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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30
托尔斯泰在生命最后一年里的写作中，“人生大道”，“论疯狂”，“论社会主义”这些题目几乎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画出了一道清晰的线索。《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又几乎描述了整个19世纪俄罗斯的精神和生活全貌，但他本人却从未真正进入他所描写的任何一种精神世界。如果说他是19世纪俄罗斯最疯狂的探索者，那也可以说他是最冷静的怀疑者。
俄罗斯帝国从一确立就开始了向西方求学的过程，每一次政治变革的推动力都首先来自沙皇在欧洲争霸的需要，试图通过政治改革和启蒙运动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然后，它被学习了西方思想的知识阶层继续向前推动。伴随着每一次开明改革，俄罗斯的知识阶层便从西方寻找到更多的社会变革观念。
俄罗斯19世纪的这种躁动似乎很符合“托克维尔定理”：一个专制政府为了国家利益进行改革以缓解政治压力，但是托克维尔看到，这种强大压力下的改革又是最危险的政治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托克维尔定理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革命总是发生在社会情况开始好转的时候这一似乎于理不通的现象。
托尔斯泰以一种极度的道德热情经历着理想与现实的痛苦分裂，他比同时代的知识阶层更为煎熬的是，那些被热捧的种种观念和政治设想都在他特殊的追问下，变得荒谬可疑。他就像19世纪俄国思想的照妖镜，一生都在寻找着“人生大道”，而被他所质疑的那个知识阶层在同样的道德热情支配下，变得激进和极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待19世纪终结的时候，最激进的列宁主义成为最有行动能力的思想力量。■
托尔斯泰寻访之旅
托尔斯泰的100年忌辰如此寂静，当地报纸的内版里偶见小小的黑白照片，旁边配的故事却是俄罗斯年轻人新的文学爱好，比如侦探小说。“文学在这二三十年里的边缘化，应该是整个俄罗斯社会的趋势。”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米哈耶尔·克鲁普科夫说。
狂风裹着白絮乱飞，俄罗斯开始降下今冬的第二场雪。大街上穿着整齐的乞讨者，挂着个吉他唱自编的《托尔斯泰歌谣》：“我是托家的孩子，我的妈妈在火车包厢和托老爷厮混……”但很快被围观的俄罗斯人骂走。
“世界上有这么多受苦的人，为什么你们只看到我一人？”这是托尔斯泰临终前最完整的一句话。
记者◎葛维樱(发自俄罗斯)
最后一站
桌上的小座钟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刻：6点5分。100年前的11月20日，俄罗斯寒冬的早晨还是午夜般的漆黑，托尔斯泰辞世于当时还叫阿斯塔波沃的火车站站长室内。这个著名的悲哀场景至今保留：惨白的一束灯光笼罩在两个堆叠的白色方枕头上，上面有一个头印出的小窝。旁边是一块打补丁的看不出颜色的桌布、掉瓷的水缸，还有已经失去座位的木椅子。站长奥佐林的家是个普通的一层房屋，绿屋顶加红色木条建造，正面有5扇窗户，并列4个小房间。托尔斯泰临终前，妻子索菲亚不允许进屋探望，而她连续几小时站在那儿向里焦虑探望的窗子，正是中间那个。到达现场才发现照片里没能记录下的残忍：屋里的托尔斯泰头虽然靠窗，却被一架屏风严严挡住，索菲亚能看到的，其实只是丈夫的脚。
