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根据“给定资料4”中的媒体报导，针对H区暴发狂犬病疫情一级“屠狗”行动的前后所暴露出的问题，请提出你的解决建议。
然而问题在于，站在环境的立场上，即使动物个体“应该为种群作出牺牲”，也仍然享有自己的伦理权利。首先，在乱杀滥捕的情况下，个体的牺牲并不能换取种群的生存，此时，该物种中剩下的任一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生态意义上的伦理地位，否则，动物伦理就变成了对生态重要性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保护生态也便名存实亡了。其次，在动物为其生态功能，比如供人食用、制作裘皮或者入药治病而牺牲的时候，个体的伦理表现为不应遭受无谓甚或无度的痛苦。中国传统饮食中诸如“鱼炸熟了，嘴还在动”和“活吃猴脑”之类不顾动物痛苦的“菜肴”在国人中日渐式微，说明基本的动物伦理观念已潜移默化地影响力国人，这是民族心智进步的表现。
4.法制报报导了某市H区暴发狂犬病疫情以及随后的处理情况。具体报导如下：
进入3月以来，某市H区暴发狂犬病疫情，截至目前，有11人患狂犬病死亡，6200多人被狗咬伤，这些数字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随后，当政府部门为控制疫情，捕杀了三万多只狗，遭到众多爱狗人士的激烈批评，使H区一度陷入“屠狗风波”的舆论漩涡。
H区许多群众有养犬习惯。全区拥有各类犬37万多只，这意味着平均每10人就拥有一只狗。部分群众认识不足、管理不善，随意遗弃造成大量流浪犬，犬只随意流动是导致狂犬病疫情满眼的主要原因。
H区连续召开狂犬病防控紧急会议，指出狂犬病已严重危害带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一场为期30天的几种整治犬类活动在全区紧急开展。
许多养狗人惶恐不安：以前H区对犬类试行挂牌管理实施并不完善，大部分养狗着都没有主动进行免疫、办理证件。这就意味着，禁令期间，如果不及时主动检疫或没有办理证件这些狗将在劫难逃。
5月23日，“禁犬令”实施，“打狗队”开始出现在H区的大街小巷，村镇市集。随着行动成果的不断扩大，一些现场捕杀、杀狗的视频开始在网上传播。对流浪狗的围剿，引来潮水般的争议质疑声。
“H区一直是狂犬病的老疫区，只是今年比往常要厉害些。如果及早加强管理。哪有今天这些事？”H区街头，一位执勤的民警向记者坦承他并不赞同以“杀狗”代“防疫”。
“人的利益至高无上，狂犬病疫情严重，为了保证人的安全为何不能杀？！”也有一些支持政府行动的声音，认为人和狗的生命同样值得尊重，但是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当然应该以人为重。
H区当地网友认为，狗是可以养的，但一定要纳入日常管理，要建立档案，发给狗证，对应当进行免疫而不愿免疫的狗主人，可以发出警告限期免疫。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有公民患流感，肯定是采取有效的隔离并积极治疗。狂犬病的传染速度和危险性与当前的流感相比要小的多，对于没有攻击性的狗和看护好狗，即便携带病毒，也应该是治疗，而不是将其杀死。现在，屠刀伸向了没有确定携带病毒的狗！”
动物救助中心的一位女士对记者说。
疫情重灾区之一的H区Y乡政府发出通知，要求是家养犬5月底前一律自觉送到社区，由社区捕杀队统一进行捕杀和尸体处理，凡阻挡灭犬和藏匿犬只的将严肃处理，3年内不得再养犬只。
“我们山里人平时出门干农活，让狗看家很放心，待它也像家里人一样。现在为了完成任务残忍地把它处死，全家人都难受得很。”Y乡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村干部组织起来的打狗队，挨家搜查，见狗就杀，不少狗即使打过了狂犬疫苗，也被强行拉出处理。
“狂犬病疫情严重如果是事实，那么依照传染病防治和动物卫生防疫法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无可厚非。”某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表示，但是，政府日常就应该加强犬类的管理，等到情况失控才仅仅处理，这就造成了许多养狗者的痛苦。政府的行政行为应当把握平衡原则，尽最大努力在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寻求合理界限。该教授认为：“毕竟狗是个人财产，公民面对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有时应当付出代价。不过考虑政府行政行为的必要性，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大范围捕杀来实现防治疫情的目的？对那些有主人且本可以通过严格检疫、限制活动范围等方式实现管理的狗采取非常措施，其合理性就值得思考。”
某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认为，全国各地政府出面捕杀狗的事件一再发生，根源是我国动物保护立法的缺失和立法的不完善造成的，此外政府和民众的动物保护意识也至关重要。“这些被捕杀的宠物是无辜的，我国虽然还没有对驯养动物进行全面保护的法律，但目前我国对家养动物检疫防疫的法律规定还是有的。之所以出现狂犬病，是因为饲主没有尽到对所饲养伴侣动物的防疫义务，政府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监管不力，关于伴侣动物登记、年检制度、防疫制度执行不彻底造成的。”“H区屠狗事件中很多网友称要保护的“狗权”，就指的是动物福利。而且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动物福利层面立法的缺失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