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英烈网

革命先烈的鲜血告诫我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激励我们公正廉洁、艰苦奋斗、惩恶扬善；鞭策我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懈奋斗。

共产党员吴官正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为济南战役纪念馆题词

目录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记夏振秋烈士泰安市泰山区党史办（1）

为国为民赤胆忠心

——记郑世东烈士宁丰书苗玉华（7）

黄象和烈士传略吕忠全杨庆发（16）

耿耿丹心昭日月铮铮铁骨壮山河

——王之凤烈士传略纪张斌（22）

英雄的战士无畏的勇士

——记华东二级人民英雄徐学盛烈士朱兆昌（28）

好党员好干部

——记李文林烈士淄博市临淄区民政局（47）

深切怀念刘茂堂烈士臧育生张敬一张晋德（54）

人民功臣王克传褚爱国牛尊先（60）

忠诚实践党的宗旨的模范指导员

——记姜升立烈士于浩王仁君马玉明（65）

见义勇为铸英魂

——记马建敏烈士綦建壮娄明亭（74）

闪光的青春

——记“98”抗洪烈士岳福勇孙星月张延兴（79）

问渠哪得清如许敢将英魂忠报国

——记林西环烈士王维升孙中海（87）

爱兵模范王裕昌孙宝良（95）

救护英雄王连清吕忠全杨庆发（99）

浩然正气千古流芳

——记董振彩烈士辛崇法宁丰书（103）

矢志不渝百折不挠

——记范景蘧烈士宁丰书苗玉华（110）

泰山汶水祭英灵

——周茂泉烈士事略周庆霞朱彦波（125）

铮铮铁骨震歹徒一身正气英名传

——记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张杰烈士莱西市革命烈士陵园（144）

为警一生奉献终生

——记全国公安战线二级模于吉海烈士于志刚吕忠全（156）

异国他乡安忠骨英名馨魂归故乡

——记刘同财烈士桓台县民政局（170）

蒙山沂水颂英雄

——记沂南县首任县委书记李铎烈士刘惠基（180）

忠心耿耿为人民

——记王新民烈士宁丰书苗玉华（186）

革命先驱光照后人

——宋延琴传略荆承昆（192）

人民的好警察

——记高书彬烈士乳山市民政局（199）

碧血丹心铸忠魂

——记张国峰烈士寿民范星路（210）

“八一”军旗上有他血染的风采

——记战斗英雄陈华斋刘传功（216）

血洒丝山浩气长存

——记尹仲岩烈士辛崇法苗玉华（223）

刘鸣銮烈士传略刘惠基（230）

邵德孚烈士传略济烈园沂民文（236）

威震敌胆名扬胶东

——记林月樵烈士王兴才宫仁宗（243）

深入敌穴侦察捕俘

——记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刁仁忠李京南（255）

——记夏振秋烈士

泰安市泰山区党史办

一

夏振秋，曾用名夏天保、夏厚东。1901年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城东关永福街（今泰安市泰山区）一个市民家庭里。他自幼读书，聪慧好学。但由于家庭生活日渐困难，高中毕业后无力继续升学，只得辍学在家赋闲。1922年，渴望继续深造的夏振秋来到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不久因家庭生活更加困难，难以维持他的食宿，只好返回家乡。为谋生计，他四处奔波，亲身体验和目睹了挣扎在食不饱腹、衣不遮体、饥寒交迫境地的中国人民的悲惨景况。他开始思考、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1年，夏振秋应聘到城内英国教会办的私立育英中学当国文教员。其间，他为寻求真理，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在课堂上，他宣传进步思想，介绍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等进步作家的著作，讲解反封建的古诗文，以此启迪学生们的思想。他还声色激昂地为穷苦百姓呐喊、为遭受压迫剥削的人们鸣不平。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要想救穷人、救中国，只有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而中国共产党走的正是这条充满希望和前途的革命道路。于是，他在泰安国民党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党的事业，他不顾危险，积极工作。1933年12月因泰安党组织遭敌人破坏，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抗战政策，致使我大片河山沦陷在日军铁蹄之下，中国人民处于亡国亡族的危险之中。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夏振秋，在祖国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找到中共泰安党组织和山东省委，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在党的领导下，毅然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中。

省委决定以泰安党的力量为基础，在泰安徂徕山、泰西地区分别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夏振秋被派往泰西地区，与远静沧、崔子明一起，以夏张为活动基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培养抗日骨干力量。夏振秋积极配合他俩发动群众，筹集枪支，组织游击队。经过两个月的组织，他们动员组织了40多人和部分枪支，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打下了基础。

1937年12月下旬，省委代表张北华和共产党员程重远到达夏张镇，与远静沧、崔子明、夏振秋会合。此时日军已轰炸泰安城，形势危急，正是省委确定起义的好时机，他们决定抓紧举行起义。起义首先要有足够的枪支，他们利用地主、商人保家护财的心理，以组织夜间巡逻、防备溃兵为由，巧妙地把他们手中掌握的枪支转移到游击队手里。他们当即决定连夜把队伍拉出夏张镇。

这一天，队伍转移到夏张镇西北10公里的馍馍山。由于村政权的干涉，他们只好来到山南鹁鸽崖山洞里住宿。当时正是深冬季节，夏振秋和战友们忍受着饥饿寒冷，度过了一个漫长难忘的不眠之夜。没有吃的，大家凑集了24块大洋，暂时解决了给养问题。这时，地主分子又造谣说，鹁鸽崖起了“土匪”，煽动红枪会准备攻打游击队，在队员之中造成惊慌。张北华、远静沧、崔子明、夏振秋等共产党员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一面做好队员们的思想工作，反对藏枪解散；一面通过关系，向当地群众做了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消除了他们对游击队的误解，粉碎了地主分子破坏游击队的阴谋。斗争的胜利，使夏振秋和战友们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

几天后，这支游击队转移到离夏张镇西北6公里的响水寺，开展抗日宣传，扩大队伍，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夏振秋和崔子明去二区区长薛家俊那里做统战工作，使这些人保持中立，不破坏游击队。通过他们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有不少爱国青年慕名前来参军，队伍很快发展到30余人。为了进一步扩大队伍，游击队转移到肥城县空杏寺（今肥城仪阳镇）一带活动。1月中旬，经过联络，其他几支游击队赶到了空杏寺集合。起义部队扩大到100余人、80多支枪。张北华根据省委决定，宣布成立“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张北华任主席，远静沧任政治部主任，葛阳斋任副主席。夏振秋负责自卫团政治部的统战和组织工作。

自卫团刚刚成立便得到情报：“占领肥城的日军已经南撤，维持会已经建立起来，汉奸队正在扩充武器。”张北华决定夜间奔袭，智取肥城。为了明确自卫团的旗号，用程重远带来的白被单缝起一面白旗，由夏振秋用红墨水写上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几个大红字。从此，自卫团有了自己的队旗。

1月16日夜，自卫团在张北华的带领下，冒雪急行军20余公里，次日拂晓前赶到肥城，天亮时，趁敌不备，冲进城去，干净利索地俘虏了维持会和汉奸队全部人员，缴获十几支枪和一批子弹、物资。战斗结束后，夏振秋和队员们在城里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兴高采烈地在各处写标语，向群众宣传“打日本，不当亡国奴”的道理。

三

在革命的道路上，夏振秋立场坚定，旗帜鲜明。1938年，国民党山东第一区专员郁仁治企图瓦解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曾亲自出面或偷偷派人拉拢自卫团的干部。一次，郁仁治找到夏振秋说：“专员公署成立，缺少科长，请你到专署去任职。”夏振秋听后只是鄙弃地笑了笑，断然予以拒绝。

为了党的事业，夏振秋丝毫不考虑个人和家庭的得失。他是家中长子，当全家需要靠他的收入养家时，他却毅然离家参加了革命，并把妻子、弟弟和儿子、侄子一齐带到抗日队伍里去。他虽然经常因为工作而往来于泰安城南的路上，但为了工作，他顾不上看望年老多病的祖母和父亲。当他从亲友处得知两位老人相继去世的消息后，忍着悲痛，照常去执行任务。不久，他的长子夏建廷在保卫上级领导机关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在亲人连遭不幸的打击面前，他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他对周围的同志说：“革命总会有牺牲，为了全国人民的生存，我们就得战斗！”他独自承担了亲人去世和牺牲的痛苦，直到几年之后，他才把老人去世和儿子牺牲的事情告诉其他亲属。这是为了让他们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对敌斗争中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夏振秋担任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民政厅副厅长。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接管了菏泽。在大量战利品面前，他一尘不染，以身教感动了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1947年，他带着一个农村土改工作团到冀南农村，坚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当时他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不久，且正患着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虚弱。一年之后，他调任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第一处处长。

夏振秋对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经常对同志们说：“为党的事业，我工作的太少了。”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他置个人身患严重疾病于不顾，一心投入工作中，致使病情渐渐加重，当实在无法坚持工作时，他才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劝说下，住进了医院。但终因长期积劳过度，病情恶化，于1949年2月病逝，时年48岁。1950年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夏振秋一生的真实写照。人民将永远纪念这位终生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忠诚革命战士。

——记郑世东烈士

宁丰书苗玉华

1928年冬，年仅17岁的郑世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党的联络员。他多次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日照暴动失败后，他转移到外地，脱离了组织关系。1938年，郑世东重新加入了共产党。1939年，他参与组建日照县大队，任供给主任，不幸被土顽郑萼廷部逮捕。被捕后，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他投降。他铁骨铮铮，大义凛然，怒斥凶顽，誓不投降。1939年12月20日夜，敌人将他秘密杀害于日照市东港区（原日照县）西赵家庄子村，时年28岁。

郑世东，字振芳，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西邵疃村人。1911年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其父郑培芝是一个通情达理、忠厚勤劳的农民。

1919年，郑世东就读于邵疃小学。高小毕业后，转入本校园文专修班学习3年。他天资聪颖，品学兼优，颇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在北平跟随李大钊一起革命的共产党人郑培明利用探家的机会，经常到邵疃小学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向该校传递一些进步书刊。因而郑世东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进步书刊，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

1930年春，郑世东考入了日照县立中学，多次为党组织传送宣传品和情报，从未出过差错。他在校内尊敬进步教师，团结进步同学，因而受到师生们的欢迎。他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谈论国事。他愤世嫉俗，发表一些抨击当时黑暗社会的言论，引起许多学生的共鸣。他还经常在学校中宣传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向他们传播先进思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采取了“绝对不抵抗主义”，使日本侵略军在不到三个月内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席卷全国。消息很快传到日照，郑世东心情无比激动。他向同学们说：“现在是国难当头，我们要挺身而出，开展抗日活动，坚决不当亡国奴！”并严词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发动并带领同学们上街演讲，宣传抗日，抵制日货。

1932年春，日照县立中学在共产党员郑天九的指导下成立了党支部。他们组织党员及进步师生秘密召开会议，准备发起武装暴动，推翻反动势力。郑世东在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带领进步学生在日照暴动前日夜奔波，为暴动筹集武器和药品，并继续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探听敌情。

1932年10月13日晚，震惊全国的日照农民武装暴动爆发了。暴动队伍与敌人经过十几天的激战，由于准备不足，缺乏经验，终于被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镇压下去。暴动失败后，日照国民党反动县长杨锦标派出大批军警、特务，配合地主武装，在全县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义军战士。

在县中上学的郑世东，是党组织特意安排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没有参加暴动。暴动失败后，他与县中任教的先期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李云鹤取得了联系，在李云鹤的指导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在白色恐怖下，他不畏艰险，奔走于县城和暴动中心区的山字河、邵疃等村庄，指导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在当地坚持开展活动，组织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向外地转移，并筹措药品为义军战士治疗伤病。为了确保同志们的安全，他安排成永师等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监视当地一些反动分子的活动，发现异常，及时联系。李云鹤和郑世东在县城利用敌人内部的关系，探听敌情，及时通报给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1933年2月20日（旧历正月二十六）傍晚，李云鹤（原在国民党县政府任职）从敌人内部获知叛徒陆和斋（后村镇皋陆村人）向国民党县府报告了成永师、郑绍纤、郑国洪、郑全德、郑培柱、姜永宜等是共党分子，在小邵疃一带持枪活动。次日反动县长杨锦标就要派军警逮捕这些人。情况紧急，事不宜迟，李云鹤指派郑世东在当晚必须将情报及时送出去，郑世东连夜爬越城墙，一气跑到大邵疃，将情报通知了郑绍纤、郑国洪等人，使他们迅速转移了，保存了革命力量。为防止引起敌人的怀疑，郑世东不顾辛劳，连夜返回县城。

2月21日（旧历正月二七），天未破晓，反动县长杨锦标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大邵疃，逢人就抓，把抓到的人押在一个大院子里。以国民党乡长为掩护的共产党员郑培干，闻信后迅疾赶到现场。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以国民党乡长的身份对抓人的军警头目说：“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共党分子，他们都是好老百姓，我完全担保。”敌人当场又问了几个被抓来的人，他们也都说这些人中没有共党分子，最后只好把人都放了。敌人没有抓到共产党，非常懊丧。郑培干趁机向敌人告了陆和斋一个虚报罪欺骗政府。军警头目正为没抓到共产党而恼火，一听，更加暴跳如雷，命令部下到皋陆村将陆和斋抓了起来。陆和斋家里的人急忙拿出200块大洋暗暗地交给军警头目，把他赎了回来。军警头目虽将200块大洋塞进私囊，但也感到空手而归难以向上司交待。临走时，把郑国洪的父亲郑培启抓起来要带走。郑培干闯上前去说：“不要抓他，他是个老百姓，我跟你们去见县长。”敌人就把郑培干带到日照城关押起来，后因叛徒出卖被杀害。

1934年春，经人推荐，他来到墟沟小学任教师。他利用上课之便，秘密向学生们宣传进步思想，进行反帝爱国教育。他还通过家访联系群众，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他虽身在他乡，但时刻惦记家乡同志们的安全和暴动后党组织的情况。日照暴动在该地也有传闻，却打听不到当时党组织的真实消息。后来得知日照的恐怖气氛有所缓和，便辞去小学教师的职务，在1934年冬返回家乡。

回家后，郑世东多方打听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了解到郑培宣奉山东省委指示来日照重建县委被叛徒郑世果杀害，日照县再也没有党的活动，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因此，他终日忧心忡忡，惘然若失，得了一场重病。病愈后，受聘安子沟小学任教师。他认真教学，对学生像对自己兄弟一样。穷人家的学生病了，他登门看望，有的穷学生买不起钢笔，他就用自己的钱买了纸笔分发给他们。因此，深受学生和穷苦群众的尊崇。他还利用上课之便，向学生进行“三民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教育。严词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三省，屠杀和蹂躏东北三省的同胞，继而进一步侵略全中国的罪恶行径，向他们进行反帝爱国教育。

在此期间，他父亲想供他到上海读书，学习经商，逼他辞去教师的职务。他没有去，就用他父亲给他上学的钱在石臼所与商人郑斗三合伙开了商行，并任会计。当父亲看到儿子能做生意了，心里自然高兴，也就放弃了让儿子读书深造的打算。

1938年郑世东秘密参加了抗日活动，后来重新加入了共产党。他利用当会计之便，想方设法为抗日筹集武器。一次他以去青岛办货的名义，在青岛通过关系购买了10余支短枪。就这样，他先后将1000余元的资金抽出来支援了抗日。为此，郑斗三和他分了伙，还找了他的父亲。郑世东的父亲非常气恼，将他训斥了一番，还要将他逐出家门。郑世东看到父亲在训斥他时眼含泪花，也不由得潸然泪下。他体念父亲望子成龙的良苦用心，觉得事前没有对父亲说明道理，倍感内疚。郑世东耐心地对父亲说：“那些钱我没枉花一分，都支援了抗日工作。现在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山东的济南、青岛等城市也被日军占领了，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本飞机轰炸日照的石臼所和很多集市，无辜的老百姓被炸死。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一致抗日，不然的话就得当亡国奴！不但财产保不住，而且连性命也难保。”父亲是开明的，听了儿子说的有道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1939年秋，天气渐冷，部队寒衣无着，县委派人到涛雒南边一个国民党收税的盐场，用武力强行征收了500块大洋的盐税，才解决了部队的棉衣问题。郑世东了解到山字河、邵疃、丁家院等村的地主存有一部分枪支弹药。他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声望和旧关系，多次去那些村庄存枪的富户家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抗日救国，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武器的献出武器，支援我军抗日。通过多次宣传教育，他们献出长枪13支，子弹一部分，以及粮款等物资。他还利用小邵的郑淑厚、庄头村的吕洪喜、东湖村的刘玉民等人，用大烟土（鸦片）从国民党军队里换取了许多子弹，加强了部队的武器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当县委知道郑世东被捕的消息后，立即与郑萼廷进行交涉，对他晓以抗日大义，叫他放人。他非但不放，反而在12月19日（旧历十一月初九）深夜将伤痕累累、满身是血的郑世东押解到巨峰镇西赵家庄子。郑萼廷指示他的匪徒，用各种残忍的手段对郑世东进行折磨。将他的小腹、双目和咯吱窝等处都烧焦了。当他苏醒过来时，仍竭尽全力，严词痛斥他们这伙反共反人民的民族败类。暴徒们就用棉花塞住他的嘴，他奋力反抗，敌人又将他的双脚大筋割断，用铁丝将他的锁骨穿透，吊到梁上。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下，郑世东仍然顽强不屈，视死如归。12月20日夜间，敌人从他的颅后打进去一颗铁钉。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郑世东同志壮烈牺牲了。

郑世东同志，为国为民，赤胆忠心，在敌人的酷刑下铁骨铮铮，大义凛然。他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黄象和烈士传略

吕忠全杨庆发

黄象和，文登人民的优秀儿子，我党我军的忠诚战士。革命战争年代，他赴汤蹈火，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全国解放后，他又今日此地，明日他乡，不辞劳苦，无私奉献。他不仅荣获过“劳动英雄”、“战斗模范”、“模范休养员”、“模范共产党员”、“模范政治工作者”等“一英八模”光荣称号，还于1950年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并光荣地代表华东野战军全体英模，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献旗。1975年10月16日，因公负伤，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57岁。

黄象和，1918年出生于文登市天福山镇架山窑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贫念不起书，自幼给地主家干杂活打短工，以此维持生活。

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天福山举行了武装起义，抗日的烽火很快燃到天福山下的架山窑村。早有报国大志的黄象和深受鼓舞，他从人民子弟兵身上看到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遂于1940年4月参加了八路军，并于194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军后，由于黄象和英勇善战，工作积极，会统兵打仗，很快从战士提升为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和团政治处副主任等职。升任干部后的黄象和，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行军中肩上总是背着战士的枪和背包；粮食紧缺时，他总是把干粮分给大家；危险时刻他总是把安全让给战友。由此，他被干部战士誉为诤友严师。

1947年6月，黄象和所在部队奉命攻打潍县齐家埠。当时他任一连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当上级把作战任务下达后，他立即召开了支委会，干部、骨干会和军人大会，层层进行了战前动员，并和连、排长反复研究确定了爆破组、架梯组、突击队的人选和战斗环节的具体方案。同时，他还起早贪黑，到班、排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战士们为打好齐家埠这一仗摩拳擦掌，斗志昂扬。请战书、决心书雪片般飞向连党支部。

6月29日，黄象和向政委汇报了一连战前的准备工作情况，并代表全连表示“打下齐家埠，以胜利向党的生日献礼”。

在黄象和的指挥和影响下，一连指战员像一个永不松动的螺丝钉，紧紧地拧在突破口上，展开了英勇不屈的争夺战，先后打退敌人7次反扑，歼敌千余名，使后续部队顺利冲进齐家埠，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战斗结束后，一连受到通令嘉奖，黄象和本人亦被授予“战斗模范”、“拥爱模范”等光荣称号。此后，他又很快升任营副教导员、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等职。就这样，黄象和在10年的战争生涯中，参加过大小战役30多次。每次他统兵作战，都做到战前详察敌情，博采众议，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身先士卒，激励将士，增强斗志，一往无前，夺取胜利；在情势危急之时，他镇定自若，临危不惧，多谋善断，化险为夷；在胜利的情况下，他头脑冷静，审时度势，进退攻守，部署适宜；在紧张复杂的情况下，他明察利害，避实就虚，当机立断，不失战机。他所领导指挥的干部战士，也都能令则行，禁则止，静如山，动如虎，攻必克，守必固。黄象和曾一度成为所在部队有名的德威并重，勇谋兼备的指挥员。

全国解放后，黄象和随大军南下。进驻福建不久，即转业到地方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社会主义建设生涯。先后担任闽侯县兵役局第二政委，寿宁县人武部第二政委，福安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宁德军分区副政委等职。

来到地方工作后，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同志，从不搞特殊，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军人的本色和工作作风。到寿宁县武装部报到那天，他一放下行李，连口水也没喝就卷起衣袖，挽高裤管，拿起铁锨清污泥、铲垃圾，然后用粪桶一担担挑出去，一直干到下午。部里有的同志看到了，还误认为他是来淘肥的庄稼人。谁也没猜到晚上宣布任命时，“庄稼人”竟是新上任的黄政委。

在寿宁工作期间，他一直坚持和同志们一样在旧庙里住宿、办公，吃住在一起，从不搞特殊。一个夏天的夜里，黄象和带警卫员小曲下乡检查工作来到林山大队。这时天已经黑了，进村后，他要转转看看，小曲关切地说：“政委，你跑了一天，先找干部安排个地方歇歇吧。”黄象和见村外已经没有人了，就说：“歇歇可以，找干部就不必了。走，到大队部看看去。”到大队一看，门全锁了，小曲又坚持要找村干部安排住宿，他坚决制止说：“别惊动他们了，他们也很劳累。”这时，他见大队会议室一扇窗子没关，就悄悄跳进去，拉了几条长凳并在一起，放下背包当枕头，就和衣躺下。小曲却鼓着嘴不肯睡下，他笑着对小曲说：“睡吧，小同志，这比战争年代可阔气多了。”

第二天早晨，大队干部看到黄政委睡在会议室的硬板凳上，又被蚊叮虫咬了一夜，都埋怨他为什么不找他们，黄象和却开朗地笑道：“这有什么，这样越睡腰杆子越硬，干革命就要有这股劲，工作才能做好。”

