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饮食、服务行业起源于晚清代后湖一带的“半居街市半居乡”。盛夏酷暑之季，茶楼酒馆林立，经营铺面不下百十来家，各种游艺、乐舞、杂耍等应有尽有，是消暑纳凉、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汉口开埠后，近代酒楼、饭店、浴池、理发厅、照相馆、洗染店相继出现。形成多门类的综合服务业。
饮食业扎根本土兼容并蓄，形成以鱼类菜肴为擅长的鄂菜特色。1929年，境内有饮食服务网点共计1264个，从业人员5841人。20世纪30年代初受经济萧条和武汉水灾的影响，餐馆大多歇业。唯扬州人王祥茂等人在今黄兴路合开“悦宾楼”闻名三镇。
1934年，境内饮食网点恢复到1061家（含中菜馆58家，西菜馆22家，包席馆8家，饭馆120家，熟食店256家，茶馆250家，咖啡馆1家，旅社101家，理发店109家，浴池16家，照相馆18家，洗染店102家）。一般规模不大，企业管理水平低，有的连账册也不健全。
武汉沦陷时，境内饮食业网点锐减至195家。1946年虽恢复到780家，受货币贬值影响，饮食服务业一蹶不振，网点逐步减少。1949年春，境内中西餐馆只剩31家，中小菜馆、茶馆倒闭300多家。
武汉解放初期，崇尚俭朴，大型旅店、酒楼减少，高收费项目缩减。理发业受流动担、（包）低收费冲击，照相业材料缺乏，浴池业淡季亏损，员工失业。政府推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至1953年初基本恢复正常经营。（表6-58）
表6-581909-1954年部分年份境内饮食服务业经营网点一览表
1955年，全区饮食网点1455个。1958年将个体摊贩组成90个门点。1960年新增303个熟食摊贩。在合作化过程中操之过急，网点拆并过多、分布失衡，又经三年自然灾害困扰，传统经营格局被打乱。
“文化大革命”中，饮食经营项目倾向大众化、简单化，传统技艺失传，特色品种减少，服务质量明显下降。居民“吃饭难、住宿难、理发难、洗澡难”，成为多方呼吁的社会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流通领域贯彻“国家、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80年代为区属饮食服务行业鼎盛时期。老通城、五芳斋、小桃园、春明楼、芙蓉等老字号酒楼先后扩建改造；启新、铁鸟、时记等知名照相馆业务兴隆；宝华洗染厂、东华园浴池和长生堂理发厅、上海理发厅经过设备更新改造，传统经营特色得以恢复和发扬。
1991年汉口火车站搬迁后，客源骤然下降。1992年配合解放大道黄浦路下沿线拓宽和旧城改造，区属饮食服务网点拆迁70多家，整体效益下滑，社会办饮食服务网点大幅扩张。1995年全行业年销售10115.96万元，利润423.83万元。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小蓝鲸”、“三五”、“老川菜”、“湖锦龙腾”、“太子酒轩”、“香江海鲜”等新字号争相崛起，星级酒店中西餐厅及“永和豆浆”、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连锁店遍布市并。进入21世纪以后，江岸地区饮食服务业更新结构、提升档次，获得更大发展。
2004年末，境内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171个，就业人员10138人，全年营业额7.28亿元。住宿业个体经营户113户，就业人员236人，餐饮业个体经营户4438户，就业人员13972人。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占13.4%，集体和股份合作企业共占22.2%，私营企业占45.6%，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4.1%，外商投资企业占2.9%，其余类型企业共占11.8%。
同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合计12.36亿元，负债合计8.6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3.76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9.6%。分行业看，住宿业为68.8%，餐饮业为71.4%。同期，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7.21亿元，利润总额-0.16亿元。（表6-59至表6-63）
表6-592004年江岸区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就业人员及营业额一览表
表6-602004年江岸区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一览表
