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鲍鹏山品水浒。鲁智深的结局极其圆满。可以说，是所有一百零八人中最为圆满的。这还不仅仅是指他生前事业的圆满。一个人，真正的圆满，是拥有一个圆满的死。
鲁智深到了华州城里，要刺杀贺太守，同时还要救出史进，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鲁智深未必不知道这一点，但他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只能如此。但在我们看来，能够如此，便见出兄弟情分，便见出鲁智深的疾恶如仇，便见出鲁智深的勇气，见出他的英雄气概。英雄会在挺身而出时遭遇失败，但不会因为怕遭遇失败而畏首畏尾。实际上，综观鲁智深一生，他是一个不求成功，但求成仁的人，这与武松做事务求成功形成鲜明对比。
武松让人觉得英雄让人放心，只要他出手，就能搞定一切。
但鲁智深让人觉得英雄让人动心，只要有需要，他一定会出手。
武松不打无把握之仗。
鲁智深却相反，只要是该打的仗，无把握也要打。抛头颅洒热血，心甘情愿；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高贵，是一种令人心仪的气质。这是《水浒传》这部小说给我们树立的一种人格精神坐标。
我们常常说，文学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但文学更是塑造精神气质的。文学为什么要刻画人物形象？实际上，文学要建立一种人格坐标，使我们相信人类自己，相信我们自身的高贵，从而使我们虽然身处不完美的现在，但相信未来。
可以这样说，在《水浒传》中，不同的人物故事体现出不同的文学意义。鲁智深这个人物形象的文学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不完美甚至丑陋的世界上，还有高贵。在小人麇集的世界上，还有这样高贵的人。我们还可以拥有一种尊贵的人生。
那么，鲁智深到华州城刺杀太守，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水浒传》把这一过程写得三起三跌。
第一起跌：鲁智深刚到州衙前，正在衙前的桥上张望，贺太守的轿子正从外面回来。鲁智深心想，俺正要寻他，却正好撞在洒家手里，那厮多敢是当死！
到此时，我们一定以为下面必有惊天动地的行动，鲁智深的禅杖一定会跃然而出，直劈贺太守脑袋，但接下来却是一跌。
原来，贺太守轿前，是一对对兵马开道，轿子两边各有十个虞候簇拥着，人人手执鞭枪铁链。显然，前日史进行刺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贺太守防范如此之严，而史进行刺之后，防范之严肯定比先前有过之而无不及。鲁智深下不了手，他寻思：“不好打那撮鸟，若打不着，倒吃他笑。”他不怕被擒被杀，他只怕被笑。英雄好面子胜过爱性命，好死胜过赖活着，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什么是英雄？这个问题可能有无数个答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英雄是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总有一些东西比生命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价值观里，比生命重要的东西越多，他的品性越是高贵，这些东西增加了他品性中高贵的东西的比重。反之亦然。
第二起跌：眼见着行刺将无果而终，我们也有些失望。贺太守过去了，鲁智深没能出手。
但那贺太守是个狡狯之徒，他从轿子的窗眼里早看见了鲁智深。鲁智深欲进不进、欲动又止的行为早引起了他的猜疑。待他到府中下了轿，便叫了两个虞候吩咐道：“你与我去请桥上那个胖大和尚到府里赴斋。”虞候便来请智深，说：“太守相公请你赴斋。”读到此处，我们不禁心中一悬，贺太守到底要怎样？鲁智深的命运又如何？
鲁智深倒没想这么多，他一直是个乐观的人，他只想到对他有利的一面。他想，这厮合当死在洒家手里，俺却才要打他，只怕打不着，让他过去了。俺要寻他，他却来请洒家，我正好得便杀他。
我们又看到了鲁智深打杀贺太守的希望。
但马上又是一跌：太守已自吩咐下了，鲁智深进到厅前，便叫放了禅杖，去了戒刀，请后堂赴斋。太守那边有了防备，鲁智深这边没了兵器，看来鲁智深行刺活动又要失败。
