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如今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算是陌生的词了。根据《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的数据，中国患抑郁症的人数约9500万，这意味着差不多每14个人中就有1个抑郁症患者。
我们了解抑郁症主要是通过它的威力——张国荣、李玟、乔任梁等明星因抑郁症离世；我国每年有28万人自杀，其中约40%患有抑郁症。吊诡的是，纵使我们熟知抑郁症的威力，抑郁症的就诊率并不高，仅有10%左右的患者曾接受过系统的治疗，这还没算上更多并未确诊的潜在患者。
而抑郁症又确实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疾病，大多数患者经过治疗能够痊愈或者至少改善症状。《苏菲的选择》作者威廉·斯泰隆回顾抑郁症发作的岁月，写道：“对那些正在遭受这个病魔摧残的人，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一定得有人让他们知道——不，是得让他们相信——等到疾病走完它所有该走的程序，他们也就渡过了难关。”
当我们询问接触到的每个人痊愈的秘诀，她们给出的答案惊人地一致——“能好的，一定要相信能好的。”
文中被访人姓名为化名
成文/雪竹，策划/林林
“抑郁症患者自救日记8月26日-晴
难得久违了的晴天，但是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除了想死，没有任何活着的意义。”“抑郁症患者自救日记8月27日-晴
细数我自己的这前半生，确实没有好好地梳理过自己，努力地考上了大学，努力地找到工作，努力地成家生孩子，都没有用家里操过心。可这职场的选择确实一步错，步步错，到现在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好，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点信心的。无论多难，我也要挺过去。”
写下这些文字时，快过37岁生日的王璐（化名）确诊重度抑郁、重度焦虑不久。药开了，她没吃，认为可以靠意志力挺过来。然而，病情持续恶化，到了11月份，她从勉强能支撑去单位变得连家门都出不了。她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除了吃饭，一天什么都不干，不洗脸不洗头不刷牙不换衣服，连喜欢的游戏都提不起兴致玩。抑郁症患者们对这种状态有一个形象而残酷的称呼——“躺尸”。
她迈不出家门，接送上小学的儿子都由孩子姥姥来做，一如家里其他的所有事儿。孩子姥姥不懂抑郁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能尽力干活并小心翼翼地不在王璐面前表现出负面情绪。孩子刚上五年级，一面给她打气“妈妈你一定能好起来”，一面自残伤害自己。
王璐知道深爱的家人被她拖进了漩涡，可她做不出任何改变。她感觉自己在一级台阶一级台阶走向深渊。那深渊看不到尽头，她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越走越黑。明知走下去会是无尽的黑暗，可她完全没有回头的意愿和动力。她又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融化掉了，就像埃博拉病毒能融化人的身体，抑郁症会融掉人的心灵。
她曾在15楼的窗户前站了半个小时，为了不再继续拖累家人。没跳下去，因为实在舍不得儿子，因为怕15楼不够高，摔不死更拖累家人。和孩子姥姥说了，看妈妈哭得撕心裂肺，王璐断了自杀的念头。关系最好的同事来看她，回去说：“别看璐姐脸还是那个人，整个里头全变了”。
“躺尸”期间，王璐每天给前夫发信息，求复合。年初，两人十年的婚姻正式画上句号。前夫曾多次婚内出轨、对家庭孩子不管不顾，而王璐想竭尽全力挽回这样的前夫。她“一点尊严都不要”，低三下四、卑微讨好，天天纠缠前夫。回想起来，王璐认为这是一种求生意志的体现，她把前夫当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相信他能把自己从深渊里拉出来。