表6-612004年江岸区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总额一览表
表6-621955-2004年部分年份江岸区属饮食服务业经营网点、人员一览表
表6-631983-2004年江岸区属饮食（服务）公司经营情况一览表
注：1988年后与服务业合并统计。
（二）管理
清代末期，饮食服务业主少则三四户，多则十余户，结成行帮，由同行推举帮董或帮首。各行帮订有成文或不成文的行规，包括缴纳会费、会员权利和义务等条款。民国初年组成同业公会，同业公会起评议物价的作用。
1953年后，政府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方针，合并成立武汉市饮食同业公会，协助政府管理市场、分配货源、指导业务、评议物价、组织会员学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955年12月，武汉市生活服务公司江岸区管理处成立。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分别成立市饮食公司江岸区管理处和江岸区服务公司。1957年8月区饮食管理处、区服务公司合并。1959年饮食业物价实行“四定”（定分量、质量、价格、粮票）管理。
1961年区饮食服务管理处撤销，分设区饮食公司、生活服务公司。市饮食公司将“老通城、扬子江、筱陶袁、春明楼、邦可”等店划为直管。1962年区饮食公司、服务公司合并为区生活服务公司。1963年餐饮网点回升到924个，个体熟食摊贩由745户、1550人减少到303户、376人。1964年区生活服务公司分设为市饮食、服务公司江岸区管理处。同年10月成立合作饮食服务管理处。1965年取缔集市贸易，限制合作企业和个体摊贩，饮食网点数下降；同年4月，江岸、江汉区饮食服务机构合并组建第一管理处。
1966年，撤并合作店（组），向国营体制过渡。“文化大革命”中，全区个体摊贩合并为12个联营组。
1971年市饮食、服务公司将中型企业移交区商业局，小型合作企业转交街道。1976年10月，江岸区分业成立饮食管理处和服务管理处。
1981年区饮食、服务管理处分别更名为区饮食、服务公司。1982年市公司对区公司实行利润包干、定额分成、超额留用。1983-1985年国营、集体中小型企业先后实行经营承包和税后承包。区公司由管理型向经营管理型过渡，基层企业自主权扩大。
1988年建区饮食服务管理办公室，1988年，区直属独立核算企业61家门店163个，在岗职工3361人，离退休职工1598人。至2004年，区饮食服务管理办公室对全行业行使“统筹、协调、管理、服务”职能。
二、饮食业
（一）餐饮业
清道光年间，境内已有菜面馆业、豆丝馆业、酒店炒菜业、面业、素菜业及杂碎馆业等，不同菜系的酒楼逐渐兴起，风味小吃已很普遍。包席馆还经营炊、餐具出租业务，故有包席赁碗业之称。以后逐步萎缩，1949年后自行消亡。
汉口开埠后，租界内外先后建起一批饭店。法租界、日租界分别有安乐饭店、德明饭店、松及家旅舍等。同时也有国人开设的西餐馆、酒楼、茶馆、饭店，除较著名的新新饭店、人和昌、小京台、嘉宾、圣新、洪晟、友益街华商饭店外，还有饭店、旅馆、客栈90余家。有京、苏、川、粤、浙、宁、徽、湘等风味的餐馆，经营英、法、德、俄各式西菜西点的西菜馆和经营日本菜肴的料理馆。风味熟食小吃店有烧腊店（卤菜）、粉面馆、牛肉馆、甜食馆、油条馆、饼子店、汤包馆、水饺馆、煨汤馆等，其他众多风味熟食小吃店遍布大街小巷。除就地生产零售外，还批售小贩走街串巷。
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后，各地风味餐馆、回民餐馆、西餐馆和东洋料理馆在汉口火车站附近开业。尤以风味独特的小吃品种为市民青睐：长清里豆丝物美价廉，马福盛牛肉面浓香爽口，玉露春烧饼形似“蟹壳黄”，五芳斋排骨面肉嫩汤鲜，黄陂桂花汤圆玲珑剔透。
据史料记载，20世纪初武汉有西餐馆26家，江岸一带就占有22家。租界内灯红酒绿，车水马龙，昼夜不息。有民谣流传：“银牌点菜莫论钱，西馔菜肴样样鲜。山珍海味都可吃，坐场江岸数第一。”据1909年统计，境内有餐馆250家，占全市的25.2%（其中，较大型酒楼占总数的1/3）。是时，保成路被称为“馆子街”、“好吃街”。
饭馆有科饭馆、扒笼馆和一般饭馆三种。科饭馆是以供应小菜饭为主的夫妻店，常年经营品种大锅炒的素菜和小荤菜如干子、千张、烧腊、炸小鱼等品种，夏秋卖凉莱，冬天供应骨头熬萝卜，是贫苦劳动者聚餐、小酌的地方。扒笼馆以笼蒸菜肴为主故名；菜肴以猪头肉、腊头肉蹄膀、蹄花、黄鳝鱼、鲢子鱼等为主要原料；蒸鱼、蒸鸡、蒸鸭、蒸丑（牛肉）、蒸膀、蒸蹄花、蒸糯米元子等品种是其名菜，规模稍大于科饭馆。一般饭馆即通称的饭馆，是以鄂菜为主的饭铺，供应蒸菜、炒菜和酒席，规模、烹调技术居科饭馆和扒笼馆之上，逊于酒菜馆。武汉解放后，科饭馆、扒笼馆和饭馆逐步演变成经济饭馆，经营大众菜饭，具有方便、快餐、经济实惠的特点。