就是这样，黄象和同志的工作岗位不断变换，职务不断荣升，但他严于律己、防微杜渐的优良作风从不改变，他调升宁德军分区副政委时，寿宁人武部的领导和同志已经为他派好了车子，准备起早欢送他。他得知后婉言谢绝说：“调动工作只不过是换了个作战阵地，战争年代哪天不走百八十里路，现在可不能把腿养娇啦。”为了不影响部里其他同志的工作，他让10岁的儿子天强学走长征路，第二天凌晨3点，黄象和就带着天强，挑着背包行李，步行去宁德。

步行去宁德，需爬过寿宁山。当地民谣说：“寿宁山，路盘山，鸟过山间歇，人过爬九年”。儿子望着耸入云端的山峰，蹙着眉头问：“爸爸，山这么高能爬过去吗？”为教育儿子，他一面讲过去当年毛主席亲率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一面问：“天强，你不是说要学红军伯伯吗？红军就是不怕苦，才胜利长征二万五。”孩子听后，一挥拳头：“我要当小红军。”擦去儿子脸上的汗水，黄象和像在战场上下命令一样：“上！”，就带领儿子直攀寿宁山顶。

黄象和就是这样，以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把汗水洒遍了闽侯、寿宁、福安、宁德的深山峡谷。把对人民的无限热忱和对工作的极端负责，留给了一起工作的战友和同志们。把艰苦朴素，不畏艰难，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优良品格传给了后代。就是这样一位丹心向党，毕生征战，无私无畏，深得领导赞扬，同事尊敬，人民拥护，晚辈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75年10月16日因公负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57岁。

为缅怀这位人民的功臣，福建省人民政府于同年批准黄象和为革命烈士，文登县人民政府于1986年将黄象和的英名镌刻在烈士陵园的丰碑上。

耿耿丹心昭日月

铮铮铁骨壮山河

——王之凤烈士传略

纪张斌

王之凤，海阳县早期共产党员之一，曾任胶东特委委员。他是主动退出国民党又自愿加入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为了革命事业，他毅然抛开富裕的生活，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为了开展胶东地区党的工作，他忘我地奔波于胶东各地，辛勤地耕耘，撒播着革命的种子。他坚持真理，顾全大局，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仍积极工作。他对党忠诚，丹心铁骨，面对敌人的屠刀，毫不畏惧，视死如归，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无私无畏的高尚情操。

王之凤，海阳市小纪镇石马疃头村人，1911年4月1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7岁上学，上学期间读书勤奋，勤学好问，放学后还边放牛边看书，乡亲们夸奖他是“挂角勤学”。13岁入济南高级小学学习，在济南读书的几年里，王之凤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尤其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和《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爱不释手。他边读书边研究时政，苦心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8年秋，国民党在海阳县举办了一期“三民主义”训练班，王之风、于寿康、姜蓬三等有志青年报名参加。学习3个月结业后，王之凤便回到家乡组织夜校，宣传三民主义，提倡男人剪发、女人放足，反对封建迷信。在此基础上，他又积极发展协会会员，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农民翻身解放等进步思想。

1929年春，经于洲、于寿党介绍，王之凤在海阳东部岠嵎院（今属乳山市）加入国民党。随着形势的变化，他逐渐认识到，国民党不是一个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政党，便毫不犹豫地退出了国民党。

王之凤的革命行动引起了我党组织的重视，1932年夏，经莱阳中心县委书记张静源（后为胶东特委书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王之凤同志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党工作，成为张静源的重要助手。

1932年暑假期间，王之凤为了掩护张静源开展工作，便联络于寿康等人，以反动校长王省三贪污学款为由，将之逐出香山小学，由同情革命的王谦三接任校长。接着，张静源被聘为香山小学国文教员。自此，香山小学成为发展海（阳）莱（阳）边区党组织，培养革命志士的摇篮。

不久，反动军阀互相争斗，兵刃相见，祸及莱阳乡师，学校被迫停课。王之风回到家乡，被张静源派往夏泽村育英小学（育英小学的校长孙杰三是海阳县第一位共产党员）任训育主任。他以教学为掩护，暗地里联合于寿康、李桂岩、刘仲益、孙铭瑞等党员骨干，在张静源的领导下，秘密发展组织，并与地主顽固派势力展开斗争，育英小学成为海（阳）莱（阳）边区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基地。这一年，黄崖村赶山会演戏，王之凤同夏泽村共产党员孙铭瑞召开全村雇农会议，鼓动长工们一起罢工，去黄崖村看戏。村里的地主恶霸得知后，勾结起来在村头等候，企图等长工们返回后，给点厉害瞧瞧。傍晚时分，长工们排队而归，其中一个地主阴沉着麻子脸盘问道：“是谁放工让你们去看戏的？”众长工齐刷刷地回答：“是我们大伙放的工！”地主一看这阵势，不敢耍威风，一个个悄悄地溜走了。长工们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开怀大笑。他们从心底感谢王之凤先生为大伙出的主意。他们逐步开始懂得团结起来就是力量的道理。

1933年初夏，王之凤受中共莱阳中心县委的派遣，到招远县开辟党的工作。他找到道头小学“少年同志社”的李厚生、臧商彝、王德庵、董瑞生等人，向他们宣传胶东乃至全国的革命形势。在王之凤的培养下，这些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并建立了招远第一个党支部。从此，招（远）莱（阳）边区的革命斗争揭开了新的一页。同年10月，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静源被叛徒暗害，莱阳中心县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文登、荣成、海阳、莱阳、招远、栖霞、牟平等七县党组织的代表，在文登乡师召开紧急联席会议，王之凤作为海莱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后，王之凤遵照会议精神，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为重整海莱革命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5年10月，胶东特委在烟台姜振芳果园秘密召开会议，研究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问题。作为胶东特委委员的王之凤认为：目前的形势，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政治、军事条件都不成熟，不宜搞大型武装暴动。应该发动党员，依靠群众，开展小规模的武装斗争，集小胜为大胜。若搞大暴动就是大暴露，就要遭到敌人的大屠杀，我党要遭大破坏。……不知己知彼、冒险进军是兵家之忌。这些意见在当时无疑是很有见地的，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非难。王之凤本人也被扣上右倾帽子，排挤出胶东特委领导班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服从组织，保留意见，顾全大局，积极协助宋立诰、李桂岩等同志组织人员，筹集资金，参加农历十一月初四举行的武装暴动。

“一一四”暴动惨遭失败后，王之风不畏艰险，仍奔波于海阳西乡，会同李桂岩等共产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发展地下武装，同敌人继续进行斗争。

王之凤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敌人出高价悬赏捉拿他。1936年9月22日，王之凤得知敌人要到家中抓他，立即转移到荷叶山后村其姐姐家里，不料被伪保长马杰告密，遂遭逮捕。国民党区长车子奇如获至宝，以为邀功请赏的机会到了，亲自率人马将王之凤解往海阳城“清乡司令部”。途中，车子奇在马上趾高气扬地说：“王之凤！昨日匪中王，今朝马下囚”。王之凤毫不示弱，针锋相对：“车子奇！今天马上王，他日狱中囚”！行至东村河边，车子奇故意侮辱王凤之，命其背他过河。王之凤以横眉怒对，大声说道：“我只能背人，不能背狗”。车子奇强令背起，行到河心水深处，王之凤狠狠将车摔入河中。

招虎山垂首哀叹，东村河低声呜咽。一个仅度过26个春秋的革命志士，就这样英勇不屈地牺牲了。

——记华东二级人民英雄徐学盛烈士

朱兆昌

在淄博市周村烈士陵园里，有一片青草繁茂的墓区，这里长眠着一位在第四次解放周村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徐学盛。周村人民永远铭记着这位年仅31岁的华东二级人民英雄，他当年的老首长、老战友一提起这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勇士，无不唏嘘赞叹。他曾浴血奋战过的胶东、鲁中大地上，至今还可依稀辨认出他走过的战斗历程。

徐学盛，1917年7月出生在昆嵛县酒馆区杨家庄（现牟平市姜格庄镇珠山后村）一户贫苦雇农家庭里。全家五口人，父亲徐双喜常年给大地主周立元看山护林。徐学盛从6岁开始，就和哥哥、姐姐去山中捡柴，挑到10里外的集上去卖，赚钱补济家中生活。山下的杨家庄西头有所小学，徐学盛上山拾柴每天从这里路过，他都要停住脚步，往教室里看一看，他多么盼望有一天自己也能上学读书啊！有一天，学校的老师带着学生到山上游玩，在爬山时，老师不小心一脚踩空跌到两丈多深的山沟里，被护林的徐学盛看见后救起。这个老师伤好之后，到徐学盛家登门致谢，看到徐学盛聪明伶俐，膀宽腰圆，思忖着要能念上几年书多好呀！爱才之心油然而生，便动员徐学盛的母亲让徐学盛上学并答应免收学费。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徐学盛真的上了学。

教书的老师是一位面目和善的中年人，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他不但教文化知识，还经常给学生们讲一些浅显的进步道理，徐学盛很聪明，又肯动脑，生活的磨炼，进步思想的启蒙，在徐学盛幼小的心灵中经常产生一些疑问。为什么穷人总是受欺压？富人为什么富，总是可以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在徐学盛上小学三年级的那年，父亲去世了。10岁的徐学盛只得辍学接替父亲看山的差事。他继承了父亲那种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的品格，起早贪黑地干，然而仍然是摆脱不了受穷的命运。

一天傍晚，徐学盛正在小屋边做饭，忽见跑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农村姑娘，右腕上挎着一篮子桑叶，慌张地对他说：“大哥，让俺去你屋里躲躲吧，后面有人追俺。”徐学盛问她：“为啥追你？”姑娘说：“那人说俺采了他东家的桑叶，破了他山上的风水。”“胡说八道，仗势欺人，你进去。”那姑娘闪身进了小屋，并锁上了门。这时，松岚后村地主周立元的管家梁庆气喘吁吁地来到徐学盛家门前，他四处打量了一阵，没见到要找的人，就把气撒到徐学盛身上说：“小山子，你还想不想干了？臭丫头把东家的桑叶都摘光啦！”徐学盛抬头瞪了梁庆一眼说：“她的家穷，摘点桑叶喂蚕有什么了不起。”梁庆更加来了气：“你竟敢顶撞我！”说着，朝着徐学盛就是一耳光。徐学盛一闪身，梁庆差点摔个跟头，本想再动手，可一看徐学盛握起的双拳和闪着怒火的双眼，自量不是对手，只好说：“好，你不听管教，我让东家来治你，”灰溜溜地走了。徐学盛送那个姑娘下了山。姑娘叫孙文清，是松岚后村人，六岁就死了双亲，跟着舅一起生活，以养蚕糊口。徐学盛对她说：“以后尽管上山采桑叶，不用怕梁庆这小子。”姑娘从认识徐学盛之后，觉得他心眼好，在徐学盛20岁那年，他们结了婚，后来生下了一男一女。

1944年8月24日深夜，我胶东军区16团3营、东海独立团、牟平独立营向敌人的水道、集后、玉林店据点发起猛烈攻击，拔掉了这三个据点。酒馆据点的守敌见势不妙，急忙西逃，牟平县北部地区被敌人统治达五六年之久的300多个村庄、20万群众得到了全部解放。8月26日，村民兵队配合县独立营攻打日、伪盘踞下的鹿岛口据点。徐学盛扛着一支老套筒步枪，腰里掖着两个手榴弹跟着民兵队长英勇参战。战后，独立营首长决定吸收一部分民兵参加部队，徐学盛第一个报了名。牟平独立营有300多人，徐学盛被分到3连，连长王连贞见徐学盛二十六七岁年纪，生得壮健剽悍，就把他分到1排3班当爆破员。

我胶东军区于9月中旬奉中央军委命令，抽调10个团开赴东北战场。此后，胶东军区在地方党委支持下，陆续重建5师、6师、警备旅，由聂风智任5师师长。13团各营部配备了机枪排，徐学盛这时担任了3营机枪排1班班长，副班长叫宋端庆。

四

我胶东军区部队攻克胶县之后，军区首长决定乘胜再克高密。这里驻有国民党山东省第17专区专员、15纵队司令王豫民部的一个保安大队和国民党暂编12师第3团。高密城的防御工事较之胶县更加坚固，城墙高近10米，墙外有宽10多米、深4米的护城河。四门之内都有瓮城，四关的火力网都互相沟通，城内还有许多暗堡。

五

这次战斗之后，徐学盛名声大振，聂凤智师长、孙同盛团长称赞他是出色的神枪手，并提升为排长。

六

1947年1月底至2月初，华东我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进行统一整编，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全军下辖1、2、3、4、6、7、8、9、10共9个纵队。第9纵队司令员由许世友兼任，参谋长聂凤智，下辖第25师、第26师、第27师。原胶东军区5师13团编为25师73团。这时，73团3营成立机枪连，徐学盛任连长，指导员林吉崇。

七

周村人民永远怀念着这位为了解放周村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战士。

——记李文林烈士

淄博市临淄区民政局

李文林，1940年出生于山东省潍坊市。刚出生的文林，身体很瘦，但皮肤白皙，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全家人都十分喜爱。父亲李兰生，下定了决心，不管家里有多穷，也要把孩子抚养大。由于经常生病，在家无法医治，1941年春天，文林的全家在他舅舅的帮助下，搬到了辛店居住。1942年，他又添了一个可爱的妹妹。不幸的是，到辛店不久，文林得了一场大病，几次病危，父亲四处奔走，在多方的援助下，请了一位医生，小小的文林，才被挽救过来。

文林越长越惹人爱，他聪明伶俐，非常听话，父亲一有空，就给他讲故事，诉说日本鬼子如何侵略我国，讲毛主席正在领导八路军打天下，消灭反动派，建立新中国。教育他长大后，一定要为国家出力。幼小的文林，望着慈祥的父亲，默默地点着头。文林的父亲经常为穷人看病治病，拿药从不计较钱财，很多时候是免费的，深受人们的尊敬。但他对孩子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绝不许随便乱花一分钱，教育他们为人一定要忠厚老实，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父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文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李文林一直从小学读到初中。在校尊敬老师，热爱集体，帮助同学，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初中毕业时，父亲想叫他先考高中，后上大学。可他总感到父亲在家中负担太重，自己长这么大了，不能为家中出力，还要父亲养活自己，不如考工校，毕业后参加工作，早为父母减轻家庭负担。1958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淄博建筑材料工业学校，攻读硅酸盐专业。这年，正值我国大搞大炼钢铁运动，淄博建筑材料学校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李文林并没有忘记学习。他认为，我是个学生，在学校里主要就是把功课学习好，长期劳动，怎么能学好文化知识呢？他不顾有些人的反对，一面学习，一面劳动，遇到难题，就向老师请教。老师也被李文林这种刻苦自学的精神所感动，就认真地给他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因此，大炼钢铁运动并没有影响他的文化知识学习。在期末考试中，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1960年8月，淄博建筑材料学校的师资力量不够，从学生当中抽出十二名优等生，到全国有关大学培训，回来后在本校当老师。李文林被派到上海同济大学攻读无线电专业，但学习不久，因我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培训费用也很高，根据上级通知，学校作出决定，将培训生抽回，李文林被迫结束了大学生活，又返回淄博建筑材料学校继续学习。老实憨厚的李文林在校不仅学习刻苦，而且十分热爱劳动，干起活来，不怕脏、不怕累，经常打扫教室里的卫生，擦黑板等。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坏了，他主动修理，默默无闻的做好事。在家里，李文林处处体谅父母的难处，从不提什么要求，而是拼命帮父母干家务活，不是扫院子，就是提水。父母给一个月的零用钱，他能用三四个月。邻居们都夸他是一个有作为的好孩子。

1962年7月，李文林回家对父母讲：“上级要来学校征兵，我想去参军。”父母犹豫了一会儿，说：“你现在还没有毕业，最好是毕业后再考虑这件事，再说以后机会多的是。”他却说：“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作为新中国的一名青年，不能袖手旁观，我在学校学的知识，在部队里也能用得上。”父母听他这样一说，知道他已经作好思想准备，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回校后，他高高兴兴地报了名。参军的这一天，老师和同学们都参加了欢送会，有的流下了眼泪，舍不得李文林走，感到他学习很好，毕业后就是工程师，是国家建设的好人才。可他却笑着说：“我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母亲和妹妹也到校参加了欢送会，看到他穿着崭新的军装十分威武，脸上洋溢着无比喜悦的笑容，母亲拉着他的手说：“孩子，你现在是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到部队后，一定要听首长的话，不要辜负了国家的培养啊！”李文林向着前来欢送的人群坚定地回答：“请你们放心，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从此，他踏上了军营的征程。

入伍后，李文林被分配到济南军区通信总站第二通信站任值机员。在训练场上，他认真听从站长的指挥，上业务课，他认真记笔记，虚心向老战士学习，不懂就问，晚上自己还要学习与通信有关的其他业务知识。一天晚上，站长值夜班，发现其他班房间里的灯已灭，唯独李文林房间里的灯还亮着，进去一看，文林还在学习，眼睛都红了，学得还是那样认真，就劝文林说：“文林，快深夜十二点了，你赶快休息吧，不然明天怎么参加训练？”文林说：“站长，你来得正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站长说：“有问题，明天再说吧，你还是赶紧休息，”文林这才无可奈何地躺在了床上。

当通信兵必须具备特殊的身体素质，这就需要进行特殊的训练。每天早晨和星期天，李文林都是早起床，星期天不休息，进行五公里越野长跑。第二通信站营房住地在山坡上，有很长的一段山路，为了加强训练强度提高身体素质，他用两块小布缝制了两个沙袋，绑在小腿肚上，先是跑2公里，后来跑3公里、4公里，循序渐进，最后跑6公里，觉得很轻松，一点也不觉得累。有了良好的身体素质，他的业务能力不断提高，手拿二十多斤重的电线，快速拉到指定位置，一点不费力，爬电线杆比“猴子”还要敏捷，得到了站长的多次表扬，成为部队的专业训练标兵。

自幼受家庭熏陶养成良好习惯的李文林，经常教育战士们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他的一件衬衣已经穿了五六年了，补丁补了四五个，可是他依然舍不得扔掉。有的战士对他说：“李连长，你这件衬衣已经破成这样了，还是换件新的吧？”他笑了笑对战士说：“我们国家正在建设当中，还不富裕，我们每个人都要以实际行动厉行节约才对呀。”他的一席话，战士们听了都心悦诚服。在他带领下，战士们都自觉行动起来，节约一滴水、一粒煤、一度电的活动在部队蔚然成风。李文林同志在抓好部队管理的同时，经常组织战士在营房驻地的荒地上种了各种蔬菜，用来改善战士们的生活。有位战士家庭非常困难，加上家里又遭受了洪涝灾害，就更困难了，李文林得知情况后，悄悄给战士家里寄去了五十元现金。后来，这位战士的父母亲给他来信时，问他怎么会节约这么多钱，是不是借的？他想，我从来没给家里寄过钱呀！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就问问这个战友问问那个战友，最后，通过排长，才知道是连长给寄的。在李文林的带领下，连队每年都被评为总站四好连队，他个人也多次被评为“模范党员”和“先进个人”。

李文林同志永垂不朽，他永远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

深切怀念刘茂堂烈士

臧育生张敬一张晋德

刘茂堂，山东省新泰县（今新泰市）刘家上汪村人，1909年8月出生。1933年至1935年就读于新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他父亲兄弟几个都没有男孩，刘茂堂是他父辈们的独生子，自幼倍受溺爱。但他在学校的表现却是朴素平凡，对同学友好热情，对师长尊重，深得师生们的好评。

1935年夏，刘茂堂考入山东省立济南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济南乡师），编入七级二班学习。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华北侵略、民族危机日甚一日之时，济南乡师党组织积极领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刘茂堂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中，受爱国进步师生的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并多方面接近进步师生，不久他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和“读书会”等进步组织，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按照教育当局的规定，济南乡师要进行军训。开始有不少同学反对。乡师党支部经过多次讨论达成共识：我们要革命、反对内战，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那么只有学会军事知识，将来才能拿起武器，战胜敌人。学校搞军训，正是我们学习军事的合法机会。刘茂堂理解和接受了党组织的正确意见，自己积极参加军训，并且说服原来反对搞军训的同学也都参加了军训。事实证明，许多进步学生学习了军事知识，对于后来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很有益的。

1935年底，济南市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举行了罢课等抗日救国斗争。刘茂堂虽是新生，但他积极投身于学生的爱国抗日斗争之中，做了许多工作，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1936年春，作为“一二·九”运动产物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济南建立。乡师也建立了“民先”组织。思想进步的刘茂堂不久加入了“民先”组织，成为学生抗日救国的先锋分子。由于他思想上不断进步，政治上不断成熟，是年11月由同年级同学张敬一（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先进分子。此后，他更加努力学习，更加积极地开展群众工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等扣留。消息传到济南，引起各界特别是学生们的极大震动。许多人主张“杀蒋以谢国人”。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以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党支部和“民先”组织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主张，并号召党员和民先组织成员，通过广泛宣传，把学生的认识引导到党中央的方针上来。刘茂堂认真按照党组织的要求，立即在同学中开展宣传说服工作，使大多数学生被吸引到党的周围，拥护国共合作，坚持共同抗日。

刘茂堂聪敏好学，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不断用进步思想武装头脑，启发同学。他对同学热情诚恳，见别人有困难总是尽力帮助。他不仅能团结许多同年级同学，对于高年级同学也广泛联系。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活跃的共产党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同年9月沧州失守，日军逼近德州，济南告急，山东省教育厅通令学校南迁。在乡师地下党支部动员和部署下，济南乡师的学生，一部分回原籍各县，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军队，刘茂堂等108位同学参加了由学校师生组成的战地后方服务团。当时，知道“水浒”故事的同学都诙谐地说，我们也是一百单八将啊！服务团从济南出发时，打着“济南乡师战地后方服务团”的旗帜，由校长钱振东率领，徒步行走，经过长清、肥城、汶上、济宁、嘉祥等县到达巨野县城。沿途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刘茂堂积极参加了在沿途和驻地进行的唱歌、演戏、慰问抗日伤兵、访问群众等活动。