患抑郁症初期，王璐清楚地记得自己做过一个梦。她梦见自己是一只很大的绿色毛毛虫，作茧自缚，后来成为了一只很大很大的蝴蝶，黑蓝色翅膀，闪耀着光芒，飞舞在绿树间。“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嘴咬断茧时的酸疼和破茧时翅膀的剧痛。”这个梦是她抑郁症病程的写照——在无尽的痛苦中，隐藏着希望。
以身体为牢
许多抑郁症患者的一天都有一个糟糕的开始。
她承认自己真的出了问题，源于所有事情——包括逛淘宝购物——都不能让她快乐。一方面是不再能感受到快乐，另一方面消极的负面情绪开始频繁出现。社会新闻让她愤怒，越刷越生气，越生气越要刷下去；太堵得慌了，心里生出破坏东西的欲望，她就在家里烧纸；和老公交流一定要分出对错，争个“你死我活”。她原来不是这样的人。无论在学校还是在职场，她都是开心果，用阳光的笑容给周围所有人带来快乐。后来告诉朋友自己患病的消息，朋友都惊讶万分。
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看世界的方式迥异于以往，迪迪十分认同抑郁症是器质性疾病，即大脑的某个部分发生了病理性的变化。这不是靠意志力或者自己的努力就能改变的。根据《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一书的描述，抑郁发作期间，人的大脑会发生许多变化：
目前还无法解释这些身体变化：哪些是引起抑郁的原因，哪些是抑郁的症状，哪些只是恰巧同时发生。可以说，抑郁症既是精神上的疾病，也是身体上的疾病。
《走出抑郁》的作者理查德·康纳（RichardO'Connor）指出，抑郁症的症状令患者痛苦无力，非常人所能忍受，但阻碍抑郁症康复的最大障碍在于疾病对个人所认知的世界产生的影响。抑郁症改变了患者看待世界的方式，改变了患者的思维方式，患者自己创造了一个悲观无望的世界，并画地为牢。
在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了抑郁症（症状评估中度）后，迪迪感到很踏实，她说“如果再不是这个的话，我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我现在这样了。吃上药，对症状的改善暂时没体会到，副作用立刻来了：恶心、手麻、大脑像灌铅了似的，整个人木了。人都木了，就无所谓高兴不高兴了，情绪好像这么被药物抹掉了。”
抗抑郁药物一般需要2到6周才能慢慢起效，忍受药物的副作用是几乎所有抑郁症患者都要经历的难关。
漫长的治疗
药吃了一个月左右，副作用没了，正向的药效开始显现。迪迪变得平静了，“没有很开心，只是没有那么容易不开心了。”她对药物没有不切实际的希望，比如能让她变得快乐或者让她远离任何负面情绪，“如果吃上药就能快乐，那是毒品。”
药物见效后，按照医嘱，迪迪每三个月加大药量，从每天50mg到100mg、150mg，直到每天200mg，200mg维持了一年左右。吃药吃了半年多，迪迪开始感受到自己有明显的好转。她开始愿意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了，比如养一只小猫咪。
抑郁症的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急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急性期需要6到12周，经治疗患者的症状会得到缓解；巩固期需要4到9个月，为的是防止抑郁症的复燃；维持期需要多久目前没有定论，从6个月到2年不等，如果多次发作可能更长，为的是防止抑郁症的复发。
抑郁症状缓解，却在6个月内又再次发作，称之为复燃（Relapse）。如果抑郁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了6个月以上又再次发作，则是复发（Recurrence）。抑郁症是一种复发率很高的疾病。第一次抑郁发作后出现复发的概率大约是50%，第二次抑郁发作后再次复发的概率达到80%，第三次抑郁发作后再次复发的概率则接近100%。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马弘经常用骨折的例子来向患者传达坚持吃药的重要性：
