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欢迎会，出席的有五六百人，站着的，坐着的，还有挤在窗台上的。这些人多半穿着灰色的制服，因为除了教授之外，其余的都是这学校的学生，而被欢迎的则是另外一批人，这小讲演者就是被欢迎之中的一个。
被欢迎的宾客，是一个战地服务团。讲演者一个接着一个，女讲演者，老讲演者，多数的是年青的讲演者。因为那些所讲的悲惨的事情都没有变样，一个说日本帝国主义，另一个也说日本帝国主义。那些过于庄严的脸孔，在一个欢迎会是不大相宜。只有蜡烛的火苗抖擞得使人起了一点宗教感。
当那团里的几个代表讲演完毕，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不知道是谁提议叫孩子王根也走上讲台。
王根发烧了，立刻停止了所吃的东西，血管里的血液开始不平凡地流动起来。好像全身就连耳朵都侵进了虫子，热，昏花。他对自己的讲演，平常很有把握，在别的地方也说过几次话，虽然不能够证明自己的声音大小，但是并不恐惧，就像在台上唱莲花落时一样没有恐惧，这次，他也并不是恐惧，因为这地方人多，又都是会讲演的，他想他特别要说得好一点。
他没有走上讲台去，人们就使他站上他的木凳。
人们一看到他就喜欢他，他的小脸一边圆圆的红着一块，穿着短小的，好像小兵似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小军帽，他一站上木凳来，第一件事是他手放在帽檐前行着军人的敬礼。而后为着稳定一下自己，他还稍稍地站了一会还向四边看看，他刚开口，人们禁止不住对他贯注的热情就笑了起来。这种热情并不怎样尊敬他，多半把他看成一个小玩物，一种蔑视的爱起浮在这整个的大厅。
“你也会讲演吗？你这孩子……你这小东西……”人们都用这种眼光看看他，并且张着嘴，好像要吃了他，他全身都热起来了。
王根刚一开始，就听到周围哄哄的笑声，他把自己检点了一下：
“是不是说错啦？”因为他一直还没有开口。
他证明自己没有说错，于是，接着说下去，他说他家在赵城……
“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家还剩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妹妹，现在赵城被敌人占了，家里还有几个人，我就不知道了。我跑到服务团来，父亲还到服务团来找我回家，他说母亲让我回去，母亲想我，我不回去，我说日本鬼子来把我杀了，还想不想？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太小，打日本鬼子不分男女老幼。我当勤务在宣传的时候我也上台唱莲花落……”
又当勤务，又唱莲花落，不是没有人笑，不知为什么反而平静下去，大厅中人们的呼吸如游丝似的轻微。蜡烛在每张桌子上抖擞着，人们之中有的咬着嘴唇，有的咬着指甲，有的把眼睛掠过人头而投视着窗外，站在后边的那一堆灰色的人，就像木刻图上所刻的一样，笨重，粗糙，又是完全一类型，他们的眼光都像反映在海面上的天空那么深沉，那么无底。窗外则站着更冷静的月亮。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月亮行走在山西的某一座城上，它和每年的春天一样。但是今夜它在一个孩子的面前做了一个伟大的听众。
大厅里像排着什么宗教的仪式。
小讲演者虽然站在凳子上，并不比人高出多少。
“父亲让我回家，我不回家，让我回家，我……我不回家……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就当了服务团里的勤务。”
他听到四边有猛烈的鼓掌的声音，向他潮水似的涌来，他就心慌起来，他想他的讲演还没有完，人们为什么鼓掌？或者是说错了！又想，没有错，还不是有一大段吗？还不是有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加上吗？他特别用力镇定着自己，把手插在口袋去，他的肚子好像胀了起来，向左边和右边摇了几下，小嘴好像含着糖球胀得圆圆的。
“我当了勤务……当了服务团里的勤务……我……我……”
人们接着掌声，就来了笑声，笑声又接起着掌声。王根说不下去了，他想一定是自己出了笑话，他要哭：他想马上发现出自己的弱点以便即刻纠正，但是不成，他只能在讲完之后，才能检点出来，或者是衣服的不齐整，或者是自己的呆样子，他不能理解这笑是人们对他多大的爱悦。
“讲下去呀！王根……”他本团的同志喊着他。
“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他就像喝过酒的孩子，从木凳上跌落下来的一样。