第三起跌：但鲁智深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妨碍，杀鸡焉用牛刀，杀贺太守这样的撮鸟，也不必戒刀禅杖。鲁智深想：“只俺两只拳头，也打碎了那厮脑袋！”当初鲁智深不就凭两只拳头，三拳就打死了镇关西吗？我们对鲁智深的拳头是有信心的。有了这两只拳头，我们又有了打杀贺太守的盼头，形势又是一起。
但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鲁智深在廊下放了禅杖、戒刀，跟虞候入来，贺太守正在后堂坐定，把手一招，喝声：“捉下这秃贼！”两边壁衣内，冲出三四十个做公的来，横拖倒拽，捉了鲁智深。鲁智深根本没有走近贺太守的机会！贺太守是《水浒传》里贪官污吏中比较狡猾而有心计的一个。
一场未遂的刺杀，一场甚至没有发起攻击的刺杀，《水浒传》写得三起三落，悬念迭起，扣人心弦。
现在，鲁智深刺杀贺太守，不但没有成功，而且自己还被活捉，这是鲁智深自出场以来第一次如此狼狈、如此尴尬、如此出丑，用他自己的话说，被人笑话了。但是，正是在这种身陷缧绁的绝境中，鲁智深爆发出特别耀眼的光彩。作为一个俘囚，他竟然反客为主，上演了一出极其精彩的绝地反击，并最终反败为胜，成就了异样的精彩。这是怎么回事呢？
但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却给了我们一个大出意料的结果。
七十回本是怎么写的呢？
贺太守一看已拿住鲁智深，喝令推到厅前阶下，准备亲自勘问。这时，他一定是这样的心态：一方面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聪明，一方面又乐于看到这个刺客在被识破活捉时的狼狈。但他等来的，是完全没想到的情景，这个胖和尚一点狼狈相也没有，反而把他弄得非常狼狈。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太守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和得意，要审问对方时，还没来得及开口，鲁智深反客为主勃然大怒，对他没头没脸就是一顿痛骂。
鲁智深是怎么骂的呢？
鲁智深先是对贺太守作道德鉴定：
你这害民贪色的直娘贼！你便敢拿倒洒家！
贺太守一定完全被台阶下面的这个胖和尚弄糊涂了。这到底是谁审谁啊？这个胖和尚，到底是谁啊？
别急，鲁智深马上就会说到自己：
俺死亦与史进兄弟一处死，倒不烦恼。
这是典型的不打自招嘛。是这个和尚怕打吗？是这个和尚愚蠢没脑子吗？贺太守自己很明白：不是。贺太守很痛苦很愤怒地发现，这个胖和尚是彻底地鄙视自己，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所以根本犯不着对他用心眼。我就是来救史进的，又怎样？你大不了杀了我，但洒家哪里是怕死的呢？何况能和自己的兄弟死在一起，有什么遗憾呢！
但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为所欲为，不要以为我们任人宰割，杀我和史进容易，要救你自己的这条小命，难！
只是洒家死了，宋公明阿哥须不与你干休！
我不光是来刺杀你救史进的，洒家还是梁山泊的，怎么样？你敢杀我吗？你承担得起这后果吗？
你看，没等贺太守开口，鲁智深已堂堂地亮出自己的身份。不仅主动承认了自己是刺客，还承认了与史进的关系。承认了与史进的关系，就等于承认了与少华山的关系；承认了与少华山的关系，性质就变了，罪行就大了——他不再是针对个别官员的刑事犯罪，而是直接威胁朝廷的造反强盗了。也就是说，他由一个刑事犯，变成了造反的强盗。这两者，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上，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后者要严重得多，处罚也严厉得多。因为前者只危害特定的个别的对象，而后者则是危害整个社会，危害整个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破坏。
不仅如此。鲁智深不仅承认了自己是少华山的强盗，而且还几乎是自豪地宣布了自己是梁山泊的强盗。梁山是什么概念？那是被宋徽宗御笔书写在宫中的著名的四大寇之首。在第七十二回，写到柴进混进宫中时，亲眼看到徽宗在睿思殿的素白屏风上写着：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那是让皇帝头疼不已、耿耿于怀、念念不忘、日夜想着剿灭的对象！