和退烧就不用吃退烧药不一样，抑郁症患者自我感觉好了，可能他的神经修复还没有完成，神经递质的调节反馈也未必就完成。”
马弘医生自己曾受过抑郁症的折磨。汶川地震过后，她因联合国的项目多次往返汶川。到第三年，她去不动了。她的抑郁症状是不再整理电脑。平时文件分类、邮件管理做得井井有条，抑郁情绪比较严重的时候，电脑里一团乱。越乱越整理不好，越整理不好越不想整理，只能一直乱下去。平时的她像有1.5个大脑在运转，做着手头的工作脑子里还琢磨着另一份工作，但抑郁情绪严重的时候，她一点上班的动力都没有，所有工作都拖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做，甚至都要上飞机出差了，她还没赶到机场。
吃了一个月的药，整个人状态好了不少。又吃了一个月药巩固，两个月后，她停药了。不到半年，电脑又乱了，又开始想怎么又得出差、怎么又得开会、怎么又得做PPT、怎么又得出门诊……原来她喜欢看书，买来的新书在飞机上就能给看完，抑郁情绪严重时她就算带书上飞机也不会看，后来专挑薄的买，再后来带都不带。原来她喜欢一本书，中文版看完了，英文版也会买来看看，抑郁来袭后家里落了一大摞没打开过的书。
这次，她认认真真吃了一年的药，才慢慢把药停了。马弘听过太多停药的患者和她说“大夫，我停了一周也没复发/停了一个月也没复发”，可半年后，大多数人都回来了。
当然，也有很多抑郁症患者，要经历换药、减药失败、复发等多重考验，才能破茧成蝶。马弘医生强调，即便如此，抑郁症仍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疾病，大多数患者只要遵医嘱，经过治疗是能够痊愈或者至少改善症状的。
丢不掉的拐杖
从2019年6月份到12月份，王璐被抑郁症“凌迟”了半年。凌迟，是她为抑郁症选择的动词，她认为只有这个词能体现出患病的痛苦程度。12月份，当医生的二表姐从外地来到家里，把她拖到北京回龙观医院。诊断还是重度抑郁、重度焦虑。她问医生能治好吗？医生坚定地告诉她，能治好。
2020年2月4日，立春，王璐突然好起来了。从床上起来，洗头洗脸洗澡，写简历，确定要离开原来不喜欢的工作、在37岁的年龄跨行业找工作。“我一下子人就正常了，感知力也好，求生意愿也好。‘活着很美好’的感觉回来了，我有意愿去做事了。我觉得就是好了。”
王璐感觉自己体内有一个开关，生病的时候开关被掰到另一头，好起来了就像被掰回来了。2020年8月去复诊，医生将药从一天3片减到一天2片。减药后，王璐觉得她整个脑子是混沌的，前颅脑瓜顶到脑门的区域笼罩在一片乌云里，像在被啮齿动物窸窸窣窣地啃食。社交网络上可以搜到大把关于文拉法辛戒断反应的推文，除了大脑混沌外，有的人会恶心眩晕、心跳加速，有的人大脑会有触电的感觉，严重得整个人都会抽动起来。
2片的剂量吃了一年左右，医生才再次给王璐减药。从2片到1片，1片到半片，半片到6分之1片，到了2022年，她每天只需要一捏捏粉末。
小蒋（化名）从大一确诊抑郁症开始吃药，吃了7年，“吃药就和吃饭一样”。眼看离30岁越来越近、又有生育的打算，她萌生出断药的想法。医生建议生活不稳定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减药——她要适应一段“结婚当天就想离婚”的婚姻、失业、搬家到别的城市——小蒋坚持要减药。“我不想一辈子被药物控制，就好像这个药成了一副拐杖，我没有拐杖就不会走路了。”减了三个月，把药停了。停药半个月，抑郁症状再一次出现。
和王璐、迪迪不同，小蒋虽然也因抑郁症而低落消极，但这不是她的主要症状。清楚地意识到抑郁症袭来时，她正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工作。心跳加快，头脑无法冷静，脑子里的各种负面情绪搅得她坐都坐不住。她一遍一遍去洗手间，企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无济于事。艰难地熬到下班，她在线上跟医生说了自己的情况，医生让她赶紧把药吃回来。
对药物心理上的依赖，是她减药失败的另一个原因。一出现注意力分散，或者情绪激动，或者心情不佳，她都会害怕是不是复发了，害怕没了药物的支持，自己无法独立生活。抑郁症患者形容自己身体里住了一条黑狗，小蒋心中对复发的恐惧就像养料，喂养被药物暂时“麻痹”的黑狗。