西餐馆旧称番菜馆。1913年继汉口大旅馆建成后，“一江春”、“海天春”、“第一春”、“万回春”、“普海春”、“美的卡尔登”、“大中美”等大型西餐厅陆续开业。
20世纪30年代，中餐馆经营不景气，而西餐业务不衰，著名的大中型西餐馆及西餐小吃馆盛极一时。大型西餐馆都是中国人经营，厨师大多是洋行帮厨出身，服务员也是华人。馆子的设施、设备餐具西洋化，主要供应公司菜（即份菜或套餐），也供应点菜。西餐馆多做下午和夜间生意，有的送菜上门。“福寿林”每周六将下周菜单分寄各常客，方便食客点菜。外国人经营的西餐馆均设于租界内，主要为外轮水手和侨民服务；菜肴大半为俄式，如邦可、美尼琦。外侨的俱乐部，如英国波罗馆等，采用进口配料，风味较正宗。外国酒吧间也有西式菜点供应。
餐饮业的进货，通常由老板直接经手或交亲信办理。普遍采用“随进随销、加快周转，囤积俏货、以货养货，旺进淡销、赚取差价”的进货方式。
1931年遭受历史罕见的水灾，加上战争频仍，导致百业萧条，餐馆停业，仅有火车站附近和法租界新开之“红楼”、“铁路”等饭店，及后迁入的“大东”、“万园”（后改为“爱国”）等旅馆。据1935年《实业部月刊》记载，当年汉口“中西菜馆业，能稍获利者，不过十分之一，亏折者十分之九”。
1937-1938年，宁、沪等地受战事威胁，国民政府机关和大批商户西迁武汉，境内徽州菜馆增至20多家。
抗日战争初期大批难民涌入，火车站附近餐馆就膳需求扩大。武汉沦陷前夕，餐馆业纷纷停业。沦陷期间，以日本菜馆较多，伪市政府对中餐馆实行物料配给，复业户虽不少，但营业清淡，勉强维持。1940年前后，法租界岳飞街的“北京致美斋”、“味艘别墅”，友益街的“新兴酒楼”、江汉路的“中南春酒搂”陆续开业，厅堂装修雅致，菜肴风味别致，在萧条中略显时尚。
抗战胜利后，扬子江饭店和万国、新新、车站、京汉等旅社重新开张。1946年区内饭店、旅社恢复到780家，不久，受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的拖累，又趋衰落。1949年春，境内中西餐馆只剩31家。
武汉解放初期，经济饭馆生意兴旺，酒楼和茶馆则比较清淡。1951年大众白案品种实行明码实价。1955年后，统一主要品种质价标准，建立“三先制”（新增或调整品种须先算、先试、先报）、台账制、度量衡检验制、保密制、检查制、奖惩制等行业规章。
1954年，全区饮食服务网点1260个。1955年饮食网点发展1455个。餐馆工资为底薪加堂彩或小费，1956年改为小固定大提成。公私合营后，西餐馆改营中餐，仅国际旅行社所属胜利饭店等几家西餐厅对内供应。粮食加工品及主要菜肴、卤制品价格由市公司制定，区管理处（公司）按分类毛利水平20%～50%不等测定特色菜肴价格，报市公司备查。行业主管部门设物价管理职能科室，各餐馆设专兼职物价员。1957年8月，区饮食、服务管理处合并。1958年将个体摊贩组成90个合作店。
1959年起，白案品种实行“五定”（定品名、分量、质量、价格、粮票）管理，由市主管部门编制统一的质量、价格标准。自然灾害期间，部分餐馆凭“三券”（进餐券、粮票、钞票）供应。
60年代初开放集贸市场，餐饮进货以计划分配为主、集市采购为辅。1963年餐饮网点回升到924个，个体熟食摊贩则由745户、1550人减少到303户、376人。当年将饮食业划分为饭店、酒楼等七种类型。
1966年，较大公私营餐馆转国营。取缔流动个体摊贩（有门店或经批准的固定摊贩转为联营组），关闭西餐店和咖啡厅，精简合作饮食店。“文化大革命”期间，国营餐馆受货源紧张和社会动乱影响，可供品种和数量较少（且素多荤少，曾一度采取高价经营、凭票供应的办法），市民买早点需排队，中午就餐比较困难。
武汉解放后，区公司、基层店均配有卫生管理部门和专兼职管理人员。行业卫生制度主要有餐具消毒制、食品卫生制、店堂卫生制、个人卫生制、环境卫生包干制等。每年举办培训班，对一线操作人员加强健康检查。在国家、省、市组织的卫生大检查中，五芳斋酒楼、长生堂理发总店、爱国旅社、东华园浴池等企业多次被授予“卫生先进单位”称号。区公司设保卫委员会、各中心店设治保小组、分店设专职干事，在公安部门指导下，健全旅店治安管理制度，确保旅客人身及财产安全。
图6-10传统老字号——老遵城酒楼（1998年摄）
1978年饮食业重新划分类型，恢复传统经营特色。众多风味小吃店和大中型酒楼开展名师挂牌、节令时令菜点展销。1979年12月起，餐馆原料计划不足部分可自行采购（区饮食公司曾设立外采组集中采购货源）。1983年对牛肉、白案品种控制毛利，基层可自行定价。随企业自主权的逐步落实，各餐馆自行安排所有经营活动。物价管理重点转为“明码标价、明码实价”。
改革开放后，胜利、江汉、滨江等饭店中西餐厅陆续对外营业。部分酒楼开始兼营旅店、副食等业务，有条件的还附设客房、舞厅或举办茶座、音乐会。各店注重店堂装修，使用空调设备和冰库、冷柜、电烤炉、液化气灶、绞肉机等炊事机械。推行引客入座、临台点菜、送茶递巾等服务程序，恢复和创新特色风味菜肴。熟食小吃店（摊）小酒家分布广泛，早点早茶及夜市生意兴隆。
江岸地区饮食业以鄂菜为主，荟萃各帮风味。传统名店有老通城、新兴楼、五芳斋、春明楼、中南春、芙蓉、京汉、一品香、小桃园煨汤馆、山西刀削面馆等酒楼；知名菜肴和小吃品种有清蒸武昌鱼、红烧蛔鱼、黄陂三合、沔阳二蒸、红烧野鸭、糖醋麦啄、东坡肉、蟠龙卷切、飞燕全鱼、鸳鸯里脊、茄汁花雀、老通城豆皮、小桃园煨汤、山西刀削面、一品香大包以及面窝、汽水包、发米粑等。（图6-10）
