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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3云南
崖墓
两汉时期四川一带古人的丧葬方式，即在山体岩石上开凿洞穴，将棺椁放入其中，利用悬崖绝壁，以防有人攀登盗墓。虽然人工开凿较多，但与土葬相比，其节省材料是“崖墓”的一大优势。当地人称“崖墓”为“蛮子洞”，为古时獠人的住所。根据现存“崖墓”平面分析，大致有以下几种主要形式，一、无墓道只设墓室，为简易崖墓，面阔宽而进深浅：二、墓道端部设墓门，门内为墓堂，堂两侧为“内”，或为“一堂二内”的布局：三、设二道墓门，墓门之间为砖券。“崖墓”上丰富的石刻建筑形象，是十分珍贵的古建筑研究资料。
羡道古墓葬的附属部分。羡，通埏，即墓道，是通入墓内的道路。最早是指商周时期墓室的通道，此时期的墓室多为土坑竖穴，为了便于施工，古人从地面斜向下挖，于是便成为与墓室相连的通道，后演变为进入墓室的通道。在古代等级社会中，“羡道”有严格的限制，如天子的墓室，可设前后左右四条“羡道”，诸侯则只能设两条“羡道”，一般士人与庶人的墓室无此设置。“羡道”的意义，后延伸至汉代的崖墓，称通往崖墓墓室的道路，为隧道或埏隧。如《后汉书·礼仪制》有“…其设四通羡道，容大车六马”句，《后汉书·陈蕃列传》：“…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
腰坑
殷商时期墓穴底部正中位置的小方坑，因其置棺椁内尸体之腰下，故名“腰坑”。“腰坑”内一般装有人或物的陪葬品或殉葬品，墓穴内挖掘“腰坑”的方式，流行至西周，战国以后逐渐消失，但“腰坑”对后世墓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清代陵墓中金井的前身。
金井
古代墓穴地宫棺椁下的孔洞，源于殷商时期的腰坑做法。明代为长方形，清代改为圆孔。据文献记载，古代曾有金人用杖击地而成井，井深且不可测，故有“金井”之说。“金井”产生的原因是，一、挖掘“金井”以判明地下水质和土壤情况，并以“金井”的底标高，做为整个地宫设计基准和陵墓的中轴线：二、掘“金井”的做法，符合古代墓穴风水观的“点穴”之法，籍以沟通阴阳，接天地，通生气，即“葬者，乘生气也”：三、附会“井”字，认为井内有泉，终年不竭不溢，象征生命。“金井”直达地宫宝床，与宝床圆形透孔相接，表示与地脉相同。“金井”由孔洞、吉土、透眼等组成。河北清西陵崇陵地宫现内存有“金井”实物。
石墓
古代由石材构筑的墓室。据考古资料表明，“石墓”始于西汉，盛行于东汉。由于“石墓”的组成构件表面，大多镌刻有人物与动植物画像，故又称“画像石墓”。典型的“石墓”内，分布有主室、前室与左右侧室，属于梁柱结构体系，墓顶由石材封闭，采用平铺和叠涩两种方式施工。附属于“石墓”的画像，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建筑形象。
砖石墓
古代用小砖筑砌的墓室，又称“小砖墓”，出现于西汉时期，东汉以后遍及全国，是古代主要的墓葬形式。因各时期做法不同，其墓室特点有所差异，如东汉的砖石墓，仿木结构明显：隋唐时期多为方形单室，双室相连的情况极少：宋金以后，继承仿木构风格，木构件有突出的表现。
空心砖墓
古代使用空心砖构筑的墓室，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期广为流行。一般是半圆筒拱结构，梁式空心砖墓顶，墓室内陆面铺砖。有单室和多室相连布局，墓壁贴有花纹贴面砖。空心砖为预制，施工时便于拼装，工程速度较快。东汉以后空心砖逐渐被淘汰。(见图21-1)
木椁墓
古代木构墓葬形式，出现于商周时期，“木椁墓”即在墓穴中央置木制墓室。据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商代陵墓区考古资料表明，“木椁墓”所用木材巨大，加工成方形枋木，相互重置叠压，构成井干式结构：至西汉时，“木椁墓”在防水、防盗、防腐方面，较商周时期更为进步。因崖墓、石墓与砖墓的发展，东汉以后“木椁墓”几乎绝迹，（见图21-2)
攒宫
帝王下葬前临时存放尸体的建筑物，如南宋诸帝死后，为了日后归葬中原，临时建造陵墓，并暂时放入“攒宫”。“攒宫”出现于唐，宋代因之，其形制为木构小屋，表面用黄泥遮盖，南宋时为石条封闭，存放于陵墓献殿后部，现存明清皇陵布局受到了南宋“攒宫”摆放位置的影响。
方城
古代陵园内，位于冢墓前的高台式建筑。根据明十三陵长陵“方城”形制，“方城”由方形平面高台、须弥座台基、台上明楼以及女儿墙、雉堞等组成。“方城”正中辟有砖券门洞，重檐歇山顶明楼，因其主要部位突出台与楼，故古建学界常称之为“方城明楼”。“方城”至清代则少见。
享堂
古代陵墓前设立的祭祀用的建筑，为两汉时期陵墓建筑十分盛行的形式。西汉的地主阶级，为了祭奠先祖，实行一种“上墓礼”的制度，随之在墓前建立石制的建筑物，即“享堂”，或称“石室”、“石祠”。以后各代一般于陵墓前不再建“享堂”，但祠庙之中建立献殿的较多，献殿就是由“享堂”演变来的，因此，有时“享堂”不仅限于陵墓使用，帝王陵园、道观庙宇中也称“享堂”或“享殿”。东汉始建木构“享殿”，唐宋沿袭此制，“享殿”建于坟前，明清则称“享殿”为“裬恩殿”或“隆恩殿”。
方上
秦汉时期帝王陵墓的称谓，其形状为方形土台，汉承秦制，是当时帝王建坟造墓的普遍做法。据分析，营造“方上”先“累土为坟”成方锥体后，截去上部，其下部即为汉时“方上”形制，“方上”即指地上部分。“方上”体量巨大，“往往一陵役使数万人，工作数年”，工程浩大。如汉武帝茂陵之“方上”，高为46.5米，顶部边长分别为39.5米和35.5米，底边长为231米和234米，“方上”的斜面土坡留有许多瓦砾，说明“方上”原建有房屋，“陵上有高墙、象生及殿屋。”东汉时期“方上”体量远不及西汉，以后各代效仿汉“方上”陵墓，“以高为尊”，如唐代因山为陵，宋代封土为坟，也做成方形覆斗式陵台，明清时则依山造墓。
陵墓
古代帝王墓葬统称。将帝王墓葬称之为“陵墓”者，最早始于战国时期的赵、楚、秦等国，如《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南宋吕祖谦说：“寿陵之名见于书传者，盖自始。”即指的是赵“起寿陵”。帝王墓称陵大约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战国时期许多君王的墓葬，均高出三丈，如山之状，成为君王墓葬的显著标志，当时人们便以陵称之：二、以山为墓，成为一些帝王墓葬的突出做法：三、战国时期通常将君王称之为“山陵”，如君王的死，称“山陵崩”。
石棚