为了掌握武装，坚持敌后抗战，按照中共鲁西南工委的指示，战地后方服务团的党组织，先后动员两批学生到菏泽县参加菏泽专区民团政训处训练班，其中有刘茂堂。当时学校接到通知，要南迁到江西南昌，准备在那里组建联合师范。而绝大多数学生响应了党支部“山东人不离山东，就地发动群众武装抗日”的号召。在同学们强烈抗争下，校方同意由学生自定去留，学校不强令学生南迁。最后随学校南迁的只有8个年龄最小的九级新生。

先后从巨野到达菏泽的两批同学，组成了菏泽专区抗日教导队，队长是张汉才（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林业部副部长），刘茂堂是教导队的党员骨干之一。教导队于1938年元旦从民团获取了武器装备，成为当地很有影响的抗日武装。

教导队建立初期，曾分成小组，分散到区乡政府（即乡农学校）宣传抗日，争取区乡武装人员，后来又集中在菏泽城北的高庄集，进行军事训练，同时继续以歌咏、演讲、演戏等多种形式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刘茂堂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分子。在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十万大军不战而溃，逃往河南的情况下，这支新式抗日武装的积极活动在菏泽地区起到了振奋人心的积极作用。群众称赞这支武装是“抗日军队之鲜花”，是“文武双全的人民军队”。当时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还未到达菏泽地区，但是这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教导队已按照游击战术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和要求队员，身为共产党员的刘茂堂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1938年2月，中共鲁西北特委派人来接教导队到黄河以北的寿张县城。不久，日军侵占范县县城。与我党建立了合作统战关系的山东第六专区（聊城专区）专员、爱国将领、抗日游击总司令范筑先将军率部攻打范县。经教导队主动请求，范将军批准教导队作为预备队参加了这次作战行动。日军败退后，教导队又奉命担任在范县县城打扫战场的任务。刘茂堂参加了这次战斗，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8年3月上旬，中共鲁西特委决定将教导队调到鲁西北冠县改编为山东省第六专区抗日游击第十支队教导队，并派来共产党员赵晓舟任队长。这支党领导的青年知识分子武装力量，在十支队政治部领导下，全面按照八路军政治工作方针原则开展工作，成立了抗日救亡室，出版了《冲锋》旬日刊，组建了“冲锋剧团”，在加紧军事训练的同时，深入冠县城乡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同年6月上旬，上级把去黄河南岸郓城梁山泊的野猪淖提取机枪的任务交给了政治上最可靠的教导队。在队长赵晓舟带领下，教导队从冠县出发，利用夜色偷渡黄河，取回了12挺机枪，胜利完成了任务，刘茂堂积极勇敢地参加了这次行动。教导队顺利取回了机枪，使十支队得以成立了机枪营，增强了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1938年7月，上级党组织从教导队抽调一批党员去河北省南宫县冀鲁豫边区省委党校学习，毕业后都留在冀南做地方工作了。刘茂堂仍留在教导队，参与党支部的领导工作。不久，刘茂堂被调到聊城任鲁西特委军事部干事。他到任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根据特委的指示，到范筑先部第三支队发展政治部主任于笑虹为中共党员。

1938年11月中旬，日军进攻聊城。范筑先将军率部英勇抗击日军，最后壮烈殉国，聊城失守。不久，为纪念坚决抗战的范筑先将军，十支队改名为“筑先支队”，刘茂堂回到筑先支队政治部工作。以后筑先支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新八旅。刘茂堂一直在这支部队工作，曾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及政治部教育干事等职。

1940年至1941年，刘茂堂命调到太行山八路军一二九师轮训队学习。毕业后任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干事，不久调任政治部巡视团团级巡视员。

1942年5月，日军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在反“扫荡”战斗中，刘茂堂英勇牺牲。

刘茂堂参加革命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满腔热忱，坚定不移，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出色成绩。他作战勇敢，时时牢记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对同志诚恳热情，密切联系群众；他坚持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生活勤俭朴素；他以身作则，先人后己，从不计较个人私利，同志们有困难时，他总是竭诚相助；他努力学习，追求进步，永不自满，政治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刘茂堂为了党的事业和民族的利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那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一直活在人们心中，他崇高的革命品德、优良的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刘茂堂是我党我军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之一，他的功绩融汇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成果之中。让我们永远纪念他吧！

人民功臣王克传

褚爱国牛尊先

在新泰市西都村，有一座十分显眼的坟墓，墓前有一尊朝鲜民族式样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另竖有“新泰市重点保护文物”永久标志。享有这一殊荣的就是安详于墓中的著名战斗英雄“人民功臣”——王克传。

王克传1920年6月生于山东省新泰县西都村（今新泰市东都镇）一个贫农家庭中。全家8口人，仅有草房3间，薄地1亩。他兄弟4人，排行为二。童年讨饭，稍长给地主放猪，14岁丧父，17岁被日寇抓到张庄矿井做苦力，少年时代的苦难，磨炼了他的坚强性格，增强了他对黑暗社会的仇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克传家翻身得解放，他当了民兵，参加了反奸诉苦斗争。由于他工作积极能干，于同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2月，他参加了著名的莱芜战役的支前工作。战斗中他冒着敌人的炮火抬担架，运弹药，荣立了一等功。同年4月，他在当地参加了区中队，9月，被编入县大队。后又被编入华东野战军十纵二十四团一营一连四排四班当战士。在党的教育下，他怀着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仇恨，苦练杀敌本领。王克传作战勇猛，先后参加了沙土集、开封、淮海、渡江、淞沪等战役。在数十次战斗中，每次都立功受奖。特别在开封战役中，他表现格外突出。开封城墙高大坚固，在敌人苦心经营下，筑有各种火力点构成了密集的火力网。敌人妄图以这“固若金汤”的城池阻止我军攻城。王克传在攻城战斗中，不顾个人安危，在向敌军发起的3次攻击中，每次都冲在最前面，终于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开封城头。由于他作战勇敢，在解放战争中被评为战斗模范，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3次。

1951年春，在四次战役的一次战斗中，美军出动了最先进的美式坦克向我军猛冲。面对着呼啸而至的庞然大物和喷着火舌的机枪口，王克传两眼冒火，飞身跃出阵地，将反坦克手雷扔向敌坦克。随着一声巨响，敌人的坦克顿时成了一堆废铁。接着，王克传又击毁敌坦克1辆。并和全连同志一起将敌人阻击在汉滩江以南。战斗中，王克传晋升为班长。

在他的带领下，全班同志奋不顾身，勇猛杀敌。战士李金山、张朝元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当敌人靠近仅有20米时，王克传猛地从战壕中跃起，将反坦克手雷投入敌群，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四班弹药打尽后，敌人趁机向阵地猛扑，王克传又带领全班用刺刀、石块与敌人展开搏斗。在英勇无畏的战士面前，敌人畏惧了，纷纷溃逃而去。就这样，他带领全班在全连最前沿，坚守阵地5小时，击毙敌人120余名，胜利地完成了汉滩江南岸阻击战的艰巨任务。这次战斗，他又荣立二等功1次。

在朝鲜战场上，王克传身经数十次战斗。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敢打敢拼，战功卓著。同时，他时时处处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严守部队的各项纪律。一时，军内外不断传颂着王克传的一个个感人故事。

1951年国庆节，王克传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归国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见。后赴南京、上海等地，向祖国人民汇报朝鲜战场上的英模事迹。1952年9月，他在首都出席了抗美援朝全军第二次英模功臣代表大会，会上被授予“抗美援朝模范班长”、“一等功臣”、“二级人民英雄”等光荣称号。

抗美援朝结束后，人民英雄王克传佩戴着由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央政府授予的军功章光荣地返回国内。1954年10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三二四部队某部副连长，奉命驻守长山要塞。在守卫祖国海防的日日夜夜，王克传辛勤地工作着，无私地奉献着。由于王克传在战斗中多次受伤，加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积劳成疾，于1956年4月12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英年早逝，享年36岁。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为保卫祖国作出突出贡献的功臣，政府根据王克传卓著的功勋和突出的表现，批准他为革命烈士。遗体遵其母意，由亲属在西都村安葬。1957年12月13日，新泰县人民委员会按照朝鲜民族式样在王克传烈士墓前落成了“人民功臣”纪念碑，之后又将王克传烈士墓列为新泰市重点保护文物。

功臣王克传被新泰市干部群众视为全市人民的光荣。每年清明等时节，都有许多学校师生和各界群众到王克传烈士墓前扫墓，缅怀烈士英灵，表达继承心愿。烈士的丰功将永远激励人们为建设和保卫祖国而勇往直前！

忠诚实践党的宗旨的

模范指导员

——记姜升立烈士

于浩王仁君马玉明

姜升立，汉族，山东省莱阳市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人。1971年12月出生，1990年3月入伍，1991年5月入党，1998年1月任某部炮兵营二连政治指导员，中尉军衔，中专文化。1995、1996年各荣立三等功一次，两次被师、旅表彰为“优秀党支部书记”，多次受嘉奖。1999年、2000年姜升立所在党支部两次被旅表彰为“先进党支部”。2000年5月30日17时10分，姜升立在组织连队进行5公里越野训练时，因抢救战士被地方一辆失控的农用四轮车撞倒，不幸牺牲。济南军区追授其为“忠诚实践党的宗旨的模范指导员”，集团军追授一等功。

为战士成长进步倾注真情

姜升立把育人作为爱兵的最高境界，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我们不能让战士今天入了伍，明天就落了伍，把战士培养成才才是对他们的真正关心。”在他积极倡导下，连队成立了英语、法律、微机、写作、革新5个学习小组，使大多数战士都有了一技之长。连队的学习氛围日益高涨。姜升立当指导员两年来，连队先后有6名战士提干或考入军校，3名战士荣立二等功。

爱连队胜过爱家

姜升立爱连队还体现在他精心铸造连魂。1998年1月，姜升立由该连副连长提升为指导员后，他深知组织的信任和重托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上任之初，他就和“一班人”一道，把发扬传统、铸造连魂、培植二连精神作为连队谋求发展的“支点”。新兵入伍、官兵调进、日常教育、大项活动和外出执行任务，他都反复教育引导官兵要为二连增光添彩，无愧于二连的荣誉称号。由于他长期的教育熏陶，使官兵们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都有一种强烈的“二连人”意识。

尽职责一丝不苟

姜升立担任指导员后，为连队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始终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发现问题，及时疏通、化解。新战士谢华伟，因一时难以适应紧张的连队生活，曾有过私自离队的想法，到二连参加集训的当天，姜升立就找他谈了心。之后，姜升立既在思想上帮助他，又在训练上指导他。起初，小谢思想有所转化，但训练老是上不去。有一天中午，姜升立在学习室找到了谢华伟，小谢哭丧着脸对姜升立说：“反正我集训三个月后就回去，训好训坏对连队没有太大影响，你就不要再费心思了。”姜升立心平气和地说：“我对你这么费心思，可以说对连队好坏无多大影响，但只要你在二连一天，我们就要为你负责一天。”听了这感人肺腑的话，小谢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夺眶而出。从此，小谢在姜升立的指导下，训练成绩不断进步。一个月后，他终于在营里组织的考核中取得5分的好成绩。姜升立还注意把思想工作延伸到战士家庭。每当半年或年终工作总结时，他都会给战士家中写封汇报信；战士立功受奖时，写封报喜信；新兵下连时，写封报安信。两年间，他给战士的家信已有300余封。在姜升立的遗物中，有一封他写给战士江顺波父母的信。这封信他还没来得及发，就光荣牺牲了。

作为一线带兵人，姜升立积极探索带兵之道。他在军校时，就注意学习摘抄带兵规律的资料，他积累了45个带兵小方法。到部队后，又结合工作总结了提高记忆的9项法则，战士吵嘴打架的10条原因，管理者形象差的3条教训，做战士思想工作的10多10少，与战士谈心的10种时机，观察战士思想变化8看，掌握战士思想情况的9条途径等等。他既注重积累，更善于运用，使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既扎实又灵活，富有成效。1999年6月，连队在龙口执行光缆施工任务时，由于天气炎热，战士李海雷水壶中的水很快就喝光了。正好他分的地段经过一片黄瓜地，看到小李满头大汗很辛苦，种菜的老大爷给他摘了4根黄瓜，小李刚想接下吃的时候，被路过的姜升立发现了，他从衣兜里掏出了两元钱递给老大爷。老大爷说什么也不收，对姜升立说：“部队在这里支援地方建设，这两根黄瓜算得了什么。”姜升立耐心地给老大爷解释道：“部队有纪律，不准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你若想让小李吃黄瓜，就得把钱收下，钱不收，这黄瓜不能吃。”老大爷无奈，只好把钱收下。

注重用形象感召官兵

不知疲倦地忘我学习

多方面汲取知识营养。凡是对自己有益、对工作有用的知识，他从来不拒。尽管家庭条件不很宽裕，生活上很节俭，但买起书来却从不吝啬。他家属说：“升立平时少有花钱的地方，他的开销大都用到买书上了。”1998年10月份，原炮兵团机关撤编，在清理物品时，有的搬走的是沙发和椅子，姜升立却搬了整整两麻袋书刊资料。他每年都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在1999年和2000年的学习计划中，既有政治理论，又有军事知识；既有市场经济知识，又有高科技知识；既有心理学知识，又有美学知识。

姜升立不仅坚持在书本中学习知识，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而且注重向英模人物和先进典型学习。凡是有影响的英模和典型事迹，他都有笔记、有体会。像雷锋、苏宁、徐洪刚、李国安、孟祥明等。他写道：“一个人的价值与他的贡献成正比，贡献越大，价值越高。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仅要看他物质方面的贡献，而且要看他精神方面的贡献，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应该是物质贡献与精神贡献的统一。”

正是由于姜升立善于见贤思齐，取长补短，把学到的先进思想融于工作实践中，才使他很快走向了成熟，成为一名党性观念强、本职业务精、素质全面的优秀政治工作干部。

——记马建敏烈士

綦建壮娄明亭

1999年6月26日，对莱州市驿道镇车栾庄的父老乡亲们，尤其是对村民康淑云及膝下一双未成年的儿女来说，是一个极其不幸、永生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他们的亲人马建敏，驾车行驶到204国道江苏省灌云县境内时，在与盗窃犯罪分子英勇搏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6月28日这一天，全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马建敏的妻子康淑云和一双未成年的儿女早已泣不成声……村民们自发地来到村西头，等待着他们的亲人、英雄马建敏烈士的骨灰从远方归来。

在家里，他是个懂事孝顺的孩子、称职的丈夫；在学校里，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在社会上，认识他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朴实、憨厚。

马建敏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市驿道镇车栾庄村，上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艰难的生活使他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憨厚淳朴的性格。家里有点好吃的，他从不第一个去拿，总是把大的、好的留给大人。家人和街坊邻居都夸他是懂事孝顺的孩子。20多年前，父亲因病去世，哥姐外出工作或出嫁，马建敏与母亲两人相依为命，结婚后夫妻俩主动担负起赡养78岁母亲的重任。他和妻子康淑云结婚18年，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平时，不管手头是否宽裕，他总是买点母亲喜欢吃的水果和副食品；每次出车回家，不管早晚，他都要到母亲床前问长问短。马建敏牺牲后，家人担心老人经不起这个沉重的打击，当天就把她送到几十里以外的女儿家。一直到三个月后，才把这个消息告诉她。老人一听到儿子牺牲了，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976年7月，马建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掖县二中。他决心回到农村干一番事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报效党和国家，报效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1984年，马建敏到莱州市农机学校学习汽车驾驶技术，半年后取得驾驶证书。党的富民政策使他如虎添翼。1993年，他承包了本村到潍坊的大客车。“急旅客所急，帮旅客所需，担旅客所忧，解旅客所难，”这是马建敏当好司机的“座右铭”。他告诫妻子说：“我们要做盲人的拐杖，做小孩的叔叔、阿姨，做老人的儿女，做外地人的活地图，做乘客的贴心人”。小两口在日复一日的出车过程中，每逢遇到老弱病残、孕妇、小孩上车，他们都要上前搀扶一把，帮他们找到座位。为了给乘客提供一个舒适方便的环境，他们在车上备有小药箱、针钱包，车厢内贴有火车时刻表及潍坊发往各地的各个车牌号。在个体大客中，马建敏夫妇对于乘客的服务是首屈一指的。

马建敏和妻子康淑云是一对恩爱夫妻。结婚18年，两人互敬互爱，互相体贴，互相照顾，从未红过脸、拌过嘴。每次外出，马建敏总是先把家中的重活和地里的力气活干完再去。妻子得知马建敏牺牲的消息，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不睡，怀念亲人的泪水止不住；安葬骨灰那天，她因悲痛过度，休克多次，场面催人泪下……

1999年6月26日，马建敏和李学谦（同车司机）两人轮流驾驶鲁FG2915号卧铺客车，从招远驶往上海。晚上10时20分，当车行到204国道灌云县界圩乡孙小港村路段时，车上旅客封玉安发现身旁小包内35000元人民币和一部摩托罗拉手机被盗，马上到正在开车的驾驶员李学谦面前让其想法帮助查找。为了搞清情况，李学谦减慢车速，打算停车让车上旅客互查后再开往公安机关。没等停稳，在连云港境内上车、操一口东北口音的30多岁的孙保民打开车窗，跳车逃窜。坐在驾驶员副位上的身高不足1.70米、体重不过60公斤的马建敏见状立即跳下车来和失主封玉安一起追赶盗窃犯。此时的马建敏像离弦之箭，全然不顾天黑、地面坑洼不平，不顾几天来旅程的劳累疲倦，奋力向路边一人多高的芦苇丛追去。仅20米马建敏就将歹徒抓住，并赤手空拳与其搏斗，歹徒见难以脱身，便拿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威胁说：“再不松手，就捅死你”。面对着穷凶极恶的歹徒，马建敏大义凛然，临危不惧，死死地抓住歹徒不放，歹徒将尖刀戳向了马建敏的心脏……歹徒趁马建敏用手捂住胸口时夺路而逃，马建敏被随即赶来的失主封玉安扶上车，送往附近的杨集医院，但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马建敏的英雄壮举震撼了江苏大地。灌云县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组织40多名干警连夜出击，现场侦查取证，并将全县的重要交通路口封锁堵截。凌晨3时左右，干警发现在搏斗的现场有遗失的3万多元现金，推测歹徒一定会返回现场拿赃款。果不出所料，凌晨4时，孙保民伙同其妻和另外2人来到作案现场拿赃款，被事先埋伏的干警逮个正着，在人证物证面前，孙保民无法抵赖，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杀害烈士的杀手孙保民被依法判处死刑。

事发的第三天上午，在江苏灌云县殡仪馆里，江苏灌云县和来自山东省招远市、莱州市的领导，还有很多普通群众自发地来到这里，向一个素不相识的见义勇为英雄致哀。

马建敏见义勇为的事迹传遍了江苏，传遍了齐鲁大地。山东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马建敏为“山东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中共招远市委授予马建敏“1999年十佳好人好事”称号，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马建敏为革命烈士。

马建敏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鲜血没有白流，他见义勇为的浩然正气长留人间，成为亿万人民勇于维护正义、战胜邪恶的强大鼓舞力量。

永别了，齐鲁大地的骄子！

安息吧，见义勇为的英雄。

——记“98”抗洪烈士岳福勇

孙星月张延兴

岳福勇，男，汉族，1978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市姚哥庄镇西姚哥庄村，初中文化程度。1994年10月入团，1996年12月入伍。生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86657部队第225营3连13班战士，空军上等兵军衔。1998年8月1日，岳福勇同志奉命执行抗洪抢险任务，在与洪水的搏斗中，英勇牺牲，献出了自己年仅20岁的宝贵生命。

1998年9月2日，山东省、潍坊市和高密市的有关领导及社会各界代表，在高密市烈士陵园沉痛悼念在长江抗洪抢险中，为抢救战友和群众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广州军区空军高炮某团225营3连战士岳福勇，并参加其骨灰安放仪式。

苍松翠柏丛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安放着烈士岳福勇的遗像和鲜红的八一军旗覆盖着的烈士骨灰盒。陵园内外一片肃穆，参加悼念的人们在低回悲壮的哀乐声中，难抑悲情，痛哭失声。

前来的部队首长为失去了一位优秀战士而痛哭。难忘烈士岳福勇在洪水袭来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抢救战友和群众，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岳福勇母校的老师为失去了一位好学生而痛哭。难忘烈士在学校里热爱学习、遵守纪律、勤奋向上、助人为乐、尊敬师长的优秀思想品德。

岳福勇的父母和乡亲们为失去了一位好孩子而痛哭。难忘烈士小小年纪就懂得孝敬父母、团结邻里、尊老爱幼、热爱生活、乐于助人的高尚道德情操。

省市领导痛哭。他们为齐鲁大地上孕育出这样一位好儿子的失去而感到深深的悲痛。同时，他们也为烈士的英雄壮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1998年9月7日，高密市委、市政府发起在全市广泛开展向抗洪烈士岳福勇学习活动。

临危不惧挺身出英雄捐躯簰洲湾

1998年7月下旬，长江流域连降暴雨，肆虐的江水无情地吞噬着江堤，情势万分危急。7月27日凌晨，岳福勇所在的广州军区空军高炮某团第225营3连的全体官兵，奉命随部队奔赴湖北省嘉鱼县簰洲湾执行抗洪抢险任务。8月1日晚8时，紧依长江大堤内侧的嘉鱼县簰洲湾民垸突发重大险情，垸内5万多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灾情十万火急。空军高炮某团的225营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出动，上堤抢险。

经积极请战，已成为连队突击队员的岳福勇于3分钟内，即与168名官兵分别登上6辆军车，急速向险堤开进。

天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岳福勇坐在军车尾部。颠簸中和他的战友谈起了家乡，谈起他入伍快两年了，还没见亲人一面。体弱多病的母亲、患有冠心病的父亲身体怎么样了？还有活泼可爱的小妹妹……

突然，一阵嘈杂的人声，把他们的谈话打断。岳福勇伸头一望，只见道路上出现了一簇簇群众。他们神色慌张，呼爹唤儿，扶老携幼，与军车逆向奔跑着。

不好，大堤可能出险！此时，岳福勇一心想的是快速前进，赶到江堤险段。

浊浪滔天，生死攸关！危急关头，岳福勇把生的希望让给了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老大娘得救了，他却在与洪水的殊死搏斗中，同“抗洪英雄”高建成等16名战友被洪水无情地卷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岳福勇用自己的青春热血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他牺牲后，广州军区空军武汉基地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批准其为革命烈士，追记一等功，并按照烈士生前的愿望，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为学勤奋爱劳动助人为乐好少年

