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5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临莫斯科红场，参加俄罗斯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举行的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回首二战时期，作为抗击日本侵略主战场的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而这其中，中国佛教界亦做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文/释东初
僧伽为国民一份子，护国救世为佛教之本职，自不能置身事外。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太虚大师首以佛教立场，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呼吁台湾、朝鲜、日本佛教徒秉承佛训，起来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
民国二十一年，日本又以陆海空侵犯吴淞口，发生“一二八”上海战争。太虚大师痛心于中、日民族之自相残杀，乃作“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列举战则必致两败，和则得相助之益。
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太虚大师痛心两国民族之自相残杀，国难教难，日深一日，大师悲感无极，随即发表“告全日本佛教徒众”书，又电“全国佛教”：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法，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自此全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太虚大师随政府进入后方，从事长期抗战护国卫教运动，直至三十四年(1945)，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土重光。
僧伽救护队之成立
民国廿一年，太虚大师在潮州讲“佛法与救国”。佛法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及地藏菩萨云：“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说明佛法为积极救世的精神。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时日本军阀又侵犯榆关、热河，国难日深一日，太虚大师乃于上海永生无线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同年大师诸多信众弟子普仁(余乃仁)、普勇、普德，商请大师，拟创组“青年佛教护国团”，于是大师乃呼吁“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定名为“佛教青年护国团”，根据佛教护国原理，团结全国佛教青年，实行护国的工作。其主要则为从军抗战，部份则捐助，及组救护队、慰劳队、运输队等，这是日后佛教救护队的先声。
二十五年，中央训练总监部，令各地僧侣，编入壮丁队受军训。这时，僧伽应否服国民兵役问题，颇为各方所争论。僧伽既属国民一份子，自有服国民兵役义务，唯僧伽既然已经出家，奉行佛陀慈悲教义，要其赴前线杀敌，显又违背佛教教义，况救国之道，不限于一端。太虚大师又上电二中全会，并函请训练总监部杜(如心)教育处长，转呈唐(生智)总监，请一律改僧尼为救护队训练，以符佛教宗旨。嗣得杜氏覆函，得以四项变通办法办理，兹录杜处长原函于下：
“太虚法师道鉴：昨奉大函，敬悉一是。关于僧道受训一事，本部业经顾虑事实，缜密研讨，规定变通办法四点如下：
(一)僧道受训得单独组织。
(二)训练服装，得用原有之短僧服。
(三)前两项如认为无须而愿照一般在俗参加者，亦听。
(四)僧道受训后之编组，不列入战斗部队。
以上四点，与尊兄虽稍有出入，而迁就事实之用心，已无二致。法师领袖全国佛教，尚希善为倡导，树之楷模，务使全国僧众，对兹非常时期管教养卫之训练与义务，不甘后人，是所幸甚。端此奉复。顺颂道安。杜心如谨启。七、二十二。”
自此，全国各省县市佛教僧侣，纷纷组设僧侣救护训练班，苏、浙、皖、上海、南京，首先实行。