虽然自己是阶下囚，对方是阶上主；自己是强盗，对方是体面的朝廷命官，但鲁智深竟毫不泄气，反而盛气凌人，反客为主，指着对方鼻子，骂得对方还口不得。他作为一个强盗，作为一个被正统道德观念彻底否定的强盗，却一丝自卑都没有，一点惭愧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对方虽然表面上是身披官服的体面官员，实际上却是一个害民贪色的贼！这才是真正的贼！而鲁智深自己，虽然有一个强盗的身份，却一直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除暴安良的义士！
岳珂《桯史》①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郑广本是个海寇，朝廷下诏招安，委他当福州延祥寨统领。
一日，郑广到福州府衙参加聚会，满座官员，济济一堂，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吟诗作赋。大家知道郑广的出身，没有一个愿意理会他。郑广忍耐不住，愤然起立说：“我是个粗人，有一首诗献给大家，好吗？”等众人安静下来，郑广大声吟道：
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满座等看郑广笑话的官员一时惭愧得鸦雀无声。
有意思的是，郑广在绍兴六年（1136）被招安时，朝廷册封他做的官就是“保义郎”，而宋江的绰号就是“呼保义”。这个绰号的意思，可能就与这个“保义郎”的官名有关。
鲁智深面对着当时的“众官做官却做贼”的事实，在这样的“官贼”面前，他这样的行侠仗义的所谓强盗，他们之间，不是官和盗的关系，而是“官贼”和侠盗、义盗的关系。那他有什么好自卑惭愧的呢？正如《桯史》所记，真正需要惭愧的，是这些披着官服的“官贼”啊！
那么，这场由侠盗主持的对官贼的审判，最后是如何判决的呢？
有意思而又十分精彩的是，身处绝境的鲁智深还给对方指出三条生路，好像身处绝境的不是他，而是对方：
俺如今说与你：天下无解不得的冤仇。
这还真是佛家果报之说，给出路，宽大为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么，这冤仇怎么解呢？
他给了贺太守三条最后通牒：
第一，你只把史进兄弟还了洒家。
对智深来说，救出史进，是头等大事。对贺太守而言，这是一大难事，史进是刺杀他的刺客，他怎能轻易放还？但这还不是贺太守的头等难事，还有比这更难的呢——
第二，玉娇枝也还了洒家，等洒家自带去交还王义。
这当然更是万万做不到。但这还不是贺太守的头等难事，还有更难的。是不是在把史进、玉娇枝交出来后，你就仍然可以做你的官，做你的贼，做你的恶了呢？做你的梦去吧——第三，你却连夜也把华州太守交还朝廷。
量你这等贼头鼠眼，专一欢喜妇人，也做不得民之父母！
让他交出权势，这是灭他的权欲。
从情欲到权欲，都要帮他淘汰一空，鲁智深看穿了贺太守是个一文不值的东西，可是他偏偏占有了这么多东西，今天非要把他扒得精光，让他一丝不挂，四大皆空。鲁智深还真是法师哦！
如果说讨还史进，乃是出于私情；解救玉娇枝，就是出于公愤；而让贺太守交还太守职位，就是公义，就是天地正道，就是替天行道！
最后是总结：若依得此三事，便是佛眼相看；若道半个不字，不要懊悔不迭！如今你且先交俺去看看史家兄弟，却回俺话。
如果不看上面，仅看这几句话，这哪像是被人绑缚的阶下囚说的？倒好像他把禅杖架在贺太守的脖子上在训话。只有他把禅杖架在贺太守的脖子上，或者他是大法官，而贺太守站在被告席上，他才能用这种口吻和他说话，教训他。那么，他既然没有这样的凭借，既无禅杖，又无法案，他凭什么和贺太守这样说话？
凭正义！这是道德的优势、人格的优势，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义”这个字，非常有意思。义者，宜也。义者，刈也。义就是适宜的、合理的，不合理不适宜的怎么办？刈！杀！
所以，在中国传统道德概念中——仁是爱，是维护，是怜惜，是同情；义是恨，是杀伐，是修剪，是斫削。问题是，义，竟然不在朝廷，而在江湖；不在朝廷命官，而在山林强盗。