以各种人名命名的地方太多，这里又很不起眼，改来改去居然还保留着这个名字。迄今每年都重新粉刷一新的，还有车站其他三四个小房子，刷成差不多模样。车站至今仍在运行，其他的房屋都还在履行售票或乘务员工作室的职责。托翁去世的房子外面，没有任何明显的标志性提示，只侧面有一块很小的俄文牌子。我们到达时，门外还没有等待的客人，是一片很小的以木栅栏围起的花园，从外面看，窗帘全部拉下来，和一般农家没两样。这所房子完全看不出是目的地，就试着推开了门。小镇从1939年起改名叫托尔斯泰镇，其实和我们的村子差不多大，不过除了托尔斯泰去世的房子，还有东正教堂两座，卫国战争纪念碑3座，而且居然还有一个小小的免费博物馆，对村子里从18世纪起的历次战争保留的文物、牺牲的战士姓名和照片以及一些百姓日用品做展示。朴实的乡村刺绣、草编的摇篮都展示在温暖的橙黄色灯光下，本地人一点也没有忽视自己的历史。
这是一个如此偏僻的火车站，偏僻到仅有一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位于莫斯科以南，经过图拉省或者梁赞省后，更南的利沛茨克州。俄罗斯现在的火车依然根据票价分成天壤之别的等级，头等火车比机票贵并提供极周到的餐饮和服务，到这里的三等车类似中国绿皮车，早上在送来我们之后就只剩下了4节，原本的十几节车厢半路就被去其他城市的车头拉走了。4节车厢静静地等在小火车站上，晚上再把来的客人送回莫斯科。我们买了车厢里最奇特的床位，类似中国普通硬卧车厢，然而除三排相对的铺位，另一侧窗户下方，本来窄小的一对座椅处，和其上行李架似的窄铺，都被当做“卧铺票”来卖了。“我们不是没有好的车厢，只是好车厢不到这里。”侧卧下来要不正对卧铺上客人的脚丫，要不正对漏风的窗户。13个小时慢悠悠地在各种难闻的味道、寒冷和嘈杂中睡去。
托尔斯泰逝世100年以后，这里热闹不再，专门研究托尔斯泰的学者威廉·尼克尔研究了所有的电报和报纸说，“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大众传媒事件”，“对于隐衷的挖掘令人惊讶”。当时屋里的托尔斯泰虽然死得孤独，然而门外却是世界各地赶来抢新闻的记者、想要在临终前见到托尔斯泰以便编造他已皈依的神父、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们、为了书稿版税的遗产权分裂成两派的家人，还有在两年里为了托尔斯泰的真假死讯严阵以待好几次的军警宪兵们。托翁在房中不知道外面已经成了狗仔队的世界，其实索菲亚从当月16日凌晨就到达了车站。儿女们商量，怕母亲出现刺激、加速父亲的死亡，医生也坚决反对，因此托翁不知道妻子已来到，他担心她的情况，又一再告诉人“不要让她知道我生病，否则她来了，我将无法拒绝她”。于是，直到逝世前几小时，索菲亚终于被允许看一眼已经失去了知觉的托尔斯泰。
现在这涌动过复杂情绪的房子，已经成了供人凭吊的地方，分别陈列着托翁的一些遗物、作品，托尔斯泰临终从家带走的文具箱里摆着整整齐齐的玻璃和象牙的墨水瓶、笔和小玩具，还有他冒险回家去取的帽子。托尔斯泰死后立刻按照当时对待名人的礼仪，以石膏灰涂在面部，因此有长逝后的托尔斯泰真人大小的面部遗像，每根头发和胡须都纤毫毕现，静静地卧在展览柜里。
不过是早上9点多钟，屋里已经有一批四五十岁年纪的俄罗斯人，穿着优良质地的笔挺大衣，戴着华丽的首饰。这天是11月6日，11月7日原来是苏联的国庆节，现在改成了“联合执政日”。“原是11月国人习惯了有个节日长假，现在又不想明说是旧节日，只好取个新名字。”本以为漫长寒冷的冬日，又逢星期四开始的长假，俄罗斯人恨不能从星期一就开始关掉手机，并以节日作为一切邀约的对答。没想到每一处托翁的居所里都是络绎不断的人群，刚从一个房间出来，另一拨十几号人就占满了房间。
