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6日，52岁的嫌疑犯高承勇被捕，经DNA、指纹验证确定其为甘肃白银系列杀人案的真凶。至此，笼罩白银市28年的恐怖阴影终于散去。
当人们细读高承勇的人生经历，大家惊讶地发现原来凶手一直就在"隔壁"——与白银市隔黄河相望的青城镇城河村。当初大规模排查时，因为排查范围选定失误高承勇才逃之夭夭。
28年后回顾过去，刑侦方式无疑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多家媒体机构派出记者，写出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稿，但写作者们无一例外聚焦的都是被杀人案伤害的家庭和他们的人生故事。侦查这个案子的警方在这28年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又经历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
巧的是，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美国也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案子也是延宕数年才破案。与传统的聚焦于受害者的讲故事方法不同，《连线》杂志在报道这起刑案时将目光聚焦于警方，警察为了侦破这起案件，在刑侦上做了哪些工作。他们考虑的主题是"刑事审讯技术"。
美国警匪剧里经常出现一种经典形象：巧舌如簧的警探，擅长利用各种已知信息威逼犯人，或者编造巧妙的骗局让犯人自己招供——这就是所谓的"莱德技巧"，它取代了之前以刑讯逼供为主的"第三级审讯"，在当时被认为是很先进的技术。
然而，随着DNA、指纹验证等刑侦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嫌疑人极有可能受到审讯者强大心理攻势的诱导而错误认罪。而且这种以"让嫌疑人认罪"为目的的审讯方式常常会引发受审者的对抗情绪，让他们干脆闭嘴，不提供任何有效信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审讯的目的真的只是为了让对方认罪吗？把嫌疑人关在黑漆漆的小房间里、用强光照着他、让他感到孤立无援，这样真的就能获得真相吗？
于是，一种新的审讯方式悄然诞生。利用这种新方式，警方终于抓获真凶。
《连线》杂志的调查记者RobertKolker以4年前的一件略显惊悚的断头案开头，以最新的刑讯法破了该案而划下句点，背后所充斥的曲折离奇，以朴实平静的文字阐述，唯有技术和专业两个词可概括之。
与文艺范的《纽约客》和财经范的《彭博商业周刊》相比，《连线》以十足的技术范著称。这也令《连线》的特稿充满了浓浓的技术味儿。
2012年1月的某个下午，洛杉矶的劳伦·科恩伯格和母亲正在格里菲斯公园悠然地遛着九条狗。两人经过好莱坞标志山脚下的布朗森峡谷时，那条叫奥利的金毛突然冲了出去，然后开始在某个树丛下兴奋地挖起来。狗狗叼回了它挖掘出的东西——一个塑料袋里装着的某个重物——并立刻警觉将其扔到地上。塑料袋里的物体立刻顺着斜坡滚出30英尺，掉进一条沟里。科恩伯格的第一反应是，这可能是个什么道具，因为布朗森峡谷这片矮树茂密的区域曾为无数影视剧充当过背景。科恩伯格的母亲则坚持要爬下去把它找回来。直到两人到了那物体的正上方约一英尺之距时，他们才看了个清楚：这是个头——有眼睛、有睫毛、黑灰相间的杂色头发，而且脸上血迹斑斑。
第二天，几十名警察对周边树丛进行了地毯式搜查。他们在奥利发现断头的位置旁找到了两只脚和一只手，然后又在200码开外发现了另一只手。搜查持续了一周，但并没有别的新发现。搜查结束时，警方已了解到断肢来自66岁的赫维·麦德林——一名已退休的机票代理商，也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去年12月末他就已经被报失踪了。
间接证据全部指向受害者的同性恋人
某新闻头条标题称此事件为“好莱坞断头之谜”，媒体蜂拥而至。各种理论都有：有说是墨西哥贩毒集团干的；有的说是涉嫌实施另外一起谋杀-肢解案的前AV影星害了麦德林；还有说是麦德林的邻居，布拉德·皮特的保镖干的。但警方把目光集中到了受害人的室友身上——他比麦德林小得多，而且还是待业状态，他跟调查人员说他是麦德林的男朋友。
