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204个字的背后，是一只鹌鹑引发的一场血案，涉案主角的命运先后7次反转，引的王安石、韩琦、宋仁宗、司马光等人纷纷下场……涉及到《宋刑统》“名例律”“斗讼律”“捕亡律”“断狱律”“贼盗律”五大模块，还关乎到了王安石和韩琦恩怨情仇、宋仁宗立皇子和宋英宗继位，从中还能嗅到变法的苗头……
《宋刑统》“捕亡律”中“将吏追捕罪人”条款里，有一条“诸捕罪人，而罪人持仗拒捍，其捕者格杀之，及走逐而杀（走者持仗空手等），若迫窘而自杀者，皆勿论”。
意思是司法人员追捕罪犯过程中，罪犯持械拒捕，司法人员将其格杀，或者罪犯逃跑过程中将其格杀（无论是持械还是空手），又或者罪犯逃跑中窘迫自杀，都可以免责，不构成犯罪。
此外后面还有一条“诸被人殴击折伤以上，若盗及强奸，虽旁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
适用法律一变，阿斗从死刑到无罪，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宋刑统》中刑罚有笞、杖、徒、流、死“五刑”，按轻重不同，笞、杖、徒又各有五等，流刑三等，死刑两等，合计二十个等次。王安石认定开封府犯“官司入人罪”，虽然是过失犯罪可以减三等，但把无辜人判为绞刑，判案人员也要被判绞刑，减三等就是“流二千里”。当然，北宋对官员出了名的优待，一般不会真的执行刑罚，而是让官员缴纳“赎铜”，交钱了事，“流二千里”需要“赎铜八十斤”。
不过，失入人死罪，把无辜的人判死刑，虽然是过失放罪，但人命关天，依旧属于渎职罪重罪。此罪能不能用“赎铜”代替，宋朝历代做法不一样。宋仁宗在大多数地方都很仁慈，可或许正因为仁慈看重“人命”，对于官员失入人死罪却看的很严格。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两件事：
一是广州司理参军陈仲约误入人死罪，有司认为陈仲约是“公罪”而不是出于私心，应当给予“赎铜”的处罚。宋仁宗却很不以为然，认为死者不可复生，而司法人员虽然受到处罚，但之后还可以继续升迁，很不公平，下诏将陈仲约“勒停”，勒停字面意思是责令停职，但实际上相当于“开除公职”，一旦停职很难再次被任用，后面还加了一句“会赦未许睳用”，即便遇到赦免也不许再启用，仕途就此走到了尽头。
二是尚书比部员外郎师仲说告老还乡，按照规定可以享受一个儿子恩荫得官的待遇，宋仁宗却想起他曾经犯失入人死罪，硬是把这待遇给取消了。
由此可见，宋仁宗对失入人死罪看的很重，多年前的事还记得清清楚楚。官员犯了失入人死罪，不仅影响到自己仕途，还影响到家人的恩荫，严重的还会受实刑住监狱，后果不可谓不严重。
此时的权知开封府是贾黯，此人是状元出身，后来在“濮议”中是最激烈的反对派之一。此时他以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当时开封府的官吏很不尽责，监狱里的犯人有很多死在监狱里，贾黯任职后将犯人死亡情况和官吏考核挂钩，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是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官员。人品和能力都没问题，问题在于性格，《宋史》说他“人称其介直”“然卞急”，是一个和王安石一样倔强固执、性格急躁的人。
贾黯虽然比王安石还小一岁，但早王安石好几年就当上了知制诰，此时以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论出身、论资历、论官位都超过王安石，又一贯的刚愎自用，自己的判决被王安石推翻，还被认定犯“官司入人死罪”，那怎么能忍！当然不服，抗诉到上级机关。
案子进入二审程序，来到了宋朝的最高审判机关审刑院、大理寺。二审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审刑院、大理寺推翻了王安石的重审结果，支持开封府的判决，阿斗又被判为死刑。