本来贺太守大模大样、高高在上地来审问智深，没想到智深兄弟没等他开口，先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又是直娘贼，又是贼头鼠眼，甚至要他辞官滚蛋，骂得他狗血淋头，骂得他不辨东南西北，骂得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气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心疑是个行刺的贼，原来果然是史进一路！那厮，你看那厮，且监下这厮，慢慢处置！这秃驴原来果然是史进一路！
气急败坏，语言断续不接，又重复啰唆。虽然鲁智深的禅杖没有在他身上戳几个窟窿，但是鲁智深这一番堂堂正正的严词斥责，则把他的精神打得千疮百孔、落花流水！
这一次，被缴了械、被绑了手脚的鲁智深，照样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只不过，此次，他凭借的不是武力，不是双拳、禅杖、戒刀，而是他的言辞，因为义正，所以辞严。一句话，此处杀人的，不是刀锋，而是词锋。
我刚才说，鲁智深要让这个贺太守四大皆空一丝不挂，是法师口吻，实际上，这倒是货真价实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圣人那里，如果说孔子更侧重于讲仁，孟子就更强调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是偏重柔性的力量，义是偏重刚性的力量。所以，孟子是阳刚的，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和阳刚气质的主要精神资源。《水浒传》中普遍存在的阳刚之气，整体上像《孟子》的风格，而鲁智深骨子里有和孟子气质很相近的地方。我们看他严词斥责贺太守“做不得民之父母”“连夜也把华州太守交还朝廷”，就实际上正是孟子的思想！
为什么这样说呢？有根据吗？
我们看看孟子的说法。《孟子·公孙丑章句下》讲了这么一件事：
孟子到了平陆，对那里的地方官孔距心说：“如果你的士兵，一天三次开小差，那你是否开除他呢？”孔距心回答说：“不等三次我就会开除他。”孟子说：“可是你自己失职的地方也很多啊。灾荒年月，你的百姓老弱抛尸于山沟荒野、青壮年四处逃散的，将近千人。”孔距心说，“这些问题不是我一个地方官所能解决得了的。”孟子说：“如果现在有一个人接受了人家的牛羊答应替人家放牧，那他就一定要替人家寻找牧场和饲料。如果找不到牧场和饲料，他是把牛羊还给原主，还是站在那儿看着它们饿死呢？”孔距心回答说：“这就是我的罪过了。”过了几天，孟子被齐王召见时说：“王手下的地方官员，我认识五个人。其中认识到自己罪过的，只有孔距心一个人。”于是把自己和孔距心的谈话给齐王复述了一遍。齐王听完说：“这就是我的罪过了。”
孟子不但要不称职的地方官员主动辞职，还职国君，他还要不称职的国君也辞职——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记下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孟子对齐宣王说：“如果王的臣子中有人把妻子儿女托付给自己的朋友，自己到楚国去游历，等他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儿女却在受冻挨饿，那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和这样的朋友绝交。”孟子说：“假若司法长官，不能管理他的下级，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撤他的职。”孟子说：“假若国家得不到治理，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扭头看左右的人，把话题岔开了。
当然，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智深兄弟这段掷地有声的话，很可能是金圣叹先生的话。因为《水浒传》其他的版本上都没有这样的话，那些本子上都是写鲁智深辩解自己并非刺客，文字奄奄欲死。这些本子上的写法，符合一般情理，却有违鲁智深的性格。只有在金圣叹先生的七十回本子上才改成现在生气勃勃的样子。
事实上，《水浒传》这部小说，本来就不是由某一个作者一次完成定型的，它是在流传过程中得到不同人的加工而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接受金圣叹对《水浒传》所做的文字上甚至个别情节上的加工。总体来说，金圣叹的改写和加工确实胜过原来的样子。