然而，这一切都是间接证据，这叫人抓狂。警方对两名男子合住的好莱坞公寓进行了搜索，但成效很小：没有作案工具，没有可治罪的物理证据。审讯也没有多少成果。探员们前后三次审讯坎波斯-马丁内斯，但都被他成功转移话题。他称社保账户的改动是麦德林让他做的。那么那些网络搜索记录呢？“他只是否认了那是他，”——警方无法证明那就是他——探员丽莎·桑切兹说，主要调查人员之一。
探员们知道，要想有足够理由以谋杀罪起诉坎波斯-马丁内斯，他们还需要更多——就算他没有认罪，至少也得有更多与案件事实相矛盾的他的陈诉。但坎波斯-马丁内斯非常擅长装无辜。
经过几个星期的调查，警方只好让坎波斯-马丁内斯保持联系，并且及时汇报自己的位置。不久，他告诉他们他要搬到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他开始了新生活。他在当地的会展中心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他甚至还结了婚——对象是女人，而她似乎并不知道他之前曾和一个男人有过感情关系，更不可能知道那男人已被谋杀并遭肢解。就这样，两年过去了。
“第三级审讯”关键词：折磨
现代的犯罪嫌疑人审讯方式——也就是调查麦德林案的第一批探员所采用那套徒劳的审讯技术，已经通过无数警匪片为我们所熟知——这种从肯尼迪时代流传下来的审讯方式虽然已十分老套，但依然在广泛运用着。它有值得骄傲的历史：它产生于变革年代，与那个年代之前的老手段相比它自有其进步之处。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警方仍然广泛运用“第三级审讯法”——也就是，折磨——来让嫌疑人开口。全国的警察都会有把嫌疑人吊在窗外、把他们的头按进水里、或是殴打他们的行为。1931年，一个叫做威克沙姆委员会的总统顾问小组呼吁人们注意第三级审讯法的暴力特性。
193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密西西比州案中实际禁止了这种刑讯方式，该案中，三名黑人男性在认罪前都遭到了殴打和鞭笞。
警方一开始还有所坚持，但最终还是启用了新技术。比如，J·埃德加·胡佛就特别热衷于标榜自己的探员是执法科学的先进实践者。“对于第三级审讯技术，一个训练不足的警官可能会想：来一顿胖揍就有可能逼出一份认罪书，”胡佛说，“但接受过最新刑侦技术训练的探员就会有不同看法。”罪证化验室不断研发新的探案手段——弹道学、指纹、文检——这一系列新手段也催生了一项新的、更心理化的审讯手段。
“莱德模式”——以获取认罪为目标的非暴力审讯技巧
质询嫌疑人的最有影响力的非暴力手段初次出现于1962年，写在《刑事审讯与供述》一书的第一版中，该书由西北大学法学教授佛瑞德·英鲍和测谎专家约翰·E·莱德所著，前者开办了美国最早罪证化验室，后者之前是一名警官后来成了测谎专家。本书如今已经出到第五版，它建立了美式审讯的基本模型。上世纪40至50年代，莱德已成为声名远播的审讯大师，并从超过300起谋杀案中获得了认罪书。他和英鲍将审讯者的使命比作“猎人追踪猎物”。他们解释称，审讯的设计目的是要说服嫌疑人，让他相信认罪才是唯一明智的选择；要想让其认罪，他们写到，警察要形成一种摧枯拉朽的势能，让罪犯难以推翻。
传统审讯的所有重要手段都可以追溯到莱德和英鲍的指南中：让人恐慌的狭小房间，审讯者所表露的确定性，对认为嫌疑人有罪的理论的坚持(书中称之为“主题编制”)。审讯者要用他们认为难以被反证的证据来支撑这个主题，这种证据包括从刑侦调查中得来的事实性证据(“我们知道你下午5点就下班了”)或者是纯粹编造的细节(“测谎仪显示就是你干的”)。审讯结尾时，审讯者可以用一种安抚的方式将犯罪“最小化”(“都是他自找的，对不？”)。与此同时，他们要无视嫌疑人的一切否认直到他动摇为止。探员们可以撒谎或者使用诡计，因为按照英鲍和莱德的解释，“一个无辜的人不太可能因受这些技巧的诱导而承认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这份指南催生了一种新的人物形象：巧舌如簧的审讯者——一个能够通过威胁、引诱让任何人承认任何事的人。连美国最高法院这样的权威机构都承认这种方法对嫌疑人的威力：1966年在米兰达案的裁决书中，法院以英鲍-莱德的培训手册为例，说明了为什么需要对所有嫌疑人朗读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
