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出炉！点击上图，一键下单↑↑↑
「共和国勋章史」
国家荣典体现国家意志和认同。它的建立，是一个政党和共和国的生长刻度，也是其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的一种象征。
文|黄子懿
2021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七一勋章是现行中国共产党内功勋荣誉制度中的最高荣誉，于2017年7月22日起正式启用。建党百年之际的这次授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颁发七一勋章，重要而特殊。
现场的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他们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2021年6月29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现场
29位获勋者中，有一位叫李宏塔的老人。1949年出生的他与共和国同龄，是李大钊的孙子。李宏塔曾在民政系统工作18年，是共产党人革命传统、优良家风的传承人。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被授予七一勋章是对先人最好的告慰。李宏塔说，他将把勋章送到河北省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以告慰李大钊。
在李大钊参与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现今荣典制度体系的主干由“五章一簿”组成，“五章”是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奖章，“一簿”则是指功勋簿。
其中，共和国勋章是国家最高荣誉，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首次颁发，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著的杰出人士，目前授勋9人，有屠呦呦、袁隆平、钟南山等人士；八一勋章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目前授勋10人，有麦贤得、景海鹏、王刚等将士；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科教文卫等各领域各行业做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如“人民科学家”南仁东、“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樊锦诗等；友谊勋章则授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2021年七一勋章的颁发，意味着中国现有最高的勋章荣典，终于悉数颁齐。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场典礼是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开始，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授勋（新华社供图）
共和国荣典制度的建立，始于“十八大”之后。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当物质基底逐渐充实，国人的精神需求也变得强烈多元，各种荣誉表彰制度在发展中兴起。但是在这其中，荣誉一度有些变味——2000年后，各种临时性、局部性的表彰蜂拥而出，出现“过杂、过多、过乱、过滥”等问题，侵蚀了荣誉的庄严与权威性，比如在2010年国务院批准部门授予的奖项就有300多项，其中仅科技类奖项就有30多种。中低层级荣誉的泛滥，让重复评奖现象变得严重，很多奖项被授予对象也不是普罗大众，企业主、人大代表、公务员都名列其中。2005年劳模评选中，体育明星、私营企业主首次入选，引发了诸多争议。
然而，当这些参差不齐的荣誉表彰被取消后，属于国家层面的荣典与表彰又在哪里？为何迟迟没有到来？
1995年4月29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如今已是一项固定的国家荣典制度，每五年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白连锁摄/新华社供图）
共和国已然走到了要建立国家荣典制度的路口。在政治学视野上，国家荣典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是政治正当性和正统性的象征。
一个完善的国家荣典制度，代表着国家意志和认同的统一，具有强大的国民激励作用与悠久的历史传承，如英国的爵位与嘉德勋章、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美国的总统自由勋章等。“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说，国家荣典有利于政治稳定和政治传承，促进社会结构的稳定和良性流动，象征着政治正当性、正统性、稳定性，能够有效形成全体人民强烈的国家认同。
2007年，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提案建议制定《国家荣典法》，确立国家荣誉制度，引起广泛注意。“提议制订荣典法，是希望国家能够正式建立起严肃的精神激励系统，让它与市场经济所固有物质激励系统并驾齐驱，使社会更加平稳地前行。”韩方明撰文写到，要在中国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启动对荣誉的渴望，而不是让荣耀堕落到炫耀。同年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设立国家荣誉制度”。
党史展览馆内，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个重要的时刻与人物（蔡小川摄）
建立国家荣典，有其宪法基础和依据。1949年《共同纲领》中就提出了军事和文教领域的奖励制度，1954年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赋予全国人大“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的权力。现行的1982年宪法中，再次将国家荣誉制作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国家主席根据前者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事实上，为了进一步落实1982年宪法规定，早在1986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原法制局等多部门就开始起草《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不过后来却搁置下来。而当人事部2007年表态后，国家荣誉制度的法律文件在几年内也迟迟未出台。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朱德所获的三枚一级勋章，与他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共和国主席令摆在一起陈列（蔡小川摄）
然而，中国此后的发展进程显示，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已成为一种急切的新需求。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建立国家荣誉制度”，2013年下半年，法工委重启起草工作，会同多部门召开多次座谈会，研究论证立法方向，终于在多轮商议和起草中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再次形成《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2015年草案）。陈国刚透露，为了妥善解决追授问题，这次草案分了两个层次处理：法律实施前的已故人士，从法律溯及力等因素考虑，可不再追授；施行后去世的人士，如果生前符合本法规定授予条件的，应当对其进行追授，“这也是其他许多国家的做法”。
2015年8月，草案提请审议。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高票通过了这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自上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制定这部法律，到此次表决通过，前后历时30年。这部“三十年磨一剑”的法律，成了中国“1+1+3”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的重要部分。“1+1+3”即国家荣典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制定一个指导性文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法律，有关方面分别制定共产党内、国家、军队三个功勋荣誉表彰条例。这部法律出台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成立，在其工作下，国家荣典逐步走上了正轨。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印章（蔡小川摄）
如今，共和国的功勋荣誉体系分为中国共产党、国家、军队三大部分，一同组成了以“五章一簿”为主干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共和国勋章是国家最高荣誉。陈国刚透露，1993年草案起草过程中，曾提出过“国旗勋章”“建设勋章”等国家勋章的名称备选，最终定为“共和国勋章”，分一、二级。2015年草案则大致沿用了1993年草案的设置，主要有三点考虑：一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一词寄托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已深入人心”；二是授予共和国勋章，有利于增强全中国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三是该勋章内涵上较为包容，能涵盖为国家建立卓越功勋的各类杰出人士。
2017年起，以这些勋章为代表的国家荣典一步步落地，每次授勋仪式都在共和国重大纪念年份举办。2017年建军90周年之际，八一勋章首次颁布，被授予麦贤得等10人。2019年建国70周年之际，8位杰出人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2021年建党百年前夕颁布的七一勋章，填补上了共和国荣誉体系的最后一块拼图。
“五章一簿”中的七一勋章（蔡小川摄）
这一期封面，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国家荣典制度的历史与建立上。整理与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国家荣典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仪式感，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和认同。它的建立，是一个政党和共和国的生长刻度，也是其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的一种象征。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荣誉作为一种精神嘉奖与表彰，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激励着早年革命者们创建中华苏维埃政权、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跨越长征中的山河；在延安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它鼓舞着普罗大众的劳动与建设热情，塑造了一批英雄模范，带领大众渡过了当年的艰苦岁月。
1953年，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赠志愿军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蔡小川摄）
只是，在革命的艰辛中，很多功勋荣誉的仪式感无法完全满足，一些勋章被遗落了，很多勋章的颁发过程也不圆满。不过在国家荣典制度逐步落地之际，当年的里程碑事件，现今也都有了相应的补偿与纪念：“五章一簿”之外，这些年还推出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与先进个人奖章等等。
终于，那些年共和国曾走过的路、跨过的山、付出的血与泪，如今多化作了勋章，在人们脑海中被恒久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