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看病时，小蒋留意到一条信息：抑郁症反复发作三次需要终身服药。她还不到三十岁，已经用掉一次机会了。会不会人生一辈子都要依靠“拐杖”生活？减药失败不仅令她感到挫败，更令她绝望。果然，她没有力量独立生活。
过往人生
从大学刚确诊起，小蒋就听说过治疗抑郁症不光要吃药，还要改变自己——要变得乐观、要变得坚强、不要凡事往坏的方向想。可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变得乐观、坚强、积极，这些口号式的建议并不能给她带来任何实质的帮助。
在经历了多年的心理咨询和主动阅读了大量心理学书籍后，小蒋才慢慢摸出门道。小蒋是留守儿童，成长于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重男轻女、从不表达感情、家长以赚钱为重忽视对孩子的照顾还宣称是为了孩子好、家人永远在争对错没人在乎彼此的感受。这导致她从小到大都不知道如何识别自己的情绪，连感受到的情绪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要提疏导情绪了。
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她学会了识别情绪——是愤怒还是嫉妒，是紧张还是恐惧。她又利用从心理书籍中学来的方法，应对自己的情绪。比如，当消极的情绪出现，要允许自己短暂的消极，没有人可以一天24小时积极阳光；把消极的情绪当朋友，允许它来，也允许它走。她允许自己感到害怕，允许自己对能否减药成功感到焦虑，不再把任何身体或情绪反应都当成复发的征兆。
在医生的建议下，小蒋又吃了一年多的药。今年年初，她怀着“不被雷劈死就坚持下去”的决心，鼓励自己“已经不能再坏了，不要再害怕了”，第二次减药。
目前抑郁症的治疗有两种主要方式：侧重精神社会层面的心理干预和药物、无抽搐电休克等生理干预。患了任何疾病，除了治疗病本身，我们都会改变某些生活习惯来预防疾病的复发。得了心脏病，得限制胆固醇摄入量；有高血压，最好常吃低盐低脂的食物。抑郁症也是如此。多项调查显示，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结合，胜过仅用一种方法。
遵医嘱服药的同时，王璐在豆瓣上参加了一位资历尚浅的心理咨询师举办的公益活动，一次一小时的咨询一块钱，一共十次。心理咨询师让她不要挣扎了。就像陷入沼泽的人，越挣扎，越会加速自己的死亡。不要急于想好起来，要顺其自然，敬候时机的到来。
经过一整个疗程的心理咨询，王璐把心里所有的垃圾都吐干净了，终于“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可她还是一心希望能和前夫复合。之后，她又找了一位情感咨询师，要求咨询师保证会帮她挽回前夫。
王璐从小在离异家庭长大，妈妈是“离了男人就活不了”的类型，无论这个男人挣多少钱、挣不挣钱。东北下岗潮期间，妈妈和继父都失业了，穷苦的日子让上初中的王璐意识到，父母都靠不住。
自己也靠不住。成长过程中王璐几乎没从妈妈那里得到过肯定。每每在镜子前穿着新买的衣服“臭美”，王璐能通过镜子看到一旁妈妈“特别嫌弃、特别看不起”的眼神。妈妈在她患抑郁症期间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可她的关心从来都停留在吃饱穿暖的层面。妈妈从没主动抱过她，当王璐主动做出拥抱的动作，妈妈会把她推开，让她“别整”、“热”。于是，她选择依靠男人。几乎所有的同事、朋友都不赞成她和前夫的婚姻，认为王璐值得更好的，只有她自己不这么认为。
婚后，面对前夫的屡次出轨，婆家继续打压她，让她相信男人出轨的原因是妻子不够格，讽刺王璐离了婚只能找老头，“男的哪有不出轨的，怎么就你要离婚？”前夫第一次出轨，两人短暂地离过婚。提出复婚的是王璐。连出轨都原谅了，前夫一再得寸进尺，一再拉低她的底线。即便如此，第二次提出离婚的是前夫，不是她。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全世界范围内，抑郁症在女性中的发病率比男性高50%左右。除了激素的影响，还有现实因素的影响。