他的眼泪已经浸上了睫毛，他什么也看下见，他不知道他是站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在做什么。他觉得就像玩着的时候从高处跌落下来一样的瘫软，他觉得自己的手肥大到可怕而举不动的程度，当他用手背指抹着滚热的眼泪的时候。
人们的笑声更不可制止了。看见他哭了。
王根想：这讲演是失败了，完了，光荣在他完全变成了懊悔，而且是自己破坏了自己的光荣，他没有勇气再作第三次的修正，他要从木凳坐下来，他刚一开始弯曲他的膝盖，就听到人们向他呼喊！
“……讲得好，别哭啊……再讲再讲……没有完，没有完……”
其余的别的安慰他的话，他就听不见了，他觉得这都是密笑，于是更感到自己的耻辱，更感到不可逃避，他几乎哭出声来，他便自跌到不知道是什么人的怀里大哭起来。
这欢迎会开过了，就被人们忘记了，若不去想，就像没有这么回事存在过。
可是在王根，一个礼拜之内，他常常从夜梦里边坐起来，但永远梦到他讲演，并且每次讲到他当勤务的地方，就讲不下去了，于是他怕，他想逃走，可是总逃走不了，于是他叫喊着醒来了。但是那害怕的情绪，把他在小床上缩做了一个团子，就仿佛在家里的时候为着夜梦所恐惧缩在母亲的身边一样。
“妈妈……”这是他往日自己做孩子时候的呼喊。
现在王根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又睡了，虽然他才九岁，因为他做了服务团的勤务，他就把自己也变作大人。
一九三八年十月
（有删改）
呼兰河传(节选)
邻居家磨房里边住着冯歪嘴子。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我家的后园四周的墙根上，都种着倭瓜、西葫芦或是黄瓜等类会爬蔓子的植物；倭瓜爬上墙头了，在墙头上开起花来了，有的竟越过了高墙爬到街上去，向着大街开了一朵火黄的黄花。
因此那磨房的窗子上，也就爬满了那顶会爬蔓子的黄瓜了。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秧上伸出来无数的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
太阳一出来了，那些在夜里冷清清的丝蔓，一变而为温暖了。于是它们向前发展的速率更快了，好像眼看着那丝蔓就长了，就向前跑去了。因为种在磨房窗根下的黄瓜秧，一天爬上了窗台，两天爬上了窗棂，等到第三天就在窗棂上开花了。
再过几天，一不留心，那黄瓜梗经过了磨房的窗子，爬上房顶去了。
后来那黄瓜秧就像它们彼此招呼着似的，成群结队地就都一齐把那磨房的窗给蒙住了。
从此那磨房里边的磨倌就见不着天日了。磨房就有一张窗子，而今被黄瓜掩遮得风雨不透。从此那磨房里黑沉沉的，园里，园外，分成两个世界了。冯歪嘴子就被分到花园以外去了。
但是从外边看起来，那窗子实在好看，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满窗是黄瓜了。
还有一棵倭瓜秧，也顺着磨房的窗子爬到房顶去了，就在房檐上结了一个大倭瓜。那倭瓜不像是从秧子上长出来的，好像是由人搬着坐在那屋瓦上晒太阳似的。实在好看。
夏天，我在后园玩的时候，冯歪嘴子就喊我，他向我要黄瓜。
我就摘了黄瓜，从窗子递进去。那窗子被黄瓜秧封闭得严密得很，冯歪嘴子用手扒开那满窗的叶子，从一条小缝中伸出手来把黄瓜拿进去。
有时候，他停止了打他的梆子。他问我，黄瓜长了多大了？西红柿红了没有？他与这后园只隔了一张窗子，就像关着多远似的。
祖父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和祖父谈话。他说拉着磨的小驴，驴蹄子坏了，一走一瘸。祖父说请个兽医给它看看。冯歪嘴子说，看过了，也不见好。祖父问那驴吃的什么药？冯歪嘴子说是吃的黄瓜子拌高粱醋。
冯歪嘴子在窗里，祖父在窗外，祖父看不见冯歪嘴子，冯歪嘴子看不见祖父。
有的时候，祖父走远了，回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磨房的墙根下边坐着玩，我听到了冯歪嘴子还说：
“老太爷今年没下乡去看看哪！”
有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我故意的不出声，听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有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可笑，忍也不能忍住，我就跳了起来了，用手敲打着窗子，笑得我把窗上挂着的黄瓜都敲打掉了。而后我一溜烟地跑进屋去，把这情形告诉了祖父。祖父也一样和我似的，笑得不能停了，眼睛笑出眼泪来。但是总是说，不要笑啦，不要笑啦，看他听见。有的时候祖父竟把后门关起来再笑。祖父怕冯歪嘴子听见了不好意思。
