，慈善监管更加透明、公开，对慈善行为的追溯将更加便易、清晰，大大有利于公益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
（三）网络慈善创新性地传承着慈善文化
（四）网络慈善推动慈善向平民化、大众化发展
根据《2022中国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截至2021年底，中国有超过12亿人使用移动服务，占全国人口的83%。2020年，第三方移动支付与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的总规模达到271万亿元，未来几年还会分别以年增速11%和9%的速度向前发展。在互联网浪潮的助力下，作为慈善事业新的增长点，近几年来，我国通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筹集的善款每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2014年以来，通过个人大病网络求助平台为个人募集的大病救助资金更是超过1000亿元，几乎相当于2018—2021年四年间中央财政的医疗救助拨款规模。
综上所述，网络慈善是数字技术进步中互联网及移动支付广泛应用催生的新生事物，有效地对接了平台与慈善组织、捐赠者、监管者，使整个慈善事业的运行方式实现了新的飞跃，进而形成了慈善领域不可比拟的新优势。如互联网和平台组织的开放性使得网络慈善更容易实现共享和包容发展，网络外部性和平台的零边际成本优势使网络慈善更易获得规模效应，数据和算法结合的数字技术能更有效地匹配参与主体的需求，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赋能使慈善活动和慈善监管更加透明等。所有这些都是网络慈善的创新价值所在，亦由此开发了慈善的新场域，带来了慈善事业的理念创新、模式创新以及文化创新，进而促使慈善事业更加现代化、更加可持续。
三、网络慈善发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肯定网络慈善的卓越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网络慈善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它主要表现在法律规制不清晰、监管方式落后、行业良性生态尚未形成、失范现象仍有发生等方面。
（一）网络慈善的法律规制还不清晰
（二）网络慈善的监管模式落后
网络慈善是互联网思维与慈善深度融合的产物，运作方式与线下慈善迥然相异，与传统的慈善监管更多强调资质、稳定，采取巡检、文字备案和报告的方式相比，网络慈善更提倡开放、互动、协作，用数据“说话”，这使得对网络慈善的监管需要更加重视其特点，需要采用“互联网+监管”模式。若忽略网络慈善在线上虚拟环境的特性，仅以传统的治理和监督方式对其进行管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便会常有出现。而在当下，政府对慈善网络的治理和监督主要集中在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监管者这一身份上，方向指引者、规则制定者、政策支持者和环境营造者的角色责任体现不够。已出台的监管办法意在着力加强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监管的规定，如《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和《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规范》《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基本技术规范》两项行业标准，其重点都集中在传统的运用行政和司法手段强化监管的力度上，而对构建更加顺应潮流、更为主动地适应新思维、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风险控制技术以及数据基础设施检测等新方法的监督体系考虑较少。
（三）慈善网络平台生态有待提升
（四）网络慈善数字化能力总体有限
调研发现，虽然网络慈善给慈善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与动力，但整个慈善行业，即使是网络慈善自身领域，数字化能力也远远落后于其他行业。
二是网络慈善数字化程度有限。目前网络慈善取得的成绩主要来自于作为慈善工具的数字技术的自身迭代发展，而来自慈善行业本身创新的结果却很少。网络慈善也只停留在表层的募款互联网化，而项目执行、信息反馈、项目评价、政府监督管理以及组织机构与受助人和捐赠人之间的交流沟通等多个方面的数字化深度运用还非常有限，连捐赠电子发票都还未得普及。慈善组织间在通过互联网获取资源、进行知识与信息管理、在线数据分析、利用互联网协作与传播能力等方面存在互联网应用的技术鸿沟，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离数字时代网络慈善真正的内涵还有很大差距。
（五）失范现象时有发生，理性慈善宣教不足
信息的真实、透明是网络慈善公信力存续的重要基础。网络慈善低成本、高互动的明显优势，在给大众慈善注入能量的同时，也给部分人提供了借机牟利和“肆意吐槽”的机会，扰乱了网络慈善秩序。网络平台的失范行为和对求助信息的管理审核不严，以及个人信息泄露、隐私权被侵害、“人肉搜索”等很容易产生舆情事件。在大众甚至专业人士都很难区分个人权利与慈善募捐之异同的情况下，网络世界里发生的类似行为，无一不影响着社会对慈善的印象。如2016年罗尔事件中卖文救女的父亲形象，2017年被扣上“选秀”嫌疑的“小朋友画廊”，2018年引来各种质疑的冰花男孩善款共享，筹款平台线下推广人员地毯式“扫楼筹款”“按单提成”，德云社相声演员“百万募捐”事件等无一例外地引发了公众对慈善的信任危机，污染了网络慈善领域的参与环境，然而，实践中却普遍缺乏及时有效的应对机制。