两位心理咨询师都反复告诉王璐，她要相信自己是完整的。她能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并且能活成一个很好的人。窗户纸就这么被捅破了。回过头看，王璐承认摆脱这段无望的婚姻是正确的选择。可结婚的十年里，她从没怀疑过自己的选择，那时她觉得自己很幸福。都说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儿子曾对王璐说：“妈妈，你跟爸爸分开以后，找一个爱你的。”
“我从小到大从没有让大人操过心，一直很独立，可我从没有真正为自己而活。我的目标就是早点离开家，我努力考大学。考上大学以后我要好好成个家、要有自己的孩子。这么按部就班地走下来，到我婚姻破碎的时候，我发现我一直在跑，却从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王璐说，“抑郁症给我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康复以后，我感觉做自己是很爽的一件事。”
在2020年3月的日记里，她写道：“独处是一种恣意妄为的自由。即使你在爱人的怀里依然难逃孤单。”
人生还在继续
据马弘医生介绍，临床上抑郁症痊愈有三个标准：症状消失、自知力恢复、社会功能恢复。病好了，医生会在病历本上写下四个字“临床痊愈”，不是“人生痊愈”。现在青少年抑郁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许多学校希望医生在病历本上写“疾病痊愈，可以上学”，医生没办法下这个判断。医生不知道孩子在学校会承受多大压力、同学间的人际关系如何，医生的责任是治疗疾病，医生能下的判断是“病情稳定”。病好了，人生还在继续。
大病一场，王璐终于变成了梦里那只黑蓝色的蝴蝶。她换到自己喜欢的行业，事业已经小有成就；以前她“得理不饶人”“挺歪的”，现在她不需要用外表的强硬来掩饰内心的脆弱；她给予儿子无条件的爱，“我不会再像我妈对我一样来对待儿子，他是无辜的，代际传递到我这里就停止。”
回顾治疗抑郁症的过程，王璐认为药物能占一半功劳，心理咨询占另一半。倘若要选择痊愈最关键的因素，她会归功于药物。如果没有药物来调节大脑的激素水平，她不会有足够的行动力或者意志力去做心理咨询。
2022年11月，结束一段恋情后，王璐复发了。这次，她有了经验，不像上次那样硬挺着，“吃药能好的事就吃药”，又开始吃文拉法辛。从两片到一片，定期去医院复查，到现在她还在吃药。医生建议她再吃个两三年，而后在生活状态平稳的情况下慢慢减药。王璐知道复发一次会增加她终身患病的几率，有的人到死都带着病。即便她一辈子都要吃药，她也接受，“总比你天天死磕强。”
她把得抑郁症的经历比作游戏里的打怪升级——打败抑郁症这只“怪物”，她变成了“升级版”的自己。复发，不过是再“升级”一次。虽然一再“升级”，可要说从得病到治愈一路走来得到的大于失去的，并非如此。“我永远都忘不掉那种痛苦，不是常人能忍受的。你觉得每天被‘凌迟’会是一种很好的感受吗？”
作为过来人，谈到给病友们的建议，王璐坚定地说：“一定能好。要相信一定能好。你看我那时候多严重，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房子有房贷，当时都准备卖了。离婚了，儿子和我妈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我在人生最底最底的地方，我都走出来了。别放弃，也别担心，一定能好。”
停药后，小蒋脑子会有过电的感觉，心脏会突然咯噔慌一下；白天维持稳定的情绪明显比吃药时要困难，偶尔会崩溃，但负面情绪总会过去。当被“人生完蛋了”等想法包围时，小蒋会特意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比如在武汉街边吃一碗臭豆腐、看看公园里玩耍的小孩子。面对失业找工作的压力，面对离婚危机、生育压力，马上三十岁的她都熬过来了。