秋天，大榆树的叶子黄了，墙头上的狗尾草干倒了，园里一天一天地荒凉起来了。
这时候冯歪嘴子的窗子也露出来了。因为那些纠缠缠的黄瓜秧也都蔫败了，舍弃了窗棂而脱落下来了。
于是站在后园里就可看到冯歪嘴子，扒着窗子就可以看到在拉磨的小驴。那小驴竖着耳朵，戴着眼罩。走了三五步就响一次鼻子，每一抬脚那只后腿就有点瘸，每一停下来，小驴就用三条腿站着。
冯歪嘴子说小驴的一条腿坏了。
这窗子上的黄瓜秧一干掉了，磨房里的冯歪嘴子就天天可以看到的。
冯歪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梆子了，冯歪嘴子拉胡琴了，冯歪嘴子唱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扒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的。
一到了秋天，新鲜粘米一下来的时候，冯歪嘴子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拉粘糕。黄米粘糕，撒上大芸豆。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糖的有红糖，愿意加白糖的有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冯歪嘴子推着单轮车在街上一走，小孩子们就在后边跟了一大帮，有的花钱买，有的围着看。
祖父最喜欢吃这粘糕，母亲也喜欢，而我更喜欢。母亲有时让老厨子去买，有的时候让我去买。
不过买了来是有数的，一人只能吃手掌那么大的一片，不准多吃，吃多了怕不能消化。
祖父一边吃着，一边说够了够了，意思是怕我多吃。母亲吃完了也说够了，意思是怕我还要买。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够，觉得再吃两块也还不多呢！不过经别人这样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也就不好意思喊着再去买，但是实在话是没有吃够的。
当我在大门外玩的时候，推着单轮车的冯歪嘴子总是在那块粘糕上切下一片来送给我吃，于是我就接受了。
当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冯歪嘴子一喊着“粘糕”“粘糕”地从大墙外经过，我就爬上墙头去了。
因为西南角上的那段土墙，因为年久了出了一个豁，我就扒着那墙豁往外看着。果然冯歪嘴子推着粘糕的单轮车由远而近了。来到我的旁边，就问着：
“要吃一片吗？”
而我也不说吃，也不说不吃。但我也不从墙头上下来，还是若无其事地呆在那里。
冯歪嘴子把车子一停，于是切好一片粘糕送上来了。
(选自《呼兰河传》第七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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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一：
麦场
天空一些云忙走，月亮陷进云围时，云和烟样，和煤山样，快要燃烧似的。再过一会儿，月亮埋进云山，四面听不见蛙鸣；只是萤虫闪着。屋里，像是洞里，响起鼾声来，遍布了的声波旋走了满院。天边小的闪光不住地在闪合。王婆的故事对比着天空的云：
“……一个孩子三岁了，我把她摔死了……那天早晨……我想一想！……是早晨，我把她坐在草堆上，我去喂牛；草堆是在房后。等我想起孩子来，我跑去抱她，我看见草堆上没有孩子；我看见草堆下有铁犁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恶兆，偏偏孩子跌在铁犁一起，我以为她还活着呀！等我抱起来的时候……啊呀！”
一条闪光裂开来，看得清王婆是一个兴奋的幽灵。全麦田，高粱地，菜圃，都在闪光下出现。妇人们被惶惑着，像是有什么冷的东西，扑向她们的脸去。闪光一过，王婆的话声又连续下去：