上海僧侣救护队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中国佛教僧众，同属国民一份子，自不能置身事外，何况佛教以救人救世为怀，于是上海佛教慈善团体，首先组织“僧侣救护队”全体人员一共一百二十人，由宏月法师领队，内分三大队、分队长、队附、队员，全由僧侣担任。分队以上有总务、队务、救护三组，各组长、干事和分队长，均由上海慈联会函聘。
队员中多属佛教知识分子，对国难当头，人人抱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壮烈意志，所以在日军飞机烽火弹雨中，他们所表现的那种大力、大勇、无畏抢救伤员的精神，至足感人。当时上海中外舆论，以“战神之敌”四字赞扬他们。沪战三个月中，他们造成了惊人的成绩。
根据慈联会二十七年报告书，救护吴淞、大场、浏行一带战地负伤将士，及租界难民，有八千二百七十二人，当上海撤退时，因为伤员太多，无法收容，尚有枫林桥地方三百多伤员，并在牛庄路创办一所“佛教医院”，安置这三百多位壮士。第二天，整个南市一带地区，全被日寇占领。于是，救护工作，从战场移转到病房，全体队员，都充当看护，将医好的将士，又一个一个设法送往后方归队，使他们继续杀敌。这时，僧侣们又做了一件事，在佛教医院中，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超渡阵亡将士法会”，以慰为国牺牲者的英灵。
“僧伽救护队”副队长宏明法师，原籍安徽，那时不到四十。在俗时，原属军人，曾任团长，俗名杨超，出家后一年，任南京香林寺住持。“七七”事变，上海慈联会有防护队的组织计划，屈映光先生认识宏明法师，乃由慈联会聘为防护队副队长，后经宏明建议，乃改“防护”为“救护”二字，正式组织“僧伽救护队”。在淞沪战场实施救护工作三个月，由于我军转移新阵地，僧伽救护队，也就随军后撤，沿长江步行到汉口，预备集中汉口，并拟分派一队到徐州前线工作。
那知，僧伽救护队宏明法师，到汉口后，本想再接再厉，集合汉口僧伽训练，再办一所“佛教医院”，就因此遭人诬陷，竟被关了三个月，虽说是非已经澄清，原属“莫须有”的罪嫌，但宏明遭此打击，也就心灰意冷，不愿继续领导僧侣救护队，于是迫不得已，而宣告解散。于是一部份队员，分赴西安投入心道法师主持的“战地流动服务队”，一部份转赴四川汉藏教理院读书，还有一部份伤心过度的队员回到他的小庙去。另一部份经不起打击，怀着满腔悲愤的队员，咬着牙脱去袈裟，跑到陕北抗日大学去了。宏明法师便到河南少林寺，面壁闭关，未几，又闻宏明发疯而死的消息。宏明的一条命，可算为抗战而牺牲，而上海僧伽救护队，从此结束了。
陪都僧伽救护队
上海撤退后，抗战进入第二期。“陪都僧伽救护队”是继“上海僧伽救护队”之后所成立的佛教徒救护工作队。
领导这一个队伍的，原属“上海僧伽救护队”的总干事悲观法师，其原籍湖北。“上海僧伽救护队”在汉口解散之后，他经湖南，乃于二十九年，奔到重庆，下榻狮子山寺，该寺住有一百多僧众。于是他计划将该寺住众，组成僧伽救护队，遇有空袭时，便可出去救护。商得该寺住持觉道和尚及全体僧众同意后，便很快得到政府许可，组成“陪都僧伽救护队”。总队长由觉道和尚担任，队长悲观法师担任并负实际救护责任，由政府发给新担架三十副，药品器材全套，及筹备费六百元。在寺僧中选拔了七十名少壮力强的僧侣，编为四个分队。寺中职事，任分队长，总队长为对内对外的中心，不设其它部门。全体职员，全由僧侣担任，乃于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正式成立。
在成立典礼大会的那一天，到有党、政、军、警、宪、机关、民众团体、各学校、三民主义青年团、各佛教团体代表，暨报社记者，不下三百余人，可谓盛况空前。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岸分团，特制送“同赴国难”锦旗，各报特以“脱了袈裟换战袍”标题发表新闻，唤起社会群众注意。
该队成立后，即开始医护、军事、政治常识、担架、包扎等训练，并经“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指定担任两岸一带地区救护工作。如果重庆、江北，这两处遇有敌机轰炸，必要时，临时听候联办处的命令再出动。因有这种限制，虽看见敌机轰炸重庆，亦不敢违抗命令前往救护江北受灾难民，使得该队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六月十二日，敌机又大批前来狂炸江北一带，眼看无数瓦屋，顿成火山，听到那边灾胞呼救的音声，既不待警报解除，也不待命令，悲观法师率领救护队奋勇渡江，而敌机一批又一批在头顶飞来去轰炸，他们在敌机飞过，马上寻到那些受害的同胞，先将其包扎，然后喂以药水，马上抬到临时救伤站，填了伤单，等到警报解除，才见到其它救护同志来。这次，该队总共救了一百二十三人，轻伤二十人，其余都是重伤。由于这次成绩良好，获得各方好评。第二天，敌机又来重庆狂炸，该队仍不待警报解除奔往施救，一连几天，都是走在人前，踏着火路，展开救护工作，不管道路远近，都要完成任务。于是各大小报，都竞载“僧侣救护队”消息，新民报并冠以“僧侣英雄”四字，加以赞扬!