古代巨石构筑物。由石板建构，坟墓形式，因此，又俗称“石坟桌”。“石棚”之左、右、背三面封护，构成“石棚”石墙，正面空敞作为墓门，顶部覆盖石板为墓顶。辽宁海城等地存有“石棚”遗构，“石棚”墓室面积约8平方米左右。
墓碑
墓表
又称“神道柱”，古代陵墓神道前的石制立柱，具有墓碑和神道标志作用。陵墓前立“墓表”源于墓碑做法，根据北京西郊东汉秦君墓“幕表”，古代的“墓表”由柱础、柱身和柱首三部分组成，柱首刻有死者官职及姓名。现存南朝萧景墓“墓表”，继承汉晋以来形制，是古代“墓表”中精美的代表作。
神道
古代帝王墓葬的道路，是墓葬的组成部分，“神道”的两旁竖立石象、石人、石马、石羊、石虎等人物动物石象生，“神道”口，为“神道”的突出部位。秦汉时期，在入口处竖石阙：唐代为门阙：明清时期改为仿木结构的石制棂星门，成为“神道”门的定制，如明十三陵在棂星门之后，又建有祭殿。唐宋的“神道”增加石象生数量，而且排列整齐。根据发掘的帝王墓葬资料显示，“神道”表现了以下几个共同特点，一、以中轴线为为中心，两侧对称布置：二、采取传统的坐北朝南的方向：三、汉以后的“神道”，普遍受风水意识影响。
建筑明器
所谓明器是指古代随死者下葬的随葬物，明器一词出于古代文献，如《礼记·檀弓》中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仪礼·既夕》中有：“器西，南上綪”，东汉郑玄注曰：器，目言之也，陈“明器”以西行南端为上。此段文字是“明器”用于墓葬的记载。而以建筑形式作为“明器”者，则称“建筑明器”，实际就是古代建筑模型。根据考古资料显示，陶屋模型最早所能见到的，是甘肃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陶屋，而此时己有“葬具”的使用，建筑模型应为“建筑明器”的雏形。汉代墓葬出土的“建筑明器”十分丰富，其形制和使用功能主要有仓库、碓房、厨房、牲口圈、楼阁、住宅、观阙、院落等。“建筑明器”的出现，是古代丧葬观的产物，对于研究古代建筑演变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
画像砖
古代墓室内使用的带有纹样和图像的砖。“画像砖”最早出现于西汉，流行至南北朝时期。根据砖体形制，分为空心“画像砖”和实心“画像砖”两种形式，东汉时期后者取代前者，成为当时主要“画像砖”材料，之后空心“画像砖”被废弃。实物表明，砖面内容可分为整块表现和多块组合表现两种做法，但以整块表现为主，如东晋时期的画像砖墓。
画像石
古代墓葬内使用的带有图案和画像的石材。“画像石“最早出现于西汉，流行于东汉至魏晋时期。“画像石”的加工，主要采用减地平级和平雕方法，其位置和施工做法，或将画像直接刻于墓壁：或分块镶嵌于墓壁：或刻于石棺椁、石阙、石享堂等处。“画像石”中的许多内容，是当时建筑结构与形象的真实再现。
令簋
出土明器。西周时期宫廷内用于宴请宾客的青铜器皿，内放牛羊肉以火烹煮。“令簋”四角形状，真实地表现出古建筑最早的斗之形式，以及斗间的矮柱与枋子等构件，反映了当时建筑的木构做法，是传统建筑研究的珍贵史料。（见图1-14）
风水
古人选择建筑地址，对其周围环境、气候、山形、水势、土壤等综合因素，进行综合评价所依据的观念与理论。“风水”一词始见于晋人郭璞的《葬经》：“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运用“风水”之术，最早可上溯到周朝的相地卜宅之法，形成于汉，成熟于唐宋，明清时期日趋完善。关于“风水”学说，大致分为形势派与理气派二大派。直至今日，“风水”观仍在流行。堪舆古代观察山川地形，选择营建住房基址的一种相宅术，亦称“堪舆术”，堪，通勘；舆，引申为疆土。“堪舆”早于风水概念的形成，后世风水一词代替“堪舆”。“堪舆”的别称很多，如“青乌”、“地理”、“相宅”、“相地”、“青囊”、“卜宅”、“卜地”、“图宅”、“图墓”、“葬术”等。《诗经·大雅·公刘》中描绘周人先祖公刘迁居豳时，先相土尝水，考察山川，选择阴阳朝向，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运用“堪舆术”的文字记载。
式盘
汉代运用天体运动四季变化，结合风水观念，推算吉凶宜忌的器具。“式盘”由天盘和地盘组成，通过天盘与地盘的运动关系，确定人们各种活动的凶吉征兆，使用“式盘”的全过程，则称为“式盘”的演式。
负阴抱阳
古代风水观认为的最佳地理选择，负，背也；抱，拥也，即背靠阴而面向阳。“负阴抱阳”的理想图式，是背靠山峦，左右为护山，前有流水，实践中这种选择有利御寒，便于采光纳凉，有利于生产和生活，因此，历代称之为“风水宝地”或“四灵之地”风水罗盘古代风水先生勘察地理所用的工具。此种罗盘以指南针为定向，结合阴阳五行，加“天、地、人”三个各不相同的盘面组成。“风水罗盘”起源于汉代的式盘，经过宋代的发展，在明清时期完备。二十四山即二十四个方位，风水罗盘定向所称的“二十四山”，其基本原理，是以阴阳八卦为依据，将八干十·“支组合一体，进而在罗盘上分二十四个分位向度。八个天干，即：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二四分位最早可见于《准南子·天文训》中的记载。
坐山
根据古代风水观，对房屋的基进行选择的依据，称“坐山”，也称“看山”或“靠山”，多以房址所依靠的山峰为坐标。古代民间建房，一般在建房前要请有经验的风水先生，就房屋的朝向、周围环境、地理形式等与房屋有关的问题，帮助宅主人确定房屋基址。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建房选址，大多选择处在背山面水，两山环抱，“藏风聚气”的环境，认为这种地理位置是最为理想的基址。虽然民间房址“坐山”的选择，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又具有朴素的科学思想，如背山可防止风的袭击：面水则便于生活：朝南更是采光取暖的最佳朝向。
定盘
古代风水观认为，朝向的选择，坐北面南虽为理想的“坐山”朝向，但如与八卦和主人的生辰八字“犯冲”，就要对房屋进行调整，所使用的工具就是“定盘”。“定盘”的操作者为地理先生，“定盘”前，地理先生先根据八卦理论，结合房主的生辰八字，反复推算。“定盘”的内容包括房屋朝向、水路的走向和水形、水口的确定、院门位置和朝向、灶火的设置等因素，如果说“坐山”是宏观规划，那么“定盘”就是微观设计。“定盘”方法在农村的住宅施工中多见。
望气