岳福勇牺牲的消息传到了他的家乡，人们都为失去了这样一位好青年而感到惋惜。

岳福勇的父亲岳家宏、母亲张秀芬虽然识字很少，但他们经常对这个独生儿子进行中国传统美德的教育。岳福勇从小在其父母的熏陶下，就懂得如何做人和怎样做一个好人的道理，他善良、纯朴、率直和勤劳。

曾在小学三年级担任过他班主任的阎世英老师，至今记得这样一件小事：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班主任阎世英正在办公室里批改学生作业。家离学校较近的岳福勇悄悄地推门进来，把两个热乎乎的烤地瓜放在办公桌上说：“老师，歇会儿吧，熬夜长了会饿的。这是我自己烤的。”憨厚一笑，转身跑了。

科技致富守法纪急公好义众人赞

1994年，初中毕业后的岳福勇怀着改变家乡面貌，和乡亲共奔富裕路的美好憧憬回到村里。

岳福勇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科技知识应用到实践中。闲暇之余，刻苦攻读自购的《农业科技常识》及粮食、蔬菜等农作物的栽培管理技术，并置办了拖拉机和耕、浇、种、收等全套农机具，又学会了驾驶技术，他想以自己的行动和实践，尽快在全村普及农业科技知识，推动全村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岳福勇和他父母承包的43亩上地的第一年，粮食产量提高了30％，蔬菜也获得大丰收，全家一年收入近2万元，比上年翻了一番多。

岳福勇不仅只忙活自家的土地，还真诚无偿地帮助乡邻。1995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劳累了一天的岳福勇发现村民李玉才的玉米棒还在地里，晚饭也顾不上吃，开上拖拉机拉着李玉才就走，一直干到深夜11点，把4亩地的玉米棒全部拉回家才休息。凡熟悉岳福勇的乡亲们，谁也能说出岳福勇一些热心助人的往事：村民鞠丽霞家的麦子好收割了，岳福勇带着收割机来了；岳振明家的地该种了，岳福勇就带着播种机来了；李卓先家的小麦该脱粒了，岳福勇带着脱粒机来了……

岳福勇在农忙时不得闲，在农闲时也闲不住。每当地里的农活一松快，他就开上拖拉机和村里的伙伴们出去找活干。有的同伴找不到活，他时常把自己找的活让出来。同伙的车坏了，他就利用自己掌握的农机维修技术，帮助修理。1995年深秋的一个下午，岳福勇和本村的侯强驾车到40公里外的方市乡拉石子。装车后刚出方市乡，侯强的车就坏了。等岳福勇帮侯强修好车，天已大亮。

像许多英雄人物一样，岳福勇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年近八旬的赵秀兰老人女儿远嫁他乡，更不幸的是，与她相依为命的老伴也于10年前因病去世，抛下赵秀兰孤零零的一个人，生活非常困难。当时，年仅10多岁的岳福勇便和父亲包下了老人挑水、劈柴、磨面等活计，并时常叫上几个小伙伴给老人讲故事解闷。老人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哮喘病，请医抓药也让岳福勇和他父亲全包了。199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天下着雨，风挟着雨点打得后窗玻璃啪啪直响。岳福勇猛然想到赵秀兰老人家的后窗户还没关好，便披上雨衣向老人家中跑去。到了老人家里一看，只见老人躺在炕上，喘着粗气，脸色蜡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岳福勇知道，这是老人又犯病了。他立即把后窗关好，倒上一杯热水喂老人喝完，又披上雨衣跑到镇医院，为老人请来了医生，并陪了老人一夜，直到第二天，老人的病情有了起色才回家。

高歌一曲英雄颂激励我辈永向前

上小学二年级时，老师曾经在班上出了这样一道题：“你最敬佩的人是谁？长大了想干什么？”让学生回答。当时，岳福勇第一个站起来回答说：“最敬佩的人是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长大后我最想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辛勤的自学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入伍不到一年，岳福勇的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生前所在连队的老连长，现任空军高炮某团参谋的刘春风告诉我们，入伍仅一年，岳福勇的军事技术就不亚于入伍三四年的老兵了，成为连队的一名优秀技术骨干，他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部队考核的“龙虎榜”上。

岳福勇不仅军事技术过硬，而且在助人为乐方面表现也很突出。在连队，他常常主动打扫卫生，帮助战友洗衣打饭，在闲暇之余下厨房当帮手。连队里有一块菜地，岳福勇看到菜种单一，就写信从家中要来了萝卜、白菜等种子，手把手地教战友们种上。自此，高密特产“堤东小萝卜”等蔬菜落户在了武汉军营。1997年1月，在一次施工中，有一位战友不慎扭伤了脚，自己也受了伤的岳福勇，不顾伤痛和施工劳累，每天收工回到营房总是先去打回热水，为这位战友热敷疗伤。

岳福勇吃苦耐劳的精神也赢得了部队首长和战友的赞誉。在西（安）——武（汉）通讯光缆工程施工中，岳福勇一直苦干在施工第一线。按规定每个战士每天完成15米的地沟挖掘任务，他经常超额完成，最多时一天完成25米。有一次，在施工中，他被突然飞起的石块划伤头部，头皮裂开了一道3厘米长的口子，鲜血直流。连长让他回营房休息疗伤。但他只是在施工工地上找卫生员简单包扎了一下，又重返工地大干起来。因各项工作成绩突出，岳福勇于1997年5月受到部队嘉奖；1998年1月被评为优秀士兵。

在这次长江流域的抗洪抢险中，岳福勇积极请战，成为连队一名光荣的突击队员。牺牲前的7月27日凌晨1时35分，他随部队奔赴湖北省咸宁地区，执行长江大堤两处重要险段的抢险护堤任务。当他们连续急行军4个小时，到达抢险的指定地点嘉鱼县邱家湾时，没顾上休息，立即投入抢险行动，同全营战友一起奋战8个小时，运送了600多立方米的砂土，筑起一道围堰，又控制住多处管涌。休息不到两个小时，又迅速转到簰洲湾突击抢险。连续奋战了3个昼夜，保住了大堤的安全。31日21时40分，岳福勇又随部队再次出动，奔赴簰洲湾民堤堵闸口，直至8月1日凌晨2时40分排除了险情。同日20时，岳福勇最后一次参加了突击抢险行动，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践了舍身报国、献身国防事业的诺言。

滚滚长江水，写不尽烈士的英雄业绩，滔滔长江浪，颂不完烈士的壮志豪情。岳福勇走了。他走得那样匆忙，甚至没来得及与周围的战友道一声“珍重”，更没来得及与远在几千公里以外的父母和乡亲们道一声“再见”，便随着浩浩长江滔滔东去的洪水而消逝了。然而，巍巍长江大堤岿然矗立着，就像烈士不散的英魂，用自己铁一般的胸膛，奋力挡顶着汹涌的江水。

问渠哪得清如许

敢将英魂忠报国

——记林西环烈士

王维升孙中海

林西环原名林锡环，1922年11月出生于五莲县户部镇井家沟（原日照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中。父亲靠租种地主的五亩薄地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但无论年境如何，父母一年拼死拼活地劳作，到年终交完地租，粮食已所剩无几。随着林西环两个弟弟的出生，家境日趋窘迫，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迫于生计，在西环五岁时，父亲便一边种地，一边当起了全村的羊倌，靠给全村人放羊，到年终赚点口粮。于是，西环的童年几乎是在羊群中度过的。

1939年，日伪军两万余人分10路由津浦、陇海铁路及台潍公路各据点出动，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侵入沂蒙北部地区。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实施野蛮的“三光政策”。在扫荡中，林西环放的三十多只羊被日军的炮弹全部炸死，生活一时陷入了绝境。8月的一天，林西环见街上聚拢着一群人，忙凑近前，只见本村的杨为民正在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他列数了日军如何侵略我国，到处强奸妇女、屠杀民众、放火烧房的罪行；后又传播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参加鲁中反“扫荡”胜利后，已班师五莲地区，并在石场一带击退莒县伪顽县长许树声部的进攻的消息，他还当场宣布：要加入抗日组织，打击日寇替老百姓谋生存、求生路。林西环直听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当晚他一夜未眠，他想了很多、很多……他想到自小受尽了地主、土匪的欺凌，而今却又要面对日军的屠刀，这噩梦般的日子何时才是头？他愈发觉得，要生存只能靠反抗。于是，第二天一早，他便找到杨为民，说出了自己也想加入抗日组织的想法，俩人一起加入了当地的抗日自卫团。

有一次，驻日照的保安十六团李延修部向户部一带偷袭，企图围攻我地委机关和抗日武装。对他们的行径，我地委机关和八路军早有戒备，林西环所在的自卫团奉命参加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林西环表现得异常勇敢，凭一把大刀活捉了2名敌人，收缴了3支步枪，立了一大功。经过几次战斗经历，林西环看到八路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心一意为抗日，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队伍才是靠得住的。于是，他积极向八路军靠拢，主动接受八路军工作团分配的任务。在工作团的帮助教育下，他懂得了不少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并于1939年主动参加了中共鲁东南特委在莒县上疃村举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从思想上进一步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念。从此，他由最初盲目的反抗逐步走上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公然撕毁了“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刚刚取得抗战胜利的五莲人民来不及休养生息，又要面临新的战火洗礼。

7月，国民党特务刘振东、张茂勋等秘密从青岛潜入五莲山区，成立了名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前防司令部自卫队”的特务组织。张茂勋任自卫队长，下设6个大队和1个直属特务中队。他们以户部、松柏一带为基地，网络反动地主、汉奸、土匪为骨干分子，秘密发展了1400多人，阴谋武装暴乱，颠覆地方政权。因他们采用暗杀等卑鄙的手段，残害我干部、军属，群众称之为“暗杀团”。我公安机关会同五莲、户部、街头、洪凝4个区的干部组成“防特委员会”，在当地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积极展开侦破暗杀团的工作。通过几个月的秘密侦察，在松柏林村缴获了“暗杀团”的全部名单和印章，继而在高阁庄山里抓获除刘振东、张茂勋和一名副团长以外的其他主要头目。张茂勋漏网后潜藏在九仙山里的毛家河村，被白庙子村窦春梅发现后报告上级，林西环自告奋勇带领民兵前去抓捕，终于从一家村民盛粮食的大缸里逮住了这个作恶多端的特务头目。随后县公安局在各区召开公审会，枪毙了罪大恶极者，“暗杀团”被一网打尽。林西环在剿灭“暗杀团”过程中，因表现英勇，成绩突出，在全县召开的民兵总结表彰大会上受到了表彰奖励。

为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保卫解放区，捍卫胜利果实，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五莲英雄儿女掀起了一股踊跃参军参战的热潮。1946年底在户部区召开的“反蒋保田、参军立功支前”的千人农民代表大会上，林西环第一个上台报名参军，而这天才是林西环新婚第三天。临别时，他疼爱地望着妻子，紧紧地握住老母亲的手说：“娘啊！俗话说，没有大家哪来小家。只要蒋匪军存在一天，咱穷人就没有好日子过，儿今奔赴战场，就是为了咱不再世代受苦受难，请原谅儿子尽忠不能尽孝。”林西环的老母亲听此话后，眼中噙着泪叮嘱道：“孩子，去吧！记着，革命不胜利，就别回来……”就这样，背负着亲人的嘱托，林西环放下了锄头，拿起钢枪，成了一名真正的人民子弟兵。

林西环出色的工作表现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多次表扬，1947年4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林西环工作更加积极、踏实。

1947年初夏的一天，林西环所在的班到招贤办事，在区公所里，办事人报告说前妻洼一带有国民党部队活动，区公安局特派员可能被他们抓去了。班长对林西环说咱俩去看看，说罢两人便奔前妻洼而去。他俩刚到大山村后西边的山垛子上，就见到那个公安员（差点被敌人抓住）跑过来，告诉他俩说蒋军过来了，离这里不远，等他俩登上山顶，国民党兵已到了半山腰，约有六七十人，还扛着机枪。林西环建议说打他个措手不及。当时的班长用的是大盖子枪，林西环用的是大鼻子捷克，每人带了四十多发子弹。他们等敌人走近了，一阵疾射，当场撂倒几个，其余的国民党兵吓蒙了，只顾着东躲西藏，慌得连机枪枪衣都脱不下来了，看到这情景，两人开心极了。可惜刚打了几枪，林西环的那支枪就坏了，两人靠一支大盖子和蒋军交起火来，蒋军摸清虚实后，仗着人多势众，向他俩扑上来，林西环和班长边打边往大山村转移，突然一声枪响，只见林西环抱枪就地一滚，班长忙问：“小林，你怎么啦？”林西环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就是胳膊受了点伤。”接着爬起来还击敌人，正在危难之时，接应的同志们赶来增援，他俩才脱了险。

1947年8月，国民党83师2万余人沿连云港、诸城、安丘线大举进攻我解放区，疯狂的敌人采取“沿线包围、各个击破”的战略，仗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每到一处，便肆无忌惮。林西环所在的部队奉命在臧马县小店村狙击敌人，他们提前进入阵地做好准备，15日，当800多名敌人由诸城沿高徐公路进入臧马县柳家店子桥头时，踏响了我军埋设的地雷，随着阵阵轰隆隆的巨响，敌人当场被炸死炸伤100多名，并炸毁机枪1挺。在莒县董家坡、杨家店子、河口一带他们又连续踏响我军埋设的地雷，死伤80余名。地雷的威力，吓得敌人不敢贸然前行，只得爬行前进。9月底，敌人再次向洪凝一带进犯，林西环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哪里有危险，哪里战斗激烈，他就出现在哪里。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3时，林西环他们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共打死打伤敌人60多名，夺回了被敌人抢去的15骡驮小麦、12头牛和30只羊。这次战斗中林西环一人就打死了5名敌人，活擒了2名，缴获冲锋枪2支，被战士们誉为“神枪手”。

林西环虽然走了，但历史却永远地记下了这位烈士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共和国的丰碑里也永远镌刻下了他不朽的名字。他的生命虽然是短暂的，但他壮美的英魂却早已融进了共和国的山山水水之中，他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的壮烈诗篇也必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拼搏向上、奋斗不止。

爱兵模范王裕昌

孙宝良

王裕昌，1930年出生在山东省即墨市温泉镇社生后街村的一个贫苦农家。他十岁时母亲就因病去世，父亲常年有病，繁重的农活便压在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孩稚嫩的肩上。生活的艰难压不住他对革命的向往和对解放全中国的盼望，年幼的他便跟在比他大好多岁的民兵大哥哥身后，抓汉奸、斗地主、送情报，一心扑在保家保田上，连晚上也很少回家。他多次要求加入民兵组织，但由于他年纪小、又是家中的独子而一直没有如愿。1949年春，家乡解放了，他不顾一切去报名参加解放军，成为一名光荣的战士。

入伍后，王裕昌在革命的大熔炉里迅速成长。为了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他省吃俭用买了本字典，边查字典边学习。毛主席的教导，革命先烈和英雄的模范事迹，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他，王裕昌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不久他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决心书中写道：我加入共产党，就是要把一切献给党。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着决心书中的誓言。

王裕昌在部队中从战士、班长、排长到司务长、机关管理员，工作先后调动了十几次，每到一个新岗位，他都是干一行，爱一行，尽心尽力，兢兢业业。他当司务长的时候，部队在沿海地区机动作战，那里每天风沙不断，气候条件非常恶劣。为了让战士们吃上可口的饭菜，王裕昌与炊事员们同吃同住同干活。他凭着自己身高力大，主动担起了顶风冒沙来回十几里担水送饭的重活，保证了部队的正常训练。

王裕昌深深地爱着自己的连队，爱着连队中的每一个战士。他常说：“热爱战士，就是热爱革命。人民的幸福、战友们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他讲究带兵要带心，带心要知心，知心要关心。他从开始带兵的那一天起，就立志要做战士们的知心朋友，他把战士的冷暖时刻挂在心上。战士有了思想问题，他主动帮助解决。战士生活有了困难，他千方百计帮助克服。他经常把自己节俭下来的钱送给有困难的战士，用自己的津贴为战友求医治病，为战士买生活用品。正是靠着这种浓厚的阶级感情，他多次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1957年，王裕昌带领新兵连战士进行实弹演习，一名新战士在投手榴弹时，不慎将拉开导火索的手榴弹失手掉在身边，在手榴弹即将爆炸的瞬间，是王裕昌冒着生命危险将手榴弹捡起扔了出去。

1962年夏天，王裕昌在连队检查工作时，房顶上的一块大石头突然掉下来，眼看就要砸到屋檐底下挖水沟的战士头上，王裕昌一个箭步冲上去，猛地推开这个战友，自己却被砸伤了右手。

也是这一年，部队一次紧急转移中，因道路泥泞炮车突然歪滑向路边的战士压去，王裕昌见状，迅速冲到车轮的后面，用自己的身体扛住了快速下滑的炮车，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

1965年5月13日这天，王裕昌像以往一样，带领30多名机关干部和部分新入伍的战士，在训练场上进行手榴弹实弹演习。训练场就设在一座大山的山腰上，投弹掩体的背后就是山坡。随着手榴弹的阵阵爆炸声，投弹演习在紧张的战斗气氛中顺利进行。

突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部队机关的一名人员在投弹时，由于用力过猛，失手把手榴弹甩在身后，手榴弹冒着青烟顺着山坡往掩体中滚来。此时，文书吴绪斌正在掩体中埋头做训练记录，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的来临，眼看着一场恶性事故就要发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裕昌迅速跳出掩体，伸手去抓冒着青烟的手榴弹。由于手榴弹快速滚动，一下没有抓住，他又猛地向前一步，好不容易抓住了快速旋转着的手榴弹。这时，把手榴弹扔出去已经来不及了，他就势来了一个侧转身，他要用自己的身体护住掩体中的战友。就在这一瞬间，手榴弹在他的手中爆炸了。文书吴绪斌仅受了点轻伤，其他战友安然无恙，王裕昌却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

王裕昌为救战友被炸成重伤后，部队领导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他，把他安排到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进行救治。经过四次大手术和多次小手术，终于把王裕昌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但他却从此失去了右腿、右手，还有许多弹片残留在肺部无法取出。残缺的身体并没有使他失去革命的意志，他乐观地说：“虽然我失去了右手和右腿，但我还有左手和左腿，更重要的是我还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只要我一分钟不停止呼吸，我就要继续为党工作。只要我有一条腿，就要走革命的路，有一只手就要为革命工作。万一我的手和腿全没了，我还有一张嘴，还能用它天天去宣传毛泽东思想，用它去鼓舞同志们，打击敌人。”

事情发生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多家报纸都刊登了王裕昌的事迹。国防部授予他“爱兵模范”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军学习他的英雄事迹。福州军区召开隆重命名大会，对王裕昌先后五次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予以表彰。1966年国庆节，王裕昌荣幸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国庆观礼，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被人们誉为是“活着的王杰、欧阳海、刘英俊”。

面对着党和人民给予的巨大的荣誉，王裕昌从不居功自傲，他把这些荣誉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更加严格要求自己。部队领导为照顾他的身体分给他一些营养保健物品，只要别人没有的，他都要如数退回，决不搞特殊。他的子女上学离家很远，总是步行往家走，有时他坐车碰见回家的孩子，司机要停车捎一程，他都不让。他说：“车是国家派给我用的，他们不能坐，让他们多锻炼锻炼。”部队领导考虑他的身体有病，安排工作时尽量照顾，他都谢绝了，他说：“我觉得用自己的一点劳动，能为部队建设做出一分贡献，是我最快乐的事情。”在他的教育下，他的家属从没有以他的名义向党和国家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

1969年1月7日，王裕昌因滞留在肺部的弹片感染引发伤口复发，虽经多方治疗无效，终于离开了我们。

王裕昌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给了部队的建设，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救护英雄王连清

在《中国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七军英模人物事迹汇编》中，记载着一位传奇式的救护英雄，他就是在临朐战斗中，置生命危险于不顾，一夜抢救出36名伤员的“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王连清。

回乡后的王连清，正赶上家乡为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掀起的大参军运动。他响应党的“只有参加八路军，拿起枪杆子，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砸乱黑暗的旧社会，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号召，抱定抗日救国的信念，于1945年7月，毅然告别亲人，同村上的一批热血青年一起到区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投身了革命。

参军后，他一直随部队在家乡文登一带活动。经过部队大熔炉和战斗的锻炼，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军政素质不断提高，思想日趋成熟，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但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国民党反动派便于1946年发动了全面内战。我解放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紧急动员起来，奋起抗击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王连清被改编到华野九纵26师77团2营6连当战士。此后，他曾先后参加过昌邑和枣庄等十几次战斗。因表现勇敢，多次立功受奖，1946年12月，王连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1月，在鲁西南的一次战斗中，王连清所在排打垮敌人一个营，俘敌百余名，缴获各种枪械370余支（挺），六○炮12门。战后，该排受到上级通令嘉奖，他荣立一等功。

战后，连队为他报请特等功一次；1948年4月，华东野战军授予他“华东三级人民英雄”光荣称号。

1948年9月，在姚家庄战斗中，他带全班战士坚守阵地，英勇抗击敌人的进攻。尽管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多次对我阵地发起冲锋，均被我军打退。而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在大炮对我阵地狂轰滥炸后，一次紧过一次地向我阵地发起了轮番冲击。王连清面对狂敌，怒火中烧，一面高喊：“同志们！有我们在，就有阵地在！”一面指挥战士节省弹药，投掷石块打击敌人。敌人见我军弹药不足，竟不退而上，继续不停地向我阵地冲来。在敌人即将冲入我阵地时，王连清大喊一声：“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时候到了，冲啊！”带头端起刺刀扑向敌人。敌人被打退了，而人民的好儿子，我军的优秀战士王连清同志，却在出击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时年30岁。

王连清匆匆地走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脚印，一桩桩动人的业绩，他的精神万古流芳，永垂不朽。