可以说，这是鲁智深一生仗义行侠的巅峰之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第一，此前他反对的，往往不过是一两个恶棍、流氓、强盗，而此时他痛斥的，乃是华州太守，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他反对的，是一个颇有级别的贪官。
第二，他以前骂的，比如郑屠，都是一些孤立的不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事。而这次他骂的，就不仅仅是一个贺太守，而是对整个封建官僚体系及其道德现状，在基于一个更高的理念和传统的价值观的立场上，对之进行严厉的道德批判。这体现了广大人民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整体性不满和反抗，以及社会精英阶层对这种制度的反思。
当然，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在拳打镇关西之前的痛骂，是他脚踏对方胸脯，对于被自己制服的人的斥责。而此时的情形正相反：他自己成了阶下囚，毫无还手之力，自己的生命全在别人的掌握之中，只要对方愿意，马上可以置他于死地。在此种情形下，一般人哪怕不去乞求对方饶恕，至少也不会再去激怒对方，但鲁智深毫不畏惧，以道义为勇气，直斥太守贪残害民，喝令太守改恶从善。在死亡的考验面前，我们终于可以给鲁智深打一个满分，这真的是一个铮铮铁骨的好汉！货真价实的纯种英雄！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可怜相，都能保有自己尊严的豪杰之士！
那么，贺太守知道了鲁智深是个刺客，专为取他性命而来，被捕后又如此嚣张，不但不求饶，反而破口大骂。一个已置生死于度外，视死如归，一个被对方骂得一文不值，恼羞成怒。被激怒的贺太守会不会一怒之下，下令杀了鲁智深呢？
鲁智深和史进终于见面了，却在一个特别的场所：死牢。这一对兄弟多年不见，这一见，一定是百感交集。
我们来看《水浒传》中的兄弟，往往以“义”而合。我在前面讲到史进救王义，刺杀贺太守的行为很像鲁智深。鲁智深为救金翠莲父女，杀了镇关西，从此流落江湖，丢了大好前程；史进为救玉娇枝，刺杀太守未遂，被囚禁在死牢。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鲁智深救的姓金，史进救的本来姓王，却偏要叫作“玉娇枝”，一金一玉，正是为了成为一对。金玉金玉，乃宝贵之物，宝贵之物正遭受玷污、蹂躏，需要有大英雄不惜犯大难、冒大险而救之。鲁智深到了少华山，得悉情况后，不顾危险，重陷险地，要救史进、要救玉娇枝、要杀太守。这二位兄弟可以说是为了救护这世间的宝贵之物，前赴后继、慷慨赴义。
说到赴义，《水浒传》这部小说，其核心就是一个“义”字，但不仅是大家都常说的兄弟情分，哥们义气，而是有更深厚的内容。我要指出一个有意思的人名：王义。这个人是被贺太守抢了女儿之后又发配充军流放蛮荒的，最终被史进救上山。这个人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很可能隐藏着作者的一个大秘密。什么秘密呢？
“王”在中国文化中，有特别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姓，也不仅仅是指现实中的国王等，它还指一种政治理想，就是所谓的王道。它来自所谓的先王，也就是指古代的圣王，像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这些圣王在位时，天下太平、公道，人民安居乐业，所以那时的天下，是王道是乐土。等到后来，天下不太平了，暴君出来了，贪官出来了，污吏出来了，王道就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水浒传》作者把这个被贺太守发配又被史进救出的人，叫作“王义”，是有象征意味的。王义就是王之义、先王之义、圣王之义，现在，王之义已经被贪官们发配流放，被他们彻底抛弃了，我们在朝廷在官场已经找不到义了。义哪里去了？被强盗们救到山林中去了。这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很深刻、很悲痛的政治寓言：义已被官家流放，义已不在朝廷，不在官家，而在江湖；不在朝廷命官，而在江湖强盗。这是多么深刻的政治寓言！这又是多么沉痛的文学艺术！
