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让人们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在野生动物身上。如何保护好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了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
围绕“国家大事”“民众关切”，3月20日，以“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为主题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即将召开，全国政协委员将针对主题开展讨论、建言献策。同时，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已向全国各级政协委员发出倡议，呼吁响应国家号召，自己带头并引导各界群众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
事实上，为准备此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从2月17日起，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的组织和号召下，全国政协已在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上开通网络议政群组，引导委员们积极参与讨论。连日来，委员们通过移动履职平台不断交流“发声”。据统计，截至3月17日，已有262位委员、473人次参与其中，建言内容达8.7万字。
梳理全国政协委员们在移动履职平台的发言，编者从中选取了一些精彩建言——
究竟哪个能吃？
立法：细化明确禁食物种标准和种类
李晓峰委员：切实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关键的一点在于尽快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转变其对野生动物“重利用、轻保护”的不平衡关系。目前，该法在利用事项上主要涉及3类行为：野外捕猎、人工繁育和经营利用，无论是否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包括地方），在满足规定条件下，均可被捕猎、驯养或经营，而对不在该法所列名单上的动物，则没有任何的禁止和限制。修订该法，应突出“保护”这一大前提，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越细越具体，规范和引导人们行为的有效性则越强。
舒晓琴委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侧重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在养殖食用、生物安全、公共卫生、疫病防控等方面存在漏洞。需要继续对有关法律进行相应调整完善，并细化明确禁食物种的具体标准和种类。为此建议全面梳理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统筹开展立法修法工作。科学界定、公布可食“白名单”以及禁食“黑名单”。完善药用、科研等非食用性利用野生动物配套管理制度。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将野生动物养殖作为经济产业、扶贫项目发展起来，政策变动将给从业人员带来较大经济损失的现状，建议科学引导产业转型。探索合法经营主体有序退出机制，给予从业人员适当经济补偿，支持引导再就业。
李大进委员：凡涉及立法修法事项都应本着稳定性、长久性、科学性、实操性等必须的要素稳步进行，切忌在立法修法中情绪化和应急性，更要避免运动式立法修法的思维和导向。要在增加实操上给予高度的重视，让一切法律的立改废都能服务和推进社会进步，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利，让依法治国在立法修法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和践行。
看谁还敢卖？
执法：加强市场监督和失职追责力度
李佳鸣委员：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立法，我们要先考虑清楚立法的缘由是保护野生动物，还是避免滥食野生动物所带来的各种疾病，还是两个缘由都有。原由不同，法律细节的侧重点也应该有区别。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其实并不少，更大的问题在于执行力量不足，没有严格按法律法规来把控。目前更重要的是如何监管各级政府部门按照现有法规，严格执行动物保护及卫生管理。
杨建平委员：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应重点盯住人工养殖环节。目前许多偷猎、交易、食用野生动物，都是打着“人工养殖”这个遮盖布，逃避司法打击。在“人工养殖”这个灰色地带存在一个“捕猎—运输—贩卖—消费”的黑色利益链，已经到了必须整治的时候了。要从现在开始，严格控制野生动物“人工养殖”的审批监管；同时列出禁止“人工养殖”的清单，要准确、能执行，否则就会形同虚设。
同时，要进一步列出重点疫源动物名录，研究建立疫源动物病毒数据库以及相应的抗体、疫苗数据库，模拟推断病毒传播途径，科学设计防治预案。
孟庆才委员：我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设定的法律责任相对较轻，而从事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活动利润相对较高，违法者违法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因此违法者会铤而走险，导致违法行为屡禁不绝。建议着力加强法律约束，筑牢保护野生动物防线。同时，要积极发挥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社会团体和广大志愿者的作用，建立有奖举报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公众自觉抵制、主动举报滥食野生动物行为，避免犯罪团伙与地方勾结，杜绝源头失控。
谭瑞松委员：在滥食野生动物习俗长期难以纠正的情况下，建议进一步采取立法和行政措施：1.大幅度提升养殖业的运行保障能力，将合规检疫能力有效覆盖养殖、运输、交易的养殖业全体系、全过程；2.在此基础上，明确“无合规检疫能力就不可养殖”的基本原则，以“正面清单”的方式明确“负面清单”，从而更加有力地明确“野生动物”范围。现对于“不可养殖”的“野生动物”，应当不加区别地列入禁止交易体系，简化复杂的“受保护野生动物”定义，避免法律空隙，降低执法难度。3.正确表达正规种植业、养殖业的“绿色”内涵和实质，使公众正确认识“绿色”、高度信任正规种植业、养殖业。通过坚实、透明的管理，消除瘦肉精、防腐剂、转基因等话题长期非理性、无证据炒作的负面影响，使公众充分认知正规农牧畜渔产品和产业，也能够全面认知食用“野生”动物的危害。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宣传教育：全民参与从观念改起
李伟委员：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决定意义重大。但要想持之以恒、扎实有效实施，这也是一场十分艰难的变革。其艰难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制定法规，理清滥食边界难；2.明确执法监管责任，实际操作难；3.地域广阔族群繁杂，饮食习俗规范难；4.捕捉、运输、销售利益群体众多，环环严格禁止难；5.年久人众沿以成习，形成自觉意识难。因此，建议：1.一定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艰巨性、反复性、长期性，决不可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应。2.务必树立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民责任的理念，发挥我国体制优势，科学制定全方位参与的宣传动员实施方案，讲法规、讲科学、讲健康、讲责任；从小学生抓起。3.遵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理清“滥食野生动物”边界及明晰目录，科学处理好人类自然资源可利用与维护生命健康及生态平衡的关系。4.切实落实法规条款阐释清晰明了、执法监管部门责权明确、捕捉运输交易餐饮各个节点无一缺漏。5.依法惩处，严而不漏；以规追责，有理有据；恩威并重，有奖有罚。