托尔斯泰几乎意味着俄文课三分之一的内容。我们来得晚了，一些女士已经纷纷开始拭泪，因为在进入托翁去世的主卧室前，先在会客室里放一段当时托翁逝世的纪录片，纪录片描述的是他离开庄园后凄苦不堪的境地，有一张当时的漫画，画着苍老的裹着毯子的托尔斯泰坐在一张长条椅上打哆嗦，烛火只有一点点，四周都是黑暗。不断播放着托尔斯泰苍老的原音录音。托尔斯泰晚年家里常备一堆追随者，他们拿着小本子记录每一句话，用几个相机拍摄所有来访者，并且给托翁录了很多讲话稿，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托尔斯泰的教义和文学宗旨。“人是那么多，故虚荣也是那么多。虚荣！墓门前都是虚荣！这是我们世纪的特殊病，为何荷马与莎士比亚时代谈着爱、光荣与痛苦，我们这世纪只是虚荣和时尚呢？”那苍老的声音不断发出疑问，配合极低沉幽哑的大提琴，使更多人流泪。“他教会俄罗斯人什么是爱。”她们毫不吝惜表达自己的情感。所有等待观看那方白枕头的人们，自动排成两行，脚下没有一点声响。似乎躺在那张小小铁架床上，在微弱烛光中死去的，是自己精神中依托的一部分。
波良纳：一生之地
11月22日，托尔斯泰被专列送回老宅，他居住了一生的伯爵领地，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俄语是“明亮的林中空地”。波良纳很难用庄园来形容，因为这里一眼望去全是高大的参天树木，380多公顷似乎无穷无尽。已经进入初冬季节，俄罗斯的室外温度始终在1摄氏度甚至更低，然而大片森林却依然黄绿树叶繁茂，地上更是青青的毛茸茸的草。从图拉坐公交车大约半小时。从莫斯科到图拉要乘坐“大巴”，其实是很简陋狭小的长途公交车，只能坐十几个人，后面坐着几个大兵，一路都在用手机播放俄罗斯版山寨歌曲，客人们拿出各式食物抵抗寒冷，3个多小时就能到达。
波良纳就完全是世外的农庄了，蓝色的长着金色羽毛项圈的小鸟一点不怕人，苹果树极繁茂，达到40多公顷，到了收获季节任人摘取分文不要，很多附近的农民都来摘果、制果酱。小湖泊上还有树枝搭成的换衣服的格间，“托尔斯泰在这里游泳，现在到夏天，还是很多人来游”。格间里干干净净，只有一些飘来的落叶。托尔斯泰小时候和哥哥们一起玩“蚂蚁兄弟”的游戏，大哥说自己有一个秘密，全藏在一根小绿棒上，谁找到这绿棒，就能消灭一切罪恶，获得巨大幸福。托尔斯泰的一生不断诠释“桌布下黑暗中兄弟们紧紧依偎”的感情，他曾说：“关于蚂蚁兄弟相亲相爱这种理想，我始终没有改变过。不过不再是桌布之下，而是全人类互相依傍的广阔苍穹下。”小绿棒虽然没有被找到，却传说就埋在托尔斯泰自家庄园名叫扎卡斯的峡谷里，托尔斯泰生前的遗愿是和小绿棒埋在一起。
庄园难以视线为界，有围墙的和没有围墙的地方，自然地被当地人作为胜地。顺着小山谷向远处蔓延，无边际的大森林，杂草丛生难辨方向的未知之处。为游人所能踩踏的地方不过几条时宽时窄的小土路，没有任何车辆可以进入。近年来有几次总统到访，也都是步行或以马代步。这是当地人的骄傲，“采访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为什么，去问普京吧！”“二战”时德国进攻苏联，短暂占领了图拉，居然放弃城里便利的条件，把大本营设在了波良纳的托尔斯泰庄园。这45天的占领是庄园里唯一的耻辱，德国人砍掉了一些道路两旁的树木当柴烧，结果图拉刚刚收复，西线战事尚紧，斯大林第一个指示就是迅速把庄园里的树木植好，现在很多小松鼠在上面跳跃的这些高而细的桦树和杉树，就是这样的来历。
顺土路走，绕行三座绿白色的二层小楼，就是大多来者的目的地了。鹅群摇摇摆摆从房前经过，两三匹马不仅给苹果树上肥，冬天还可以拉雪橇。“我们当地人到了冬天就在里面让马拉着雪橇玩，这里再过一个月就是深冬了，林子里积出膝盖以上的雪没问题，游人来了也坐雪橇，收费都是象征性的，几个卢布。”工作人员列娜说。最前面的房屋视线最佳，正对着庄园入口的一大片湖泊，还有庄园领地以外各色乡村屋顶组成的漂亮的烟火胜景。不过却把马厩修建在正前方，马粪味道弥散也无所谓。大肥猫们在庄园里自己玩耍，都非常干净又爱亲近陌生人。
湖外有路将村庄和庄园隔开，不过很少有人能全部游玩过整个森林，连托尔斯泰自己都曾经在打猎时被一头母熊咬住过头，后来他的朋友打下了这头熊，熊皮就铺在莫斯科寓所中。1884年他放弃了继承自父亲的最大爱好行猎，但还时常策马奔驰，其森林的原始广袤可想而知。至今还有托尔斯泰为了自己骑马休息所建的小驿站，里面有热的土炕和茶炊，在林地中走很长一段才能看见。