90年代后期，因设备老化、经费不足、经营管理不善及房屋拆迁等原因，区属饮食服务企业整体转换经营机制，组建股份制企业或转为私营。在国有、集体资本退出的同时，外资、股份制和民营资本性质的餐饮酒店蓬勃发展：川味麻辣烫风靡一时，太珍火锅、神龙火锅生意火爆，凯威啤酒城等大型自助、连锁餐厅接踵兴起。菜式品种和花样不断翻新，蛇类、麻雀、鲨鱼、蜈蚣、野猪肉等异类及韩国烤肉等外域美食登上大雅之堂。亢龙太子酒轩、湖锦酒店、三五醇酒店、梦天湖大酒店、三五酒店、凯威啤酒城、六合宴、金汉城等一批民营餐饮大户脱颖而出。适应都市夜生活需要，餐饮业呈现“扎堆”效应，形成香港路、吉庆街美食娱乐一条街，堤角牛骨头一条街以及蔡锷路、南京路、车站路、洞庭街、岳飞街餐钦文化街，黄兴路卡拉OK餐饮，胜利街、四唯街休闲餐饮特色店和街头“靠杯酒”等美食群落。江汉路步行街中西餐饮门店汇聚各类时尚小吃，沿江大道、江滩夜景音乐咖啡酒吧等也受到市民和游客的青睐。
随着人们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经济实惠、快捷方便的中西快餐应运而生。洋快餐主要有肯德基、麦当劳等西餐口味，经营炸鸡腿、土豆条及西式饮料，消费对象主要是青少年。中式快餐取西餐之经营管理模式，营销中餐菜肴。盒饭为上班族、打工族午餐首选，多由街道旁边个体餐车、摊点经营，每份价格3元～5元。
2000-2004年，喜庆宴席（即婚宴、生日宴、升学宴、乔迁宴）及年夜饭，作为一种时尚消费开始兴起。以往春节期间大小酒店打烊歇业，成为餐饮业最红火的时候，特别是“太子”、“湖锦”、“三五”等大型知名酒店，客人不断，有的酒店日销售额可达30万元。（表6-64、表6-65）。
（二）茶饮业
记载汉口茶馆最早、最详的文献是清道光年间范谐《汉口丛谈》和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所载当时后湖几十家大小茶馆星罗棋布，生意兴旺，自晨开店，深夜打烊。
表6-641988-2004年江岸区知名餐饮店一览表
续表
表6-651993-2002年江岸区零售批发贸易餐饮业总产出一览表
汉口开埠后，租界内开办起众多咖啡馆，专营西式糕点和咖啡饮料。同期，华界茶馆茶摊日益增多，为商贾洽谈生意、手工业者接活觅业的场所。因对象复杂，每每被帮会所把持。租界内茶馆因“治外法权”保护，为地方政府管理所不及，更是藏垢纳污之所。
光绪末年官府禁演花鼓戏，为避缉拿，戏班在德租界华景街附近茶馆楼上半夜化装演出。尔后，花鼓戏在租界茶馆盛行，茶馆生意兴隆。1909年境内有茶馆98家，占汉口总数23.5%。当时茶馆分有等级：25张以上茶桌为甲等，15张～25张为乙等，5张～10张为丙等，5张以下为丁等。大茶馆内设雅座和普座，普座为方凳或条凳，茶叶中等。雅座为靠椅或躺椅，春秋备毛巾，冬天有毛毯或狗皮褥，茶具雅洁，沏上等茶。中小茶馆设备简陋，遍布街头巷尾。
茶客依地段不同而分类。背街茶馆的客人主要是各行当的手工业者，来此打听行情、承接活路、饮茶小憩。沿江和铁路边茶馆的常客，主要是水陆货运装卸工和三轮车夫，及货主、买家、船主、船工。城郊茶馆常有菜农、商贩交货结账。公园景区茶馆接待游憩之人。茶馆营业分早中晚三道茶，一般以12时和18时为分时限，逾时另沏茶收费，不卖抬茶（两人以上共买一壶茶）。茶桌按方位分上中下台，先喝茶后收钱。如茶客暂离须将茶杯靠拢、茶壶摆好，店方不收茶具，其他客人也不占席。
茶馆按业务性质分“清水、浑水”两种类型。清水以卖茶为主，出售香烟、点心等佐茶品，附设理发，可点菜就餐。浑水茶馆除售茶外，还有戏曲说唱、皮影、木偶表演和标会、赌博、抽头等项目，另有擦鞋、修脚、算命者和零食小贩穿插其间，部分浑水茶馆与胭粉交易有染。辛亥革命后，花鼓戏风行各大浑水茶楼，汉剧当初也在茶馆演出。
20年代武汉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期间，时常在茶馆集会。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转入地下，有时借茶馆秘密接头。
30年代，当局颁布取缔茶馆业14条规定，“不准租给茶客集会”，对掩护共产党员的，“一经察觉除将该茶馆封查外，并依法惩办”。安排特务、青洪帮监控茶馆，强制市民“莫谈国事”。
1931年受经济萧条和水灾影响，服务业多数关停，唯茶馆增加，失业人口涌入茶馆打听行情，寻找就业机会。武汉沦陷时茶馆业受困，抗战胜利后遇苛捐盘剥、通货膨胀，至1949年春，许多茶馆倒闭。
武汉解放后茶馆业有所恢复。1955年全区有各类茶馆135家，饮食业从业人员582人。1956年对茶馆进行整顿，分公私合营、合作、个体3种类型。合营茶馆相当于过去甲、乙等店规模，有工人7人～30人。合作、个体茶馆相当以前丙、丁等规模，有员工3人～5人。1959年转交街道管理。1963年由市饮食服务公司管理。其间，一洞天茶馆改大智餐馆，沁园春茶楼改食堂，汉泉茶楼改旅社。
