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该找工作了”，这句话已经成为了在线教育圈内人心照不宣的暗号。
今年以来，针对课外辅导机构、在线教育的政策频出。
5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一条颇具冲击力：“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
多家民营教育公司上市、融资、定增暂停，不少在线教育机构曝出裁员新闻。
吴川所在的上市教育公司已连续几年定增遇挫，在意见发布后，吴川在公司内网看同事发帖，只有四个字：“市场死了。”
吴川没拿到上个月的工资，公司没给任何解释，吴川也懒得去问：
“老板们准备跑路了呗，给自己攒点儿跑路钱。同事、媒体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让他们去知乎上搜，有不少曾经的老员工在上面发过帖子，我只能说——里面说的都是真的。”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了包括吴川在内等教育行业从业者的故事，他们之中：
有的人曾是公立学校老师，跳槽去了培训机构后发现，机构内不强调教育本身，更强调“课程系统”，只要能做好的PPT、能引流，就能拿到“百万年薪”；
有的人是培训机构负责人，断言今年50%的线下培训机构都会消失，但市场需求依然存在，教育机构会走向“黑市化”；
还有的人是国内上市在线教育机构中层，公司中高层没人真正懂教育，连自家的线上教育平台都是在外买了软件，1个月后匆忙上线，只为换取股价大涨30%……
教育本是关于教育者和学生之间的事，但在混乱的市场机构参与下，这个生态链涌入了资本、机构、业余教师、家长，数万亿的庞大市场里，没人关心学生和教师本身。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文|唐山
编辑|卓然
这几个月，吴川过得非常焦虑，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公司高管等“教培新政”的具体措施。
研究政策动向，这本是教育培训机构的“基本功”。但这次不一样，吴川明显能感到，公司里每个人都开始找下家，包括高管。
吴川所在的公司是国内一所知名上市教育集团，涉及的业务包括K12全科辅导、学校信息化建设、留学咨询等，在全国20多个城市都设有分公司。
去年疫情爆发，公司才意识到需要增加线上教学平台，临时指派吴川带领团队做线上平台的研发。
作为一个年净利润近4000万的教育集团，该公司曾设置两个部门做线上平台研发，但做了两年多，吴川发现，
“居然都只是做了个框架，根本用不了，还有一部分是抄竞争对手的架构”。
最后，吴川无奈之下在外面买了个软件，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匆忙上线了。
疫情导致学校无法开课，学生不得不用在线教育软件跟上学习进度，这也让在线教育行业在2020年吃尽了红利。
好景不长，2021年初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就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问题。
“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这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难题”，陈宝生说。
“这件事非办不可，必须主动作为”。紧接着，各地纷纷出台政策，大力整顿校外机构。
3月初，北京朝阳区、昌平区相继发出继续停课整顿的通知。
4月，重庆开启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集中专项整治，主要围绕违法违规举办校外培训机构、培训与招生入学挂钩、中小学校及在职教师组织或者参与培训行为、开展校外培训机构超前超纲培训和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这次政策调整的密度、力度都和以往完全不同”，吴川说道，本来教培行业的流动率就比较高，一般来说，企业人才流失率在每年10%左右，教培行业则在30%左右。
今年政策动荡，很多人觉得培训机构很难再继续做大。
“人心一散，大家都各谋出路，大部分教师对培训机构也缺乏忠诚度”，吴川说，尤其是原本名校偷着出来教书的老师，很快就走了，紧接着生源就会跟着受影响。
更糟糕的是，吴川所在的公司虽然处于一个超万亿的大市场，但市场化、专业化程度却并不匹配市场的规模。
“很多经营者没有完成从名师、培训者再到商人的转变”，吴川说，“至少在我们集团，无规划、无问责体系、无决策制度、无监察部门”。
“之前为了上市，公司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做文件、财务数据上”，吴川说，