同时，公众对慈善的认知与理解不足甚至偏差也有可能损害网络慈善的发展。一方面，网络慈善具有激情捐献的特点，即爱心人士往往会基于扶助弱者的同理心即时参与，且亦易将慈善置于道德高地寄予理想化的期望，在经历负面事件和风波后也更容易质疑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丧失对慈善的信心。另一方面，目前社会诚信环境和信用体系还不够成熟，网民的无成本诋毁和无意识非理性的行为大量存在，为博取眼球增加阅读量而推波助澜的媒体也屡禁不止……这些对网络慈善的健康发展造成障碍，但实践中却缺乏对非理性行为的引导。
四、网络慈善的未来发展
网络慈善是我国目前最具活力、实践效果与发展前景都良好的慈善形态，也是未来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只有全面认识网络慈善的巨大价值，才能形成有利的政策环境与社会氛围，才能真正充分发挥我国互联网发达的优势，促进整个慈善事业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
（一）将网络慈善完整地纳入中国特色慈善事业
（二）加快完善网络慈善的法律政策体系
第一，有必要在《慈善法》中增加对网络慈善的规制，以厘清网络慈善活动的边界，规范网络慈善行为。还应进一步明确民政等部门的监管职责，明确政府部门支持网络慈善发展的具体政策，如普及应用捐赠电子发票、提供便捷的税收减免服务等，为网络慈善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同时，也要明令从严规定网络募捐中不法行为的惩治措施，以维护网络慈善的健康发展。
第二，增加指定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数量，并赋权明责。增加平台数量可使更多企业或慈善组织参与其中，并通过有序竞争促使网络慈善得到更好的发展；赋权明责可以激活目前处在沉寂状态的多数募捐信息平台的积极性和活跃度。可借鉴个人大病网络求助平台的技术和服务经验，充分发挥募捐信息平台本身的牌照与规模优势，真正为网络慈善的蓬勃发展助力。
（三）理顺政慈关系，完善网络慈善监管机制
（四）提升网络慈善参与主体的数字化能力
（五）发挥行业组织和头部组织的带动作用
行业组织兼顾“协助政府”和“服务会员”的双重角色，应在推动网络慈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慈善领域的行业性组织偏少，目前成立的全国性和省级慈善行业组织大多是由政府部门主导设立，依附性较强、独立性不足。而网络慈善有其特殊性，必须是慈善与网信并重，协力促进网络慈善自律。为此，应采取如下一些措施：一是要发展专门的网络慈善行业组织或在综合性的慈善行业组织中设置专门的网络慈善专业委员会；二是要加强网络慈善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制订和实施各类行业标准，与法规政策相配套的同时避免“算法”的过度渗透；三是要建立行业投诉调查机制，受理公众投诉举报，对热点慈善事件开展独立调查，发出专业理性的声音，维护行业声誉；四是要发展一批专业的评估型组织，对网络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进行监督和评价，发挥独立的第三方在促进行业公信力建设中的作用。
在网络募捐信息平台上，头部资源的聚集对网络慈善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关键在于头部组织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引领和促进行业发展。就整个行业而言，适度的组织不平衡有利于促进行业向更高级的平衡阶段发展，但差距过大、甚至出现垄断式发展的境况损害的则是整个慈善行业发展的土壤。头部组织所秉持的理念和采取的方法很容易影响行业发展，如何平衡甚至约束头部组织发展边界，或如何促进头部组织自律值得各界深入探讨。网络慈善的发展还需要吸引更多不同类型的平台加入，为慈善组织、捐赠人和求助者提供更多选择，互联网消费服务平台也可以成为优秀的互联网募捐平台，一些提供2B服务的互联网平台亦有很大潜力成为互联网募捐渠道等。
（六）引导网络慈善中的理性行为
一方面，应当加强慈善知识与慈善法制的宣传，让公众在了解的基础上真正理解慈善事业。如慈善组织提取必要的费用是《慈善法》明确规定的合法行为，也是国际通行的惯例；特定情形下将捐赠物品折换成善款更加有利于慈善资源的利用等。在这方面，可以用互联网和主流媒体的优势，将慈善知识与慈善法制的宣传作为基础工程，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慈善宣传工作。另一方面，针对激情捐赠不能短视待之，而需以培养理性参与者为目标，引导公众借助网络捐赠时保持理性。腾讯公益曾于2018年提出“理性公益”，一方面通过产品设计和公众传播等手段，在网络捐款的流程中设置“冷静器”，尝试阻却冲动性捐款，倡导用户理性捐赠；另一方面加强对慈善机构开展网络筹款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只有不断引导公众理性行善，才能避免不良个案或误解引发网络慈善舆情，才能形成健康的网络慈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