小蒋不觉得抑郁症引起的痛苦在“凌迟”她，她的痛苦绵延得很长很长，几乎贯穿她的一生。八岁那年，同村的男性猥亵了她。她没敢跟任何人说，包括爸妈。从此，她有了秘密。那时她还不清楚对方行为的意义，但她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原来，她在课堂上手总举得最高、积极回答问题，成绩稳居班级前三；事情发生后，她想把自己藏起来，上课一言不发，成绩一落千丈。班主任问她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她低着头，不敢说话。老师不放心，到家里来家访。小蒋躲在门后面，任妈妈怎么喊她都不出来。老师走了以后，妈妈在院里院外喊她，她依旧一声不吭。她怕一开口就会泄露自己的秘密。她怕泄露了秘密，就没人会爱她了。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长大，她得到的爱本就不多。
爸爸妈妈外出打工后，奶奶找了个“后老头”。老头脾气火暴，饭菜不合胃口就掀桌。他总用阴森的目光盯着小蒋，导致小蒋现在做噩梦偶尔还会梦到他拄着拐杖朝自己走过来。有时候，他会跑到小蒋的房间里，坐在她的床边不停地抽烟。小蒋本能地感受到危险。
上初中时，为了上学方便，奶奶带着她和弟弟在小镇上租了一个地下车库住。从地下车库走去学校的路上，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迎面过来，捏了一把她的胸部。小蒋吓得头都不敢抬、看都不敢看。另一次，也发生在马路上。她没对任何人说，家里没有可以让她依靠的人。她唯一想到解救自己的办法是努力念书、读大学。她以为只要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让她痛苦的地方，就好了。当她发现即便读了大学，她还是那个她时，抑郁症爆发了。
有时，小蒋分不清自己是不是抑郁、是不是恢复了正常。八岁以后，她就没快乐过，她的生活一直是灰色的。她总觉得别人头顶是一片晴天，而自己头顶是一片乌云。她努力想过上正常的生活，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到了。
不是所有痛苦都能被描述成“疾病”，有些痛苦无药可医。对于世间的痛苦，很多时候我们无能为力，但抑郁症确实是一种可以被治愈的疾病，虽然治疗过程缓慢、曲折、又充满挑战。明明可以治愈，却对抑郁症引发的痛苦置之不理，那太遗憾了。
我问她三十岁有什么生日愿望。小蒋说：“我希望自己可以一个人去想去的地方，我还想要摆脱婚姻。我内心有一个非常强的冲动，想重新来过我的人生。以前我总是依靠别人，我很恐惧孤独，现在我好像觉醒了，明白一定要靠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至少我有尝试的勇气，我想试试看。”
最后，附上马弘医生给抑郁症患者的建议：
1.遵医嘱按疗程服药，千万千万不要自行减药、自行停药。2.降低生活中的风险因素。比如原来的工作环境充满压力，可以考虑改变工作内容。3.提高保护因素出现的频率。定期做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可以捡起来原来的爱好；养小动物也是选项之一。4.运动。运动是良方，要养成运动的习惯。想预防抑郁，运动；想治疗抑郁，运动，同时要注意安全。
参考文献
[1]安德鲁·所罗门.(2020).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上海三联书店.
[2]理查德·康纳.(2014).走出抑郁.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3]威廉·斯泰隆.(2022).看得见的黑暗.湖南文艺出版社.
[4]Horowitz,M.A.,&Taylor,D.(2019).TaperingofSSRItreatmenttomitigatewithdrawalsymptoms.TheLancetPsychiatry,6(6),538-546.
[5]Groot,P.C.,&vanOs,J.(2018).Antidepressanttaperingstripstohelppeoplecomeoffmedicationmoresafely.Psychosis,10(2),142-145.
[6]Carey,B.,&Gebeloff,R.(2018).Manypeopletakingantidepressantsdiscovertheycannotquit.NewYorkTime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