我国古代在进行某种活动前所采用的占卜方法，即观察天空的云气形态、气候征象和色彩幻化，并将这些变化加以记录，附会各种人或事，来判断吉凶，《墨子·迎敌词》是较早记载“望气”的历史文献，并将“望气”分为“大将气”、“小将气”、“往气”、“来气”、“败气”共“五气”。古代在建筑活动前，也常常将“望气”作为破土动工的必经过程，而且要与龟筮结合，如《汉书·王莽传》曾记载：王莽“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玉食，即在经火烧的龟纹上涂墨，借喻青兆。
五音姓利
古代营建陵园选择地形的风水观念，五音即宫、商、角、徵、羽五音，古人把姓氏按五行之说分为五音，依据五音选择吉利之地，如宋朝皇帝赵姓，属“角”音，其陵墓必须是“东南地穹，西北地垂。”采用“五音姓利”之法，源于汉代的图宅术，盛行于宋代。
厌胜
古代风水先生对“凶兆”住宅，所采取的避灾趋利的措施。“厌胜”常用某种物品代替，又称“厌胜物”或“辟邪物”。厌，同压，胜，超过。古人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对一些天灾人祸，不能解释，于是便祈求贴符念咒，放置辟邪物以抵御鬼神作祟，这便是“厌胜”产生的原因。
石敢当
桃符
亦称“桃板”，古时民间建筑大门悬挂物，其立意为辟邪驱鬼，趋吉避灾。因五代时期在桃板上写有春联，流传民间后，则在上面写或画上迷信字符，故将这种桃板称之为“桃符”，悬挂“桃符”的做法，据传源于黄帝立桃梗一事，《岁时广记》中说：“东海有桃都之山，上有大桃树，蟠曲三千里…上有二神，一曰神茶、二曰郁垒，主阅领众鬼之恶，害人者，执以苇索，而用虎饲也。”桃梗象征桃都山之桃树，民间便信其桃木有捉鬼之作用。
东四宅
古代风水观认为的住宅方向。堪舆家将阴阳八卦分为坎、离、震、巽四个方位体系，坐落于这四个方位的宅院，称之为“东四宅”，按五行之说，凡命相属水、木、火的东四命的宅主人方可居住。“东四宅”的坐向宜为东、东南、南、北等方位开门。
四神
西四宅
古代风水观对住宅方位的归纳。古代堪舆家根据八卦原理，结合阴阳五行之说，将乾、坤、艮、兑四卦位住宅，称为“西四宅”，其土、金命宅主人，适宜住此宅院，屋门以开东北、西北、西南、西朝向为吉。
阳宅
古人对人类住居的泛称，体现了古代阴阳五行建筑哲学观，与阴宅相对应。阳者，即地面上的，有生命力的，属木属春，“阳宅”，亦即有生命、向阳的住宅。“阳宅”观念最早起源于《易经》中的“大壮”卦义与卦象。至后世受风水观的影响，逐渐形成“阳宅”建筑理论，比如《阳宅十书》等。
阴宅
古代就人死后入葬的建筑形式与哲学观念。肇始于《易经》中的“大过”卦义与卦象。在古人眼里，阴者，闭塞，幽深，位于后，在地下，无生命，阴冷等。在这种建筑观的影响下，我国古代陵墓建筑，大多用石砌筑成，并深埋地下。关于“阴宅”的风水意识，有许多文献记载和专门解释。
相地
古代建房前选择建筑基址的通称，不同于风水先生的相土含义，是建造房屋的必须过程。“相地”对于建筑的稳定性至关重要。“相地”做法，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应用。《左传》中将“相地”称之为“略基址”，“相地”内容包括水文地质环境、地势条件等。
案山
古代风水观认为的风水宝地的组成部分，其理想模式，是在住宅的前方，应有一座山峦，在整体布局上，坐北向南，左右为辅弼山，前面则为与基址相近的“案山”，此“案山”前隔有流水，“案山”一般为较低矮的山岗，如同家具中的几案，所以，将此位置的山峦称之为“案山”。为了各自不同的祈求，“案山”被赋予更为具体的思想意识，如期盼家中或村里多出文人宫宦，有些地区则称“案山”为“笔架山”等。
八宅
古代风水术对人居住宅的划分，即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八卦图式，经演绎形成的位于八个方位的住宅。“八宅”包括东四宅和西四宅二大系统，即离宅、坤宅、兑宅、乾宅、坎宅、艮宅、震宅、巽宅共“八宅”。明清时期以八卦与九宫配合，创立“八卦格局”，成为风水术中阳宅学说的重要理论与方法。
佛八宝
佛教建筑中常表现的题材，在喇嘛教佛寺建筑中多用，因此，有着明显的宗教意义，其主要特点，是以佛教中常用的八种器物为具体内容，采用象征、寓意、谐音等手法传达宗教思想。这八种器物分别叫轮（法轮）、螺（法螺）、伞（宝伞）、盖（白盖）、花（莲花）、罐（宝罐）、鱼(金鱼)、长（盘长)，故称“佛八宝”，一般为石雕、砖雕、木雕、琉璃、泥塑、彩画等形式，“佛八宝”大多处在建筑的屋脊、影壁、墙体、须弥座等部位。（见图23-1)
暗八仙
以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中的“八仙”人物，作为建筑表现的艺术内容，是道教修建宫观的一大特色。由于八仙过海的故事在民间家喻户晓，八仙不仅用于道教建筑，许多民居房屋也多有此文化题材。八仙人物为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蓝采荷、何仙姑等，建筑上除彩画多为直接表现“八仙”人物外，其他常见部位，如墀头砖雕、额枋木雕、石栏板、砖砌墙壁、院门照壁等，则以八仙所使用的什物为内容，因此，称“暗八仙”，其名称依次为扇、渔鼓、花篮、葫芦、阴阳板、宝剑、笛子、荷花。（见图23-2)
驰道
古代城市规划中，专门留有的一条道路，称“驰道”，即专供皇帝之用，所以也称“御道”。“驰道”的两边各设一条一般便道，在秦始皇时期就已经使用，汉代继承“驰道”的做法，如汉长安贯通南北的内安门大街“宽约50米，中央是皇帝专用的驰道，宽20米，两侧有沟，沟外两侧各有宽13米的街道。”(《中国古代建筑史》),汉以后“驰道”之制稍有松弛，如唐的“驰道”可横穿，但宫城门的“驰道”仍严禁闯入，甚至太子也“不敢当驰道”(《资治通鉴》)，直至清代“驰道”一直起着“明等级”的作用。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对称择中思想，是“驰道”出现的社会基础。
南中
做旧
三分
古建筑的三部分，即台基、屋身、屋顶，由三部分构成中国古建筑的外部造型。著名的北宋建筑匠师俞皓在他的《木经》中说：“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是对建筑水平层次的科学划分，上分为屋顶，中分为屋身，下分为台基，屋顶和屋身是古建筑的主要部分，也是富于表现的部分，官式建筑的下分，比较注重规格要求，如须弥座台基，但在民间建筑中下分不甚显著。（见图23-3)
正式建筑
古建筑学界对官式建筑的习惯划分，划分“正式建筑”的一般依据为：一、中国传统的建筑平面形式，从古至今均为长方形，虽然原始社会的人类建筑也出现过圆形平面，但最终为长方形代替：
二、“正式建筑”表现了规范严谨、正统端庄的建筑风格，利于体现封建等级思想：