姜大明委员：我举双手拥护“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号召，期盼通过教育、管理、法治等综合性的断然措施，将这个问题切实解决好。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能够从源头上阻断病毒传染途径，保障人民健康；能够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生态文明；能够消除舆论诟病，重塑国人形象。要让“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理念深入人心；要使有关法律法规更加健全；要依法严格管理，提高治理能力。最重要的是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形成一种文明健康社会风尚。这应该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重要成果。
星占雄委员：对于国人而言，食用野生动物自古有之，其主要目的：一是为了果腹生存，二是为了治病健身，三是为了炫耀权势和对自然的征服。当今社会，人类已经无需因饥饿、治病而去食用野生动物。但捕杀、贩卖、食用野生动物仍然屡禁不止，根本原因还在于部分价值观扭曲的人，将食用野生动物作为凌驾于法律之上、非富即贵身份的一种象征，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用于四处炫耀。
张茂华委员：“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吃野生动物，究其原因，可归为两类。一是认为野生动物来自天然，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二是爱面子，认为现在很多人吃不到野生动物，我能吃到就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针对这些落后甚至是错误观念，首先应该大力普及科学常识——野生动物肉质并不比普通肉类更营养或美味。尤其现在物质条件已经很优越，无须依靠野味充饥。科学安排日常膳食，完全可以满足人体营养需求。
其次，要通过权威渠道告知公众，滥食野生动物存在的巨大风险，野生动物往往携带大量寄生虫和不明病毒，滥食“野味”会对食用者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丁小岗委员：“野生”在普通人的认识里，往往和“天然、自然、非人工、无害、安全”相联系。食用野生动物，除了出于显摆、猎奇等原因，很多是出于对食物不安全的反感和规避。革除滥食，重在一个“滥”字。在禁止滥食的同时，下大力抓好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也是做好此项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建议给予必要的重视。
龚胜生委员：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修订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关键的另一个方面，是要解决人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认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人与动物平等的生态伦理，变“禁止我吃”为“我绝不吃”。革除“陋习”必须与养成“新习”同步进行。
为此建议：一、在全社会倡导人与动物平等的生态伦理。二、加强中小学生生命意识和生态伦理教育。目前，小学高年级和中学阶段已有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但缺乏生命价值、动物权利、生态道德等方面的意识教育。三、把膳食伦理纳入道德建设范畴。熊掌、鱼翅、猴脑，以野生动物脏器作为食材、药材有其历史的渊源，但在生态文明的今天，显然已成为与生命伦理、绿色发展的理念格格不入的“陋习”。要把保护野生动物、不食用非传统食材野生动物做为个人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评价的一项重要标准。
达扎·尕让托布旦拉西降措委员：如何对待野生动物，其本身是生态问题，是人对物的态度和行为。但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视野不同，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也不同。例如，我国南北的差异，对待食物的认识不一；又例如，中西方因文化的差异，对待食物的认识也不同；再加上由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视无所不能，能够征服自然的观点并不鲜见。
因此，要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借鉴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众生平等”的观念，理性认识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与自然同存，抑制人的欲望。
这不是强调禁欲主义，而是选择科学的方式抵制错误的做法，建立起人与自然相互尊重的理念。在这样的理念下，对待野生动物的保护和不滥食不是简单的、自私的以我为中心——“我怕而不吃”，而应当是认识到地球上的所有生灵都是与人类共存的、平等的，我们是因为对这些生命的尊重才不去滥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我们要构建一个生态伦理的中国诠释。
不能一禁了之
配套措施：重细节政策不能“一刀切”
鲁晓明委员：确定性是法律规范之前提。在野生动物概念模糊的情况下，若作为法律概念将极大地损害法律的确定性。因此，食用野生动物问题确有规范必要，但不是当前最急迫的任务。当前最急迫的任务应是制定疫源性动物清单，严厉禁止食用，并采取措施确保得到遵守。
很多濒危动物，像松江鲈鱼、乌龟、新疆大头鱼等，野生数量已经极为稀少。其数量的保持和增长几乎全靠人工繁育。对其禁食打击的是人工繁育产业，最终危及的是这些物种的安全。同时，养殖业历来是我国的传统产业，也是许多地方农民赖以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在安全性有保障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对于基层从业者的痛感有所感受，在以后的配套法律修改中，尽量做到在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分类施策。
张明委员：赞同对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进行严格管理。但宜定位于严格管理，而非全面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利用在国际上是一个产业，“管”与“禁”关系到这一产业的存亡和特定群体的生计。多年实践证明，“一禁了之”往往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效果不佳。我们应该改变动辄关闭大门，而大门内却是一马平川、信马由缰的做法，学会“把大门打开，进了门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施以严格监管”的方法，如借鉴现行养猪、家禽业的检验检疫制度加强对野生动物交易的管理。
昝宝石委员：禁止野生动物食用，同时也要因地制宜的解决好替代产业，解决养殖业人群、企业的生存发展问题。对于已经存在的、有一定规模的依靠养殖食用动物产业脱贫的区域，尤其要考虑好替代产业与转换帮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王学坤委员：在一定情况下，有些野生动物是可以吃的，关键在于不能“滥食”。为防止滥食，必须建立黑白名录，规定什么野生动物能吃，什么野生动物不能吃。例如，因为禁止捕食野猪，一些山区野猪成灾，严重危害了当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和农作物安全，就应该考虑有节制地进行捕杀。自然界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食物链，有的野生动物不加以控制，会泛滥成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