——记董振彩烈士

辛崇法宁丰书

董振彩（曾用名董振才），1913年8月出生在山东省昌邑县仓街乡李才村一个农民家庭中。1925年董振彩就读于本村私塾，1931年考入昌邑县育秀中学附小高级班，毕业后到围子镇义镇村小学任小学教师，1935年考入育秀中学读书。时值日寇入侵我国东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育秀中学的爱国师生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反帝爱国，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董振彩积极参加了这一反帝爱国行动，并带领学生上街演讲，抵制日货。因此，得到地下党组织的赏识。于1936年6月由本校国文教师、共产党员李荩忱（原名李绍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他与中共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又名季苏华）、中共昌邑县委书记张智忠取得联系，被派到围子镇义镇小学任教，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积极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同年10月调中共昌邑县委任组织部长。不久，被调八路军工作。

1938年初，抗日浪潮席卷全省，我党领导了徂徕山起义，成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十字路抗日游击大队”也同徂徕山起义的抗日武装汇合，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二团”，后改为山东游击队第二支队。当时，国民党五十七军一部驻扎在日照县的碑廓一带；国民党六十九军新编第六师驻莒县张家围子一带。这些部队内也有我党地下组织，收编了许多杂牌军，一致抗日。1938年8月，中共鲁、苏、豫、皖边区党委决定，成立了鲁东南特委，以加强该地区抗日工作的领导。1938年以前，在原日照县西部的黄墩、粮山口一带盘踞着一支以朱信斋为首的土匪部队，整日里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此时的朱信斋感到左右为难，他一来害怕自己的部队被别人兼并吃掉，二又不愿离开盘踞多年的老窝黄墩一带，于是便挖空心思，投机钻营寻找靠山，以保存自己的势力。因此，乘我党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之机，他便主动派其大儿子朱德明到沂水东里店与我接治，表示愿意投靠我军接受改编，以求一逞。

1938年8月，中共鲁东南特委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对土匪武装总的方针是争取他们抗日”的指示，决定接受朱部的要求，将其改编为八路军山纵二支队第四大队。为团结抗日，由朱信斋任大队长。尔后，改为独立营。1940年冬，九支队党委鉴于当时担任二营教导员的董振彩作风正派，立场坚定，作战勇敢，指挥能力强，便派他到被我收编后的朱信斋部任独立营政委，朱任营长。

朱部被我收编后，在八路军工作组的帮助下，发展到三个连，一个便衣排，共300余人。同时，从各村自卫队中抽调一部分人，成立了两个常备队，也隶属独立营领导。董振彩在与朱信斋的接触中，敏锐地觉察到这位貌似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却面善心狠，态度冷漠。但为了团结抗日的大局，董振彩不计前嫌，热情亲切的接近他，主动地找他联系工作、征求意见。可是，朱信斋依然孤傲骄横，对董戒心假意，共事不谋。

经过一个阶段的相处，董振彩深深意识到，朱信斋阴险狡猾，对我存有戒备，居心叵测。他当时投靠我军，完全是迫于形势，赖以求生。对这样一个老奸巨猾、心狠手毒的惯匪头子，想要把他改造过来根本不可能。只有从基层做好工作，掌握士兵的思想动态，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才能控制部队，使其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

于是，董振彩便经常深入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广泛深入地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团结了大部分干部、战士。他还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培养积极分子，秘密发展党员，壮大骨干力量，并争取和培养朱信斋的长子朱德明为少营长，主持军务，以削弱朱信斋的实力。与此同时，董振彩带领独立营积极协助地方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建立青年、妇女、农会等群众性救国团体。他们还帮助民兵搞训练，密切了军民关系，壮大了抗日力量。为了摆脱敌人对我根据地的封锁，董振彩遵照毛主席提出“发展农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的指示，协助地方成立了“合作社”，解决了军需和群众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深受群众的拥护。他还经常向地方党、政领导汇报部队情况，征求意见，与地方保持密切的联系。当时，在独立营活动的黄墩一带，群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昂，可吓坏了心怀鬼胎的朱信斋。

朱信斋虽表面上投靠了我军，但贼心不死，始终与我离心离德，貌合神离，终日窥测方向，俟机而动。

正当黄墩一带抗日形势迅猛发展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却在加紧制造“反共”摩擦。国民党六六二团团长孙焕彩之流，向朱信斋施展了威胁利诱之伎俩。日照县七区国民党的反动区长杨百福也与之暗中勾结，秘密往来。土匪出身的朱信斋，此时明为人民军队的一员，暗中却与反动派成了一丘之貉。

当我发现朱的可疑行迹后，便对他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中共五地委的军事部长谢辉同志，亲自到粮山口做朱信斋的工作，对朱历述了我党我军对他的关怀和挽救，并严肃地指出，只有抗日救国才是唯一的出路。为了启发教育朱信斋，山纵二支队司令员刘勇派刚投靠我军的原莒顽县长许树声部的一个营，到粮山口与朱部举行联欢会。而朱信斋对我党这些仁至义尽的启发劝导，置若罔闻，阳奉阴违。

起初，朱信斋势力单薄，又没找到新的靠山，慑于我军的声势和人民群众的抗日呼声，未敢轻举妄动。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像是给他注入了一针兴奋剂，朱信斋经过一番密谋，竟然公开投靠到国民党反动分子孙焕彩的腋下，干起反共反人民的勾当。

1941年3月2日，朱信斋撕破伪装公然叛变。他受命长子朱德明，将其罪恶行径做了密谋部署。随后，便派其亲信去叫董政委，当面说什么“少营长有请”，董振彩一听是“少营长”请，未加防备便与往常一样，跟随着来人到了朱德明的住处——“万春堂”。刚一进屋，突然从里边窜出几个匪徒下了他的枪，并把他捆绑起来。同时，全营在朱信斋的一声密令下，凡是有抗日倾向的一律被关押。一夜之间，就逮捕了独立营和黄墩一带的区、村我党员、干部200余名。顿时，腥风血雨，阴霾罩空。

董振彩被捕后，朱信斋恨不能尽快杀害他，表面上却故弄玄虚地劝他投靠“国民党中央军”。一天，一个匪徒走到关押董振彩的屋里说：“老营长有请”。董振彩冷笑了一声说：“好一个‘请’字。”然后从容不迫地走进审讯室。朱信斋假惺惺地急忙站起来，吩咐给董振彩松绑、让座，董振彩满面怒容，昂首挺胸，毫不客气地坐到一把椅子上。朱信斋鬼脸一横，像陌生人一样，问董振彩：“你是共产党吗？”

董振彩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

朱信斋阴阳怪气的奸笑着说：“我知道你是共产党，跟着共产党干有什么好处呢？武器破烂，弹药不足，连军赏、给养都供给不上，叫弟兄们饿着肚子抗日，这样下去早晚会被日本人消灭的。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中央军’，得到他们装备，不是一样抗日救国吗？我看你还是……”

没等朱信斋说完，董振彩满腔怒火，拍案而立：“你这是想打着抗日救国的招牌，玩弄反共反人民的花招，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董振彩大义凛然的壮举，激怒了狡猾的朱信斋，他冷笑一声喝道：“不识抬举，押下去！”从外边进来两个匪徒把董振彩架走了。

董振彩当时和黄墩一村的进步教师辛学三关押在一起。他回来后，对辛学三说：“看来，下一步朱信斋对我们要下毒手了，要有准备，要和他斗争，决不能向他屈服……”

辛学三担心他说：“董政委，哪……”

董振彩神情坦然，微笑着说：“死，有什么可怕，我早就想好了，为人民而献身，正是我们党的伟大、光荣。”

辛学三问他：“董政委，你是哪里人？”

他说：“我是胶东人。”

辛学三又问：“是什么地方？”

董振彩若有所思地说：“不要问了，共产党员，哪里死，哪里埋。不过，党需要我做的工作，没有做好，今后，再做的机会不多了。”

果然不出所料，在第二次的审讯时，朱信斋就直截了当地说：“你跟随我投靠‘中央军’，不然的话，就让你上西天。”

董振彩一听，怒不可遏，义正辞严地揭露朱信斋的罪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土匪，两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血还未干，又对人民下了毒手，旧罪未赎，又犯新罪，人民绝对不会饶恕你的！”

朱信斋气得暴跳如雷，急忙吩咐匪徒们，惨无人道地用刺刀将董振彩的锁骨穿透，拴上铁丝，滑上梁头吊打，还惨绝人寰地灌火油和凉水等，进行残酷的肉体折磨。

董振彩在被捕的四天里，已被刑讯过六、七次，虽已遍体鳞伤，但他丝毫没有屈服。他这种视死如归和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斗得朱信斋束手无策。

1941年3月6日上午，董振彩傲然挺立在敌人的审讯室里。朱信斋问：“董振彩！你还有要说的话吗？”

董振彩怒视着朱信斋说：“抗日爱国是民族大义，反共反人民是罪责难逃！”

朱信斋怒吼一声说：“我要枪毙你！”

董振彩毫不示弱地厉声回答：“共产党人，为了抗日，为了人民，死有什么可怕！不过，在你的杀人账本上，又欠下一笔人民的血债！”

穷凶极恶的朱信斋歇斯底里地吼叫“枪毙！”

董振彩神色自若，没等敌人推拥，就摇甩着捆绑自己的绳子头，健步从容地走出了审讯室。十几个匪徒将他押至黄墩村西的巴山西北角下，董振彩面带怒色，嘴角显露出对敌人的嘲笑和蔑视慷慨赴义，牺牲时年仅28岁。

董振彩牺牲60多年了，他那为革命的胜利，人民的解放，不畏艰险，忘我工作的高尚情操；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英勇斗争的光辉形象，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广为流传，至今难忘。

——记范景蘧烈士

范景蘧，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震惊全国的日照暴动失败后，他因掩护暴动领导人和暴动队员而暴露身份，被山东省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入狱，长达五年之久。在狱中，他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发动的绝食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曾任中共日照县委书记、莒北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1941年5月，又无端蒙受“托派”嫌疑被关押审查达五个月，并开除了党籍。1942年春，山东分局为他平反，安排了工作。

范景蘧，为共产主义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在他一生中，虽遭受过多次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坚信真理，忍辱含垢，虚心接受党组织的考验，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对中国共产党的赤诚之心和坦荡襟怀。

范景蘧，又名范宝经，字庆典。1892年生于日照县（现为日照市东港区）傅疃村一个家道殷实的农民家庭。兄弟姊妹5人，范景蘧排行老二。他7岁进本村私塾学校，先后随当地著名塾师邱星斋、王小岩等读书十余载。20岁左右赴北京上中学，后因家境败落而辍学。回家后完婚成家，不久与兄弟分居。兄弟们以因供其读书而致使家境败落为由，分家时，只给他土地一亩二分、房屋一间。分家后，他到石臼所当了小学教员。石臼所船主刘润东看到范景蘧忠厚老实，颇有才能，便让他辞掉教员职务，到自己的轮船行当会计。范景蘧干了一个时期，看不惯刘润东压榨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行为，提出辞职。刘润东为了使范景蘧长期为自己效劳，遂将范景蘧的长子收为干儿子，还答应给他增加薪金。范景蘧却毫不动心，毅然把账结算清楚，不辞而别。

范景蘧离开船行后，到外地觅职无着，不得已又返回日照。当时，济南发生“五·三”惨案，中共山东省委与共青团山东省委先后联合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民众书》和《再告山东民众书》，号召全省各界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各地纷纷成立抗日群众团体，范景蘧参加了日照县成立的“抗日外交后援会”。他和郑平、高燮宸等进步青年，发动县中的进步师生，上街演讲，游行示威，宣传抗日，抵制日货，揭露蒋介石对日不抵抗的罪行。他和高燮宸领导学生在夹仓没收了反动商人尹华西的八车火柴、两车布匹等日货。县中爱国师生，利用查日货的罚款建立了“五·三”图书馆。他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反动当局对此非但不予支持，反而下令取缔了“抗日外交后援会”，并扬言要逮捕他们。范景蘧被迫逃到青岛，在亲戚家里躲避了一个时期。风头过后，才返回家乡。

1928年春，中共日照县委建立。县委组织部长牟春霆（陈雷）在牟家庄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农民运动。范景蘧积极参加了牟春霆发动的农民运动，并主动与他接触，自觉接受党的教育。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他的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1932年春，经牟春霆介绍，范景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他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斗志更加坚强。他在傅疃、平台等村积极进行活动，发展了十几名共产党员，建立了傅平党支部。后被党组织分派到安东卫小学当教员，继续开展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的工作。他先后介绍了范宝田、苏师余、徐家般、王润阶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安东卫小学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并担任小组长。他在任教期间，利用给学生上课之便，向学生讲“耕者有其田”的道理，并进行反帝反封建和爱国主义教育，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1932年10月，日照中心县委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农民暴动。当时，在安东卫小学任教的范景蘧没有参加暴动的任务，身份尚未暴露。暴动失败后，他掩护许多同志安全转移，保留了革命的火种。日照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牟春霆就是在他巧妙安排下，乘一艘货船转移到上海的。这样，他自己的身份就暴露了。

1933年3月的一天下午，范景蘧正在给学生讲历史课，突然有两个国民党警察闯进教室。范景蘧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向两个警察斜视了一眼，仍然给学生讲课，而学生却都吓呆了。一个警察说：“范先生，我们局长请你去谈谈！”范景蘧朝警察看了一眼，稍一迟疑说：“请两位先到办公室坐坐，我讲完课就去！”另一个警察很不耐烦地说：“不行！你现在就走！”范景蘧把手中的课本放到教案上，从容不迫地走出了教室。

第二天，范宝田、王润阶来到日照城，通过关系在监狱里见到了范景蘧。他镇定自若地对他们说：“我这次准备一死，我绝不当叛徒，出卖同志！”

范景蘧被捕后，先押在日照监狱，因他属共产党要犯，后被解往济南监狱，尔后又转押青州监狱。当时，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张晔也关押在这里，他是狱中党组织负责人，范景蘧是党的小组长。范景蘧从被捕那天起，就抱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坚定信念，在狱中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发动的对反动当局的斗争。他英勇顽强，立场坚定，丝毫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他本来患有心脏病，在一次绝食斗争中，饿得奄奄一息。狱卒们怕他死了难以向上司交待，便单独为他送饭，他挣扎着爬了起来，将饭菜扔了出去。他带领同监房的难友坚持绝食斗争，直到迫使狱方答复了他们所要求的条件为止。

1937年，范景蘧从青州监狱被转到国民党山东省“反省院”。按国民党当局规定：在反省院经过一段反共教育后，须在反共宣言上签名登报，然后才能取保释放。范景蘧拒绝签名，并坚决反对发表反共宣言。因此，又被押回青州监狱。

范景蘧，在长达五年的监狱生活中，锻炼了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1937年11月中旬，范景蘧获释，11月底，他回到家乡。他念念不忘狱中党组织的指示：共产党员出狱后，要立即找党组织接关系，暂时接不上关系的，要在当地坚持活动，恢复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工作，或者组织进步青年去延安接关系。

范景蘧离开郑州不久，申论典、牟敦毅去苏北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其余几人，包括范景蘧的长子范希尼，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送到重庆强迫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

范景蘧从郑州回到日照，历经长途跋涉，一路艰辛，仍不灰心，立即到东曲河村找到进步人士郑振东，了解日照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并对郑振东说：“我要边找党组织接关系，边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拉队伍开展抗日斗争。”郑振东非常支持他，并将嗣子郑仲哲交给范景蘧，跟他去参加革命工作。不久，范景蘧发展郑仲哲为共产党员。继而他又与参加日照暴动的党员范崇培、李道安，到莒县、沂水、赣榆等地寻找党组织，仍未找到。于是，他就遵照在狱中党组织负责人张晔的指示，与范崇培等人，在傅疃、平台一带开展活动。他发展本村进步青年丁履英为党员，于三四月之间恢复了暴动时期建立的傅、平党支部。后由范崇培、丁履英出面，在青年中培养了一部分入党积极分子。先后有马承清、马承珍、范崇仕加入了共产党。傅平党支部的恢复，成为日照县抗战初期党组织恢复、发展过程中最早的一个支部。傅平党支部恢复后，工作开展得很活跃。在此期间，国民党日照县党部要员尹鼎武赏识范景蘧的才能，亲自登门请他到县政府任一重要职务，薪水很高。范景蘧不为要职高薪所诱，婉言谢绝。

1938年秋，范景蘧与国民党57军112师中共地下工委的赵志刚有了联系。是年9月，范景蘧派出的共产党员郑仲哲又在莒县桑园村找到了中共鲁东南特委统战部长崔介同志。他汇报了日照县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后，立即返回日照，向范景蘧做了汇报，范景蘧听说找到了党组织，像久旱逢甘雨一样高兴。遂即与本村共产党员范鑑亭随郑仲哲去找到崔介。经他和邵德孚介绍，到大店找到中共鲁东南特委书记景晓村。从此，范景蘧与党组织正式接上了关系。10月，鲁东南特委在大店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特委书记景晓村在会议上讲了鲁东南地区的形势和党的任务；传达了关于创建抗日根据地政策的有关文件。范景蘧出席了这次会议，提高了政策水平，增强了开辟抗日根据地的信心。

同年11月，57军112师中共地下工委在中共下元特别支部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日照临时县委，赵志刚任书记，范景蘧参加了临时县委工作。12月中旬，鲁东南特委决定撤销中共日照临时县委，重建中共日照县委。他们在小曲河村郑振东家里召开了成立大会，特委的景晓村、李仲林、崔介、刘勇等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县委对外称“八路军驻日照办事处。”范景蘧任书记，郑子久任组织部长，杨心培任宣传部长，刘鸿若任统战部长并兼任办事处主任。县委建立后，负责同志分工到各地开展活动。范景蘧到日照南部的岚山头、安东卫一带开展工作。他到那里后，利用曾在安东卫小学任教的旧关系开展活动。首先在他的学生和熟悉的人中发展徐坦、赵明德、王烈、张静寰等人为中共党员，并建立了安东卫党支部，张静寰任书记。支部建立后，在开展抗日斗争、壮大党的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3月，范景蘧因病离职休养，鲁东南特委派白炎波代理日照县委书记。5月，范景蘧病情稍愈，就要求工作。地委分配他到莒北县委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这时，他举家也随着迁到抗日根据地莒北闫马庄（现属五莲县）居住。8月，范景蘧被调到五地委工作。

在此期间，范景蘧的长子范希尼受重庆军统特务机关派遣，回山东做特务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驻扎在诸城一带的国民党暂编二师（张步云部）独立团中尉副官。范希尼回来后，到了闫马庄，时值春节来临，范景蘧也从地委机关驻地回到闫马庄。范景蘧对儿子的到来没有感到意外，彼此虽无书信往来，但他对儿子在外的情况也略有所闻。他想：战乱年代难得全家团聚，尽量不要在过年的时候发生全家不愉快的事，便心平气和地询问儿子在外地的情况，范希尼毫不隐瞒如实回答。范景蘧听后，规劝儿子投靠共产党，参加抗日工作。范希尼对父亲说：“现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投不投共产党，还不是一样抗日吗？我这次回来也是为的抗日工作。”“不对，国民党是假抗日，真反共。国民党官员腐败无能，宪兵特务横行恶政，国统地区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是亲眼看到的。”范景蘧非常严肃地说。接着他讲了共产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历述了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勾结、向八路军进行挑衅、制造反共摩擦的例子，最后语重心长地嘱咐范希尼说：“你可千万不能做出对不起共产党和人民的事情来。”正月初三，范景蘧要回地委，临行前对范希尼说：“我到地委向领导把你的情况汇报一下，听从地委的指示。”

范景蘧到地委汇报了范希尼的情况，地委领导同志非常欢迎范希尼留下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范景蘧得到地委的明确指示后，非常高兴，就急匆匆地返回闫马庄，家人说范希尼已回老家傅疃去了。他听后，异常气愤，便立即赶到傅疃去。见到范希尼，他责问道：“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就走了？”并再次语重心长地说：“地委非常欢迎你留下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你有无诚意，都要对我说实话，我好向地委汇报。你万万不能欺骗地委，辜负地委对你的信任。”范希尼对父亲说：“我到磴山参加一个秘密会议，了解到会议的秘密后，我和你一起到地委汇报，服从地委安排。”

范景蘧信以为真，在傅疃等了二十多天，范希尼没有回来。他心急如焚。这时，地委通知他回地委机关。范景蘧临走时安排其三子范杰在傅疃等候范希尼。并嘱咐范杰说：“等你大哥回来，你一定要和他一起到闫马庄去，千万不能让他再走了，那我就不好向地委交待了。”

范景蘧走后不久，范希尼回来了。范杰把父亲嘱咐的话都对他说了。范希尼听后，洋洋得意地说：“在这次会议上，我由中尉提升为上尉了，还领了二千元的薪金。我已接受了新的任务。我又要走了，你自己回去吧。”

范杰说：“你对爹说过，一定听爹的话，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

“我和爹说的都是假话。当时不那样说，他是不能让我走的。我现在还不想投靠共产党，共产党是不会成功的。”范希尼说。

范杰对哥哥进行了反复地劝说，他仍置之不理。范杰只好一人返回闫马庄，向父亲如实地汇报了范希尼的言行。范景蘧听后怒不可遏，捶胸顿足、仰天长叹：“我万没想到被这叛逆的儿子欺骗了！”

范景蘧在争取范希尼的过程中，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虽没将范希尼争取过来，但已尽心尽责了。他绝非因父子之情而手软，而是因事关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故未采取强硬措施。1940年1月，范景蘧因为此事受株连，被停职检查，并停止了他的组织关系。但他相信党组织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做出公正的结论的。他虚心接受审查，经受住了党组织的考验。是年三四月份，鲁中区党委停止了对范景蘧的审查，分配他到费县做群众工作。临行前，他对三子范杰说：“我走后，你大哥如果回到日照，要想一切办法将他骗到根据地，或者报告地委把他抓起来，这样好证明我的心。”范景蘧到费县后，积极进行工作，成绩显著，曾多次受到地委的表扬。

9月，范景蘧被调回地委，并恢复了组织关系。接着，地委组织工作团到日照开展工作，任命他为团长。他率领工作团来到日照南部的岚山头、安东卫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发动群众，建立村政权，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他还善于做统战工作，积极向中上层人物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支持革命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从他们中发展进步力量。范景蘧在岚山头工作期间，就是住在支持革命的进步人士徐仲经营的恒泰商行里，他以该行经理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这个商行多次为我军从上海购进大批军需物资，支援了抗日前线。