三、实用性是“正式建筑”的突出作用，其空间布局非常适合人的活动：四、“正式建筑”具有平面拓展的弹性功能，是衍生其他平面的基础。“正式建筑”的屋顶形式为硬山、悬山、歇山、庑殿等。（见图23-4）
杂式建筑
古建筑学界对由正式建筑派生的建筑形式称谓，是由正式建筑平面组合或结构变化产生的，表现了灵活自由的建筑特色。“杂式建筑”只使用于园林建筑或附属于正式建筑，中轴线上的建筑和重要建筑很少见有杂式做法。根据变化的部位，一般分为基于结构变化的“杂式建筑”和基于平面变化的“杂式建筑”。属于平面变化的主要有：正方形、圆形、多边形、几何形、卐字形、扇面形、十字形等：属于结构变化的为：十字脊、圆顶、勾连搭、盔顶、盝顶、卷棚顶等。（见图23-5）
官式建筑
古建筑学界对古建筑做法的划分。主要指以官方颁布的建筑规范为蓝本，营造的宫殿寺庙等建筑形式，施工中按照规范要求进行，体现古代工官制度。“官式建筑”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根据统治者的要求建造，另一方面依据官方制订的建筑制度建造，后者则在现存的许多建筑中有所印证。“官式建筑”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如北京地区长期是朝庭意志畅通的地区，所以古建筑的构件尺寸、彩画形式、建筑规模大多体现了官方要求，如符合清工部《工程做法》之类：其他地区，如山西的古建筑，则更多地表现出不同于“官式建筑”的手法。
“官式建筑”是研究中国古建筑规范发展的直接资料。
地方手法
古建筑学界对古建筑做法的划分。在长期的建筑施工过程中，地方工匠依据自己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或者根据民间书著进行建造，其构件制作尺度、操作程序、建筑风格等，与官式建筑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称之为“地方手法”，有时对表现上述特点的建筑又称为“地方建筑”。形成“地方手法”的主要原因，
一、民族习惯和地方文化的不同，如出于美观考虑，南方建筑的翼角普遍起翘，而且高于北方建筑；
二、地域性的差异，也是造成建筑样式不同的重要原因，如南方的干阑式建筑，在官式建筑中就不存在；
三、气候因素导致建筑构架和材料使用，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如北方建筑屋顶有泥背，南方可不施泥背；
四、经济条件落后，致使构件省略，也成为产生“地方手法”的直接导因。历史上各朝代的建筑，有许多不以官方典籍为蓝本，其建筑特点属“地方手法”。
民间建筑相对于官式建筑的建筑称谓，除在用材和形式上不囿于官式建筑规范外，其结构和营造手法，与官式建筑也有着显著的区别，如三角形构架的运用、西部地区平顶屋顶、明清时期晋南地区的柱头喜用斜劈做法等。对于民间建筑的判断，需做综合因素的考察。产生民间建筑的原因很多，如民族习惯、地区经济差别、自然条件、历史背景、社会文化、风水观念等。
宫殿建筑
我国古代处理朝政和帝王居所的建筑，其前身为古代的宫室。“宫”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殿”为高大之建筑，始于战国时期的楚国。秦始皇建“阿房宫前殿”(《史记》)，此后，“宫”与“殿”合称-·词。宋《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中将“宫殿建筑”进行规范统一，上升为官式建筑，因此，“宫殿建筑”更多地体现出官式手法，人们习惯上将“宫殿建筑”与宫式建筑视为同一类型。据现有资料分析，“宫殿建筑”与官式建筑的最大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所依据的蓝本，不仅仅是官修的建筑规范，而且严格遵守工官制度中有关等级的限制，如彩画的限制：“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黄黄蛀。”(《春秋·谷梁传》)：其次，建筑形制的限制，如明代曾规定：凡官员营造房屋，不准歇山转角等；再就是“宫殿建筑”的平面组合，如工字殿，在官修规范中并未体现，此点正是我国历史上“宫殿建筑”的突出特点，正如《中国古代建筑史》中所说：故宫建筑空间序列“是中国宫殿建筑的一个重要范例。”
茅茨土阶
史书记载中早期宫室建筑状况。《史记》中记载“堂高三尺，茅茨土阶。”原始社会后期，由于施工技术的落后和材料知识的贫乏，建筑材料也仅仅是自然材料，或者只进行简单的加工。“茅茨”，即屋顶不施瓦件，而用茅草覆盖；“土阶”，即台基不施砖石，而为夯土。后将简陋的住房比喻为“茅茨土阶”。
宫
古代文献对古建筑的解释:
一、建筑功能。如《易经》曰“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高足以避润湿，上足以御风寒”(《墨子》）。
二、礼教建筑。如“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
三、关于“宫”的产生。相传黄帝或夏禹为“宫”的创始人。
四、关于“宫”的建筑形制，应为高大壮阔的形象，《释名》：“宫，穹也，屋见于垣上。穹，崇然也。”
五、关于“宫”的衍生文化。战国以前“宫”在人们的认识中，没有后世宫殿建筑的象征意义和审美作用，当时也仅为住居，即“便于生，而后观也”，最初仅为居住的建筑，“宫”用于表示皇帝专有的建筑意义，是在秦以后出现的。此后“宫”也就从室的概念中分化出来，成为重要建筑和大型建筑的代名词。
六、“宫”与室互通。“宫”与室不分，“自古宫室一也”(《风俗通义》)，而室者，“实也，言人物实满其中也”(《释名》)，可见“宫”有室的使用功能。秦汉后“宫”仍与室、观合为一词，以为互通。
殿
古建筑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建筑形式，《说文》曰：“堂，殿也”。《苍颉篇》：“殿，大堂也”，通俗地讲，古时的高大建筑称“殿”。商周以前不见“殿”的记载，“殿”一词最早出现于秦代，如：秦始皇建造阿房宫曾“作前殿”，以后发展为专门用于皇宫和寺庙的重要建筑，如故宫的太和殿，寺院的大雄宝殿和道观的三清殿等。“殿”作为核心建筑，位于中轴线上，是中国古建筑布局的规矩，其建筑规模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而且在宋《营造法式》中，在用材上归为八等材的前四等材。明清两代附和商周以来的“前朝后寝”制度，建立了“前殿后寝”的建筑模式，前殿听政，后宫起居。“殿”常与宫连为一词使用，称为“宫殿”。
正殿