与更多的朝圣者不同，我们直奔托尔斯泰的墓地扎卡斯。这个有“世界上最美墓地”鼎鼎大名的地方，居然如此小，周围的林地也就五六平方米，在矮草形成的半圆里，一座和棺材差不多形状的又短又窄的坟丘，高度大约只到脚踝以上。俄罗斯人拿着一枝玫瑰，绕坟丘走一圈，绝不会踩到附近的青草，仔细看那青草居然是杉树的针叶铺成。坟丘面向峡谷的一面是要走一点下坡的，不过连小幼童都不用提醒。沿一条周围很荒芜的小土路走就能达到坟丘，没有“墓地”字样，唯一的俄文是“静地”。所处位置正在峡谷的上方，一条看起来像雨水流经的小沟从坟旁绕过。“如果水大冲坏坟墓怎么办？”工作人员安德烈回答：“那也得让水自然流过。不能为了坟墓去改变天然水流。”
坟丘在德军占领时被工作人员先平掉了，用泥土枯枝做伪装，“担心德国人破坏我们的圣地”。庄园里只有这一处墓，1921年去世的妻子索菲亚和托尔斯泰家族的墓地还在附近一个很偏僻的集体墓群里。托尔斯泰下葬时，没有神职人员主持，只有一英里长的送葬队伍，来唱歌的大学生，和众人自发齐齐下跪的场面，现在还能通过纪录片看到。“有一个军官很高傲地站着，但被大家训斥跪下！”安德烈说，俄罗斯人只有对信仰者才行跪拜之礼，托尔斯泰一死，“俄罗斯人感到自己成了孤儿”。
家庭生活的爱情细节
波良纳庄园的三栋小楼，个个散发出粉刷一新的味道。不过托尔斯泰出生的房子早已烧毁，只有原址上有一块小石头刻着。他的庄园来自他的外祖父沃尔康斯基公爵，曾经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侍从武官，担任过驻柏林大使和一省总督，所以托尔斯泰总是被认为是“省长的外孙”。公爵只有独生女玛丽娅，也就是托尔斯泰的母亲，所以，庄园作为陪嫁送到了托尔斯泰父亲手中。父母都在他年幼时去世，托尔斯泰成年后与兄弟姐妹平分财产，因为领地巨大分布各处，托尔斯泰选择了继承家园。他年轻时梦想“做个好老爷”，于是真的和农奴们处得犹如父子般融洽，农活样样精通，也就有了列宾的那幅《托尔斯泰在耕地》。
除了在喀山上大学和在高加索打仗，还有一些短暂的旅行，托尔斯泰一生没有离开波良纳。庄园的外部还是彪悍的俄式贵族生活，最多时达到330名年轻的男性农奴，现在只剩下维持庄园农活的一些普通工人，他们大多是附近村庄的农民。“托尔斯泰年轻时好赌博，所以卖掉过一部分。他也过过几年少爷的生活，酒、女人和纸牌。”安德烈每天早上5点上班，就是喂养短腿马Bonni，然后带它去苹果园里给树木上肥料。苹果园之外就是广阔无边的森林，周围有一个超过1000人口的大村庄，在庄园入口就可以看到那些童话般各色屋顶的农民矮房子。过去他们的祖上很多曾经都是托庄的农奴，“十月革命”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可是能在托庄工作却成了莫大的荣耀，他们认真地把屋顶的落叶扫除，把地上的每一点杂木捡干净，国家发给他们工资。“因为俄罗斯的老年人太多了，工资又低，退休后一直工作很多年的老人大有人在，所以托尔斯泰庄园和很多博物馆都是雇用上了年纪的又热爱托尔斯泰的老大娘。不过，附近村子也没有什么年轻人了，俄罗斯的农产品价格很高，可是农民却不爱种地，觉得辛苦，都往城里工作去了。”
屋子里的陈设精致但朴素，很多器物已经罩上了玻璃罩，不过却没有常见的古董艺术品。画作是托家自己的亲人，大女儿达吉亚娜擅长刺绣，竟能把来者在一黑桌布上用粉笔随手签的名字全部绣上去，色彩和笔触与粉笔几乎一样。家里大多是实用又富有生活情趣的小玩意儿。从文具里的无数不知用途的小针小笔，到称量标本的小天平，还有全套的微缩版手术刀具，众多的手稿，漂亮的黑色蕾丝阳伞，和他早期的皮鞋、帽子、小提琴、长长的佩剑，还有很多照片。托尔斯泰觉得他自己长得并不美，“像个乡下人”，年少时照片较少。不过除了这些精美的东西，托尔斯泰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楼下书房，后来也停了他的灵柩。楼上写作《战争与和平》的屋子还在，窗外就是森林。这些著作一写就是七八年，他在桌前的茶桌上随便吃点东西，几乎每天手不释卷。旁边矮小的桌子就是妻子索菲亚的，自从18岁的她嫁给了34岁的伯爵，工作就是每晚誊抄他潦草的手稿。托尔斯泰对索菲亚表白的方式就是自己画出起首字母，而索菲亚就知道了整个句子的意思。