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范景蘧被关押审查长达5个月之久，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他无私无畏，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决不向党说假话的原则。后终因查无实据，排除了“托派”嫌疑。然而，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当时还没有消除，仍有人存在着“错抓不能错放”的观点，毫无根据的逼迫他承认与其长子范希尼有勾结。范景蘧胸怀坦荡，义正辞严，据理争辩。最后，还是被以所谓“革命意志衰退”为由，开除了党籍。范景蘧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和热爱，虽多次遭受不公正对待，但对党的信念却丝毫没有动摇过。他坚信上级党组织一定会主持公道，澄清是非。

1941年9月，范景蘧被分配到莒南粮店做农村工作。当时，他虽被开除了党籍，但仍旧对共产党一片赤诚，他仍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这时，日伪军开始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他来到粮店后，立即投入了反“扫荡”工作。他和当地干部一起，积极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坚壁清野”。这时的范景蘧，已是年逾半百，白发苍苍，身体又很虚弱，工作起来却无倦意，终因操劳过度累病了。当地干部群众看他面容憔悴，仍然不知疲倦的工作，都非常心疼，多次劝他休息治疗，他却执意不肯。

范景蘧心里装的只有革命工作，却顾不上自己的家庭。他从被审查，到派往莒南粮店工作，半年多没给家里写信，家人也不知他的下落，并听到许多谣传，说范景蘧在“肃托”中被活埋了。他的妻子终日哭泣，儿女们也将信将疑，为此，其三子范杰到地委机关驻地打听父亲的消息，才得知父亲并没死，便立即赶到粮店。他见到父亲还活着，一阵心酸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范景蘧以革命利益为重，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劝导儿子不要伤心，解释说：“这是党组织对我暂时的误会。迟早会水落石出，把问题搞清的。”

范杰看到父亲病情严重，劝他回家养病。范景蘧说：“现在正进行反‘扫荡’，我怎能安心养病？还是打退了日伪军的‘扫荡’再说吧。”

面对身体虚弱的父亲，范杰心疼地流下了眼泪。在场的干部群众也被范景蘧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所感动。最后，经儿子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反复劝说，他才勉强请了假回家休养。这时，他全家都迁到本县大芳沟居住，依靠亲戚租种了几亩薄地，仅可糊口。因多次搬迁，家产早已荡然无存，因此，他的病很难得到调养，只能凭坚强的毅力同病魔做斗争。

范景蘧虽身处逆境，但仍然不忘革命。他不顾病痛，经常找穷苦群众拉家常，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大芳沟村的金光林、于应院等人就是在他的教育引导下去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工作。范景蘧同穷苦群众亲如一家。当时，他处境窘迫，家中时常断炊，周围群众对他深表同情，有的还为他送粮送柴。当家中生活稍微宽裕时，他仍然省吃俭用，来接济缺粮断炊的穷苦群众。为此，他深受大家的尊崇。

这年冬天，范希尼从外地回到家，得知父亲的现状，暗自庆幸。他乘机对父亲说：“你年纪大了，不要再出去干了。在家里我养着你。共产党对你太无情了。你对共产党忠心耿耿，到头来还是被共产党开除了。我看，开除了也好，共产党是不会成功的。”

此时的范景蘧，虽遭受过无端迫害，但对党仍然是一往情深、忠心耿耿。他对儿子说：“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一次误会，我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我绝不怀疑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也改变不了我信仰共产主义和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决心。”虽寥寥数语，却道出一个革命者的博大胸怀。

春节过后，范希尼仍然想改变父亲的信仰，使其脱离共产党。他对父亲说：“你不要去干共产党了，共产党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我看，干到何时穷到何时，全家都跟着你受苦。等你的病好了，到57军督导处当总务科长吧，每月薪金一百多元，我早就和处长说好了。处长是国民党少将何源，是我在重庆时认识的。你有才能，又会当会计，他不能亏待你。”

范景蘧听后面带愠色，坚定地回答说：“我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我信仰共产主义的决心没有变。即使共产党不要我，我也决不能当叛徒，去干反革命！”

“你不去干我就不养你，这房子是我买的，你赶快离开这个家！”范希尼气愤地说。

范景蘧一听，怒火顿起，大声道：“我不需要你养着我，只要我一息尚存，我还要去找共产党！”

他们父子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范希尼在气愤之下当即离去。

1942年春，范景蘧恢复了健康，得知山东分局驻莒南县，他直接到分局找党政军领导黎玉、罗荣桓、陈士榘等同志，申诉了他的不白之冤。山东分局根据他的申诉进行了调查，认为对范景蘧的审查和处分是错误的，指示滨海地委为范景蘧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分配到莒北县委工作，还送给他一头毛驴和两千斤小米，以示安慰。范景蘧对党组织的关怀非常感动。平反后，他毫无怨言，满腔热情，积极为党工作。

这年秋天，范希尼带着十几个国民党兵到我根据地边沿的一些村庄搞侦察时，被我军抓捕。范景蘧知道后，非常高兴。他立即前往，对儿子的罪行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令他认真反省，争取立功赎罪，重新做人。范希尼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政府的教育和感召下，彻底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要悔过自新，立功赎罪。他交出一部分暗藏的短枪，还协助政府破获了一个暗杀团；挖出了隐藏很深的日伪特务尹金甫。政府为了鼓励范希尼再立新功，每月发给他60斤小米的津贴，范景蘧看到自己儿子能悔过自新，回到人民的一边，心中感到欣慰。

在范景蘧的教育培养下，三子范杰、四子范璞、女儿范淑珍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

1944年6月15日，范景蘧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病逝于滨海军区医院，享年53岁。

范景蘧一生坚信马列主义，始终不渝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历尽了艰难曲折，他那种为共产主义事业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

——周茂泉烈士事略

周庆霞朱彦波

1943年10月10日，泰安城日军宪兵队阴森可怖的刑讯室里，英雄的抗日战士、共产党员周茂泉，在与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受尽种种酷刑之后，用最后的气力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在敌人烧得通红的鏊子上面。

烈士英勇地走了，但他那凛然的正气却永久地回荡在泰山汶水之间，他不朽的业绩和光辉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人民的心中。

为救国救民，跟定了中国共产党

周茂泉，字昆源，1907年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第八区漕河涯村（今泰安市岱岳区马庄乡）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里。8岁时，周茂泉入本村私塾就读兼习武术。14岁又到北臭泉村，拜在郝秀才门下读书。

1924年，因家里种地忙不过来，父亲让周茂泉辍学务农。他在学习耕种技能的同时和农民兄弟交上了朋友，对于生活贫苦的农民他十分同情，每当青黄不接或逢年过节，他总是动员父母拿出一部分粮食周济他们，受到乡亲们的钦佩和赞许。

这期间，周茂泉目睹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贫苦百姓的悲惨生活。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加上连年的灾荒，使广大劳动群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背井离乡，卖儿卖女。他经常和村里的进步青年李正华等一起探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1927年，在南方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周茂泉、马树荣、李正华等学着南方农民兄弟的样子，建立了漕河涯村农民协会，马树荣任会长，周茂泉、李正华任干事，自发地领导农民群众开展了抗粮抗税、反对封建迷信、号召妇女放足、男子剪辫子等斗争。但由于只局限于几个进步青年自发的斗争，在反动政府的破坏下，农民协会不久便解体了。虽然如此，周茂泉忧国忧民的思想不仅没有为之减退，反而愈加强烈了。1932年，周茂泉、李正华一起考入国民党泰安军士训练班受训，希望从军界寻找到救国救民的一线希望。然而，这一梦想很快被打得粉碎。受训中，他们目睹了国民党新军阀同北洋军阀一样腐败、一样黑暗。加之不堪忍受教官的任意打骂、体罚和侮辱，便愤然离开了训练班。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国民党统治集团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命令国民党军队只准反共，不准抗日。而中国共产党则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为停止内战见诸行动。周茂泉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救国救民的希望。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于12月12日签订了“双十二”协定，共同抗日。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我国华北地区。周茂泉痛感国家破碎、民族危亡，心中十分苦闷、彷徨。就在这国家、民族的生死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再一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周茂泉从国共两党在抗日问题的作为中，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救国的，中国的前途在共产党身上。于是，积郁在心中的苦闷逐渐消散了。他决心跟随共产党，实现自己的救国夙愿。

这时，同村的李正华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按照党的指示，在漕河涯、大坡一带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队。周茂泉找到李正华，倾诉了自己决心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信念。李正华听后非常高兴，因为他十分了解周茂泉，对茂泉正直、善良、坚强的品格，更是十分敬佩。于是，李正华很快介绍周茂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铁心抗战，义无反顾

送走了游击队，周茂泉按照党组织决定，留在漕河涯村一带，继续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游击队。他奔走于四乡八村，宣传鼓动爱国青年参加抗战，先后动员李连芳、李连奎、李连荣、马运兴、马运明等20余名爱国青年参加了漕河涯抗日自卫队，周茂泉任队长，韩革非任指导员。自卫队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缺少武器。打鬼子，没有枪哪能行？他们想尽千方百计筹集枪支，周茂泉首先带头献枪。他卖了自家2亩地换回2支枪，连同原有的一支枪一起捐献给了自卫队。后又和韩革非商议，想法把各村地主家看家护院的枪支动员出来。他们分头到有枪户动员献枪，但是有的地主不愿把枪交出来，有的干脆把枪藏了起来。周茂泉不辞劳苦地奔波于附近各个村庄，对有枪户进行耐心的说服动员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三次，许多有枪户被他坚决抗日的精神感动了，终于捐出了自己的枪支。自卫队很快拥有十几支大枪。

1938年5月，为适应泰西抗战形势的发展，泰西特委成立，随后建立了各县委，领导开辟泰西各县抗日根据地。在泰安（西）县委领导下，各区委随之建立。漕河涯一带先是由三、八区委领导，1939年6月三、八区分开，分别建立了区委。周茂泉在区委领导下，带领游击队英勇地打击日伪汉奸势力。

这时，日军占领泰安城后，迅速把魔爪伸向附近各乡村，扶植伪政权，网罗民族败类，地痞流氓，建立汉奸武装，安设据点。西界、灌庄成为汉奸队据点，他们依仗日军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肆无忌惮地搜捕杀害抗日干部及家属，抗日工作受到很大威胁。县委决定由县独立营拔掉西界汉奸据点，由八区区队和三、八区游击队拔掉灌庄汉奸据点。区长韩革非和周茂泉接到命令后，立即制定了作战方案，并派人到灌庄乡找到内线关系乡长赵正辰，要他里应外合，配合区队行动。

1939年9月20日，他们借着夜幕的掩护，率队向灌庄进发，深夜12点左右到达灌庄，包围了敌据点。在赵正辰配合下，队员们冲进据点，躺在被窝里的所有汉奸乖乖地当了俘虏。罪大恶极的汉奸队长赵和同被当场击毙。不到半小时就干净利落地结束了战斗。共俘虏汉奸23人，缴获长短枪25支和一批弹药，武装了区队和游击队。战斗结束后，他们把俘虏集中到院子里，由韩区长和周茂泉分别对他们进行抗日教育。周茂泉声音铿锵地说：“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我们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谁要再给敌人卖命，胡作非为，谁就像赵和同一样死路一条。”这坚定有力的话语，敲击震撼着这些汉奸的心。

灌庄、西界两个汉奸据点被拔除后，不仅区政府工作人员和区队武装活动更加方便自如，同时也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但是不久，在日军支持下，西界汉奸队又死灰复燃。1939年12月13日，周茂泉带领区队，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据点内将陆成一、陆明一等4个汉奸头目抓了出来，拖到孙家庙庄北的一个大湾里枪毙，为人民除掉了心头之患。但是，剩下的汉奸仍然十分嚣张，要想打开抗日斗争局面，就必须进一步铲除这些汉奸。经过侦察，发现这些汉奸经常到四乡去赶集，趁机敲诈勒索群众。于是，区委、区政府决定，乘这伙汉奸赶集之机，一举除掉。1940年3月11日这天正逢孙家庙集。韩区长和周茂泉率短枪队，乔装成赶集的群众，混在人流里来到孙家庙。不一会儿，汉奸李崇刚、侯纪黄、侯纪德出现在大集上。短枪队员们悄悄靠到3个汉奸的身边，同时开枪，将他们当场击毙。时隔不久，周茂泉和区队武装又活捉并处决了汉奸李道文、李崇轩，为当地人民除了害，狠狠打击震撼了日伪势力

因此，敌人恨透了周茂泉，他们抓不到周茂泉就对他的家人进行疯狂迫害。在1938年春，敌人就出动灌庄、西界两地的汉奸队，从南、北两面包围了漕河涯村。幸好，自卫队及时得到情报，周茂泉一家同自卫队一起及时转移了。敌人扑空后，便疯狂地将他家中的财物洗劫一空，并牵走5头大牲口。从此，周茂泉一家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然而，敌人并未死心，仍想抓住周茂泉。这年7月13日黎明，两个据点的汉奸队又悄悄地出动，包围了周茂泉家。这一次，敌人又扑空了。汉奸们气急败坏，洗劫之后一把火将房屋烧毁。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周茂泉一家只得背井离乡，过着艰苦的逃亡生活。他曾把全家安排到夏张南赵家庄亲戚家住了一年多。1939年10月又转移到王家官庄朋友家住了两年多。虽然如此，但丝毫没有动摇周茂泉抗日的坚定信念，他对敌人更加憎恨，决心不惜牺牲一切同敌人斗争到底。

坚持敌后斗争，令敌寇闻风丧胆

1940年下半年，日伪在泰西地区密布据点，频繁扫荡，抗日斗争形势渐趋恶化。为开辟敌占区工作，周茂泉按照区委、区政府指示，在西遥乡几个重点村建立了秘密地下联络点，负责搜集传递情报，了解掌握敌人的动向和汉奸恶霸人员的情况。他们很快掌握了一些地痞、恶霸分子充当日军的眼线，侦察破坏我地下联络点，冒充抗日工作人员和八路军，在周围几个村庄搜刮民财的情况。为此，区委决定由周茂泉、李连芳负责，立即开展“挖眼断线”孤立日军的行动。

194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周茂泉和区队突然包围了尚家院的说书场。当场逮捕了替敌人充当眼线的汉奸李善昌、李崇启、李道富3人，经区政府审判后处决。不久，周茂泉又带领区队，先后处决了南西遥乡伪乡长艾光海、艾庆司等一批死心塌地为敌人卖命的汉奸特务。周茂泉带领区队武装，在敌人的占领区神出鬼没，通过一系列的除奸斗争，挖掉了日军的眼线，震慑了汉奸势力，孤立打击了日军，胜利地坚持了八区的抗日斗争。

紧接着，周茂泉带领区队采取游击战术破坏敌人交通和通讯设施，瓦解敌人的“扫荡”、“清剿”。

此后，每逢天气恶劣的夜晚，或过年过节敌人松懈的时候，周茂泉便带领区队，在三、八区游击组的配合下，破袭敌人的铁路，剪断敌人的电线，使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时常中断。为此，日军大为恼火，不得不调集大批兵力，增岗加哨，因而也大大削弱、牵制了日军“扫荡”、“清剿”抗日根据地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破袭敌人的公路线。曾发动全区群众将沿漕河流域和小漕河的石桥全部拆掉，使日军的车辆、物资及兵力不能顺利通过。

1941年3月，区公所通过内线关系了解到，云亭车站据点只有4个日军，装备一挺轻机枪和4支步枪。每天夜里都让农民为他们站岗，自己吃喝玩乐，打麻将，防守比较松懈。周茂泉认为，这是一次消灭敌人的绝好机会，决定夜袭云亭车站，消灭驻站日军。3月22日傍晚，他和李连芳带领区队，趁大雾悄悄地靠近云亭车站，首先和内线接上关系，随即派一部分队员埋伏在据点的南、北、西三面担任警戒，然后亲率部分队员在内线吴道东的带领下，爬过铁蒺藜，进入车站内，干净利落地解决了两个门岗，摸到了日军住处。见日军正在聚精会神地打麻将，周茂泉一枪击灭灯火，副区队长马运泰随即扔进去一枚手榴弹，当场炸死两名日军，剩下的两名日军在慌乱中摸起机枪向外扫射。区队队员无法下手，只好撤出云亭车站。这次夜袭云亭车站，虽然由于经验不足，只炸死两名日军，但对抗日群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此后，周茂泉带领区中队夜袭汶口、北集坡等火车站，迫使日军不得不抽调“扫荡”的力量，加强各车站的守备。周茂泉率领区队和各游击组，活跃在日军交通运输大动脉——津浦铁路线上，使日军一次次受到打击，一次次交通运输中断，搅得敌人惶惶不安，有力地支援配合了中心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1941年下半年，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加疯狂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腥风血雨笼罩着整个泰安（西）县。抗日工作人员所处的斗争环境更加恶劣。先后有三区区长黄国光、区队长弥松溪、八区区委书记李明亲、区组织委员韩邦奎等人，因经受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而叛变投敌，当了可耻的汉奸。他们经常带领日伪特务到各村挨户搜捕党员干部和抗日群众。4月28日，叛徒韩邦奎带领日伪军仅在肖家官庄这个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就逮捕抗日干部、群众22人，环境变得异常恶劣。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县委决定成立新的八区区公所，周茂泉不畏艰险，临危受命担任了八区区长兼区队长，并始终坚持战斗在漕河一带，把八区的抗日斗争进行的有声有色。

初次被捕，将计就计卧底敌营

1942年2月24日，周茂泉在郝石墙村地下联络点，召集八区各乡村长开会，突然一阵阵狗吠声传了进来，片刻又听到了房顶上有动静。他预感到情况危急，马上收拾好文件交给副区长李连芳，然后拔出手枪，一个箭步冲出屋门，发现整个院落都被敌人包围了。为了掩护同志们突围，他不顾一切地向敌人开枪射击，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使李连芳和同志们得以趁机带着文件从东西的胡同里越墙突围脱险，而周茂泉却落入敌人重围之中。子弹打光了，几个敌人蜂拥而上，叫着：“抓活的！”周茂泉毫不畏惧，施展学过的武术，一连打倒了几个敌人，接着又有几个扑上来，又被他打倒在地。可是，敌人愈来愈多，终因寡不敌众，他落入敌手，被押到日军设在汶口的监狱里。

当天夜里，突围脱险的李连芳向县委汇报了周茂泉被捕的经过。根据当前形势，县委决定将计就计，派周茂泉打入敌人内部，建立一个“里红外白”的两面政权，作为我们的耳目，掩护抗日干部及家属。随后派人通过内线关系，将这一决定传达给周茂泉。他决心服从组织决定，在敌人心脏里继续战斗。

2月29日，日军特务头目西村亲自过堂审讯周茂泉。在审讯过程中，周茂泉按照组织决定答应了“为皇军效力”的要求。但是狡猾的敌人不放心，想出了一个毒辣的办法，要他把家属搬到汶口日军驻地当人质。周茂泉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为了抗日大局，他把自己和全家的生死置之度外，毅然答应了敌人的条件，于是亲笔写了一封家书，派人送到王家官庄。

他的妻子是一个深明大义、刚强正直的妇女，看完信后，首先担心的是丈夫经不住考验，叛变革命。自从丈夫参加革命后，家产被抢光，家园被焚毁，全家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她从来没有埋怨过。可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如果真的当了叛徒，那要祖宗八代受人唾骂。可又感到丈夫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十几年的夫妻生活，她对他深信不疑。她决定找党组织问明情况。在肖家官庄，她找到了韩革非和李连芳，一面递上信，一面谈了自己的想法。韩革非看信后，激动地称赞说：“周茂泉同志是好样的，真不愧为革命的硬骨头。”他们看到她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便直言不讳地说：“放心去吧！茂泉同志是好样的，这是组织的决定，是我们让他这样做的。”李连芳接着又叮嘱说：“去了以后一定要小心谨慎，要配合茂泉同志工作。”她听后心中感到踏实与欣慰。

3月10日，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搬到汶口驻地。从此，周茂泉一家就在虎穴狼窝里，与敌人周旋，与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打交道。

敌人让周茂泉担任了灌庄乡的“伪乡长”。他把灌庄乡的老乡长赵正辰动员出来，一起建立了“里红外白”的两面政权，开始在敌人心脏里斗智斗勇、与敌周旋。

周茂泉上任后决心追查一下八区党组织遭破坏的原因，以避免今后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他通过多方面的调查了解，得知正月初十他的被捕是汉奸庞申三告密并亲自领着日伪特务去的。庞申三还曾多次带领日伪特务抓捕抗日干部群众，对党组织和抗日工作人员构成很大的威胁。周茂泉找到韩革非局长和八区区长李连芳，焦急地说：“此奸不除，后患无穷，必须马上除掉。”1942年4月初，他及时把庞申三回家过三月三的情报送到了县公安局。韩局长、李区长马上派人跟踪监视，4月19日傍晚，把庞申三击毙于返回汶口的路上。

为了打击死心塌地投靠日军的叛徒、特务，县委指示周茂泉收集情报，及时报告这些人的行踪，以便坚决镇压。不久，周茂泉得知，伪军中队长侯汉英将从汶口调到灌庄。这是个丧尽天良、无恶不作的铁杆汉奸，他到灌庄，将对周茂泉和两面政权构成很大威胁。周茂泉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韩局长、李区长。韩、李商定趁侯汉英来灌庄立足未稳之际将他除掉。经过周密安排，在3月中旬一个傍晚，派八区区队把侯汉英打死在他从满庄回灌庄的途中。

汉奸庞申三、侯汉英和叛徒邓红星被处决后，八区抗日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对那些叛徒、特务是一个极大的震慑。他们个个坐卧不安，提心吊胆，不得不收敛了劣行。

二次被捕，铁骨铮铮惊敌寇

几名叛徒、特务接连被处决，这引起了敌人的怀疑，认为这些事件与周茂泉有关。5月15日，敌人第二次逮捕了他。

周茂泉被戴上沉重的手铐脚镣，押在水牢里。第四天夜里，忽听牢门咣当一声开了，进来几个汉奸，把他拖出牢房，押到审讯室。日军特务头目边藤气势汹汹地吼道：“周乡长，庞乡长是怎么死的？侯队长是怎么死的？统统的从实招来，免得受皮肉之苦。”

周茂泉平静地说：“他们是怎么死的，我怎么会知道。”