到了这时，我们甚至可以明白，为什么这部小说的名字叫《水浒传》了。
“水浒”本来就是指江湖，指王化之外的地方，那么，义既已不在朝廷，而在水浒，作者只好去作“水浒传”，而不去作朝廷传了。以前人们写史，都是去传帝王将相、明君贤臣，而施耐庵写史，却是去传江湖侠盗、市井义士。这些本来被正统文化排斥的人物进了史了，所以，《水浒传》一百零八人中第一个出场的是谁呢？是“史进”。为什么叫“史进”？就是因为这些人也进入史了，可以名垂青史了。
而“史进”是怎么出场的呢？乃是因为“王进”，又是一个“王”。王进被高俅排挤、报复，只得携老娘离开东京，沦落江湖，而且一别史进，就没了下落。这里的寓言仍然是：王道去了，霸道来了；王道沦落江湖了，江湖也就进入正史了。这样，我们来看看《水浒传》的寓意：高俅来了，王进去了；王进去了，史进来了，一百零八人来了。高俅占据了朝廷，义只能流落江湖；义既流落江湖，强盗也就是侠盗、义盗。作为史家著史，既不能传高俅这样的贼臣，便只能去传江湖的好汉。
说到这里，我们实际上还说出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一个大区别，那就是，《水浒传》是写普通人物、下层人物的，《三国演义》是写帝王将相、上层人物的。这一点，实际上我此前也已讲到，所以不再多说。这里我想再说两者的另外一个大区别：《三国》津津乐道的是权谋、是机巧、是奸诈，而《水浒》虽然不能说没有智谋，却不大喜欢说这些，《水浒》喜欢说的是正义、是是非、是对错。所以我个人喜欢《水浒》胜过喜欢《三国》，就是因为，我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幸福的人生，更多的需要的是明正义、辨是非，而不是权谋与机巧。
所以，《水浒传》中的英雄，大多数是无谋的，不，正确的说法是“不谋”。他们做事，只是出于一种看起来比较简单的价值判断，如同李贽说的，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就是童心，也是善心。对的，就去做，错的，就不做；善的，就去扶持，恶的，就去消灭。他们是见义勇为，而不是反反复复地算计。我想，天堂一定是由这些简简单单的人物组成的，《三国》中的人只能组成地狱。
鲁智深就是一个不谋的典型。
他的不谋，由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不怕。所以，别人还在琢磨、犹豫，他已挺身而出了。二是他不躲。有些事，你碰上了，就是你的命，你就要迎上去。金圣叹说他“遇弱便扶，遇强便打”。你看，遇到弱，你还谋什么？扶就是了。遇到强，你还谋什么？打就是了。鲁智深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人，他的魅力，就来自他的这种简单，我们就爱他的这份简单、单纯。他几乎是随遇而安，坦然接受命运。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挫折和转折，是打死镇关西之后，不得不做了和尚。他这样在军界特别有前程并且已有相当基础与人缘（老种经略相公与小种经略相公都很欣赏他）的人，一下子变成了他极不适应的和尚。按我们的想法，他一定非常痛苦，但是，他竟然坦然接受了。而且，接受之后，他竟然就认了，以后他实际上有很好的还俗再做军官的机会，他都终身不改。令我们非常吃惊的是，他还就真的成了正果。谁知道我们的正果在哪里等着我们呢？这世界上的事，谁能说得清呢？我们自己算来算去，机关算尽，谁知道上帝会怎么拨弄我们呢？这样看来，难道我们不可以说，像鲁智深这样，才是真正的智慧？
在梁山接受了朝廷招安以后，鲁智深拒绝了一切来自朝廷的富贵。他在所有朝廷主持的重要场合，都坚持穿着他的直裰——僧衣，而不是官服或武将的戎装，表明他皈依的是佛门而不是朝廷。他这样的人，也只有宗教可以接纳他。
那么，离开五台山多年，他心中还记得他的师父吗？
招安后，鲁智深随宋江征大辽，在打败大辽正要班师回京的时候，鲁智深忽到帐前，对宋江道：小弟离开五台山，已经数载。思念本师，一向不曾参礼。洒家常想师父说，俺虽是杀人放火的性，久后却得正果真身。今日太平无事，兄弟权时告假数日，欲往五台山参礼本师。就将平昔所得金帛之资，都做布施，再求问师父前程如何。哥哥军马，只顾前行，小弟随后便赶来也。一番话，说得情深意长，原来，对他的师父智真长老，鲁智深一直念念不忘，在心中充满感念之情！宋江听罢，带一千来人，随从众弟兄，跟着鲁智深，同去参礼智真长老。