“文化大革命”初期，茶馆被当作“四旧”取缔。1978年以后，公园、风景区茶楼恢复营业，少数餐馆、旅店、浴池开办音乐茶座，居委会和居民开办小茶馆。茶馆业有所恢复。
1979年—2004年，品茶作为传统社交形式得到恢复。但传统茶馆已不多见，代之以休闲娱乐项目相伴随。大饭店、酒楼及娱乐场所多设置商务、音乐、情侣茶座，也有以品茗为主，兼营咖啡饮料、糖果瓜子和菜肴的休闲店，以为时尚，如“上岛咖啡”连锁店、珍珠奶茶店等。
（三）企业选介
1．武汉凯威啤酒屋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黄孝河路71号，特色菜肴为：肥牛火锅、肥牛普肉、肥牛眼肉、鳄鱼肉等。1998年后连续被评为“武汉市物价信得过单位”，“凯威肥牛火锅”被市饮食服务管理处评为“饮食业优质产品”。2001年被授予“武汉市地区1999-2000年度商贸流通优秀企业”。2001年被列为“江城职工再就业培训基地”。
公司下属凯威香槟会所位于胜利街183号，是第7家连锁店，主营川、粤、沪、鄂菜系大餐及啤酒吧、中西自助餐、巴西烧烤，每晚表演俄罗斯风情舞蹈。
2．一洞天茶馆建于20世纪30年代，位于大智路吉庆街口。楼上右边是雅座，其余是普坐。茶客多是附近的小摊贩和人力车夫等劳动民众。晚上表演皮影戏、评书以及唱“武汉小曲”，也有推牌九、打麻将和纸牌等娱乐活动。武汉解放后，一楼逐步改为饮食店，楼上住家，1999年因城市统建拆毁。
三、服务业
（一）行业沿革
区属服务行业包括旅店、理发、浴池、照相、洗染5个传统行业。
1934年，境内有服务网点346家（旅社101家，理发店109家，浴池16家，照相馆18家，洗染店102家）。
武汉解放后，全区服务行业在计划经济管理下，主要由国营、集体企业经营，服务人民生活，50-60年代，将个体经营户按地段组成互助组、合作小组、合作店。1958年起大合大并，服务网点减少。
“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体户被取缔。服务网点或更换牌名，或削减项目，整体服务质量降低。“文化大革命”后，服务行业逐渐得到恢复，发展传统服务方式，恢复名牌老店牌名，扩建、翻修店堂，引进现代理发工具，提高服务质量。
1983年，全行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1987年，国营小型企业分二批实行租赁经营。8月完成第一批14家，10月完成第二批29家。企业在租赁期间实行企业所有制、隶属关系、职工身份不变。租赁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租赁方式有集体租赁、合伙租赁、个人租赁等。租赁期一般2-3年。年底，区服务公司、启新照相馆、爱国旅社等43家国营商业小型企业全部实行租赁经营。90年代末，通过产权制度改革，退出国有、集体资本，原企业转换机制、职工转变身份。（表6-66）
20世纪80年代，两乡商业和服务业兴起和发展起来。1980年，谌家矶公社有饮食企业1个，年收入2万元。后湖公社有服务企业3家，年收入28万元。同期，百步亭、黄浦路的社队开办停车场。
1982年开设花桥、黄浦路、连城等饭店。80年代中期，两乡商业服务业有较大发展。1985年企业发展到123个，总收入由1980年的数十万元增加到2120万元。从业人员2588人，年创产值2068万元。
1990年，两乡商业饮食业企业231个，其中饮食业102个，服务业6个，年总收入8332万元。1995年红桥、石桥、连城、江岸、黄浦、花桥等6大饭店相继建成。
同年，后湖乡竹叶山村改制成竹叶山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17家，职工1541人，主要产品有汽车活塞环、服装及工艺制品等。1998年投资180万元，建成占地16亩、有240个摊位的佐料市场，汽配市场三期扩建90个汽车展位，引进客商100家，钢材市场三期工程扩建占地58亩，销售户多达220家以上。四大集贸市场吸引商家1000多个，形成庞大的商业网。2000年创总产值69342万元，营业收入167316万元，上交税金869万元，利润总额13643万元。
表6-661983-1987年江岸区服务公司经营情况一览表
注：1988年后与饮食业合并统计。
谌家矶先锋村1996年引资金2000万元，建成集餐饮、娱乐、垂钓于一体的永昌垂钓中心，吸引八方来客到此休闲娱乐。
2000年，两乡商业服务业企业968个，其中集体企业93个，占总数的9.6%；私营企业83个，占总数的8.5%；个体企业792个，占总数的81.8%。全年总产值65.4亿元。其中集体企业产值71294万元，占总产值61.3%；私营企业产值9852万元，占总值8.4%；个体企业产值35644万元，占总产值30.3%。商业服务业的总产值占两乡工农业总产值23.4%。
（二）旅店综合酒店
1．旅店旅店古代官名为驿馆、馆舍。晚清时期，旅店分为“上等旅馆”和“普通旅馆”。民间将旅店业分为客栈、号栈、旅馆（饭店）。