“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儿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以后麦子收成很好，麦子是我割倒的，在场上一粒一粒我把麦子拾起来，就是那年我整个秋天没有停脚，没讲闲话，像连口气也没得喘似的，冬天就来了！到冬天我和邻人比着麦粒，我的麦粒是那样大呀！到冬天我的背曲得有些厉害，在手里拿着大的麦粒。可是，邻人的孩子却长起来了！……到那时候，我好像忽然才想起我的小钟。”
王婆推一推邻妇，荡一荡头：“我的孩子小名叫小钟呀！……我接连着熬苦了几夜没能睡，什么麦粒？从那时起，我连麦粒也不怎样看重了！就是如今，我也不把什么看重。那时我才二十几岁。”
闪光相连起来，能言的幽灵默默坐在闪光中。邻妇互相望着，感到有些寒冷。
狗在麦场张狂着咬过来，多云的夜什么也不能告诉人们。
忽然来了一道闪光，大手的高大的赵三，从炕沿站起，用手掌擦着眼睛。他忽然响叫：
“怕是要落雨吧！——坏啦！麦子还没打完，在场上堆着！”赵三感到养牛和种地不足，必须到城里去发展。他每日进城，他渐渐不注意麦子，他梦想着另一桩有望的事业。
“那老婆，怎不去看麦子？麦子一定要给水冲走呢？”赵三习惯的总以为她会坐在院心，闪光更来了！雷响，风声。一切翻动着黑夜的村庄。
“我在这里呀！到草棚拿席子来，把麦子盖起来吧！”喊声在有闪光的麦场响出，声音像碰着什么似的，好像在水上响出，王婆又震动着喉咙：“快些，没有用的，睡觉睡昏啦！你是摸不到门啦！”赵三为未来的大雨所恐吓，没有同她拌嘴。高粱地像要倒折，地端的榆树吹啸起来，有点像金属的声音，闪的缘故，全庄忽然裸现，忽然又沉埋下去。全庄像是海上浮着的泡沫。邻家和距离远一点儿的邻家有孩子的哭声，大人在嚷吵，什么酱缸没有盖啦！驱赶着鸡雏啦！种麦田的人家嚷着麦子还没有打完啦！农家好比鸡笼，向着鸡笼投下火去，鸡们会翻腾着。
黄狗在草堆开始做窝，用腿扒草，用嘴扯草。王婆一边颤动，一边手里拿着耙子：“该死的，麦子今天就应该打完，你进城就不见回来，麦子算是可惜啦！”早晨了，雨还没有落下。东边一道长虹悬起来；感到湿的气味的云掠过人头，东边高粱头上，太阳走在云后，那过于艳明，像红色的水晶，像红色的梦。远看高粱和小树林一般森严着；村家在早晨趁着气候的凉爽，各自在田间忙。
种麦的人家，麦草堆得高涨起来了！福发家的草堆也涨过墙头。福发的女人吸起烟管。她是健壮而短小，烟管随意冒着烟；手中的耙子，不住地耙在平场。侄儿打着鞭子经行在前面的林荫，静静悄悄地他唱着寂寞的歌；她为歌声感动了！耙子快要停下来，歌声仍起在林端：“昨晨落着毛毛雨……小姑娘，披蓑衣……小姑娘……去打鱼。”
文本二：
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节选自鲁迅《<生死场>序》）
文本三：
不用说，这里的农民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
（节选自胡风《<生死场>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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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国
一早晨起来就落着清雪。在一个灰色的大门洞里，有两个戴着大皮帽子的人，在那里响着大锯。
“扔，扔，扔，扔……”好像唱着歌似的。
不远就有一段树林，沿大道的两旁长着。说是养了一百来年的大树，从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将来还要传给第二代、第三代儿孙，最好是永远留传下去，好来证明这门第的久远和光荣。
可是，今年却是这树林的主人自己发的号令，用大锯锯着。
树上的喜鹊窝，新的旧的有许多。树一被伐倒，喜鹊窝也跟着覆到地上，有的跌破了，有的则整个的滚下来，就坐在那亮晶晶的雪上。
一百多棵榆树，现在没几棵了。
上房的门喀喀地响着就开了，老管事的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从台阶上下来，怀怀疑疑，把嘴唇咬着。那两个拉锯的，一看这情景就知道大先生又在里边闹了。
老管事的走进大门洞，把信封拿给他们两个细看。他们都不识字，老管事的也不识字。不过他闭着眼睛也可以背得出来，这样的信，他的主人从生了病的那天就写，一天或是两封三封，或是三封五封。已经写了三个月了。
老管事的把信封头朝下、脚朝上地倒念着：
中华抗日英雄
耿振华吾儿收
父字
全念对了，中间写在红绶上的那一行，他只念了“耿振华收”。一个拉锯的，连忙补添着说：“耿振华吾儿收。”