智真长老见了鲁智深，说了一句非常有意味的话：“徒弟一去经年，杀人放火不易。”杀人放火而曰不易，说明长老已认同鲁智深的杀人放火为修行善果了。鲁智深不知是惭愧，还是心中感慨，一时默然无言。宋江大概没有听明白，以为智真长老在批评鲁智深，就向前道：智深兄弟，虽是杀人放火，忠心不害良善。智真长老道：常有高僧到此，亦曾间论世事。久闻将军替天行道，忠义根心。吾弟子智深跟着将军，岂有差错？宋江这才明白。
鲁智深将出一包金银彩缎来，供献本师。智真长老道：“吾弟子，此物何处得来？无义钱财，决不敢受。”智深禀道：“弟子累经功赏积聚之物，弟子无用，特地将来献纳本师，以充公用。”当日就五台山寺中宿歇一宵，次日智真长老会集众僧于法堂上，讲法参禅。至晚闲话间，长老唤过智深，告诉他：“吾弟子，此去与汝前程永别，正果将临。也与汝四句偈去，收取终身受用。”
偈曰：
逢夏而擒，遇腊而执。
听潮而圆，见信而寂。
鲁智深拜受偈语，读了数遍，藏在身边，拜谢本师。次日，宋江、鲁智深并吴用等众头领辞别长老下山，智真长老并众僧都送出山门外作别。
这四句偈语，鲁智深虽然读了数遍，却不解其意。但智真长老明确告诉智深，他的正果将临，而且，偈语中提到了圆寂。看来，鲁智深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终点。那么，一生轰轰烈烈的鲁智深，即将迎来什么样的人生结局呢？
接下来，在南征方腊的最后时刻，鲁智深杀了方腊手下大将夏侯成，活捉了方腊，应了师父的逢夏而擒、遇腊而执的预言。
活捉方腊以后，非常高兴的宋江告诉他：“今吾师成此大功，回京奏闻朝廷，可以还俗为官。在京师图个荫子封妻，光耀祖宗，报答父母劬劳之恩。”鲁智深答曰：“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
擒获方腊，这是南征方腊的最大功劳，如果论功行赏，鲁智深的功劳虽要排在先锋宋江、副先锋卢俊义的后面，但应位列众将之首。可是，正如我前面说到的，鲁智深对来自朝廷的一切，不会接受。他只要安身立命。而“安身立命”，此时已有了新一层的意境，实际上已成了“安心立性”。鲁智深本来通达而智深，再加上人生经历多了，他的心智已豁然开朗。比起宋江的局局促促，境界自有高下阔狭之别。
宋江尚不明白，仍在唠叨：“吾师既不肯还俗，便到京师去住持一个名山大刹，为一僧首，也光显宗风，亦报答得父母。”
智深听了，摇首道：“都不要，要多也无用。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宋江听罢，默上心来，各不喜欢。
为什么他和宋江各不喜欢呢？
因为这里面包含着对兄弟们悲惨结局的感伤。
南征方腊，是梁山英雄的一场噩梦。此前的一百零八将，经历多少战阵，个个出生入死，却都能全身而还，但在南征方腊之役中，却十损其八，阵亡人数达到五十九人之多，加上路上病故的十一人，一百零八人中，七十人不得其死。这里面，多少兄弟尸骨不全！鲁智深不仅毫发无损，而且立下头功。这个率性的人，这个一往真情的人，这个从来不小心而大意的人，这个从来不算计的人，却偏偏一生不委屈而舒展，不局促而张扬，痛痛快快，随性适意地过了一生。一部《水浒传》多少人物，多少能算计的人，能小心的人，能把握的人，但又有几人有善终？又有几人有结果？偏偏是这个从来做事不计后果、一任性情的人，终成正果，终得善终。
这对我们而言，岂不也是一个深刻的人生启迪？
如果说，《水浒传》就是写各路英雄好汉的刀光剑影，打打杀杀，那么，《水浒传》开卷第一打，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三拳打死了。《水浒传》最后一打，是鲁智深生擒方腊，一禅杖打翻了。可以说，是鲁智深三拳打开了《水浒传》，一禅杖又合上了《水浒传》。《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特爱鲁智深，一本大书，开头是他，收尾也是他，可谓善始善终。从此以后，轰轰烈烈的《水浒传》结束了，《水浒传》剩下的部分，是凄凄惨惨的收场。
但是，鲁智深的结局却极其圆满。可以说，是所有一百零八人中最为圆满的。
我这儿说的圆满，还不仅仅是指他生前事业的圆满。
一个人，真正的圆满，是拥有一个圆满的死。
蒙田说：“哲学就是学会死。”
学会了死，才是真圆满。
上面我说过，梁山一百零八人中，善终的不多。那么，鲁智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死呢？