古建筑院落中的主要建筑，其规模、形制均高于其他建筑。“正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布局，受宫廷“正殿”的影响，佛寺、道庙的“正殿”，在唐代居中轴线中央位置，宋以后则逐渐后移。北方主要建筑的“正殿”，一般均为坐北向南，但也有坐西向东的，如辽代契丹人修建的山西大同华严寺。民居庭院内的主要建筑，则称“正房”。
过殿
佛寺院落联系前后空间的建筑，在布局上起着通往前后院的作用，因此，“过殿”常具有分割前后院落的功能。“过殿”位于院落中轴线上，一般所见“过殿”为前后门贯通，建筑结构与形制与其他建筑没有区别。因“过殿”内供奉佛像不同，故又有其他称谓，如“罗汉殿”、“天王殿”等。在民居中，“过殿”则称为“穿堂”。
配殿
古建筑群体组合中的单体建筑。古建筑多以四合院为布局，一般均以主体建筑的坐向，为组合建筑的朝向和主轴线，轴线两侧建筑则为“配殿”，有些宗教建筑则称“陪殿”，民居建筑称“厢房”。北方建筑多以坐北向南为主向，两侧则为东西“配殿”。契丹族建筑坐西向东，而两侧则为南北“配殿”。“配殿”低于正殿，反映了一定的等级规定。关于“配殿”的来源，
一、受宗法体系昭穆制度影响，
二、古代住宅封闭性观念，
三、对称平衡的美学思想。
倒座
古建筑院落中，坐落于正殿或正房相反方向的建筑，有两种解释：一、传统观念以坐北面南为尊贵坐向，如山西四合院的“倒座”，而坐南面北建筑，为下人居住或放置杂物之用，寺庙中的“倒座”多为戏台。“倒座”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规模小于正面建筑，其次，其高度低于正面建筑：第三，建于合围式的四合院布局之中。二、寺院建筑内的佛教塑像，如“倒座”观音。
对称
中国古建筑所遵循的设计原则与营造理念。在古建筑的组群与庭院布局中，一般以两条轴线为依据布置房屋，以使其达到均衡“对称”的空间效果与平面艺术。这两条轴线即纵轴线与横轴线，多数情况，以纵轴线为主，横轴线为辅。三合院、四合院，是“对称”建筑的典型代表，而传统的宗法观念和礼教制度，是产生“对称”布局的社会根源，如“上尊下卑”、“北为上，南为下”的观念。有时也因地制宜，二条轴线不分主次，以及不依轴线的自由设计，如园林建筑等。
营造
古代对房屋建造以及土木工程的统称，日语中的建筑一词引入中国后，才逐渐代替“营造”概念。古代建筑的规范制度、操作技术、尺度权衡、用工用料等内容，均属“营造”一语的概念范畴。古代哲匠表达建筑意义，必以“营造”述之，如宋时的《营造法式》、清时的《工段营造录》、近代的《营造法原》等，但目前对古建筑的表述，其“营造”称谓正面临消失。
阙
古建筑中具有标志性的建筑形式，在周代至汉代十分流行。《释名》曰：“阙，阙也，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古代的“阙”，建在宫殿、祠庙的门前或陵墓的墓道两旁。长沙马王堆西汉一号墓出土的帛画中，画有左右两个并立的柱子，是最早记载“阙”的形象资料。外观上“阙”为仿木结构形式，由阙基、阙身和阙顶组成，使用砖石或砖石木混合材料建造。“阙”大体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在道路两旁，设子母阙形式，即两主阙附加子阙的联合体；一种是两个对峙的独立阙：一种是两阙之间建门楼，连成一体的建筑结构。南北朝至唐代多为第三种形式，而第三种形式则演变为皇城城门制度。“阙”产生于封建宗法制度，如《春秋·公羊传》中记载：“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规定了严格的等级。（见图23-6）
台
为生土构筑物，是春秋战国时期十分盛行的建筑形式，当时的诸侯国为了显示其势力，纷纷建造高大的土台，“台”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登高瞭望，具有军事作用，以后则演变为奢侈华贵的象征。夯土技术在当时已经十分成熟，为“台”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诗经》中有：“经始灵台，经之营云”，灵台为周文王所建。“台”在周时可能是宫城中的居住主体。根据《诗经》中的记载，作为使用功能，“台”的出现应早于周代。“台”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它的威慑性和标志性，如《国语·吴语》中说：楚灵王“不君”，大臣“谏而不从”，于是筑章华台，并设阙“以象帝舜”，予以警示。
台榭
古时称高大的土台为台，台上建有木结构的房屋称榭，“台榭”是古代高台建筑的总称。台是榭的基础部分，先是累土为台，之后架木为台。《淮南子·汜论训》中有：“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台榭”起源于古人的望远观赏风气，如《礼记·月令》中有：“五月可以居高明，可以处台榭。”历史上神仙方士的酬神祭祀、宴飨宾朋、观天测象等活动，也促建了“台榭”的发展。“台榭”盛行于战国时期，史籍记载，当时建造“台榭”成风，所谓“高台榭、美宫室”，是普遍的审美追求，汉代虽有建造，但已为衰势。
楼
古代文献记载的建筑形制。
一、关于“楼”的产生。《史记》中记有黄帝曾修建五城十二楼，以待神人出现的文字，又如“神人好楼居”的记载，说明“楼”源于宗教祭祀文化。
二、关于“楼”的结构。如《史记》中说汉武帝建造“神明台井干楼”且“高五十丈”：《说文》中有：“楼，重屋也”，重屋，即重檐。证明井干与重檐，是当时的主要结构形制。
三、“楼”的衍生功能与文化意义。如汉代用于了望的望楼，宋代用于防火的望火楼，明清时期用于御敌的箭楼等。
四、“楼”与殿结合，产生平面矩形的建筑形制，如楼阁式建筑。
巢居
人类早期居住建筑，即利用树木搭建的简易窝棚，大约出现于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因长江流域水位较高，沼泽分布极广，显然不适于地下挖穴，因此出现“巢居”建筑。黄河地区也曾有“巢居”现象，只是未曾发展下去，最终被穴居代替。“巢居”的作用，是防止潮水和野兽侵袭。相传“巢居”始于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的做法。“巢居”的演变轨迹，大致为由单树架构的槽巢至多树架构的槽巢，再由橧巢形式发展成真正意义的干阑式建筑。早期“巢居”以植物纤维捆绑，晚期的“巢居”则采用卯榫技术，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有榫卯实物，可为此证。（见图23-7）