清雪还照旧下着，两个拉锯的，又在那里唰唰地工作起来。这样好的木头哪里去找去！现在锯了，毁了，劈了烧火了。好像他们自己的命运一样，看了未免有几分悲哀。
“百多棵树，耿大先生想儿子想疯了。”
大少爷一走，开初耿大先生不表示什么意见。他想，过了一些时候，就会回来的。自己年轻时，也是那样。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偷偷地加入了革命党呢。只希望他在外边碰了钉子就回来了。
儿子的母亲，一哭哭了三四天，说儿子走的三四天前，她就看出孩子有点不对。眼泡是红的，一定是不忍心走，哭过了的，还有他问过母亲一句话，他说：
“妈，弟弟他们每天应该给两个钟头念中国书。尽念日本书，将来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了，等哪天咱们把日本人打跑了，还满口日本话，那该多么耻辱。”
妈就说：“什么时候会打跑日本？”
儿子说：“我就要去打日本去了……”
这不明明跟母亲露一个话风吗？可惜当时她不明白，现在她越想越后悔。
儿子一去就是三年，只是到了上海时，有过两封信。以后就音信皆无了。传说就在上海的抗日部队里，当了兵。后来，又说他早就不在上海了，在陕西八路军里边工作。
母亲在这三年中，会说东忘西的，无所因由似的说哭就哭。
可是耿大先生则不然，关于儿子，他一字不提。只是夜里不睡觉，静静地坐着，往往一坐坐个通宵。
他夜里坐了三年，竟把头发坐白了。
大少爷一走，全家都散心了。院墙倒了，用一排麦秆附上；房子漏了雨，拿一块砖头压上。一切的光辉生气随着大少爷的出走失去了。
现在耿大先生早已经病了，有的时候清醒，有的时候则昏昏沉沉地睡着。
今年阴历十二月里，他听到儿子大概是死了的消息。这消息是儿子从前的一个同学那里传出来的。
耿大先生拿起这些日子所有的报纸，看了半夜。直到鸡叫天明，他枕着那些报纸，忽然做了一梦。在梦中，他的儿子并没有死，而是做了抗日英雄，带着千军万马，从中国杀向“满洲国”来了。
耿大先生一梦醒来，从此就病了。
清醒的时候，他就指挥着伐树。
“伐呀，不伐白不伐。”
把树木都锯成短段。
“烧啊！不烧白不烧，留着也是小日本的。
等他昏迷的时候，他就要笔要墨写信。
只要客人来了，他就说：“你等一等，给我带一封信去。”
家里的人，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形。若是来了日本客人，他也把那抗日英雄的信托日本人带去，可就糟了。
所以自从他一发了病，也就被幽禁起来，把他放在花园角上那凉亭子里去了。那花园里素常没有人来，一到了冬天，满园子都是白雪。凉亭里边生了一个炭火盆，他寂寞的时候，就往炭火盆上加炭。
有一天，厨子给老爷送饭的时候，一开门，满屋子的蓝烟。往地上一看，耿大先生就在火盆旁边卧着，一只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好像是在睡觉，又好像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似的。
耿大先生死了。
1941年3月26日（有删改）
（摘编自楚金波《论萧红短篇小说的时空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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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
王统照
“再走半天，我们便见那一望无边的大海了。”车夫顾宝对刘二曾说。
刘二曾是个将近四十岁的农夫，农闲时给人家剃头。他们推的车子上，一个是四十多岁的妇人，还有八岁、三岁的孩子，是刘二曾的妻、子。
“你要到关东去闯！那边更得吃苦！”顾宝说。
刘二曾道：“不吃苦还能行？好好的年头，谁愿意舍家离业地跑？幸而我还会这点手艺，到那边去也许容易抓弄。”
顾宝笑道：“我也饿了，二曾，到酒店好好打一壶来咱喝行不行？”
①“哪有不行？”二曾的妻在车上笑了，“找你来帮了一路的忙，难道连一壶酒还舍不得？我说：——过个十年、八年，我们过好了，我打发阿耔到家乡来搬你顾叔叔去住些日子哩！”
“一定！顾叔叔，我来搬你！”理发匠的大儿子很伶俐地回答。
约摸半点钟的工夫，他们到了一所野店。理发匠同他的伙伴饮着苦酒，恢复他们半日的疲劳。店主人有六十岁了，因为与顾宝认识，便同他谈着。“你送的客人到关东去吗？”
“正是呢，近来走的人家一定不少吧？”顾宝这样回问。
“哎！一年不是一年！今年由南道去的人更多，没有住闲，老是衔着尾巴——在大道上走的车辆。”②他说着，频频叹息。
“你这里生意该好吧？”