经过多年的实践，这套方法逐渐被称为“莱德技巧”(译注：国内也有“里德技巧”的译法)，它也渐渐变成了某种强大的民间智慧，被数代警察内化。就算是那些很少接受正规训练的警官，这种技巧也能通过一代代警官传递下去。“你会以为，在类似洛杉矶警局的大型组织中，为探员研发审讯技巧会受到很大的重视，”蒂姆·马西亚说，反思自己过去对现代审讯技术教条化吸收的危险性。“实话实说，我们上的是80小时的侦查课程，但其中大概只有4小时是用来讲审讯技巧的。”
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马西亚是洛杉矶警局悬案小组的元老之一，在那儿贡献了10年光阴。悬案调研让他对几十年间的审讯战术有了一个全景式的概念。虽然具体风格会有一些变化，但莱德技巧的基本架构是不变的。那么其中最不变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不管探员们在审讯室里对嫌疑人做了什么，他们都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
“莱德技巧”硬伤——缺乏科学依据
然而现代审讯技巧的缺陷——就像马西亚最终会发现的那样——就是虽说它有一副科学的外表，但它基本没有支持它的科学事实。比如，莱德和英鲍称，受训良好的调查者能够以85%的准确率发现嫌疑人撒谎；他们在指南中让探员们先开展一次不带指责语气的“行为分析谈话”，在谈话中他们要留意如抖动、不连贯的眼神接触等泄露秘密的生理动作。但德国犯罪心理学家冈特·柯肯在1987年实际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发现受过训练的警官并不比普通人更能识别谎言。而至于是否存在能够明确表示对方在说谎的行为，后来的好几份调研也都持怀疑态度，(讲真话的人经常比撒谎者更容易坐立不安)。实际上，警官对自己的判断越自信，他们就越容易错。
但是直到上世纪90年代早期，对警方审讯技巧科学性的质疑才真正引起注意，那时候第一批依靠DNA技术推翻原判决并将“犯人”无罪释放的案件滚滚而来。根据昭雪专案(InnocenceProject)——一家致力于释放被冤入狱者的组织的数据，依靠DNA证据推翻定罪的337人中，有三分之一认罪或是因错误供述而获罪。这些昭雪案让科学家有了几十起冤案的研究素材，催生了一门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实证分支学科。(起码约翰·莱德本人就曾审出过一份后来被证明不准确的认罪书——1955年的一起谋杀案，真正的凶手23年之后才认罪。)
研究者们甚至还给这些假认罪案分了类。有“自愿”的虚假认罪，比如林德伯格婴儿绑架案中就有很多精神不稳定的人为了得到注意力而称是自己犯了案。然后就是“屈从”或者“强迫”的虚假认罪，在这类案件中，人们被审讯折磨得太厉害，出于绝望和天真，他们以为认罪最后会对他们有好处。第三种“劝服的”或“内化的”虚假认罪可能最让人义愤填膺。在这种情况下，审讯者的莱德式“主题”编制得天衣无缝，谎言运用自如，极具说服力，以至于让嫌疑人——通常很年轻、易受蛊惑或者是心智不健全的人——相信是自己犯了罪，即便只是很短暂的一瞬间。
然而，就算有这些记录在案的案例，警察和检察官们还是拒绝承认虚假认罪的可能性。在法庭上，他们习惯性地要求法庭不采纳这种现象的专家证言，理由是，无辜的人不会主动承认罪行，这不符合常识。但上世纪90年代的大量调研显示虚假记忆其实非常容易植入。2015年，当时还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心理学博士生的茱莉亚·肖做了一个研究，想论证“普通的、无辜的人绝不可能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这一理念是否正确。而事实上，她发现她其实很容易就能让人这么做。
通过三次1小时实验，在30名大学年纪的受试者中，肖成功说服了21人，让他们相信他们在12岁的时候犯过罪——比如，用武器袭击了另一个孩子——并因此与警察发生了摩擦。她向受试者提供了他们能够识别的一些细节——袭击发生的地点，受袭的那个孩子是谁——这些细节都是从受试者父母提供的问卷中来的。肖告诉我，她在研究中模仿了那些冤案中所用的技巧。“我基本上就是把糟糕的审讯战术和糟糕的心理治疗技巧相结合了，”她说。实验结果异常明确，明确到她都没有测试完整个样本就终止了实验监测。