穴居
人类早期的住居建筑，又称“生土建筑”，是用石制工具，在黄土地层挖掘形成的地下房屋，“穴居”分布于黄河流域，我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由于土质细密，结构性能较强，因此，古人类在这里创造了许多“穴居”。《礼记·礼运》中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槽巢。”营窟就是“穴居”。母系社会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和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挖掘工具，如石器和骨器等，说明公元前3000公元前5000年的“穴居”建造技术非常之高。目前发现的穴居形式，主要有横穴、竖穴、半穴居等，半穴居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地面建筑的出现。现今所见的窑洞，即是古人类“穴居”的演变结果。（见图23-8)
半穴居
我国远古入类住居形式，出现于距今7000年左右，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以陕西半坡母系氏族公社遗址为代表。即地面以下掘坑，上面用树木草叶等天然材料架构维护结构，既保持了穴居形式，又具后世房屋雏形。根据杨鸿勋先生的复原，“半穴居”主要包括袋形“半穴居”和直壁“半穴居”两种构造。“半穴居”已出现柱梁使用、柱础做法以及地面防潮等技术。
大房子
母系氏族公社聚落中的大型建筑，在体量上较其他一般住房更大，考古学上称之为“大房子”。发现于西安半坡遗址的“大房子”，位于聚落的中央，周围的小房子均朝向“大房子”，根据考古分析，“大房子”是原始部落的公共建筑，其作用是为了供氏族公社成员举行仪式，部落首领召开会议之用。依据遗址复原的“大房子”，平面呈方形，约160平方米，屋顶覆盖茅草，室内支顶四柱。“大房子”遗迹在河南洛阳王湾、陕西华县等地均有发现。进入奴隶社会，“大房子”被统治阶级占有，成为最早的帝王宫室。
前堂后室
古建筑使用功能在室内平面上的分布。发现于西安半坡遗址的大房子，最早表现了“前堂后室”的设计思想，其室内分为四个空间，进门是一个大空间，后面出隔墙分为三个小空间，关于这四个空间的分析，一般认为出于公共活动和私密生活而划分，即小空间为主人起居之用，大空间可能是氏族聚会的场所，基本形成了在前的“堂”与在后的“室”组合的“前堂后室”格局。发现于陕西姜寨的“大房子”，也有大小空间的区分，说明“前堂后室”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方式，对后世宫室总体规划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在民居房屋中体现得更为突出。
前朝后寝
古代宫室建筑的总体布局，即在整体建筑落中，处于前面位置的建筑，多为处理政务的场所，而在后的建筑，则为生活起居的卧室，古建筑学界常称之为“前朝后寝”制度。此种布局源于氏族公社时期的“前堂后室”原始做法，进入奴隶社会，王主朝，女主市的“前朝后市”规划思想形成，“前朝后寝”的建筑布局，与上述规划理念有着渊源关系。朝与寝的功能使用与建筑区划，在商代中期的盘龙城宫殿中表现得最早，也最为明确。中轴线上有三座建筑，这三座建筑是室内“前堂后室”布局，向多座单体“前朝后寝”式建筑的过渡，北京故宫的前二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与上述遗址有着久远的渊源关系。
四阿重屋
古代最早的单体宫室建筑形式，《考工记》记载的：殷人“四阿重屋”即指此，河南堰师二里头发现的早商建筑遗址，认为是古代文献中所说的“四阿重屋”的原形，也就是殷商的宫殿。此座宫殿坐落在长36米、宽25米的夯土台基上，并遗留有柱洞。被称之为“重屋”的宫殿，大约为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建筑规模，总面积为900平方米。四阿，即四面屋坡，重屋，即重檐式建筑，“四阿重屋”是后世庑殿顶建筑的早期形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被封建礼制确定为最高等级的建筑屋顶。
高台建筑
我国古建筑发展史中的一种现象和形式，“高台建筑”盛行于战国时期，当时不论宫廷建筑还是官衙府第，均建在高大的台基上，争先效仿，比高比大，并以高为美，所谓“高台榭、美宫室”成为一种时尚。“高台建筑”起源于夏商时期的台，秦汉时“高台建筑”渐成衰势，但至曹魏时期仍有些许建造，隋唐以后几乎废弛，以高为美的建筑观念和高台建筑，在此时销声匿迹。
重楼
秦汉时期的高层木构建筑，一般为四至五层之高，“重楼”的产生受到两个方面影响，一是井干式结构的影响，二是受战国时期高台建筑观念的影响。“重楼”具有瞭望和军事防御的作用。
五门
西周时期宫城规划制度，又称“五门之制”，据史书记载，“五门”即库门、皋门、雉门、应门、路门。
明堂
一、源于夏后室和重屋，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夏称“世室”，商代称“重屋”，周代则名为“明堂”：
二、“明堂”出于封建教化和等级观念而建造，如：“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礼记·明堂位》)“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礼记·祭义》；
三、认为“明堂”与太庙、太室、清庙、辟雍为同一性质的建筑。
历史上多个朝代曾建有“明堂”，但均未保存下来。发掘的遗址有西汉长安南郊明堂、东汉洛阳明堂等。规模最大的“明堂”，是唐武则天的“万象神宫”，至宋以后各代不再建“明堂”建筑。根据专家复原，“明堂”平面为外方内圆形式，主体建筑即“明堂”，建在高大的圆形夯土台基上，属于战国时期高台建筑的遗迹，其布局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和丰富的象征性。
辟雍
西周时期处理朝政和祭祀的地方，与明堂具有同样作用，也有将“辟雍”与明堂视为同一建筑物。有分析认为，“辟雍”是讲学的场所，如《礼记·王制》中有：“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袢宫。”根据《群经宫室图》中的反映，“辟雍”是一座四面环水，中间方形的建筑群体，辟有四门，实际是大型宫殿，其基本形制与明堂类似，因此，“辟雍”可能是由明堂演变来的。汉代的蔡邕描述说：“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因名“辟雍”。现存唯一的“辟雍”遗迹在北京国子监内。