生擒方腊以后，大军到杭州驻扎，鲁智深与武松在六和寺安歇。城外江山秀丽，景物非常，鲁智深这个一生粗鲁、偏好赏鉴山水的人，心中欢喜非常。恰逢中秋佳节，夜里月白风清，水天同碧，他的人生也可谓是天心月圆，华枝春满。是的，他的一生大事做完了，大圆满就要到了。
比及宋公明见报，急引众头领来看时，鲁智深已自坐在禅椅上不动了。颂曰：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岂不知在那个善恶并存的世界上，在那个恶徒横行的时代，杀人放火就是修行善果？仁义仁义，仁者必有义，义者必有仁。有爱者，岂能无恨？有恨者，岂能无杀伐？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已经恶贯满盈，只欠一杀？！鲁智深的杀伐之心、杀伐之气、杀伐之行，正是这个世道的希望，也是一个人一生必修的善行！
顿开了金绳，扯断了玉锁，人生的种种牵绊，心灵的种种牵挂，扯断了，顿开了，解放了。鲁智深圆寂了，圆即是寂，寂即是圆，抛开了这世间的一切善恶、一切牵挂、一切爱恨，固然可以窥见自我。其实，像鲁智深那样，一任自己内心的爱恨情仇，一任自己内心本真的善，活得真切，活得舒展，活出自我，活出性情，岂不就是一生都在活我的这个我？一生都在活自己，就是一生都在塑造自己，完成自己，最终，当然会成了正果，当然会是大圆满而归于心无遗憾的大寂静！
鲁智深死后，可以说是哀荣备至。
首先，鲁智深圆寂以后，宋江率领众头领来参拜，包括当时朝廷的高官，童贯、张叔夜等，也都来参拜。
这是世俗政权给他的高规格的礼遇，也是世俗政权对他一生的高度肯定。
而来自宗教界的待遇，更是最高规格。
首先，六和寺的许多和尚给他念经、超度，五山十刹（五山即径山、灵隐、净慈、天童、阿育王五大丛林）的禅师们都来为他念经。这个一生没念过经的和尚，最后却有这么多人为他念经。这么多念经的人为一个杀人放火的人念经。
更重要的是，宋江请来径山住持大惠禅师，来与鲁智深下火。径山是佛教名山，径山寺初建于唐，宋时香火鼎盛，是江南五大禅院之首，被誉为“东南第一禅寺”。大惠法师，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高僧，请他出来主持鲁智深的遗体火化可以说在佛教界是最高的礼遇。
那么，大惠禅师对鲁智深是怎么评价的呢？
大惠禅师手执火把，直来龛子前，指着鲁智深，道出几句法语：
鲁智深，鲁智深！起身自绿林。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跟寻。咄！解使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作黄金。
咄！谁的一生，能像他那样，完全活出自我，又完全奉献自我？谁的一生，能像他那样，用自己的生命，使满空飞白玉，令大地作黄金？
这是佛啊！
所以，鲁智深的死，是圆寂，是大圆满，是成佛了。
鲁智深是一个有不少缺点的人，但需要指出的是，他总是绝不接受奴役，亦绝不允许有人奴役别人。这个形象，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性精神和阔大的胸怀，是中华民族骨子中的正义、良知与高贵。这是我们民族历经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仍然保持着反抗精神与人格尊严，仍然能够生机勃勃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珍贵遗传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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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跏，即跏趺。一是佛教中修禅者的坐法：两足交叉置于左右股上，称“全跏坐”；或单以左足压在右股上，或单以右足压在左股上，叫“半跏坐”。据佛经说，跏趺可以减少妄念，集中思想。二是泛指静坐，端坐。
2、缩，直。连起来就是反躬自问而觉得理亏，即使是卑贱的平民百姓，我能不害怕吗？反躬自问而觉得正义在我这一边，即使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
3、打脊，徐渭《南词叙录》中说：“古人鞭背，故詈人曰打脊，唐之遗言也。”打脊，意指该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