虽说让人们进监狱的虚假供述可能是现代审讯技术最严重的问题，但它们却不是最普遍的问题。这种审讯技术正日复一日地用另一种方式破坏着警方的工作：标准审讯技巧是为获得认罪，是一种对抗性策略，因此在收集有用和准确的信息方面它可能并不是有效工具。部分嫌疑人会在警方的怒视下给出虚假的供词，但更多的人的做法却和坎波斯-马丁内斯一样：他们会关掉话匣子。他们已然意识到自己面前的是一个“追赶猎物的猎人，”并会依据这个理解来行事。不少学者都呼吁要从“对抗”审讯模式彻底地转换到“调查”模式——它将重视基于证据的最优审讯手段，并以此重塑审讯模式，目的是从目击者和嫌疑人身上获得更多事实。
当然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若说警察们受累于他们的审讯方式，那部分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手段可用，起码在美国是这样的。“目前为止，针对虚假供述所做的许多研究都集中在社会正义方面，”爱荷华州立大学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安·迈斯纳说，“但该领域中我们真正缺少的是替代方案。”然后，HIG应运而生。
HIG——以收集信息为主的新一代审讯模式
美式审讯的第二次改革正在悄然进行中，它通过一条意外的路径潜入了美国：反恐战争。
2010年，为了实现终止美国恐怖主义调查中的逼供手段的诺言，总统奥巴马宣布成立由FBI、CIA和五角大楼共同组成的“高价值在押人员审讯小组(High-ValueDetaineeInterrogationGroup,HIG)。为取代小布什年代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等地的水刑、严刑逼供措施，HIG的目标是实行非压迫性的审讯。这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顶级机密。例如，据说HIG培训过的审讯者曾经审过袭击时代广场未遂的炸弹恐怖分子费萨尔·沙赫扎得，并让波士顿马拉松炸弹案的凶手哈尔·察尔纳耶夫定罪。公众并不清楚这些审讯以及其他的数十起审讯中HIG是如何实施的。即使是HIG的具体培训方法也从未被泄露过——该方法已经引入进了空军、海军等机构。
HIG总共在全球各大高校资助了60项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研究，深入研究审讯中什么有用什么没用。有的主要研究如何“预备”证人——也就是，如何营造一种让人思维开放、愿意谈话的环境。他们已经发现，人们在开阔有窗的房间里容易透露更多信息(这和老的英鲍-莱德模式截然相反)，而手上有热饮则能够让你对周围的人形成正面印象。
但许多HIG研究的一个共同核心发现是：如果你想获得准确信息，那就尽可能地不要表现出指责的态度——HIG的术语是“拉关系(rapport-building)。”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太轻佻，但它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嫌疑人说的越多，警方可以核实的就越多。审讯的整个姿态——或者用HIG更喜欢的叫法，询问——不是要让他认罪，而是要得到更多信息。
成立3年以来，HIG悄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标志着该组织职责范围和雄心的显著扩张：它开始将自己的发现应用于美国国内警察局。“我们对研究结果的实践还不够，”HIG主席马克·法隆说。这个小组只是需要更多的真实数据，而警察局则是这一数据的主要源头。但更高层的目标，法隆说，是要用行为科学改进警察工作，就像以前DNA证据改变了执法程序一样，也像更早之前第三级审讯技术被放弃时那样。
HIG实战——洛杉矶的两只小白鼠