“你看什么都比从前贵！现在乡间倒不禁止私塾，可也没学生，谁还顾得上学！我这把年纪，还幸亏改了行。③不然……”
“记得前十年你还在北村里教馆，……你真是老夫子！就算做买卖也比别人在行。”
店主人被他的话激醒了，骤然记起几十年前那种背考篮做小抄的生活，到现在居然在“鸡声茅店”里与这些“东西南北人”打交涉。④一段怅惘依恋的悲感横上心头，便深深地叹口气道：“眼看着‘翻天复地’的世道，像我也是在‘无道邦’中‘独善其身’呢！”
顾宝不大懂得这斯文的老店东末后的两句话，只好敷衍道：“可不是？人不为身子的饥和寒谁肯出来受磨难呢！”
理发匠与他的妻对坐着并不言语。他望着那细而蜿蜒的长道像一条无穷的线引导着他的迷悯中的命运。两个孩子则不倦地在捉蚱蜢。
他们于日落时到了安泰栈内，便匆忙预备明天的早船。
“明天十点的小火轮，日本船，又快，又稳，价钱比舢板贵不多！”一位账房先生说。理发匠贪图船行的快，又稳便，便按着定价付了两元多钱的小火轮票价。
晚饭后，顾宝同理发匠去看小火轮。一群一群衣裳褴褛的乡人们都是为看船来的。一样的凄风把他们从长守着的故乡中，从兵火、盗贼、重量的地租、赋税与天灾中带到这陌生的海边。
等到夜的威严罩住一切，他们回到了栈房。“明天早上上船吗？”
“听栈房里人说得十点。”理发匠懒懒地答复。
“你可一点精神没得。你记得黄村的吴家？人家上关东去不到十年，回来又有房子又有地。时运要人去找，它不能找人！”他的妻每每有这样坚强的鼓励话。
“刚才我同一位沂水的女人说起，因为她那里来回打了十几次的仗，房子都在炮火里毁了，田地一点也没的耕种，可一样还是要粮要钱！她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就是打仗惊死的。想来咱还算有福。”
理发匠躺在草褥上淡然道：“一个样！”
于是他们的谈话便止住了。理发匠侧卧着看他那大孩子梦里的微笑，看他妻给风尘皱老了的面貌，以及满屋子沉沉的睡声与黯淡的灯光。
……
店主人每天依旧在门前等待来客，然而他知道这一行一队送到他这野店中来的都是从血汗中挣得来的路费，因此这久经世变的老人时时感到不安，对于那些去关东的分外招待，店里的饮食也比别处便宜，洁净。
距离理发匠的家口从这里过去的三四天后的一个清晨，忽然一个朦胧的人影向野店走来。老店东抬头看了一眼，“你送邻里家回来了吗？”
“时运不好，送葬呢！”
“怎么？——给谁送葬？”老店东惊奇地追问。
“什么……船出了事啊！”
“那不是小火轮吗？还能失事？”
“那可怜的理发匠与他的妻、子，全完了！”
“怎么！……也在遭水难的一起？”老店东已明白了。
“坐了这混账的外国船！出了码头还不到两个钟头，只剩下那船的烟囱在海水上面漂动！”
“可怜，可怜！他们哩！——遇救了不？……”老店东几乎是口吃般地急问。
“他那个八岁的孩子，幸亏一只那国的小水艇放下去的早，——听说人载得多了，理发匠上不去，便把擎在手里的孩子丢上去！”
“那……他活着的孩子？现在哪里？”
“人吓傻了，救济会里！因为我一个生人，不让带回，并且说还有什么抚恤洋须得他伯伯来领。我预备明天到家，向理发匠的哥哥说，教他去领孩子。”
“那只外国船真看得中国人比狗还贱！那么小的船载上四五百名的搭客。自然就会往下沉，况且还有风浪！四百多口人淹死了……”
老店东这时却将思想推远了，他断定这是“用夷变夏”的结果。若是没有可恶的小火轮，也许舢板不会沉在海里。
当顾宝匆匆起身赶路的时候，老店东忽然记起一件重要的事，便郑重地道：“死者哥哥领那个孩子回家的时候从我这里走。这可以吧？并不背路。”
“怎么？你老人家还忘不了那个捉蚱蜢的苦孩子？”
“因为，……是的，他不是正同我那个二孙子一样大！……”话没说完，顾宝的后影已经掩映在几棵槭械作声的大柞树前面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反对票
刘清才
王大为在李希三对面一屁股坐下，一口喝光服务员端过来的一杯热茶。他是应李希三之约，来跟老局长聊天的。两个人都不嗜烟酒，都爱好喝茶。不同的是，李希三温和谦恭，而王大为则性格直率。按说，王大为心里应当高兴才是，因为经过李希三力荐，他荣升为代局长，只等任命状下来，就是名副其实的局长了!但他面色阴沉，两把刷子似的眉毛紧紧蹙着，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李希三看他一眼，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因为就在前天，在上级组织部门来人考察他的民主测评会上，有五个人给他投了反对票!虽然这区区五张反对票与二十几张赞成票比起来不算什么，但是他心里毕竟不痛快!他懊恼地想，这几个人究竟是谁呢