“有天，老板开会突然说，‘上市公司原来还要披露信息啊’”。
此前相应工作都交给外包公司做，直到被罚款，大老板才知“上市公司需信息披露”这样的常识。
“他们根本不是企业家，培训的金融化制造出一批傻子”，吴川说。
“卡住培训过度资本化，对于行业的健康发展，也许有一定好处吧。”吴川说。只是作为代价，吴川自己的职场前途亦堪忧。
50%的培训机构活不到明年
“公立教师不来、不超纲教学，培训机构就没饭吃”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小城市，大概50%的培训公司今年会死”，陈峰说。
2013年，陈峰结束了“北漂”生涯，辞职回江西老家创业做教育培训。如今陈峰任校长的培训学校中，每年寒暑假能开8个班，每班30人，年流水超70万元。
之所以能得出50%这个数字，主要是陈锋根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推算，未来“小升初”的培训市场可能会消失。
但在江西，陈锋所在的城市里，当地近一半的培训公司靠“小升初”培训养活，这也占到陈峰所在培训学校的近一半业务。
“很多人以为K12培训很赚，但其实市场空间并不大，盈利空间也很小”，陈锋说。
陈锋的机构一个暑期班每人收费3000元，“一个班不超过30人，也就是9万元左右一个班”。算上增长的人工、房租、以及获客成本。
“如果是高考补习班，需要配9科老师，最起码要配齐5个主科老师，都要发工资、课时费，一个班下来，至少亏两三万元，没人能办得起。”
2015年，国家正式下令，严禁公立教师在民办学校中兼职。据陈峰回忆，当年就有好几家培训中心关门，后来大家发现，“偷着干其实也没人管”。
如今，包括陈峰的学校，80%以上的教师仍来自公立学校，但公立教师们遮遮掩掩，除了假期，日常不会接课，民营培训机构的运营成本大大增加，
“干培训，如今利润率已从2015年的30%—50%左右，降到如今的10%”。
2018年时，培训市场空前火爆，但分摊到陈锋所在的机构上的利润却没有增长，甚至被竞争挤压到逐年递减。
陈锋想不明白，培训的利润率逐年下降，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涌入市场？
该《意见》提出，学校可以引入民营培训企业，办一些选修课，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补偿，这可击中民营培训机构的兴奋点。
几乎是一夜间，各种民营机构开办的“素质教育课”、“科学课”纷纷挤进校园，大多数课的水平低下，甚至找不到专业老师，只好放录像。
这种“素质课”会利益均沾，即当地几家大培训机构各切一块，体现出基层教育系统内部微妙的权力结构。
对学生来说，则比较痛苦，周末必须到不同地方去上课，有的城市将“素质课”与中考挂钩，学生不敢不上，但去了也就是签个到，
“没人认真讲，也没人认真听”。
“对培训中心来说，开‘素质课’是不赚钱的，但给了一个吃进公立学校的机会，里面有不少商机，比如帮着做PPT，好多学校有宣传的需要，拍视频、网络发布等，一年也有两三万经费，此外，双方还可以合作办学”，陈峰说。
在培训市场金融化之前，民办学校最重要的增长方式是“开分校”，与名校合作卖入学资格。
招生者会明确告诉家长，没有“学区房”，想进名校的难度很大，但进了分校，只要钱给够，可以保证孩子高中上名校。
这是培训中心眼中的一片“蓝海”。只要能与名校建立联系，他们宁可做赔钱的“素质课”，宁可多花钱搞装修，表示自己有实力、很“靠谱”。
“现在的新政把教育机构和公立学校的连接彻底断开，相当于直接砸饭碗”，陈峰说，基本上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专学历的PPT“名师”
“只要会做课件，就能帮助机构扩张品牌，吸引到更多‘煤老板’加盟”
教育新政接连颁布后，机构、教师、家长和学生之间，微妙的平衡被彻底打破。
“有些不愿意花钱上培训班的家长可能在拍手叫好，他们觉得自己孩子上不了，你们也别上，这样最公平”，张晓鹏说。
“但实际上，有能力上课外培训的家长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哪怕一对一、请私教，他们都能找到门路”。
张晓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公立中学做过四年语文老师，后来转行去了一家培训机构做招生老师。在培训公司，张晓鹏见识了什么是“考试民族”：
有单亲妈妈带孩子来报名的，单亲妈妈的月收入才1000多元，反反复复砍价；
有一家三代带孩子来报名的，生怕孩子上课不认真；
还有报不上名，父母当场给校长下跪的……
“在我们这儿，最好的老师能拿到百万年薪，您还犹豫什么啊？”
张晓鹏的心思被说“活”了，他加盟了这家公司。
第一个月的薪水让张晓鹏吃了一惊——才7000元。问同事才知道，拿百万年薪的要么是大学教授、有社会知名度，要么自带流量，能拉新学员。