洛杉矶成为了HIG的第一块试验田。2012年，乔治·皮罗——HIG前主管，曾经也是萨达姆·侯赛因的主要审讯人——在会议上联络了洛杉矶警局劫案-凶案科警监威廉·海耶斯。身材瘦削、橄榄色皮肤的皮罗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他在联邦的工作不可不谓功德圆满，因为打击那位把美国拖入战争泥潭的伊拉克独裁者有功，他成了华盛顿的明星。但他同时也是加州特洛克黎巴嫩移民社区的后裔；加入FBI以前，他在中央山谷当了10年探员。因此他和海耶斯很容易就搭上了线。他告诉海耶斯，HIG正寻求赞助实际的审讯活动，并需要事实数据用以研究。他还想知道洛杉矶警局的探员是否有兴趣了解HIG正在研发的技术。
跟皮罗聊了几次后，海耶斯决定派洛杉矶警局的斯特恩斯和马西亚去当小白鼠。2013年12月，两位探员踏上飞往华盛顿特区的航班，成为了该国头两位接受HIG培训的市政警察。两人都不是特别兴奋。“我不是喜欢培训的人，”马西亚说，“我喜欢工作。”但他也试着保持积极态度：“我对自己说，不管那是什么，好好学，好好学。”
和任何在职探员一样，斯特恩斯和马西亚这些年在工作中已经学到了很多——对审讯室中什么有用什么会起反效果有了个人化的独特见解。马西亚尤其记得几个案子，它们深深撼动了他的想法。有一次，他和嫌疑人一起走进审讯室，他照着莱德的风格说到，“你瞧，我脑中对你犯罪这件事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个、这个和这个。”对此，嫌疑人说，“好吧，如果你坚信这些屁话，那我跟你也没啥好说的。”然后他又想起另一案件，一桩凶杀案，嫌疑人在经历了两个半小时的轻声谈话后承认了罪行。“我完全没有大声说过话，我也一句脏话都没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害怕丧命”
1990年，杰弗里·狄斯科维克被控在纽约皮克斯吉尔强奸并谋杀了一位高中同学。警方认定狄斯科维克为嫌疑人，原因是他似乎格外心烦，而且对调查很有兴趣。经过几小时的高强度审讯，16岁的狄斯科维克认了罪。即便DNA证据显示受害人身上的精液与狄斯科维克并不相符，陪审团还是基于他的口供判他有罪。16年的牢狱生活之后，犯罪现场的DNA与真凶匹配，他沉冤得雪。我们采访了狄斯科维克的经历——珍妮弗·肖塞
描述一下你被审讯前的情况？
皮克斯吉尔20年来都没有发生过谋杀案。整个城市实际上因此[凶案]停滞了。有很多谣言和阴谋论，警方破案的压力非常大。
你是怎么误认罪的？
我当时并没有想得很长远——我只想离开那儿。那时我16岁，担心会丧命。
审讯是怎么让你走到那一步的呢？
我已经被审了7个小时，没有任何食物，只有咖啡，所以我很紧张，很不安。那儿有种黑脸白脸的机制，一方面，我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他们又保证，我认罪之后就能回家，而且我不会被捕。所以我根据他们告诉我的信息编了一个故事。
在HIG，马西亚和斯特恩斯发现他们从自己经验中总结的一些事——那些和传统威逼利诱的审讯者形象不相符的手段——都被研究证实有效了。比如说，他们发现，斯特恩斯在拉扎勒斯案上所做的准备和策略以及他为保持谈话的和谐性所做的额外努力都是有效的。这种审讯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团队协作，这让他们惊叹。所有的审讯都由同事们实时监控，而审讯者会有小歇，出来听取建议——“就像拳击回合之间你到赛场角落去休息一样，”斯特恩斯说，“你的教练会来告诉你，嘿，你左边儿的力度要上来。”
破解断头案：警察说得越少，他说得越多
斯特恩斯和马西亚说，他们希望能听听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三人坐下，聊起来。坎波斯-马丁内斯说话的时候，他们几乎从不打断，甚至连问题都没提几个。然而最奇怪的一点莫过于此，他本来应该有所防备。但警察说得越少，他说的就越多。
斯特恩斯和马西亚一面听着他说话，一面极力避免在嫌疑人面前“编制主题”，虽然他们私下其实已经对他可能的动机形成了一套理论。比如他们注意到，坎波斯-马丁内斯迅速在圣安东尼奥构建了完全崭新的生活，成了一个传统的已婚男人。这一点，如果说明不了其他问题，起码也表示他是个适应性极强的人。他们知道他和麦德林之间有过争执。他们好奇的是，麦德林是否提过要分手。坎波斯-马丁内斯是非法移民，所以探员们猜想他一定非常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危险。(洛杉矶警局从未用其移民身份对他不利，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会让他逃出国，那他们就永远无法对他执法了。)“他终于住进这这样舒适的小公寓，过上了舒服的小日子，和一个有养老金、经济稳定且安全的男人住在一起。”也许他会害怕失去这一切，所以他采取了行动。“他想做的基本上就是占据赫维(麦德林)的生活，”斯特恩斯说。“为了让事情对自己有利，他会不择手段。”