蒋委员长于中央纪念周席上讲话，也对僧侣救护队，表示嘉许。他说：“在此次空袭期间，除空军人员能忠勇奋发确实达成他们的任务之外，其它党、政、军、警、青年团，和社会各方服务队，以及僧伽救护队，大都皆能发挥忠勇牺牲精神，尽到本身职务和义务，这是本席非常安慰的一点……”
由于七月九日空袭，该队抢救难胞工作成绩卓著，蒋委员长特颁给银质奖章三十六枚，奖励该队出力人员。该队先后出动抢救伤员不下二十余次，救出轻伤男女共达三千余人。空袭联合办事处总干事黄伯度先生，也代表许代表委员世英先生慰问该队，并赠送草鞋、毛巾、万金油等物品，以示慰劳之意。并允许以后遇敌机来犯，该队可自由前往救护，不限制区域。
社会部，以及社会各方对僧侣救护队，历次参加服务，表现得非常良好，深深加以好评，都主张扩大僧侣救护队组织，使全市僧众，都有为国家社会服务机会。于是社会部指定觉道、登一、昌仙、续乘、本先、本立、悲观七人为筹备员，并指定悲观为筹备主任，成立“重庆市僧侣服务队”。
各地僧伽救护工作之实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华北首当其冲，抗日战争日渐扩大，愈演愈烈，伤者亡者，充塞路途，灾区遍达数千里，难民数百万众，华北各佛教寺院，先后成立医院，救护团，暨难民收容所，从事救济工作，兹就当时调查所得，分志于后：
一、广化寺，该寺全体僧众及各界善信，发起组织伤兵医院一所，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开办，除医士聘请外界充任外，其余一切看护勤务膳宿等项，俱由比丘充任办理。共收容伤兵五百余人，组织完善。后经治愈出院者甚众，曾有开办经费收据清单，函请海刊登载公布(海刊即“海潮音”月刊)。
二、柏林寺，该寺成立一兵民治伤医院，内有僧伽数人，颇善岐黄，亦加入诊治。该寺地址宽敞空气流通，部署除照普通医院组织外，并特别添设慰问祈祷队，派有若干比丘，时时向各受伤兵民，加以安慰;或讲说我佛牺牲救世精神，使听者愉快，安心调养，朝晚定课，祈祷国难和平，及全体受伤兵民回向。先后入该寺治疗者，达数百余人。
三、拈花寺，住持金朗和尚，就该寺设妇孺收容所，专救护热河，滦东一带逃难来之妇孺，内部组织，规模宏大，先后收容妇孺数以千计。
四、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平日对于慈善公益各事，非常热心，特就该寺启建法华道场四十九日，延请戒行精严者数十人，逐日讽诵大乘经典，礼忏拜愿，为战区死者超渡生者祈祷，并组织一救护队，由该寺青年，挑选成立，出发赴前线，参加各地救济团体，从事救护工作。
五、此外华北居士林，由林长胡子笏居士提倡，推举男女居士多人，至各医院为招待或看护员，补助临时各种工作，兼调查各医院实施需要及所缺物品，逐日报告，以便设法补充，裨得普遍迅速之救护。
六、以上所举都见“海刊”十四、七“通讯”。这是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华北间的事。及至“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京沪各佛教寺庙团体，对救护伤兵与难民，亦不让于任何地区。或以寺庙掩护官兵，或以个人参加救亡工作，为国家效劳，亦复不少。最显著者：则有
(一)镇江焦山寺，掩护该山炮台官兵未及撤退者数十名，一律改僧装，混住寺僧中，住寺半年有奇，终于脱离险境。
(二)南京栖霞山寺掩护官兵数以万计，挟在难民中，予以救济，廖耀湘将军，即其中之一。
(三)当阳玉泉山，在宜昌沦陷后，该山全寺僧侣激于义勇，自动动员给济游击队，打击敌人，后被日寇发觉，派大批武力围攻，将该寺老少僧侣三十七人捕捉，用机枪射死，并将庙宇焚烧。
(四)江西省一群比丘，在保卫大武汉之时，因抱义愤，脱去袈裟，奔上火线，为抗战将士服务。