结果翻转，“官司出入人死罪”的罪名便从开封府头上转移到了王安石这边，罪名也从“入人死罪”变成了“出人死罪”，过失“出人罪”减五等，绞刑减五等是“徒刑二年半”，换成交钱就是“赎铜五十斤”。不过宋朝的法律对“入人死罪”看的很重，对“出人死罪”却不太注重，毕竟一个是杀人，一个是活人，还有人总结说“失入一人有罚，失出百人无罪”。
当时的王安石早已名满天下，受到文彦博、欧阳修等大佬的器重，又担任知制诰是皇帝近臣，再加上当时的皇帝是著名老好人宋仁宗。从皇帝到宰相再到审刑院、大理寺，都不想跟王安石较这个真，于是由宋仁宗出面，下诏王安石“放罪”。“放罪”类似现在的“免于刑事处罚”，意思是你有罪，但皇帝开恩免你无罪。按照北宋的规定，被“放罪”的官员要到殿门谢恩，专门去感谢皇帝法外开恩，一般还要再写一个《谢放罪表》，北宋名人如范仲淹、苏轼都曾写过《谢放罪表》。
然而王安石作为著名“拗相公”，直接来了一句“我无罪，不谢！”，愣是没去谢恩。御史台、合门好几次催王安石去殿门谢恩，他就是不去。把死刑犯判成无罪，皇上法外开恩免罪还不肯谢恩，这怎么行？于是御史台的谏官们纷纷上奏弹劾王安石。
当时，王安石任知制诰，韩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且当时文彦博出外、富弼母丧归家，韩琦成为独相，真正大权独揽。王安石却丝毫不给他面子，上奏疏说“大臣之强者,则挟圣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择义之是非,而谏官、御史亦尤敢忤其意者”，几乎就是明着骂韩琦弄权作势了。两人论政见、论性格都天差地别，根本合不到一起，就此嫌隙越来越深。
到斗鹑案二审时，韩琦身为宰相，还兼任着刑部尚书，审刑院、大理寺最终选择推翻王安石的判决支持开封府，背后或多或少都应该有韩琦的影响。但韩琦毕竟是一代名相，做事要考虑舆论影响和后世评价，认定王安石有罪又下诏给王安石“放罪”，多半还是他的意见，既敲打了王安石又不真正给予处罚。这时面对言官对王安石的弹劾，他也“释不问”，把王安石调离“纠察在京刑狱”的岗位，转任同勾当三班院，和稀泥了事。
阿斗的二审结果虽然维持原判依旧死刑，但正好赶上大赦，罪刑会被赦免。
这个时候回过头来看审刑院、大理寺的二审结果，很可能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站在审刑院、大理寺的视角来看：
第一，“失入人死罪”是重罪，宋仁宗也很重视，“失出人死罪”却很轻，宋仁宗也不太注重。贾黯和王安石都是出于公心，都是才学品行能力俱全的难得人才，如果两个人中非得判一个人有罪，那最好判那个罪名轻的人。
第二，阿斗确实情有可原，判死刑有点过了，但正好赶上大赦，也不用真的死。
两个因素综合考虑，做出了最终的二审判决。按照这个判决，贾黯无罪；王安石虽然有罪，但是罪行很轻，由宋仁宗下诏犯罪，也不予处罚，还借机敲打了这个宰相讨厌的捣乱分子；阿斗虽然被判死刑，但赶上大赦，也被赦免。简直三全其美，不愧是官场老手，真是和的一手好稀泥。
那阿斗是不是真的被赦免了呢？很可惜，大概率没有。
《宋史》“贾黯传”中记载贾黯权知开封府期间，“然所断治，或出己见，人不以为允”，又说他“刚愎自任，赦书下府，罪应释者反重行之”。
站在贾黯的立场来看，也很容易理解。表面上审刑院、大理寺支持了他，但王安石却予以免罪，免罪后不去谢恩也不予处罚，完了阿斗还正好赶上大赦要予以赦免。名义上是支持自己，实际上却满足了王安石想要的结果。对于固执急躁的贾黯，这怎么能忍？于是坚决不肯赦免阿斗，要按死判予以处罚。
贾黯的做法也不全是任性妄为，也有法律依据。
“大赦”并不是对所有罪犯都适用，《宋刑统》明确提到“名例犯十恶及故杀人者，虽会赦犹除名”。十恶和故意杀人不在赦免范围。但阿斗属于斗殴杀人，在《宋刑统》中和故意杀人是两个罪名，斗殴杀人在不在“大赦”赦免范围，并不明确。