“你给共产党办了哪些事，谁指使你的？”边藤气冲冲地问道。

“我现在吃了皇军的俸禄，怎么会给共产党办事呢？”周茂泉机智地答道。

边藤看到周茂泉不招，便命令打手用刑。

皮鞭像雨点般落在了周茂泉的身上，顷刻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但他一声不吭。

边藤气急败坏地问道：“你招不招？”

“招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周茂泉回答说。

一群如狼似虎的打手蜂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将周茂泉按倒在地，用铁筷子撬开他的牙关，灌辣椒水，灌满肚子再用木杠压，辣椒水和血混在一起从鼻孔、嘴里喷射出来。周茂泉仍是一声不吭。这样反复拷打了几次，周茂泉昏死过去了……

5月29日，边藤再次提审周茂泉，诱骗他只要说出韩革非、李连芳和他们的家属在哪里，就可以既往不咎。

周茂泉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一口咬定：“不知道！”

边藤见周茂泉没有招供的意思，便下令再用重刑。打手们把他的衣服剥光，绑在“人”字架上，用烧红的铁钳烙在他的胸脯、脊梁和大腿上……周茂泉咬紧牙关，强忍着剧痛，没有呻吟一声，一阵眩晕，又昏死过去。

就这样，敌人每隔几天提审一次，用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但他始终守口如瓶，只字未吐，敌人一无所得。

周茂泉再次被捕后，党组织十分关心他，想方设法组织营救。一次，组织上派李连荣扮成亲戚到汶口探监。周茂泉支撑起血渍斑斑的身体，坚定地说：“请你回去转告组织，我决不辜负组织的期望，决不会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知道怎样做人，怎样对付敌人。”

1942年6月底，从夏张据点调来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特务队长宾野。8月12日，宾野亲自提审了周茂泉，想从他身上打开一个突破口，显显他的能耐和威风。审讯一开始，宾野便用封官许愿等软的一套，企图使他就范。周茂泉对宾野的狠毒早有所闻，但他主意已定，对宾野喋喋不休地封官许愿一言不发。宾野恼羞成怒，接连对周茂泉使用了七天酷刑，周茂泉一次又一次地昏死过去，敌人一次又一次地用凉水将他泼醒，仍是一无所获。

8月21日夜，天空阴云密布，万籁俱寂，天气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突然，牢门打开，几个刽子手将周茂泉等5人提了出去。只见宾野手提指挥刀，像凶神恶煞般站在门口，厉声吼道“走！”周茂泉等人被几名刽子手连推带搡地推出了牢门，向汶河走去。

在汶河边，宾野恶狠狠地说：“周乡长，死了死了的，你的最后机会，说出韩革非、李连芳在哪里，家属在哪里，给你5分钟考虑。”说完将另外4人砍倒在河里。

目睹难友们的尸体，周茂泉气得两眼冒火，恨不能扑上去咬死宾野。5分钟过去了，宾野气急败坏地问道：“想好了没有？”周茂泉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自从给皇军干事，国民党要抓我，共产党要杀我，万没想到，皇军也要杀我，反正都是死，要杀要剐你们随便吧！”。

敌人始终没有抓到任何把柄，也没有拿到任何证据，这一番话迷惑了宾野，一副杀气腾腾铁青的驴脸变得温和了。他殷勤地说：“周乡长，我的佩服佩服的，委屈你了，我们回去！”

营救有了希望。党组织立即通过同情抗日的汶口镇红枪会首领刘端芳、侯俊仓出面保释。周茂泉经受住了生死考验。终于结束了99天的铁窗生活，出狱了。

不改初衷，冒死担任情报站长

周茂泉被释放后，不顾身体虚弱，立即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继续为党工作。

汶口镇东、南两面是汶河，西面是铁路，是南北交通要道，位置十分重要。汶口日军“红部”是周围日伪军据点的中心。县委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情报站。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刚刚出狱的周茂泉。他积极筹备，很快建立了由他任站长，李纪训、姬庆云为情报员的地下情报站，直接归县公安局局长韩革非和八区区长李连芳领导。

1942年秋，周茂泉发现周家院的杨振东与汉奸头目贾云革来往频繁，便及时报告了县公安局。韩局长、李区长立即派人调查，了解到杨振东是周家院一带的大恶霸，号称“震街虎”，在日伪军的支持下，在这一带几个村子里敲诈勒索，搜刮民财，欺压百姓，作恶多端，还经常给敌人通风报信，破坏抗日工作，民愤极大。情报送出去不久，八区抗日政府便派人处决了这个大恶霸。

为了确切地掌握日军在津浦铁路线上的活动，周茂泉派李孝秋、李光迎在火车站设了一处茶馆，以此为掩护，及时将侦察到的铁路上南来北往的日军兵力增减，粮食、物资和武器弹药运输等情报送出去，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在敌人心脏里做地下工作，必须胆大心细，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灵活地应付敌人的种种监视、盯梢、盘查，稍有疏忽就会酿成大祸，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为此，周茂泉利用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千方百计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1942年初冬，周茂泉得到情报，八区区中队长马运泰和张玉红、张玉成3人已叛变投敌，公开当了汉奸。他们熟悉八区的情况，投敌后作恶多端，干了不少坏事。为避免党组织和抗日工作受到损失。周茂泉立即派人将这一情报送到区里。区长李连芳曾多次派人做他们的工作，但马运泰等人仍执迷不悟，变本加厉。李连芳决定通过内线关系，假敌人之手，除掉这伙叛徒。经过一番运筹之后，一天由内线关系带着东向的日军逮捕了马运泰等3人。第二天一早便在东向把他仨处死。巧妙地达到了以敌制敌，以敌除奸的目的。

再入敌狱，凛然正气鬼神泣

一个时期以来，敌人的车站及铁路线一次次被我军破袭，“扫荡”抗日根据地的日军屡遭八路军的沉重打击。于是，敌人开始怀疑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

1943年8月10日，日军特务队长宾野到泰安日本宪兵队长三元那里汇报情况。正巧叛徒弥松溪、李明亲也在场。当宾野汇报我们的行动计划都让八路统统的掌握时，叛徒弥松溪问道：“你们那里有个周区长吗？”宾野回答说：“有”。叛徒李明亲接口道：“他就是怀疑对象，说不定他就是共产党的内线。”三元立即说：“逮捕他。”

8月11日早晨，宾野带着特务队包围了周茂泉的住处，逮捕了他和李纪训，关押到泰城大关街日军宪兵司令部内。

周茂泉被捕后，组织上为了掌握情况，将他的长子周庆海安排到泰安萃英中学读书。此后周庆海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经常到监狱里探望父亲。

为了撬开周茂泉的嘴巴，敌人多次使用酷刑，但他始终坚强不屈，使敌人一无所获。于是，心狠手辣的日本宪兵队长三元亲自审讯周茂泉，而每次提审，都让他的儿子周庆海观看父亲受刑。

9月4日，三元亲自审讯周茂泉。他看到儿子站在一旁，猛得一怔，心如刀绞，但他很快又镇定下来，明白这是敌人施用攻心毒计。周庆海看到父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心疼得眼泪盈眶。这时，三元吼道：“你的八路区长，统统的交待，让你们全家团聚。”

周茂泉面对凶残的日酋，坚定地回答道：“我替皇军做事，早就不是八路区长了，我是无罪的！”

三元瞪着眼，仁丹胡子翘了起来，用沙哑的公鸭嗓子叫道：“你的撒谎，给我狠狠地打！”皮鞭、棍棒像雨点似的朝周茂泉身上打去，顷刻打得他血肉模糊，昏死过去。

儿子周庆海站在一旁，心疼得泪如雨下，汗水湿透了衣服，恨不得扑上去救下父亲。周茂泉看到可怜而懂事的孩子，心乱如麻，悲痛万分。这一切更增加了他对敌人的无比憎恨。他坚定地说：“我是无罪的，我什么也没干。”

三元吼叫道：“继续上刑！”

打手们像疯狗一样，把周茂泉绑在刑具架上，把一根削尖的竹签扎进他的中指。他咬紧牙关，瞪着愤怒的眼睛，强忍着刺骨钻心的疼痛，硬是一声没哼。丧尽人性的打手们，又把第二根、第三根……扎进了他的手指。疼得他汗如雨下，两腿不住地打战，浑身哆嗦。但这丝毫不能动摇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周茂泉没有呻吟一声。

周庆海看到父亲受到如此折磨，发疯似的扑上前去，想救下父亲。凶残的敌人一脚将他踢昏在地。

敌人见严刑拷打，不能征服周茂泉，于是，又让叛徒弥松溪出面作证。周茂泉知道弥松溪只知他当过区长，并不了解他的底细，心中有了数。审讯一开始，弥松溪便奴颜婢膝地说道：“周区长，你为韩、李二人通风报信，我都很清楚，还是自己说出来，免得受皮肉之苦。”

周茂泉听了叛徒的这番话，怒不可遏，愤怒地问道：“弥队长，我给韩革非通了哪些风，为李连芳报了哪些信，你都讲出来，免得多费口舌！”这一串的质问，弄得叛徒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

周茂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使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日酋三元气得暴跳如雷，使用了人世间最残酷的毒刑——走烧红的鏊子。一天，三元布置打手们将摆好的十二盘鏊子烧得通红，让周茂泉赤脚走过去。面对这残酷、罕见的毒刑，周茂泉蔑视地看了敌人一眼，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随着一阵焦臭味，他的肉烙焦了，骨头烙糊了，昏死了过去。然而，他始终未向敌人吐露一个字。

1943年10月7日，周庆海按照韩革非、李连芳的指示，又一次到狱中探望父亲。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探望。周庆海看到父亲被折磨得脸面浮肿，全身的肉多处溃烂、脱落，两脚掌和臂部都已烙焦，两眼血肉模糊，已不能睁开，大小便也不能自理，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看到父亲的惨状，用沙哑的声音，轻轻地喊了声“爸爸，爸爸，我是庆海，”就再也说不下去了。周茂泉听到呼唤声和呜咽声，用双手拨开眼角，看到聪明懂事的儿子，也被折磨得面黄肌瘦，两眼浮肿。这个在敌人酷刑面前从未呻吟一声的硬汉子心疼得流下了两行热泪，使出全身力气撑起身子，两手紧紧抱住儿子，断断续续地说：“孩子、孩子，不……不要哭，要…要坚强些！回去……告诉组织，不要……为我担心，我…我没有辜负党的…期望，没有辜负人民的重托。”周茂泉接着说：“孩子……回去……一定要好好地劝劝你妈妈，一定要挺住，不要……太伤心，把你的弟弟、妹妹拉扯大。一定要记住……这血海深仇！为千千万万……牺牲的革命同志报仇！”

周庆海揩干眼泪，坚定地说：“我一定记住爸爸的话！”接着又说：“临来，韩局长、李区长说：‘组织上曾千方百计组织营救，无奈敌人防备森严，无法得手，现在组织上还在设法营救。’”

周茂泉用微弱的声音说：“孩子，回去……告诉组织，不要再为我……操心了，我已经不行了，没法…为党继续工作了”。

凶残的敌人仍不放过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周茂泉。妄想在他心脏停止跳动前夕，得到需要的东西。然而，敌人早已知道用严刑无法征服他，于是，又玩弄起劝降的鬼花招。敌人唆使叛徒、汉奸李明亲，以姑舅表兄弟关系，劝说周茂泉投降。

1943年10月10日，日本宪兵队长三元又亲自提审周茂泉。叛徒李明亲皮笑肉不笑地摆出一副十分惋惜的样子，长叹一声说：“哎！表哥，真没想到你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变成这副样子，叫我当表弟的多心疼啊。”说着，又装腔作势地挤出几滴虚伪的眼泪。接着又说：“表哥，不要太死心眼了，你要看到当前形势，共产党不会撑多久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吗！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只要你说出韩、李的下落，保你前途无量，保你全家享福……”

没等叛徒说完，周茂泉使出全身力气忽地从地上坐起，怒不可遏地斥道：“你这个汉奸！走狗！卖国贼！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民族败类！你想让我当汉奸，办不到！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派我来就是杀你们的！今天我虽然没有杀了你们，但不久的将来，中国人民一定会除掉你们这伙民族败类的，你的日子长不了啦！”

叛徒李明亲挨了一顿痛斥，灰溜溜地走了。敌人黔驴技穷，三元恼羞成怒。命令打手们把周茂泉按倒在烧得通红的鏊子上……周茂泉怒目圆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他不愧为泰山的儿子，因为他有一副钢铁般的脊梁。

他是泰安人民的骄傲，因为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慷慨地抛洒给了生他养他的泰汶大地。

铮铮铁骨震歹徒

一身正气英名传

——记全国公安系统二级

英模张杰烈士

莱西市革命烈士陵园

张杰是莱西市朴木镇后沙湾庄村人。1977年4月3日生，1995年考入青岛市人民警察学校，1997年7月毕业，8月被莱西市公安局录用分配到唐家庄派出所工作，199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6月14日在抓捕抢劫犯罪嫌疑人时与拒捕歹徒英勇搏斗，不幸身负重伤，壮烈牺牲，为党的公安事业献出了年仅23岁的生命。

李桂洪常年从事鲜猪皮贩卖生意，5月23日上午7时许，在唐家庄镇驻地集市收购猪皮返回途中，被5名手持铁棍、匕首和橡皮管的歹徒拦住殴打并被抢现金2100余元。与李桂洪有业务往来的即墨市群力油脂有限公司业务员在莱西市收购鲜猪皮时，也曾遭到同一伙歹徒的抢劫，一名业务员的鼻骨被打折并被抢现金2700元。李桂洪报警时称：这伙歹徒共有7人，分乘两辆车，其中一辆是农用四轮车，另一辆是白色“五十铃”客货两用车。

十多分钟后，警车沿龙水路赶到了南岚镇驻地。路上赵所长向南岚派出所通报了情况，并请求协助抓捕，当他们的警车驶下龙水路刚拐入南岚镇驻地东西中心大街，还未与南岚派出所协捕人员会合时，就发现一辆与报案人所描述特征相符的白色“五十铃”大头车正迎面驶来，“五十铃”见对面有警车驶来慌忙掉头逃跑，这时李桂洪发现了白色“五十铃”，对警车里的民警大喊：“就是这辆车！”赵所长立即命令追赶。在镇驻地十字路口处，“五十铃”被拦住，当场擒获了车上的两名嫌疑人，赵所长等4人立即将两名歹徒带往南岚镇派出所审查。民警张杰、联防队员张玉国则从“五十铃”上各拿下一根铁棍与李桂洪一同继续搜寻其他犯罪嫌疑人。

三人从十字路口向西搜寻了八九十米，李桂洪发现路南胡同内山墙角处蹲着三个小青年，其中一个胳膊上刺的纹身非常显眼，他马上认出了正是抢劫过他的歹徒，并提醒张杰：“注意点，这三个家伙就是。”正在这时又从西边屋后走过去一个高个子，手里提着一根铁棍，歹徒也发现了张杰三人。张杰、张玉国唯恐歹徒逃窜丝毫未考虑自身安全，飞身跑上前去，张杰对着众歹徒大声喊道：“我们是公安局的，不准动！”洪亮的示警声并没有镇住疯狂的歹徒。他们次第站了起来，手中握着铁棍和砍刀，这群亡命之徒倚仗人多势众，公然暴力拒捕。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开始了！

高个子歹徒乘张杰不备猛一铁棍砸了过来，张杰躲闪不及，被击中左肩，一个踉跄跌倒在地，顷刻间便陷入疯狂的攻击之中，歹徒罪恶的棍棒、匕首无情地吞噬着他的身体，搏斗中的张杰忘却了疼痛，他一边招架，一边用手中的铁棍和腿脚还击歹徒，一直从墙角处向西滚打出七八米远。鲜血带着英雄的体温从顽强的生命中喷涌而出，张杰不顾生命危险与歹徒展开殊死搏斗！

此时，张玉国已将山墙跟下的“瘦子”制服，当他看到战友陷入了另外三名歹徒的围攻中，赶紧撒手前去增援，火力立刻被吸引了过来。两名歹徒抛下张杰转身扑来，原先那个被制服的“瘦子”回过神儿，像挨了闷棍的疯狗一样袭向了张玉国。激烈的搏战又开始了。此时身负重伤的张杰从前后夹击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他颤颤巍巍从血泊中站起，拼尽全身力气向歹徒扑去，英雄的冲天豪气惊呆了眼前的歹徒，歹徒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是何种力量在支撑着这名警察，他们胆怯了撒腿向西逃窜。浑身淅淅沥沥滴淌着鲜血的张杰，用左手紧紧捂着左腹向歹徒逃窜的方向追去，殷红的鲜血随着追击的脚步一滴一滴地溅落，剧烈的疼痛伴随着跑动的颠簸撕裂般弥漫开来，豆大的汗珠刹那间爬满了他的额头。血越淌越多，裤子被鲜血浸透紧紧地贴在腿上，鲜血顺着裤管洒落在地上，张杰拐弯向北，穿过一条窄窄的胡同继续向前追赶，斑斑血迹染红了英雄脚后170余米的路面。

追到一个包子铺前，张杰身子一软，慢慢倒在了旁边的水泥台阶上。包子铺老板娘惊骇地握住他的手，张杰又顽强地站了起来，在老板娘的搀扶下，他挪着无力的步子依然向前追赶。又一阵剧痛袭来，他眼前一黑，仰面跌倒在路面上。

张玉国忍着伤痛赶过来了，不顾自身有伤，伏下身子双手抱起了战友，刚走出几步，就抱着张杰跌倒在地。战友们闻讯赶到，火速将二人送往附近的南岚医院抢救。

镇医院没有能力抢救如此危重的伤员，张杰和张玉国被火速送往市第一人民医院。院方听说是执行公务受伤的公安民警，立即投入最优秀的技术力量和设备实施抢救。伤势太重了，张杰外伤遍布头、胸、腹、腿、肩、背多达33处，还有内伤5处，伤及脾、胰腺、十二指肠等，连见惯伤病的医生也惊呆了，他们强忍着泪水，尽最大的努力试图挽留张杰的生命。但终因伤势太重，失血过多，在与死神搏斗了4个小时后，张杰那颗年轻火热的心在当日11时45分停止了跳动。

张杰在与歹徒拼完最后一滴血后壮烈牺牲。他用行动注解了自己对公安事业的理解与追求。

因为父亲曾经当过兵的缘故，张杰从小对警察和军人情有独钟。1995年，他在被西南交通大学和青岛市人民警察学校同时录取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警察这个职业。走的时候，他对送行的父亲和叔叔说：“你们放心吧，到学校我一定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家乡父老乡亲的期望，当一名合格的警察。”

1997年7月，怀着20岁青春梦想的张杰以优异的成绩从青岛市人民警察学校毕业，8月被莱西市公安局录用分派到唐家庄派出所工作。

唐家庄镇位于莱西市北部，北邻招远，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这里的治安任务相当繁重。年轻的张杰一到派出所，就刻苦学习和钻研业务，虚心向所里同志求教，工作中摸爬滚打，一年多的实践和锻炼，他已成为一名出色的警察，成为所里的业务骨干。到牺牲之前的近三年间，他共参与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26起。其中，重大案件94起，查处治安案件182起，打击处理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300余名。

有一次，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晨，张杰在日庄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到日庄镇抓捕重大盗窃犯罪嫌疑人徐炳昆。冬日清晨，大街上不见一个人影，只有积雪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他们敲开农户紧闭的大门，询问徐炳昆的住处。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张杰叫开一家农户的门刚刚踏进屋时，忽然发现一个人影快速地躲进瓮后，张杰的心一震，脑子飞快地转着：这可能就是徐炳昆的家。他过早地与犯罪分子遭遇了，张杰临危不乱，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若无其事地转身朝门口走去，准备堵住去路。他边走边掏出手机准备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战友，正在这时，徐炳昆嗖地从瓮后窜出，拿起灶台上的炒瓢朝张杰头部砸去，张杰一侧身，炒瓢带着一阵冷风从耳边掠过。在侧身的同时，张杰两只手死死抓住了徐炳昆的衣服，由于重心失衡，他一跤跌倒在身后的猪食盆中，黏稠的猪食溅了一身，纵然如此，他的双手仍然紧紧揪住徐炳昆的衣服，没有丝毫松动。“我是公安局的，你老实点！”张杰厉声警告着徐炳昆，同时，也给附近的战友发出信号，战友们闻声赶来，徐炳昆束手就擒。

从参加工作起，张杰就对自己的职业有着透彻的认识。2000年5月，李桂洪遭抢劫后，为了获取更多的侦破线索，张杰根据所里安排，跟着即墨群力油脂公司拉猪皮的车便衣押线。一天，公司李经理对张杰说：“你一个人跟车押线，犯罪分子有6个人以上，这样太危险了。”“从我考入警校到分配到公安系统，就根本没考虑危险这两个字，从我选择了这个职业，我就没有怕过危险。”张杰从容地说。有一年过春节，张杰从所里赶回家已经时近中午了，母亲爱怜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杰，警察这项工作怎么这么年没年，节没节。”张杰平静地对母亲说：“妈妈，当警察就是这样，当党和人民需要你的时候，就是生命也得豁上。”后来张杰果然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张杰对周围的一切都怀有深深的感情。他对群众、对战友无比的关爱，他就像一束不熄灭的火把，把自己的火和热无私地洒向每一个角落。

外乡人秦福海至今难忘张杰帮他追回被骗的4000元钱的情景，每当忆及此事，他热泪盈眶，语无伦次。秦的老家在济宁农村，1985年，他来到唐家庄镇打工，后在镇驻地娶妻长住下来。因为种种原因，秦的户口一直没有迁来，久而久之，户口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一次在集市上，秦福海结识一位自称能办事的李某，允诺秦福海拿出4000元就把事办好。谁知钱进了李某的腰包就如石沉大海，从此再不提办户口的事。秦福海急了，就三番五次地找，事情一直拖了好多年。过阴历年的时候秦福海再次找到李要钱时，李某竟然放赖：“钱叫我花了，要钱没有，你爱往哪儿告往哪告！”人在他乡，势单力薄，你能把他怎样？空气中还飘荡着浓浓的年味，气急的秦福海就告到了派出所。秦福海担心这事没凭没据，派出所可管可不管。张杰接手案子后，他把浓浓的节日气氛抛在脑后，一心扑在案子上，经过内查外调，迅速摸清了情况，不到四天，他就登门把钱交到老秦的手里。那一天老秦全家都哭了，与张杰非亲非故，本来认为打了水漂的钱，张杰又给追回来了！老秦激动地不知说啥才好，他抽出300元，执意让张杰拿去喝酒，张杰挥挥手：“不用，不用，我应该做的。”说完，张杰抬腿出了秦家的门儿。