为了避免让坎波斯-马丁内斯感到受困，他们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审讯流程。“我们并不明说，但暗示他也是该案的受害者，因为他才是蒙受损失的那个人，”斯特恩斯说。“他也不可能说这是假话。他不可能说，嗯，你们想的才不是这一套呢。”
等他慢慢觉得自在了，坎波斯-马丁内斯就开始回忆过去，讲他曾经如何与麦德林一同在好莱坞标志附近的山间散步——麦德林的尸首正是在这块儿区域发现的。斯特恩斯和马西亚鼓励他多讲讲他们散步的过程，而他欣然同意。他回忆起那时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以及外面的气息。
会面进行4小时后，另一个关键时刻出现了：坎波斯-马丁内斯提到了一种叫曼陀罗的植物，这种植物可做药茶，但也有毒性。“他说它让人丧失行动能力，”斯特恩斯说。将要起诉坎波斯-马丁内斯的地方检察官鲍比·格蕾丝特别留意到了这个细节。毕竟，凶手需要先让麦德林无法动弹才能将他肢解。
当他最后和探员们告别时，坎波斯-马丁内斯看上去送放松了。考虑到他自愿和警察们待了这么久，他可能是认为自己已经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毕竟，这一点都不像是审讯。但当天晚些时候，洛杉矶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发布了对他的逮捕令。
HIG的未来：好莱坞警察故事的新剧本
目前，HIG已经训练了35名洛杉矶警探，之后会对更多人进行培训。“洛杉矶警局很认可它，”马克·塞维里诺说，他是警局29年的老兵，目前正在重案组做警监。
当然，部分洛杉矶警探受到了基于证据的新审讯方式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警察都会。就算是在洛杉矶，斯特恩斯和马西亚在试图进行全警局培训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阻力。老警察并不特别期待被告知自己工作的方式已经错了30年了。“我想我们可以通过集中影响我们科里的年轻警察来克服这一阻力，”马西亚说，在警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而一种全新的、基于“拉关系”的、需要做大量工作的审讯技巧也许不太能打破它。“审讯和访谈是非常自我中心的，”斯特恩斯说。对于某些警察局、某些审讯者而言，可能除了用怀疑态度面对嫌疑人以外就再别无他法了。
然而，和HIG合作过的研究员和学者们已决意不放弃。他们认为他们真的有机会改变警界文化。“执法部门热切需要全新的、以事实为基础的审讯方式，”心理学家迈斯纳说，“他们知道虚假认罪是个问题，他们也在寻求另一种解决方法。”而在这个时刻，HIG的马克·法隆还在全国各大警局继续做宣讲。
坎波斯-马丁内斯从未正面认罪。但多亏了他关于毒茶的那些话，以及他对麦德林死亡前后几个小时所做陈述的模糊性，洛杉矶警局终于收集到了足够证据起诉他。2015年11月16日，他因为谋杀赫维·麦德林被判25年。判刑法官称他的罪行“如此难以解释、如此堕落……简直无法形容。”该案的审判和量刑让媒体有了更多报道该案的理由，他们再次说起好莱坞标志下的断头以及该案种种恐怖的陷阱。从开始到结束，报道此事的人都忍不住不断指出，这件事从许多角度上看是多么像部电影。但除了洛杉矶警局的人，没人能意识到它如何扭转了警察脑海中好莱坞警探故事的调性：审讯室成了舒适的酒店套房，而那些硬汉警探们虽然看着就像是从好莱坞选角部出来的警察，但却演绎着一部全新的剧本。
本文作者RobertKolker是彭博社项目及调查记者，著有《失踪女孩：美国未解之谜》(LostGirls:AnUnsolvedAmericanMyst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