此外，张晓鹏还发现，教语文的同事多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至少有硕士文凭，但很少是中文系毕业生。可不是学中文系的，该怎么教语文课呢？
原来，大家讲的都是文史知识。2018年起，高考语文改革，一夜间，“大语文”培训风起云涌，甚至被炒作成决定孩子命运的关键，教各科的老师突然都变成了“语文名师”。
“名师”拿单模式很简单，讲几节示范课，挂到网上，家长会带着孩子试听，只要能用文史知识“镇住家长”即可，“家长有几个懂语文的？”
“大语文”的最大成果是，一些培训中心出现了专业的PPT制作师——他们不仅能把页面做得漂亮，还能穿插进更多抄袭来的“文史知识”。
这被不少培训机构称为“课程体系”，主要通过连锁的方式售卖，作为加盟连锁的支持。
这让教育培训从重视教育质量，转变成了重视营销效果，毕竟，更好地包装自己的这套课程体系才有助于品牌扩张复制，吸引更多的加盟商。
吴川回忆，2018年到2019年，连锁、加盟成了民办培训业的热词，所有大公司都在疯狂扩张，也包括吴川所在的教育集团，来加盟的，多是煤老板、开钢铁厂的、做小出口贸易的、开小加工厂的。
“他们以为干培训的利润很大，又没有相应资质，特别愿意和北京的品牌培训公司合作”，吴川说道，
“在一些四五线城市，一些民办培训中心有‘清华、北大冲刺班’，可一打听，老师只有中专文凭。”
这些公司有两大问题，一是只想花几万元持牌，方便招生，不想被管；二是短期行为，如招生情况不理想，可能卷款潜逃，将一切麻烦都甩给品牌培训公司。
在市场最火热的时候，张晓鹏一度曾转型去做品牌市场，好赚一笔“快钱”。
可一打听才知道，各大公司在北京一般不设市场中心，而是放到成都、昆明等低收入城市中，他们被称为课程代表，月薪仅四五千元。
一旦被录用，白天上班，晚上要回答客户提问，必须24小时在线，如未及时反馈客户提问，遭到投诉，就会被罚款，等于几天全白干了。
“那是培训业的一个‘血汗工厂’，你干不了的。”同事告诉张晓鹏，这种岗位只招20多岁的小年轻，从没听说哪个30多岁的人能坚持下来。
靠教师引流，也靠教师节流
“出现问题先砍掉教师，但想培训的家长依然很多，就看你有没有门路”
2020年，疫情让张晓鹏陷入困境，没有课时费，基本工资也只发一半，一个月只能拿到3000元，可他租房就要花2千多元。
在民营培训公司，谁能赚到年薪百万？
张晓鹏曾做过一个统计，他认识的月薪2万元以上的教师，大多在公立系统中有积累，或者仍在其中，靠师生缘、地缘等，成为培训中心管理者“不愿得罪”的人，要么就是能带来新客户。
“大语文”刚火爆时，找名人到地方搞一轮演讲，当场就会有无数家长带孩子报名。张晓鹏所在公司的强项是在线教育，“大语文”不像英语、数学等科，有“硬标准”，往往是“赢家通吃”。
张晓鹏算了一下，全北京能拿到百万年薪的头部教师，可能只有七八个，从中位收入水平看，低于其他行业，“普通人想当名师，拿到百万年薪，几乎不可能”。
吴川也表示，“为了上市、做品牌等，2018年—2019年，确实有一些头部教师能拿到百万年薪，但市场一下滑，优先砍的就是他们工资。”
张晓鹏说，“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被在线教育机构一窝蜂聘请进来的课程代表们”，此外，还有那些企图通过课外培训让孩子跳跃阶层的家长。
在张晓鹏所在的东北某五线城市里，普通工薪阶层的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
“我们那儿，年轻人除了高考，没有其他改变命运的机会”，张晓鹏说，“老一代人外出打工，混了半辈子一事无成，自然把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
家长们普遍认同培训，他们很少陪伴孩子，当他们想关心一下孩子、为他们付出时，总是“首先想到培训”。
陈峰认为，这一轮“培训新政”压力更大，因为引入了利益机制。
有了这笔钱，公立学校就有动力把民营教育机构挤出市场。
为了多挣钱，一些公立学校已取消了午休，这样下午课后兴趣班原本只有一节课，现在就变成了两节课，可以多收费。
“今年我们那个小城也实行中考50%分流，即只有50%的学生上高中，剩下的上中专、中技，去年则是60%上高中，压缩了10%，对民营培训机构影响不大，不过是减少了1500名生源而已，不如公立学校可以收费办班冲击大，不过每年1080元的费用，在我们这里不是一笔小数。”陈峰说。
该如何应对“培训新政”？陈峰的答案是“挺下去”，因为地方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都会留有余地。
从过去几年看，“年年政策都有变动，谁也说不好，2018年的火爆会不会重来”。
未来两三年将是民营培训公司发展的低潮期，很多公司可能会“黑市化”。
“没有一家民营培训公司是自发产生的，都是市场有需要，才涌现出来的。”陈峰认为。
至于吴川，他则很认真地说：“我真的是要找工作了，没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