一堂二内
民间住宅建筑的平面布局。出土的汉陶屋和住宅遗址，大多表现为一大间和三至二小间的平面构成，这就是秦汉时期人们最喜用的“一堂二内”建筑格式。中间部位为堂，两侧为内，此种布局目前在北方民居中仍十分常见。“堂”用于家族或家庭的议事和聚会，“内”是人们生活起居的主要空间，堂的面积大于内的面积。汉以后的“一堂二内”，逐渐演化成古代住宅的习惯做法，但它最早源于氏族社会前堂后室的功能区划。从平面结构分析，“一堂二内”也是单体建筑由方形或圆形，向横向发展的结果。（见图23-9）
坛庙
古代礼制建筑，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祭祀议政而设置，《左传》曾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坛庙”起源于远古夯土台，形制上一般为方形和圆形，如北京的天坛，明清时期“坛庙”建筑区分更细，如祭月的月坛、祭日的日坛。“坛庙”的作用和政治意义，是以日月、风雨、雷电、天地、社稷为祭祀对象，以表达“皇权神授”的君王思想，或者进行“封禅”，大赦天下，或者嘉表农耕，祭祀神农等。“坛庙”祭祀在古代曾有春夏秋冬区别之规定。坛庙可分为有建筑物的坛庙和无建筑物的坛庙两种形式。
太庙
历代帝王祭祀供奉祖先的建筑，属于坛庙建筑类别，由于建筑内部供奉祖先的神位，故俗称“太庙”为“祖庙”。“太庙”建筑一般为群体建筑形式，采取中国传统的中轴对称布局，中轴线上为“太庙”中的重要建筑，两侧为次要建筑。其供奉祖先的建筑有七至九处，分别设每一祖先的牌位。另一类是在一座建筑中分出七至九个祭室，安置祖先神位。在帝王眼里，祭典祖先与祈祀社稷同样重要，在这种“家国同构”思想支配下，“太庙”的规划布局等同于宫殿建筑。《礼记·曲礼》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宗庙即“太庙”
家庙
诸侯臣子之祖庙，又称“祠堂”或“影堂”。“家庙”一般是祭祀祖先和先贤的建筑，有时也供族人活动之用。在建筑等级上，“家庙”显然低于太庙。“家庙”类建筑虽然在功能上都相同，但由于受地理环境和文化习惯的影响，“家庙”表现出不同的平面布局和建筑风格，其共同点，是所有“家庙”大多区别于住宅建筑，表现出华丽庄重的特质。“家庙”早在周朝出现，即“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汉代时期也有称“家庙”为祠堂的，但正式改“家庙”为祠堂则是在宋代。“家庙”开始建在住宅院内，如宋朱熹的《家礼》载：祠堂制度，位于住房的东面。至明代“家庙”扩大发展，纷纷独立于住宅以外，另辟“家庙”，形成“家庙”院落。“家庙”的规格也受封建等级制约，如明代规定：三品以下建三间五架，奉四代祖先。
祠庙
祭祀建筑，与家庙相同，或为同一语：特指祀奉先贤圣人的建筑，更多称为“祠庙”。此类建筑，采取传统的中轴对称的布局，一般气势宏大，与宫殿建筑有相似之处。根据祭祀内容，可将“祠庙”分为祭祀历史人物、圣贤哲人、地方君主、传说俗神等。目前全国保存最多的“祠庙”，当属孔子庙、武侯祠、关帝庙，其中孔子庙在全国各地广泛分布，规模也最大。汉代尊孔建庙，随着儒家地位提高，各代建立孔子全国各地广泛分布，规模也最大。汉代尊孔建庙，随着儒家地位提高，各代建立孔子“祠庙”之风盛行：明代是孔庙建设的高潮。孔庙大多设棂星门、泮池、大成殿、大成门、明伦堂等。
宗庙
古代家族设立的礼制性建筑，以供奉本姓始祖之用。《礼记·曲礼》中有：“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据考证，春秋时期的“宗庙”，建于正房之东，因祭祀祖先需用牺牲，故将牛羊猪三牲的厩库，设于“宗庙”旁侧。古代的“宗庙”建筑有着严格的规定，如《礼记·王制》规定：天子之“宗庙”有七，诸侯有五，大夫有三，士有一。统治阶级可有多座“宗庙”，而“庶人”则只能在寝室祭祀。
昭穆庙
古代宗法制度中的建筑排列顺序，帝王的宗庙建筑体现了“家国同构”思想，以中为核心，设两侧祠庙，并将每一代帝王灵位，按照一定规律安放在两侧的祠庙，其顺序为：始祖庙居中，在左侧建有昭庙，为二、四、六、八代：右侧建有穆庙，为三、五、七、九代，即文献中记载的“左昭右穆”制度。
祠堂古代祭祀建筑，多为民间建筑形式或地方手法，是拜谒祖先、举行家族议事的场所，“祠堂”建筑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多处于城镇与农村，其布局以四合院形式多见。
苑囿
古园林称谓。秦汉时期多称“苑囿”，最初的“苑囿”并没有后世的园林之意，按照《说文》中的解释，苑和囿均为饲养禽兽动物的地方，区别在于，囿是设置了墙垣的苑，而苑是未封闭的场所。远在夏商时期，具有此种饲养作用的场所已经使用，是专供帝王打猎开辟的：秦汉的“苑囿”与上述“苑囿”意义相同，其目的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向皇室提供肉食，保证生活需要：二是举行狩猎，但狩猎并非娱乐，而是一·种军事活动。秦汉以后表述园林意义，多用“园囿”一词，但后世的“园囿”或园林，与秦汉的“苑囿”，则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子院
古代官方限制佛教建筑发展的一种制度，即附属于主要佛寺的寺院，称之为“子院”。北宋中期佛教发展规模巨大，仅在京城等地就有“三万八千九百多所”，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宋代的统治者，便制定了“子院”制度。宋代的“子院”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初建寺院，如不达30间者，则必须依靠大寺院，其“子院”多在大寺院的周围建设：二是已存在的大型寺院建筑，可接纳小型寺院，成为自己的“子院”。现存有不少的宋代建筑，可作为“子院”制度的佐证，如山西陵川的南吉祥寺与北吉祥寺。
泮池
文庙建筑布局中的建筑形式之一，最初为西周学宫前的水池，约在清代，形成了中轴线上，依次建泮池、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殿的模式。“泮池”与西周的泮宫和泮水有关，据古文献记载，当时的大学，即讲学之处，属于天子的称辟雍，用于诸侯者，则称泮宫，泮宫就是学宫。“泮池”有三种形式，