大为，李希三呷了一口茶，说，十年前，在考察我的民主测评会上，也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
王大为眼里显出一丝愧疚，低下头去。不错，那个投反对票的就是他。当时，说真心话，我心里特别沉重。李希三抬手搔了搔花白的头发。我把这张反对票郑重地搁在心里，时时不能忘记。
王大为看一眼李希三，想说什么，但又把嘴边的话咽回去。十年前，李希三是副局长，王大为从别的单位调过来不久，他对李希三并不了解，他只是认为，既然是组织考察，就不能没有不同声音，就不能没人唱黑脸，于是，他投了反对票。
其实，我非常感谢这一张反对票!李希三指了指头顶，十年来，这张反对票就像一条举在头上的鞭子，时刻鞭策着我，警告着我，使我像一头拉车的老黄牛，一直老老实实向前走，不能走歪路，不能走邪路!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如果没有这一张反对票，我不敢想象，到现在，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也许……
李希三眼圈一红，说不下去了。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道:一把手握有绝对的权力，在对权力没有有效制约的情况下，权力如何用，为谁用，是为人民群众，还是为个人私利，只能凭自己的良心来把握。有一回，我弟弟领着一个开发商季先生来找我，想要一个建设项目。季先生跟我弟弟是战友，曾经救过我弟弟的命。他来了，我很为难。给他和不给他都在一念之间。但是，我最终还是回绝了他，因为我想起了那张反对票!
王大为也熟悉这位季先生，是一位正直的商人。后来，季先生听从李希三的建议，参加公开招投标会，拿到了项目。当然，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关键的时候，都是那张反对票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希三说罢，紧紧握住茶杯，就像握住那张反对票。王大为心里忽然打开一扇门，豁然开朗了!同时，他也明白了老局长约他来霍然茶社聊天的真正用意。今后，他也要像老局长一样，把反对票当做高举在头顶的鞭子。他问道，局长，你想知道，十年前，那张反对票是谁投的吗？
李希三豁达地笑了笑，说，这已经不重要了!
王大为万千感慨，一直皱着的两把刷子似的眉毛不由松开。他一脸敬佩地看向老局长，发现对方那温和的、充满无限希望的眼睛正在注视着自己。到现在，他才真正了解老局长。同时，他也不再猜想那几个投反对票的人究竟是谁了!
套不住的手
赵树理
白云岗公社大磨岭大队有个教练组，是高级社时期成立的，任务是教初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学技术，两个做活质量最高的老农民当教师，陈秉正兼任组长，王新春兼任副组长。
组长陈秉正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按一般惯例，这样大岁数的人本来早就该不参加主要劳动，大队成立敬老院，经过评议，请陈秉正老人退休入院。这老人只进去了三天，就觉着只做那些揭麻皮、拣棉花之类的轻微劳动，有气力没处使，自动要求出院，依旧当他的教练组长。
他教人做活，不但要求严格，而且要教架势，他先做榜样，让徒弟们在一边跟着看。他一边做一边讲，往往要重复讲十几遍，然后才让大家动手，他跟着看。因为格律太多，徒弟们记着这样忘了那样，有时候腰太直了，有时候步子乱了，有时候下锄没有计划……陈秉正不住口地提醒着这一个，招呼着那一个，也常常随时打断他们的工作重新示范。
徒弟们练架势练得累了，陈秉正便和他们休息一阵子，也招呼相隔八九段梯田下边的沟岸上的副组长王新春。陈秉正一见王新春过来，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王新春却常是缩回手去躲开。王新春比陈秉正小十来岁，和陈很友好，就是怕和他握手，因为被他握住像被钳子夹住那样疼。
陈秉正的手确实和一般人不同：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圈的指头肚儿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