但按照宋朝判例，一般认为斗殴杀人和故意杀人一样，都不在“大赦”赦免范围。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中抄录的庞籍《上仁宗乞郊禋更不行赦》里有一句“除十恶、斗杀、劫杀、谋杀并为已杀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赃至死不赦外，其余罪咸赦除之”。
《宋大诏令集》中《彗星见大赦天下制》也有一句“犯劫杀、谋杀、故杀、斗杀并为已杀人者并十恶、伪造符印、放火等罪并不赦”。
两者都将斗杀列入“不赦”的范围。
尽管有法律依据，可阿斗的案子毕竟属于“误杀”，还是在面对不法侵害中的误杀，带点正当防卫性质，和普通的斗殴杀人有很大区别。当时这个案子闹大之后，同情阿斗的不只是王安石一个人。在二审已经给足了贾黯面子的情况下，在恰逢大赦可以赦免的情况下，贾黯却依旧坚持依法从严从重处理，立刻惹了众怒。
御史中丞王畴和他的下属陈经、吕诲、傅尧俞，谏官司马光、龚鼎臣、王陶，都纷纷上奏弹劾贾黯。其中，王畴在嘉祐六年曾经和王安石一起担任制举考官，就是王安石拒写苏辙的任命诏书和“三苏”结下梁子的那次。傅尧俞、王陶都是王安石的同年，司马光虽然后来和王安石成为水火不容的政敌，不过这个时候关系还不错。
在众人的弹劾之下，这一年十一月，贾黯被罢免了权知开封府的职务，改任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
贾黯一走，阿斗的案子又有了转机。更凑巧的是，到了第二年（嘉佑二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死了，四月宋英宗继位，再次下诏大赦，这次大赦和上次大赦不同，明确提到“除常赦所不原者”，常赦排除在外的斗杀、劫杀、谋杀等都在赦免范围，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阿斗。
固执的贾黯走了，又遇到了皇帝登基后范围最广、效力最高的“大赦”，虽然后续没有记载，但我们的阿斗肯定是不用死了，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回看整个案子，有三点感受：
一叹于阿斗的人生起伏，阿斗人生中的这一年，真是大起大落、无限反转。我们来数一下，得到一只喜爱的斗鹑（大起）——斗鹑被偷了（大落）——小偷抓住了（大起）——把小偷误杀了判死刑（大落）——王安石重审认定无罪（大起）——审刑院二审又认定死刑（大落）——遇到立皇子大赦（大起）——贾黯坚持不赦免（大落）——遇到皇帝登基最高级大赦（大起），前后一共反转了7次，也真说不上他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二叹于王安石的耿直倔强和人文关怀，从中已经能看出他勇于革新变法、不拘于成法旧俗的精神，这一点在之后的阿云杀夫案中体现的更为明显。
三叹于宋朝法律的完备，斗殴杀人和故意杀人的区别、追捕造成罪犯死亡的免责、法官过失判案的惩罚、轻罪重判和重罪轻判的区别对待、赎刑的适用和禁用、勒停冲替等“政务处分”、官员放罪制度、大赦的适用范围、大赦和非常“大赦”……完备程度远远超出现代人对古代司法的想象。
最后贴一下《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原文吧：
甲午，知制诰王安石同勾当三班院。先是，安石纠察在京刑狱。有少年得斗鹑，其同侪借观之，因就乞之，鹑主不许。借者恃与之狎昵，遂携去，鹑主追及之，踢其胁下，立死。开封府按其人罪当偿死，安石驳之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乃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乃捕盗也。虽死，当勿论。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详定，以府断为是。有诏安石放罪。旧制，放罪者皆诣殿门谢。安石自言我无罪，不谢，御史台及合门累移牒趣之，终不肯谢。台司因劾奏之，执政以其名重，释不问，但徙安石他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