客栈分一般客栈和轮船客栈。前者多为汉口车站附近的夫妻店，设统铺床位，收费低廉，住客多是流动小贩和贫民，备小菜饭；轮船客栈设在沿江码头附近，规模较大，设备较好，有专人在码头接送过往旅客，代售代买车船票，备伙食。
号栈规模大于客栈，多设于行业集中地带。住客都是同乡行帮商人。膳食丰盛，代客办理储存、装箱、打包、报关、托运、汇兑等事务。大旅馆（饭店）地处闹市，规模堂皇，铺陈阔绰。多设有饮食部、洗澡间（除设有洗澡间外，另开有公共澡堂，近代更有专供女子洗浴的公共澡堂）、弹子房、电影部、戏剧部、跳舞厅等，颇为周全。
汉口开埠后，新开旅馆集中在江汉路上下及租界地段。英租界有江汉路的江新旅社（现为逸居旅社），法、日租界分别有安乐饭店、德明饭店、松乃家旅社等。共有饭店、旅馆、客栈90余家。如：车站路铁路、新新饭店，人和昌、小京台、嘉宾、圣新、洪晟、车站旅馆；友益街华商饭店、琼花旅社；大智路北京旅社、大智旅社等。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当局曾下令将京汉沿线各火车站旅店改为官办客栈。
30年代初，因水灾及推行“新生活运动”，对旅店业限制颇多，号栈营业不振。唯有法租界新开红楼、铁路等饭店，还有从租界外迁入的大东、万园等旅馆。武汉沦陷后，除法租界大旅馆、英租界东方旅馆、东亚饭店及日商旅馆外，其余均被日伪机关占用。抗战胜利后，扬子江饭店和万国、新新、车站、京汉等旅社重新开张。当时，当局对旅社检查极严，办店要呈报警察厅发给营业执照，宪兵、侦缉常以检查为名进出旅店敲诈勒索。
武汉解放初期，旅馆结构和功能有所调整：1955年，一二等较好的大中型店全部或部分包租给机关企业做宿舍、招待所；二等以下中小型店接待过往旅客；大号栈包给机关办公，其他号栈卖统铺。1956年1月全行业公私合营。较大的号栈转为“大公行”，较小的转为一般旅社。在合作化高潮中，拆并小型旅店，由企事业单位大量包租房间用作办公或宿舍。1962年，大中型旅店变相成为外地驻汉办事处或采购站，饭店会议多，旅客住宿紧张。“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会议长年占用几家大中型饭店，行业发展停滞。
1976年将接待对象分为解放军、采购、外调人员、病员、妇婴、中转、参观团体、会议等8类。由设在车站、码头的旅社服务站根据来客身份和事由介绍到相应旅店。江岸旅行服务社等店主要接待中转旅客；外宾、华侨、港澳同胞由国际旅行社武汉分社隶属饭店接待；小店住零星旅客。1979年后，旅店业逐步实行开放经营，各企事业单位和市郊农民开办的饭店、招待所纷纷对外营业。旅店网点、房间、床位数量大幅增加，服务质量提高，使长期以来“住宿难”的问题得到缓解。
2．综合酒店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条件的旅店向高档综合型酒店发展。出现香格里拉大饭店等一批中外合资大型星级酒店。酒店装修高档豪华，设施齐备方便，服务优质周全，提供餐饮、住宿、娱乐、旅游、宴会、会议等多样化经营服务项目。（表6-67、图6-11）
表6-672004年江岸区知名星级酒店一览表
（三）理发店
1．传统项目清末，境内既有挑担夹包走街串巷的剃头匠，又有坐堂经营的整容店。辛亥革命后，男性剪辫蓄短发，整容店变成理发店，新理发业应运而生。
早期理发业以木凳作椅，用梳篦、剃刀为男顾客剃头刮脸。辛亥革命后，始用推剪、条剪、长柄钢剪等工具，渐兴日式平头、俄式圆头、欧式西装头等发型。理发店按规模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店位于闹市地带，有15张～25张铁转椅、20名～30名工人（万国、长生堂、上海、皇宫等大型店尤擅理女发）；中型店有8张～15张转椅，10名～20名工人；小型店遍布街头巷尾，堂面较小，设备简陋，置放3把～7把转椅，以剪平头、剃光头为主。有的店还为顾客按摩、推拿、挖耳（业内称“武活”）。
1913年，武汉首家现代理发店“长生堂”在法租界开张。而后，俄租界上海理发店、英租界万国理发店、德租界皇宫理发店相继开业。在租界以外地段，从事理发的多是一些个体“剃头挑”和少量小店铺。“五四”运动后，知识妇女时兴剪短发，理发店兼理男女发型。1928年火烫、电吹风传人。彼得美容院（俄）于1933年首创女子电烫发业务，理发业纷纷效仿，电烫风靡江城。
抗战初期人口流量陡增，理发业务增加。武汉沦陷时期，理发业向租界和市郊转移。抗战胜利后，各店扩充门面，招聘技师。但因时局动荡，较萧条。
解放初期大中型理发店收费偏高，受流动“剃头挑”冲击而被迫降价，产生倒闭等现象。1950年底贯彻面向大众服务的经营方针，理发业经营不振的局面得到扭转。
1956年公私合营后，对部分条件差的网点安排撤并或向新兴工业区迁移。同年，理发业归口市生活服务公司管理。“一五”时期，实行机关团体八折包票，电推剪、炕风器普及。1957年增加“剪、洗、修”等单项服务，将个体业主按地段组成互助组、合作小组、合作店。1958年起大合大并，理发经营网点减少。1962-1965年，按区域划分上门服务范围，由理发店派人到企事业单位和街道定点服务。“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体户被取缔。理发店或更换牌名（如长生堂改为“二七”等）或削减项目（取消女子烫发等），整体服务质量明显降低。