(五)长沙初次会战时，有僧名理妙者，因参加地下工作，深入敌后，刺探日寇情报，遭日寇逮捕，剜去两眼，割去两耳和舌根，后剖开肚皮，活活戮死。
(六)杭州香国寺某僧，因供给游击队情报，被日寇捕去，用警犬咬死。
(七)沪战爆发，上海比丘尼众，联合为前线将士缝制征衣。
(八)上海沦陷后，西门市关帝庙开办施粥厂，并施寒衣，由范成和尚负责，直至胜利后始止，全活难民无数。
(九)广东南华寺全体僧众，抗战发生后，每以绝食一日捐献给国家，从未间断。
(十)京沪撤退，江南大批难民，均逃至苏北泰州，即由地方仕绅联络上海慈善团体，于各寺庙成立难民收容所，共收难民三、四万众，由二十六年直至二十八年始陆续返回江南。
(十一)佛教团体或个人对国家献金，或帮助劝募公债。江苏各大丛林寺院若金焦二山、天宁，宝华，在抗战时期，都承担巨额公债。以及甘肃省酒、安、敦、玉、金、鼎、高七县佛教会发动“佛教号”飞机运动，凡此种种，佛教僧众于抗战救国，无论为精神上，或物质上，都表现出“救国不让人”的精神!
恒海和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在此须要补述者，那就是江苏宜兴龙池山恒海和尚领导游击队，在苏锡常宜地区，不断打击日寇，终于被日寇派大军扫荡洞庭山，马鞍山，逼得恒海和尚粮绝援绝，壮烈成仁!兹为怀念这位壮烈抗日僧侣英雄起见，特将其传记录后，以供日后治史者参考：
这是直接参加抗战行列牺牲的一位僧宝。
太虚组织佛教访问团出国宣传访问
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不特为汉、满，蒙，藏四大民族所共信，并为东亚，南亚多数民族信仰的中心，日本军阀企图独霸亚洲，对东南亚佛化民族，作虚伪的宣传──说中国为崇信西洋耶稣教及实行共产主义，日本为维护佛教，乃向中国进军。中央政府对日寇虚伪宣传，亦颇为重视。
佛教访问团，先有谢健等提案于参议会，海刊亦有应从速组织佛教访问团之时论。由于西南佛化民族对我国抗战前途日渐关切，终获朝野重视，由政府函聘太虚大师为访问团团长，拨予经费，以佛教徒自动组织名义而成立，太虚大师乃组织佛教访问团，出国宣传访问，乃率团员苇舫、惟幻、慈航、陈完谟(翻译)，侍者王永良，于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出国访问。
太虚大师乃于二十九年一月九日率团员苇舫、慈航、惟幻、侍者王永良，登轮赴印度，经二日海行，于十一日抵达加尔各答。太虚大师除朝礼佛教圣地，并访问国际大学，出席国际大学欢迎会，八十高龄之泰戈尔，亲临主持，旋赴具勒纳斯国民大会主席普拉卡沙之欢迎会，尼赫鲁来会，并与尼氏晤谈。大师又应甘地电邀，赴西恭，晤甘地。
太虚大师后赴锡兰访问，经南洋星加坡、马来亚、河内，历经五月，至二十九年五月二日始由河内回到重庆。
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
这是民二十九年十月，继佛教访问团后组织，由悲观法师率领团员四人，步行到缅甸宣传抗日政策。其动机亦因日寇第五纵队在印度、缅甸、泰国，各佛国，作虚伪的宣传。日寇说：“中国政府，是共产的政府，是耶稣教政府，摧残佛教，我们日本是佛教盟主国，为了保护东亚的佛教，所以同中国作战，这种战争就是佛教与耶稣教的战争，是圣战。”
由于日寇在国际上这种荒谬的宣传，实有揭穿的必要，于是集合昌林、觉华、能仁等组织一个“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并经呈报中央社会部、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核准成立。是年十一月十一日，自重庆，经昆明，由滇缅公路，步行至缅甸。虽说是奉命出国，并未向政府领受津贴。所有草鞋、钱，都属自备，其苦干的魄力值得钦佩。