就在这宽阔敞亮的新居背后，走下一个仅一人宽的楼梯，就是托尔斯泰当年自己的地盘了。他带来他在波良纳庄园的那些农活器具，不过没什么用处，只有两双他自己亲手缝制的皮鞋，除了边缘粗糙，看起来还不错。他照样穿着粗布宽袍，勒着腰带，以68岁高龄开始骑自行车玩，在附近的工人们聚集的一个小公园，骑车而去的头发胡须飘飘的托尔斯泰常和他们聊天。然后再回去写书，《复活》的写作地点是楼背后二层夹层里一个必须低头才能进入的小屋子，极为矮小，如果不细细看，很容易在楼里错过或以为是储藏室。它远离主楼的喧嚣，朴素得和波良纳的书房一样，小桌子、绣花搁脚凳和矮腿圈椅，那个搁置墨水和笔的木架子上写着“第一次下笔你写了什么”。
托氏遗泽与俄罗斯文学现实
俄罗斯从上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放弃了纪念名人逝世周年的传统。“我记得最后一次盛大的全国纪念是1937年为了普希金，此后就再也没有那样的对于文化的顶礼膜拜了。当然，那次纪念依然是新政府为了振兴俄罗斯文化而做，同时是‘十月革命’20周年，与其说为了普希金，不如说为了新政府本身。”米哈耶尔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不再处于社会中心地位，很多之前没有发表的作品在国内发表，一下子俄罗斯文学界就有地下文学、侨民文学和官方文学三大潮流，思想混乱，洪水决堤。”
米哈耶尔教授自己出版过一本神秘主义的小说。他说：“就是我住的米乌斯卡娅广场，是旧俄时代的贵族区，全国的作家协会、音乐协会等最高文化单位都在那里。苏联时期，斯大林经常去我们楼下看不公开的电影。在苏联，你知道二三十年代发生了很多常人思维解释不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以用神秘主义来写作。”他想用神秘主义解释“上帝、人、地狱这一个纵轴”。“托尔斯泰到了晚年，为什么他的死亡会变成一场如此经久不衰的话题？我觉得是他的内心出现了危机，他晚年有很多论述世界观、宗教观的书，小说已经无法解答他的疑问。他笃信宗教，又否定东正教的仪式，我印象中，东正教历史上扫地出门的人顶多不过三四个，托尔斯泰被驱逐对他是个严重的事情，他反对教会七大圣事，最后要去妹妹的修道院也是为了讨论精神层面的问题。”米哈耶尔说，“一辈子紧张地创作，那么丰沛、旺盛地活着，到晚年都想对自己做个总结，他看了几乎所有哲学书籍，也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得到读者的理解，可我觉得这些对于一般读者太高深了。有个俄语词叫‘天才的痛苦’，一个天才不满意自己的人生，这很正常。难道你不认为，一个人满意自己的人生，感到安宁和满足，这是可耻的吗？”
现代的俄罗斯人基本都接受了这样“对自己不满”的观点，很少有再谴责妻子和家庭关系的言论。索菲亚和托尔斯泰的结婚日都成了家族庆典。这些年，托尔斯泰家的后裔散落世界各地，因为他的几个儿女前往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地，托尔斯泰的后代目前大约有230人，其中瑞典等欧洲国家最多。他们中的大部分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也有少数人成为欧洲国家王室的成员。这些人从事的职业有银行家、农场主，但没有作家。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是波良纳名义上的园长，事实上却基本停留在欧洲，波良纳的工作人员也很难联系上他。“已经有俩月没有园长的消息了，我们最近八九年来，每年园长回来组织总有一到两次托尔斯泰家族的大聚会，今年来了100多位后裔。”代理园长阿尔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