王新春对周围的青年人说：“没有那两只手，咱们现在种的这教练场恐怕还是荒坡哩！这些地都是他老哥和咱们现在的大队长父子俩一攫头一攫头剜开、一条堰一条堰垒起来的。”一次，有个年轻人练架势练得不耐烦了，说：“怨不得我们学不会，谁让我们没有长那样一双手哩！”陈秉正一本正经地说：“是叫你们学成我这手，不是叫你们长成我这手！不是开山，我这手也长不成这样；不过上辈人把山都开了，以后又要机械化了，你们的手用不着再长成这样了！”
一九五九年冬天，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他接过来一看说：“这双手可还没有享过这个福！”老人戴好了握了握、伸了伸说：“还好！”说罢，卸下来交给儿媳妇说：“暂且给我放过去吧！”儿媳妇说：“爹！你就带上走吧！到地里手不冷？”老人说：“在沟里闸谷坊，戴上它搬石头不利落！”说着就放下走了。以后谷坊闸完了，别的活儿又陆续接上来——铡干草、出羊圈、窖萝卜、捶玉米……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着手套做，老人也就忘了自己还有一双手套。
一天，陈秉正被评选为本年的劳动模范，要到县里去出席劳模大会。他除了换上新棉袄和新腰带外，才把他的手套带上。他刚走过公社门口，看见山货部新运来一车桑杈[注]，售货员忙着正往车下搬。这东西在这地方已经二年不见了，不论哪个队原有的都不够用。他以为机会不可错过。转眼工夫，就来了十来个人，每人拿着一柄看；见买杈的越来越多，他把手套卸下来往怀里一装，胡乱抢到手五柄，其余的就叫别人拿完了。他付了钱，把杈捆起来扛上，就返回原路走出白云岗村。一出了村，他觉人也不挤了、路也宽敞了，这才伸手到怀里摸他的手套。他摸了半天只有一只；放下篮子和桑杈，解开腰带抖搜了一下，也仍然不见那一只。他知道一定是丢在山货部里了。他想：“丢就丢了吧！拿上它也没有多少戴它的时候！”可是走了不几步，就又想到“孩子们好心好意给买上了，丢了连找也不找一趟，未免对不起他们”，这才又扭回头来重新返回白云岗物资交流大会上的山货部来。幸而售货员早已给他拾起来放在账桌上，见他来找就还了他。
第二天，他住在招待所，当天吃过午饭，人们差不多都想上街逛逛，老人束上腰带，戴上手套，便走出房间。因为院里两截剩余木料碍着路，他总觉着不太顺当。其中一截木料是截去两头、留下中间的一段盘节，又粗又短又弯又扁，很不好转动。老人很费了点气力才掀起来，转过去了一点就又跌死了。老人邀四个青年一同去转动木料，且趁空子解了腰带脱下他的新棉袄放在床上，就跟着走出去了。短短一截木头，四个人就护满了，老人插不上手，只好让他们转，而自己去搬动另一截。接着弯下腰用两手托住，两腿摆成骑马架势，两肩一耸，利利落落抬起来。
紧接着，大家用铁锨拢着院里的残砖、破瓦等类的零乱东西，老人跟在后边扫地。不过个把钟头就把六个院子都清理完了，垃圾都堆在大甬道的两旁，成材的东西都抬到存剩余材料的后门外，只等夜间有卡车来装载。老人对这成绩欣赏了一阵，觉着这样一清理，走路也痛快得多。
老人重新穿起新棉袄。束住了腰，伸手去戴手套，才发现把手套丢了。老人跑到甬道旁边的垃圾堆里找，可几十筐垃圾，怎么会找得到呢？
老人的手套洗得干干净净的，搭在靠近火炉的一个椅背上，都快烘干了。
第二天他回到家，换过衣服之后便把手套还给儿媳妇说：“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
（摘选自《人民文学》1960年，有删改）
我也曾写过一些小说，都不怎么出色。每逢读到赵树理同志的小说，我总得到一些启发，学到一些窍门儿。最近，看到他的一篇新作——《套不住的手》，满心欢喜，情不自禁地想写出点个人的体会。
作品文字极为朴素严整，他好像一点力气也没费，事实上可是字斟句酌，没有轻易放过一个字去。这篇作品相当细致地描写了不少农村劳动的经验，这些经验非久住农村而又热爱耕作的人不会写出。不过，假若不拿一双手套贯串起来，恐怕就显着琐碎一些。这双手套把零散的事情连缀起来，有起有落，颇为巧妙。事情本来不相干，而设法用一条线穿上，就显出些艺术的手段。我看得出：树理同志知道多少关于老农陈秉正的事，假若他高兴，他可以写一大本《老农陈秉正传》。可是，他只由手套写到老人的手。
有了这双手，我们也就看见陈老人的最可爱的性格与品质。这也就够了，既不需要手套，也无须写一本传记。不过是一双手啊，可是创造世界的不是别的，而的的确确是仗着这么一双手。这篇作品不是小题大作，而是大题小作，篇幅不长，而意义很大。
（摘编自老舍《读〈套不住的手〉》，有删改）
【注】桑杈：农具名。用桑木做的杈，柔韧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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