一是半月形的“泮池”，如南京的清代地方学宫，如夫子庙和朝天宫，位于棂星门前均建半月形“泮池”；
二是形式变化的“泮池”，如环绕辟雍的水池，此环形水池见于北京的国子监：
三是圆形或方形的“泮池”。大型的文庙建筑，其“泮池”上均建石拱桥。“泮池”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佛寺
佛教寺院全称，为传布佛经、祭祀释迦的宗教建筑。佛教于我国东汉永平十年(67)从印度传入“汉土”，之前人们“未闻佛经”。当时的西域僧人叶摩腾、竺法兰到洛阳传经，下榻于官署的鸿胪寺，后改建为白马寺，这是中国第一座佛寺，因寺为官署名，所以佛教建筑也就约定俗成地称之为“佛寺”。东汉至三国期间礼佛与奉祀黄老之礼，均在坛庙之类的建筑内进行，但这一时期出现了“下为重楼、上累金盘”的浮屠祠，浮屠即佛，这便是汉化的礼佛建筑形式，此时期的佛教建筑与祠祀建筑在功能上没有大的区别。佛教建筑的大量发展，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其特点为围绕佛塔建有围廊，或在塔的后面建有佛殿：大规模地改造住宅而为“佛寺”，导致“佛寺”以住宅构成格局发展。隋唐时期，虽然也有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布局，但更多的是中轴线对称布局方式，塔中心型的“佛寺”平面逐渐消失；宋以后大型“佛寺”均在中轴线上布置重要建筑，两侧为配殿。从平面分析，佛寺在明代已经形成一条轴线布置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建筑，山门两侧设钟鼓二楼的形式，“佛寺”单体建筑与传统建筑结构形式无异。
山门
一说基于古代寺院大多建在山上，故解释为寺院之门为“山门”，但在城市中的寺院，其院门也称“山门”，与前述含义完全相反，故此说有待考证：
伽蓝七堂
我国佛教寺院建筑布局，宋代定型。加蓝即佛寺别称，七堂即七座不同用途的建筑，因其时代的不同，宗派的不同，“伽蓝七堂”的名称，也有所不同，如宋代曾有佛殿、禅堂、轮藏殿、香积厨、职事堂、法堂、方丈室；禅宗的七堂则为佛殿、法堂、僧房、厨房、山门、西净、浴室。
法堂
我国佛教寺院建筑名称，为禅宗寺院的堂舍布局，起源于印度的释迦说法建筑，如印度的舍卫国东园鹿母讲堂。《洛阳伽蓝记》中曾记载：南北朝时期的建中寺“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其中的讲室，就是禅宗的“法堂”。今日所见“法堂”，一般也均建于佛殿之后。
藏经楼
佛寺内专门用于贮藏佛经著作的建筑，因其主要建筑形式为楼阁式，故习惯上将其称为“藏经楼”或“藏经阁”。据有关资料表明，唐宋时期的“藏经楼”，分为贮藏佛经的藏经阁和供僧人阅览的看经堂二部分：元以后看经堂不复存在：至明清时“藏经楼”成为大型寺院的主要建筑之一，但位置由元代时位于寺院的西北方，改变为置于中轴线的最末端。
罗汉堂
又称“罗汉殿”，因殿内供有罗汉得名，为佛教禅宗寺院的主要建筑，位于中轴线两侧，或分列于大殿左右。殿内塑罗汉之风，始于唐代，最初为十六罗汉，宋代发展为十八罗汉，同时也流传着塑五百罗汉的做法，此后五百“罗汉殿”普及。元以前“罗汉殿”设置于寺院的前部，明清以后移至寺院的后部，成为寺院的重要殿堂。
舍宅为寺
中国佛教建筑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事件，大约出现于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至魏晋时期受到普遍欢迎，影响很深，特别是一些达官贵族和巨贾富商，纷纷将自己的宅第改造为佛寺，史称“舍宅为寺”，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一般百姓。《洛阳伽蓝记》中曾载有隐士教人舍其宅为灵应寺：嵩岳寺原为北魏武帝的离宫，后为佛教建筑的史实。《洛阳咖蓝记》中记载的洛阳70余处佛寺，其中有十多处为府第宅院改建。“舍宅为寺”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外来佛教建筑形式与中国建筑结合，创造出中国式的佛教建筑形式：
二、为佛教的传播奠定了社会基础。
大内
宫城的称谓，元代时期普遍称“大内”，明清时期称紫禁城。元大都的规划，依据中国传统的皇权至上的设计理念，据文献记载，当时的元大都规划，由三个层次组成，中心为宫城即“大内”，皇城位于中圈，大城位于外圈，“大内”与兴圣宫、隆福宫共三组宫殿，分别处于琼华岛水系的东西两岸，“大内”在东面，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受当时风水意识的影响，明朝对“大内”进行了改造，主要是明代称为紫禁城的“大内”南移。“大内”一词可见于《旧唐书·德宗记》：“天宝元年四月癸已，生于长安大内之东宫。”文中“大内”即宫城。
城
人类聚居建筑形态。“城”的起源有几种说法，《史记》中有：“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即黄帝时期造的“城”；还有“鲧造城说”、“禹造城说”等。按现存意义，“城”应当为供人们生活，并具有多种功能的建筑群体。在古代城至少有“合围”与“隔开”的两个重大作用，如东汉许慎曰：“城以盛民也”，盛民就必须有合围的建筑：《墨子》曾说：“城者所以自守也。”自守就必然出现与外界隔开的“城”。从现存新石器时期遗址分析，古城池应当出现于五帝时代，而且与水有关，据文献记载：鲧为了治水，看到鸱龟曳衔水草以“障水”，受此启发，于是“筑为长堤高城，参差绵亘。”这大概就是最早的“城”了。
瓦肆勾栏
古戏台形式。宋元时期戏曲的发展，导致了专门用于演出的场所出现，“瓦肆”即当时娱乐和贸易的场所。“瓦肆”又称“瓦子”、“瓦舍”、“瓦市”等，而在“瓦肆”中设置的“勾栏”，则是表演杂剧、曲艺、百戏的简易构筑物。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中有：“南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古文注解：瓦舍者，谓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
宋元时的“勾栏”应当与“瓦肆”一样，是非固定的场所，是适应当时走街穿巷的演出方式，“勾栏”与“瓦肆”相同，随着宋代里坊制度的取消而产生，随着戏台建筑的出现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