1978年，理发店按技术设备等条件，分三批恢复烫发业务和传统服务方式。名牌老店恢复牌名，扩建、翻修店堂，陈设雅致、整洁、舒适。冬生火炉保暖，夏有电扇、空调，引进现代理发工具，选用高级化妆品和美容器械。80年代前半期，各类滚刷、自控炕风、多档小吹风、冷烫药水得到广泛应用。理发师根据顾客气质、职业、脸型、年龄以及气候变化，塑造新颖时髦发型，名店技术水平得到普遍提升。1985年后，私营、个体理发店逐渐增多，国营、合作理发店减少。（表6-68）
图6-11香格里拉大饭店的大厅
表6-6820世纪80年代江岸区国有理发店一览表
2．美容、美发20世纪90年代至2004年，广东、温州一带个体“发廊”大批涌入，本地人也仿效开办，多开设于车站、码头、僻街小巷，除经营理发外，还招募年轻女性从事异性按摩业务，开始尚有泰式等手法按摩，后亦无甚手法，仅为满足少数男性顾客之低级趣味而已，其中部分涉嫌色情服务，屡遭社会治安管理部门查禁。同期，为适应现代社交及审美需要，也出现专门服务女性的综合美容店，从事女性发型设计、面部按摩、美体健身等业务。
（四）洗浴
清代有浴缸店，浴缸形似水缸，椭圆状，能容1至3人洗澡。清末以后有盆堂、澡堂、木盆3种类型。
汉口开埠后，始有澡堂（也称池堂）。席位80个～100个、雇工20人左右的为中型店；席位50个～60个、雇工10人左右的为小型店。浴池隔成头池、二池、三池，各池水温有高低之别。休息室里有躺椅、茶几，备有毛巾、浴巾和茶叶。
盆堂店属大型浴室，内设男女澡盆、淋浴大池及躺床，有锅炉等设备。大店兼营茶馆酒楼，有特定的浴客。室内分特别雅座、雅座、官座、单间客房和普座。有躺床坐炕120个～140个，员工30人～50人，备有上等毛巾、浴巾、茶叶。特别雅座华贵、舒适，兼有理发、搓背、修脚、推拿等服务项目。
1912年，扬州商人在友益街158号开办东华园浴池。汉口火车站通车后，吉庆街第一浴池和东泉、明园、三元里浴池相继开业。1937年，境内有较大规模浴池9家，生意兴旺。武汉沦陷后市场萧条，境内浴池关停7家。木盆洗澡业因收费低廉而成为大众和难民去污避寒之所。抗战胜利后，浴池业逐渐恢复。1946年，太平洋浴池（在黎黄陂路）、鑫园池等一批浴室相继开业。东华园、龙泉池等名牌老店更新设施，重操旧业。武汉解放前夕，时局动荡，澡堂业务清淡。
武汉解放后，盆堂店以市民和外来旅客为接待对象。部分机关、企业自设澡堂，浴池业一到淡季就出现停业、价乱等现象。1956年浴池业公私合营后，归口市生活服务公司管理，此后由于燃料紧张，无力维修房屋和锅炉，行业出现萎缩。“文化大革命”期间淋浴盛行，一些传统服务项目被取消，服务质量明显下降。
改革开放之后，浴池业因长期收费过低、无力更新设备且燃料提价，加上退休金支出负担过重等原因，企业入不敷出。80年代境内有名的浴池主要有东华园浴池和东泉浴池（中山大道东山里11号）。东华园为一家常年开放的大型浴池。设大池、淋浴和盆浴，用恒温器调节水温。有修脚、搓背和上门修脚等服务项目。还利用蒸汽制作蒸馏水常年对外销售。夏季经营刨冰、冷饮，接待旅客住宿。
1984年冬—1985年春，市政府对浴池业采取财政补亏办法予以扶持。1985年3月，东华园盆堂店首开桑拿浴室，同年12月又开设化学助剂矿泉池，为武汉市浴池服务的首创项目。至2004年，境内浴池业服务项目在传统服务的基础上，发展了各种足浴、桑拿浴、矿泉洗浴、药物洗浴等服务项目。
（五）照相馆
甲午战争以后，英、法、德，美、日各国照相器材进入武汉倾销。1893年，日本人山田清藏开设永清照相馆，成像清晰，曾风行一时。此后，日本人增开“清叶”、“汉口”两家照相馆。同期，利用摄影特技，推出“化装相”和“化身相”。辛亥革命后，日商所开“清叶”、“汉口”两家相继歇业。1919年武汉第一家由国人所办的真光照相馆，在法租界德明饭店对面开业，器材从国外进口。1929年启新照相馆在江汉路开张，后短期迁往旧俄租界三教街（今鄱阳街八七会议旧址附近），30年代初推出室内电光艺术人像。1930年，时记照相馆在海寿街三德里开业。随着民族照相业的兴起，日商照相馆每况愈下。武汉沦陷期间，日商抢占照相馆改牌经营，华商照相业备受摧残。抗战胜利后，照相馆相继复业。“国泰”、“铁鸟”等照相馆在中山大道开业，武汉照相馆在江汉路开业。武汉解放前夕，社会、经济动荡，境内26家照相馆只有8家勉强维持。
武汉解放初期照相材料缺少，业务清淡。失业店员为谋生计多设摊营业，降价竞争。市人民政府督促业主改善工人待遇，银行向困难店发放贷款，给予扶持。1952年私营照相业建立工会和民主管理制度。1956年1月全行业公私合营，归口武汉市生活服务公司，采取“以大带小”的办法调整网点和技术人员，并扩大规模，提高公有制程度。
20世纪60年代初，照相业到农村、工厂、学校团体和街道服务。依设备、技术、管理等状况，将照相馆划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甲级店职工30人～80人，照场3个～5个，设备齐全，机具较新，对摄影、暗室、整修、着色、裁切等工序都有细致规定，以拍摄艺术人像、团体相为主。“文化大革命”时期，行业内大搞所谓“镜头下的阶级斗争”，业务技术人员受排挤，照相花色样式单调。