缅甸是个佛化民族，全国人民完全信仰佛教，同时对于代表佛教的僧侣，也是绝对信仰，凡是僧侣讲的话，绝不怀疑的。所以该队到仰光后，即对缅甸人民展开宣传工作，把日寇轰炸中国各地寺庙以及其它种种暴行的证据，用中、英、缅文印了一本特刊，散发给他们看，使他们对日寇口是心非，荒谬的宣传有所了解。这一本特刊，散发以后，不几天，接到全缅甸佛教徒及信众写来响应的信，不下数十件。并对中国佛教处境表示三点意见：(一)对日寇侵略中国摧残佛寺表示愤慨。(二)认为中国政府不能采取有效的方法保护佛教，而为中国佛教前途躭忧。(三)中缅佛教徒应当要合作。
该队原来计划，由缅甸到暹罗，再赴印度等地去宣传，那知到了缅甸以后，国际环境有了很大变化，日暹勾结的阴谋，业经暴露，前往暹罗，似属无望。即往印度，亦复不易。因英人对华人出入多方留难，即在缅甸境内，亦复不许随便行动。所幸，缅甸人民，不论是政府官员，或是华侨，对佛教僧侣极为恭敬，不论遇到任何困难，他们都乐意帮助，所以该队能在缅甸各地宣传，先后达八个月之久，实赖旅缅侨胞及缅甸教友协助。该队最成功的一次宣传，那就是在缅甸华侨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发表演说，以“多难兴邦”为题，他说：
“……抗战以来，日本僧人夹在部队里面(每联队至少有三五个日本和尚)，唆使寇军屠杀我国佛教僧众，奸淫我佛教女尼，用飞机大炮轰炸我佛教寺院。由此种种暴行看来，日本自命为佛教国的说话，完全是虚伪的，是利用佛教美名，作侵略之实，用佛教的帽子，掩护他杀人的面目。我们中国为了维护世界人类永久安宁秩序，为了保持我中国领土完整与万世子孙的自由与幸福，为了拯救日本全国人民，所以起来抗战，打倒日本军阀。”当晚仰光各华文报，大为宣扬。
由于悲观法师慷慨激昂的陈词揭穿了日寇残暴的罪行，引起日寇第五纵队的忌恨，竟欲对该队加以报复，但该队人员并不因此畏却，而停止对日寇暴行检举，因此获得缅甸舆论不断好评。民国三十年六月间，日本举行东亚佛教大会，日寇本欲阴谋诱致缅僧赴日观光，参加他们东亚佛教大会的企图，因为该队宣传的结果，缅甸佛教界大众窥破日人阴谋，加以拒绝。
该队出国宣传，在缅甸与日寇第五纵队奋斗了八个月，获得国际佛教热烈的同情与拥护，终于三十年七月间回到重庆，向各界及有关方面报告在缅工作经过。
参加远征军服务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政府又发动驻印军运输队时，号召青年参加出国服务，陪都僧侣救护队领队悲观法师便与狮子山方丈商议，认为这是僧伽报效国家又一好机会。首先选拔了两队人员(共十二人，就中尚有一位队员名叫果斌刻在台湾，曾与笔者见过面)即于三十三年元旦，率领这一群和尚好汉正式入营，而且每个队员还立下一个军令状，隆重地在佛像前宣誓。
这群远征和尚入营之后，当局特予优待，特别给他们素食的方便。
三十三年五月他们随着我军进攻密支那。在这一次战役中，队员中有印安等三人，在敌寇无情的炮弹下，或在后方不幸殉职于战场。这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为争取自由，流下最后的一滴血，也是佛教的光辉。从此这三位和尚，亦将与我军在印缅之辉煌战绩同垂不朽了，而剩下的队员，仍在缅甸前方服务。据他们来信说：国军一日不撤，他们也一日不退国门。
就中悲观法师，在抗战以前，对国家前途非常悲观，因之自名悲观。经过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后，对国土重光，及国家前途又非常乐观，故改名乐观，而不再悲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