80年代后，照相业管理体制改革，国营、集体照相馆实行个人经济承包，增加服务项目，实行多种经营。90年代后，个体、私营照摄影店兴起，香港、台湾商人投资兴办“薇薇新娘”、“非常台北”等专业连锁店，在传统项目的基础上，发展“新婚照套装、明星照套装、宝宝照套装”等特色服务项目。
（六）洗染店
早期为家务劳作，渐次出现面向社会的洗染坊。现代洗染业则专指运用机械辅助加工的西法洗染业。洗染业按经营项目分白衣、绒衣两大类。白衣店专洗旅店、医院、工厂、车船床上用品或工作服；绒衣店承接日常服装和名贵衣件。按经营形式分为洗衣店、洗染店和流动摊点。洗衣店工具简单，服务灵活；洗染店一般为前店后坊，置有地灶、染缸、力马架等设备。流动摊点肩挑手提，走街串巷收取待洗衣物，集中洗净后送还顾客。
1911年浙江镇海人贺宝庆在法租界（今车站路）合资经营宝华洗染公司，“洗、染、烫、补”丝绸、毛呢等中西服装。1920年启用手摇甩干机，领“机器洗染”之新潮。洗衣、染坊两业相继效仿，至1928年境内已有悦华、上海、中央等20余家洗染店。武汉沦陷后洗染业务清淡，幸存的店和摊点仅能维持。解放前夕洗染行业已濒于溃散边缘。
武汉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对洗染行业调低税率加以扶持，行业获得生机。当初洗染店多数属绒衣店，1956年并入洗衣店。公私合营后不断撤并，形成集中生产、分散门市、统计盈亏的经营模式。随经营管理环节增多，出现“交件慢、费用大、效益低”等问题。
1959年，始用锅炉、摇锅、平光机等机械设备，承接批量染整、平光业务。“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干洗皮统、丝绸、缎绣等特技近乎失传。1977年，仅剩少数洗染厂和门市部靠小批量加工染整和棉被出租维持经营。1978年，恢复名店招牌和传统特技，开辟机器干洗等新业务，染整、平光质量稳步提高。但掌握传统技艺的能者不多，后继乏人。
改革开放后，境内洗染业引进先进洗染设备，机械化程度提高，随市场上各种花色布料及成品服装的增多，除皮料外，布料加工染整、织补业务逐渐减少，各种洗、烫业务增多。同期，个体洗衣店得到恢复性发展，主要承接服装洗、烫、织补业务。1983年，区属洗染行业拥有锅炉、高温锅、烘干机、叠布机、洗衣机、甩干机、汽车、伸幅机、丝光机、烧毛机、定型机、烫平机、掷染机、印染接头机等设备，达到染整、平光机械化。1985年引进干洗机、烫平烘干机，业务范围扩大，洗染服务项目增加。20世纪90年代后至2004年，个体、私营干洗店兴起，国营、集体洗染店基本上退出市场。
（七）企业选介
2．长海大酒店位于黎黄陂路口沿江大道111号，酒店所有客房都能观赏长江两岸及江滩美景。2004年前，是湖北省唯一获国家旅游局“环境与艺术”金奖的酒店。环境高贵典雅，有标准间、单人间、双人间、商务套房、豪华套房等多类房型188间，设有大小会议室、多功能餐厅、特色包房、欧式酒吧、日式茶道、梦幻KTV、美容美发、桑拿、健身娱乐等设施。酒店顶层可举办大型宴会、招待会、工作会或安排自助餐。一楼商品部销售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和旅游工艺纪念品。
3．滨江饭店位于山海关路2号，1950年建店，多次接待国家领导人及中外贵宾和承接国家、省、市级大型会议。接待条件和服务质量达到三星级酒店标准。是中国旅游饭店协会会员单位、湖北省酒店行业“五十强企业”、“十佳信誉单位”。有豪华套间、标难间、3人间170余间客房，有10个大中小型会议室，餐厅可同时供600余人用膳。有中央空调、有线电视、舞厅、酒吧、休闲娱乐厅，及商场、美容美发厅、医疗站、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提供复印打字、代购车、船、机票等商务代理。17层客房大楼是观赏江滩美景的近水楼台。
4．港澳中心商务酒店位于江汉路步行街118号，2003年5月开业。是武汉首家五星级公寓式酒店，主要接待高层商务客人、外宾旅游团队、外企常驻代表及高档商务会议。临近保成路和吉庆街夜市、武汉海关、江滩花园等观光景点。酒店有120间客房和超大套房，设置宽带网络综合布线，有中央冷暖空调。设商务会所、顶层游泳池、地下停车场、美容院、游戏厅、卡拉OK厅和购物广场、影剧院；内设国际连锁新加坡泰国村鱼翅店、中餐厅、咖啡厅、多功能宴会厅、各式中小型会议厅。酒店商务中心提供电脑图文传真、国际互联网通讯等电子文秘服务，还设立多种规格的私人会议室，满足宾客的个性化需要。
5．武汉中原国际大酒店位于黄浦大街27号，国际四星级标准涉外酒店，占地28000多平方米，综合配套设施功能完备。有123间客房，设有电子门锁、客用保险箱、冰箱、迷你洒吧、卫星电视，有7间会议厅。设有盈智行政会所，为商务洽谈、办理公务、迎客访友提供方便。酒店内设雅典西餐厅、全球第二十九家“泰国村”鱼翅店、泰餐吧及健身中心、月光城夜总会及桑拿健身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