张杰的老家距工作单位唐家庄派出所有50多公里路，没有直通车，每次回家都是先乘车到市里再换乘去朴木的客车，一路上他总是主动把座位让给老人、孕妇和孩子。有一次，他与平度市的一位女孩同乘一路车，车到朴木终点站时，天色已晚，已没有了换乘车，女孩子急得哭了起来。张杰问明情况以后，把女孩子领回家中，骑着父亲的摩托车，连夜将这位女孩子送回了平度家中。

张杰不抽烟、不喝酒，穿着朴素，生活非常节俭。平日里大多是一身警服，牺牲时穿的格子T恤衫还是三年前买的，裤子是牺牲前到局里汇报案子时在战友的说服下才买的。但对周围的人他却从不吝啬。在警校学习期间，他所在的区队有一名同学，家境困难，张杰就把自己的饭票分给这位同学吃，在他的带动下，同学们纷纷伸出援助的手。镇里敬老院有20多位老人，张杰经常与战友一起到院里看望老人，每次去他都要为每位老人捎去一份点心、糖果等礼物。在爱民月里，所里发动为敬老院捐款，他每次都捐300元以上。

张杰是所里的大忙人，他干着外勤，又兼着材料内勤，报材料、报信息、月底汇办、档案管理等活儿他全揽过来。他还要时时刻刻做好出发的准备，所里只要接到110报警，总也少不了他。他对工作特别负责，只要是领导交给的任务，他总是想方设法，宁可多出点力，多流点汗，也要完成。他一天到晚地忙，战友们都戏谑地称他“张局长”，意思是他管事多、干活多、人缘特好。

1998年春天，张杰在乡下听群众反映辖区山北头村的邵万荣有偷盗耕牛的嫌疑，他把这事向所长汇报后，就默不吱声地开始了调查取证工作。白天下去查证，怕泄密，他就晚上干。他穿着便衣步行5里路从驻地走到山北头村，一家一户地找知情群众了解情况。当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他请示领导后果断传唤邵万荣，经过突审，破获了一个以邵万荣为首的11人特大盗窃团伙。该团伙自1992年以来先后盗窃牛、驴34头，案值8万余元。这一团伙的查获，使莱西北部的耕牛盗窃案件大部分得以破获。

2000年春节，辖区柳杭村村支书反映，有人破坏村里的蔬菜大棚，还被人点火烧了一个。张杰主动向所长提出自己带人晚上下去巡逻。于是，每天晚上十一点半，所里的车把他送到距村二三里路处，他就下车步行往村里去，一直巡逻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再步行七八里赶回所里。第二天他照样下乡办案，常常利用坐车赶路的功夫闭闭眼。就这样，他前后巡逻了将近一个月，柳杭村的蔬菜大棚再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在侦破李桂洪被抢劫案中，为了获取更多的证据，张杰根据所里的安排，跟着即墨群力油脂公司拉皮车便衣押线，为了不暴露身份，张杰装扮成刚来的装卸工，早晨5点从公司出发，一天要跑十几个收购点，张杰和普通工人一样，顶着猪皮的恶臭，忙前忙后帮着装车、记账，每天夜里11点钟回公司时，都是一身疲惫、一身汗臭，胡乱擦把脸、吃口饭，倒头就睡。公司李经理感到非常过意不去，提出要特殊照顾照顾他，张杰却说：“我来公司工作是为了尽快侦破这个案子，如果你这样做，别人就会怀疑我不是当工人的。我之所以和普通工人一样吃、干，就是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公司经理无奈，只好背地里嘱咐做饭的王阿姨在伙食上贴补贴补张杰。张杰在群力公司前后干了10多天，没有接受一次特殊招待，直到他牺牲后，与他一起工作的工人才知道他的身份。这10多天当中，他只是跟随拉皮车顺路回过派出所三次，这三次也是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和拿换洗的衣服。在这10多天里，张杰基本摸清了涉案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据张杰的战友回忆，6月5日张杰从群力公司押线回来后，就一头扎到了所里办的一个团伙抢劫案上，直到6月14日牺牲，他一直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中，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有好几天外出抓人是凌晨一二点才回所，回来后还接着问材料、看人。张杰牺牲的头一天晚上就已经没顾上吃饭，14日早晨照样没吃饭，把所里院子扫了一遍，就出警了。张杰是空着肚子走的。战友们一说到这里时，早已泪流满面话语哽咽……张杰为了工作，经常不顾自己的身体。1999年冬天，他胰腺炎犯了，疼得脸上汗珠子吧嗒吧嗒直滴，战友们把他送到医院后，他拒绝住院治疗，一连三天，都是挂完三瓶点滴后，拔下针头就走，医生回来了，他却不见了人影，打完点滴他接着上案子。5月，张杰得了重感冒，所里当时正侦破一起强奸案，张杰不顾身体不适，硬是加入了专案组。写材料时他头上冒汗，脸色发白，但他硬是坚持干到次日凌晨。回到所里，张杰竟瘫在座位上下不了车，是战友们七手八脚把他抬进了医院。

张杰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亲情是一种深度，友情是一种广度，而爱情则是一种纯度。表达了他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理解。但当亲情、爱情与工作、责任发生冲突时，他却常常把他们放在第二位，占据第一位的，永远是工作、责任。

爱情在张杰的心中是神圣的。他说：爱情是一种神秘无边、可以使人歌至忘情、泪至潇洒的心灵照耀。他珍视爱情，却总是工作、爱情难两全。爱情总是误解张杰。

张杰牺牲后，中共青岛市委、青岛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开展向张杰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公安部追授他为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烈士的骨灰在莱西革命烈士陵园安放。

张杰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记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模于吉海烈士

于志刚吕忠全

文登是革命老区，山河秀美，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是一片永远奉献的沃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先后有7588名文登优秀儿女流血牺牲，为国捐躯，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在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于吉海，这个闪光的名字，连同他那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在辽阔的胶东大地、黄海之滨争相传诵着……又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增辉添彩。

他，是在1996年7月11日午夜，在“严打”斗争的最前线设卡执勤路查时，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把生送给了别人，把死留给了自己。用自己的鲜血和宝贵的生命，为保护战友而光荣牺牲的，谱写了一曲新时期的英雄赞歌。

他，躺在了生他养他的胶东大地，抱龙河畔。

他，倒在了他无比热爱、曾经为之奋斗、“为警一生，奉献终生”的誓言上。

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生命辉煌的一瞬，实现了自身完美的人生价值。在这块古老而神圣的土地上铸就了一座文登精神的丰碑……

诚信敬业拼搏向上

1987年12月，于吉海调任文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办公室主任。他身穿橄榄绿军装，头戴金光闪闪的国徽大檐帽，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为此他兴奋不已。于吉海在从警的第一天起，就立下了“为警一生，奉献终生”的誓言。在行为坐标上刻着严格、勤劳、坚韧和奉献。他深知，当警察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神圣的使命，肩负着保卫社会安定的重任，要时刻准备着为人民利益奉献一切。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处处、事事、时时严格要求自己，诚信敬业，拼搏向上，勤勤恳恳，扎实工作。1995年9月提升为交警大队副大队长。他多次向党组织和领导表示：职务的提升不是人生的目标，而是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奉献自己一切的继续和开始。20多年来，于吉海同志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秉公执法，廉洁从警，创出了一流业绩。曾两次被文登市委、市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六次被文登市公安局评为先进工作者；三次受到嘉奖。

忠于职守尽职尽责

于吉海担任副大队长后，主要分管基建和行政工作。但分工不分家，不管分内分外，他都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圆满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

几分耕耘，几多收获。交警大队自1994年以来先后投资1000多万元，兴建的汽训队、车管所办公楼、监测站及6个中队的办公楼等工程，由于于吉海同志真抓实干，尽职尽责，各项工程质量均获全优，没发现一处“豆腐渣”工程。这一切无不凝聚着于吉海同志的无数心血和汗水。广大干警无不动情地说：“党有这样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好干部一百个放心，我们干警有这样的‘好管家’，一万个满意。”

关爱他人无私奉献

吕阳召是个招聘的合同制司机，家住在农村，生活又不太富裕，于吉海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他，爱护他。1996年5月，小吕患病，于吉海忙前忙后，自掏腰包给小吕打针买药。逢年过节，他总是自己拿出一些钱，让小吕购买点过节用品。小吕说什么也不肯收，于吉海故意板着脸说：“这是我自己的钱，你工资低，家里又不宽裕，买点东西孝敬双亲，你快接着。”小吕很是感动。

传达室的潘进礼也多次得到过于吉海的热心相助。老潘刚来交警大队时已是40多岁，独身一人，每逢过年过节，于吉海都要让妻子或儿子送去一些酒呀菜呀什么的，给他改善一下生活。后来，于吉海又为他当上了“红娘”，张罗着给老潘找了个老伴成了家，使他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可没过多久，潘进礼家中失火，仅有的几件家具又被焚烧一空。于吉海发动广大干警为他捐款1350多元，并从自己家中搬来床、椅子等生活用品，帮助老潘重新建起了一个新家。提起这段往事，老潘总是感动地说：“于副大队长心中只有别人，而唯独没有他自己。”

几年来，于吉海向灾区、希望工程及有困难的战友和群众捐款捐物价值2000多元。他对别人慷慨大方，无私帮助，然而对自己却节俭得近乎苛刻。他家里有两张草席都用了十几年了，破了烂了用旧布缝合一下再铺，妻子几次都想扔掉，于吉海却坚决不让。汗衫、背心旧得不成样子，他都舍不得扔。短裤大多是用旧秋裤改做的，上面则补丁摞补丁。妻子劝他说：“咱们又不是买不起，换换吧。”于吉海总是憨厚地一笑说：“还有很多老百姓穿得还不如咱，咱不能忘本哪！再说反正是穿在里面，别人又看不见……”

秉公执法为警清廉

于吉海当了几十年的干部，手中有了一定的权力，求他办事的也不在少数，但他从不以权谋私、损公肥私。他为警清廉，洁身自好。在负责基建工程的几年里，从不吃请受礼。承包工程的经理、工头，绝大多数都不知道于吉海的家门朝哪。一天晚上，一个承包办公楼墙面装修的经理找上家门，因于吉海当时不在家，他走时将一个方纸包放在茶几上，让于吉海的妻子林淑华转交给于吉海。那人刚出门，妻子打开纸包一看，里面是一沓钱，就急忙追下楼，将钱包塞给了那个经理。于吉海回来后，对妻子说：“你做得对，这钱咱千万不能要，如果你收了他的钱，交警大队就要拿更多的钱给他了，咱决不能做损公肥私的事。”

于吉海不吃请、不收礼是出了名的，但也有“例外”，也有“收礼”的时候。李战军原在交警大队当打字员，收入低，家境也不富裕。于吉海经常接济他。逢年过节时，常从自己的那份食品（福利）中匀一些给他。长此下去，小李十分感激，与女朋友商量为林淑华买了一只金戒指，趁于吉海不在家时送来，林淑华再三推辞不掉，晚上惴惴不安地把此事告诉于吉海。于吉海寻思了一下说：“先收下吧，等以后有机会再还给他。”1996年5月，已经离开交警大队的小李要结婚宴请于吉海，而于吉海确因工作忙不能参加他的婚礼，就提前将那枚戒指连同500元钱作为贺礼送了过去，面对于吉海的“特殊”礼物，小李不知说什么才好。

于吉海并不是“铁石”心肠无情无义的人。他酷爱党的事业，更深爱自己的家庭。但长年的交警生活夜以继日的奔波劳累，使他很难顾上这个家。他知道妻子对这个家付出的太多了。有时妻子患病，而他又忙于工作，不能相陪，走时总是嘱咐妻子别忘了吃药、打针。回来后，他又拖着劳累的身躯，下厨房给妻子做病号饭、洗衣服，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儿子晓伟很懂事，于吉海对他也满是慈爱，像对待一棵幼苗一样，栽培浇灌促其成长。晚上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总是悄悄去儿子的房间多看几眼，他久久凝视着，心头涌起深深的负疚之情：自己对家庭照料得太少太少了，欠儿子的太多太多了……

“为警一生，奉献终生”。这金光闪闪的八个大字，是于吉海从警的第一天起所立下的光辉誓言，也是于吉海的人生“座右铭”。于吉海有本工作日记，从1996年1月1日起一直到7月9日，记录了他200多个日日夜夜忙碌的工作，记录着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许多无私奉献的人生亮点。还有两天他没能记上——7月10日、11日这两天，他自己永远记不上了，然而历史却给他续记了。7月10日上午，上班处理完公务，他来到文城镇西坑村新建车管所工地，与当地干部协商征用土地事宜。下午，又到工地查看施工进度和质量。晚上10点，“严打”又一次统一行动，他带领6名干警在龙山路设卡检查，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夜查才结束。于吉海拿出昨夜用自己的钱买的3斤多包子和几瓶矿泉水，和大家一起在路边吃了一顿简单的“夜餐”加“早餐”。

于吉海，这位昆嵛山的儿子，抱龙河的赤子，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战友的安全，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人民警察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他用自己的鲜血为金色的盾牌增添了灿烂的光辉，为他未写完的日记划圆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句号。

噩耗传来，人们为之震惊，为之惋惜，为之痛悼……1996年7月17日上午，于吉海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蒙蒙细雨中进行。山东省公安厅发来唁电；山东省交警总队副总队长王芳臣专程赶来了；威海、荣成、乳山、环翠区等地的有关领导及文登各级领导赶来为于吉海同志送行。于吉海同志生前的战友、老朋友赶来了，于吉海同志的老家荣成崂山镇的乡亲们赶来了，苘山镇小黄村的农民赶来了，孙佑江和他的老伴及儿子也都赶来了，他们都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和对烈士亲属的慰问。在千余人的悼念队伍中，有一个特别的吊唁者——民警赵立国，他是拄着拐杖由妻子搀扶着，一拐一拐地赶来，在他因公摔伤后的一个多月中，于吉海多次到医院和家中看望他。今天，他执意要来看一看可尊可敬的大队长最后一眼。妻子林淑华泪水已经流干，她挣扎着要扑向灵前，圆一圆照张“全家福”的心愿；儿子凝视着他安详的遗容，一遍又一遍地泣语：“爸，你放心走好……”干警们围着于吉海的身边脱帽致敬，泪水在腮上滚滚而下。

于吉海同志走了，带着未竟的事业和抱负走了，他那英雄的业绩、崇高的道德品质和舍己为人、不怕牺牲的精神，将永远留在人间。于吉海同志没有走，他的英魂永存。昆嵛山作证，抱龙河不会忘记——于吉海，这个闪耀的名字。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

1996年8月，中共文登市委追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国家公安部追授他“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模”称号。1997年6月3日，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烈士。

异国他乡安忠骨

英名馨魂归故乡

——记刘同财烈士

桓台县民政局

半个世纪过去了，刘同财的英俊肖像，镶嵌在二十六军二三一团的军史馆里，他身穿严整的军服，胸前佩戴着三枚勋章，肖像下记述了他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事迹。

刘同财是桓台县田庄镇于家铺人，1929年8月出生在一个贫穷家庭，为生活所迫，15岁便到本县金家庄一户有钱人家打长工。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6月自愿参军，在鲁中警备一旅一团二营四连当了一名战士。先后转战在鲁中战场、中原战场、朝鲜战场，担任过班长、排长、副连长，立过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1951年11月，在朝鲜平津淮战斗中光荣牺牲。

1947年12月13日，部队越过陇海线，配合兄弟部队在河堤岭担任阻击许昌敌五军任务。部队一到阵地，刘同财就根据连部的要求，同全班战士一块察看地形，选择地点，开挖阵地工事，并带领大家进行战前演练。夜幕刚刚降临，敌人的进攻就开始了，不出首长和同志们所料，密集的炮弹首先向我阵地接连打来，把我阵地炸得浓烟滚滚，泥土飞溅。敌人的炮击刚过，刘同财便带领战士们沿着交通沟冲上阵地，把冲上来的敌人一次次打了回去，使之没能越过雷池一步。黄昏前，敌人又发起了进攻，正在敌人用猛烈的炮火轰击时，大家看到了团部发出的突围转移的信号，全阵地立即行动起来。刘同财提起冲锋枪说：“同志们，我们要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跟我来，冲啊！”他带领全班战士冲进了炮火连天的阵地，冲出了烟雾，边冲边向正在进攻的敌人扫射。我军这突如其来的突击转移，把摆着阵势正要攻击的敌人打蒙了，他们看到我军已全线出动，进攻不是，后退不是，又怕全军覆没。敌指挥官正惶惑无措之际，刘同财在敌人群里边冲边射击，打开了条通道，带领全班战士赶上了部队。全团英勇地阻击敌人，保证了许昌的解放，又不失时机地甩开敌人，胜利地进行了突围转移，光荣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记沂南县首任县委书记李铎烈士

刘惠基

李铎，曾用名李唯一。1914年11月生于莱芜市南埠子村一个农民家庭里。父母都是勤劳朴实的庄户人。李铎7岁入芦城小学读书，全家节衣缩食，竭尽全力供他上学。终因家庭经济困难，只读了两年而辍学。14岁时，家庭生活稍有宽裕，又重新入芦城小学就读。他尊重师长，团结同学，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1932年李铎高小毕业考入城南讲习所。这时，共产党已在讲习所进行宣传活动，李铎开始接受了党的教育，积极向党靠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毕业后在辛庄小学任教。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犯中国，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已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李铎，很快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走村串乡，到处宣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动员大家“有人出人，有钱出钱”，积极为宣传抗日活动奔走。1938年7月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69军举办了民运训练学习班，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李铎参加了学习班的学习，并在此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任中共博山县委宣传部长。同年秋，调至中共鲁沂地委（二地委）任组织科长。当时鲁中军区也在这一带活动，李铎同志密切配合，协同行动，大力加强党及地方政权和武装建设。这时，鲁沂地区分别召开了工、农、青、妇各界代表会议，统一了党对鲁沂地区群众运动的领导，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1940年12月，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李铎同志调中共沂南县委任书记。当时，沂南县为我抗日中心根据地，大部分乡村已建立党的组织，有一支忠于党的事业、朝气蓬勃的干部队伍，各项工作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再加上级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常驻在这一带，可及时得到有力的帮助和支持，对进一步开展工作极为有利。但这里又是敌我激烈争夺之地，敌伪频繁“扫荡”，野蛮地推行“三光”政策，敌特伪和国民党三青团的反动分子经常进行捣乱破坏。另外，还存在着群众负担过重、减租减息尚未深入进行等不利条件。针对这一形势，以李铎同志为首的沂南县委，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坚持斗争，战胜困难，壮大革命力量，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过程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李铎同志非常重视地方武装力量的建设。他常对干部、党员进行教育：咱们要保住主力部队这个台柱子，要按时按量完成动员参军的任务，遇到任何困难，都必须坚决克服。他对地方部队升级主力，从来不打折扣，坚决贯彻执行。对县大队、区中队、民兵的建设也抓得很紧。为了保存地方武装力量和提高战斗力，他强调要积极吸收青壮年党员参加，党员成分占50％以上，并注意从政治思想、组织纪律、射击、战术等方面提高地方武装人员的素质。李铎对地方武装领导人的选拔也十分重视。选用英雄人物徐枚山为县大队的大队长。徐枚山同志是放牛娃出身，苦大仇深，对敌斗争非常勇敢，并且善于运用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当时敌人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惧怕三分。李铎兼任县大队政委，同徐枚山同志团结很好，工作上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因此，他们领导的这支武装队伍很有战斗力，不仅勇于坚持军事斗争，而且还善于做分化瓦解敌伪军及争取伪特的工作，为保卫沂南和沂蒙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李铎同志一向重视群众工作。在他初任沂南县委书记时，沂南的抗日群众组织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动委会、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均已建立。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从1942年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等运动，进行了“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和讨论。这期间，李铎同志在界湖亲自搞了试点，领导南、北寨一带农民开展对恶霸地主的斗争，并及时总结经验，指导全县的运动。随着群众的进一步深入发动，整顿了基层政权，使政权真正掌握在群众手中。此外，李铎同志还领导组织民兵工作，总结了垛庄的经验，在团山庄召开全县建立民兵组织大会，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同志到会作了指示，使基层政权不仅始终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而且还有了“枪杆子”。

李铎同志在工作中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有事善于同群众商量，并注意培养典型，带动一般。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依汶区隋家店王善合首先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岸堤区李家庄子李学成、王兑一最早成立了生产合作社。李铎同志善于抓住这些典型，及时向全县推广，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李铎同志特别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亲自开办了县委党训班，从基层中组织抽调积极分子进行短期训练，他每期都坚持到训练班授课，并作形势报告。

1943年，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了，李铎认真组织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在整风运动中，为了加强领导，县委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李铎同志亲自担任主任。通过整风运动，对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整顿“三风”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同时，对犯有错误的干部，县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凡是坦白交待问题的，一律采取组织处理从宽的政策。在1941年、1942年敌人两次进行大“扫荡”中，有的干部曾经产生动摇妥协思想，但只要认真检查交待，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作组织上的处理。这样，使广大党员干部“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组织上也更加巩固，更加团结。

李铎身为县委书记，生活上艰苦朴素堪称模范。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始终与同志们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身体不好的同志特别关心，亲自请医送药，以至送病号饭上门。他衣着简朴从不讲究，夏天一件粗布衬衣，冬天一件带大襟的棉袄，补丁一个连一个，一直穿在身上。他大公无私一尘不染，不论是部队缴获的战利品，还是政府查抄的敌伪财物，还是当地工厂生产出的产品，他从不占用，一律归公。在政治上，他立场坚定，对党忠心耿耿，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是一位深受大家爱戴的好书记。

1944年8月16日，李铎同志在沂南县朱家店村一次阻击战斗中不幸光荣牺牲，年仅30岁。沂南县委、县政府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数千名群众沉痛悼念这位出色的县委书记、英勇的革命烈士。他的光辉名字和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革命史册。

——记王新民烈士

王新民，原名王裕德，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大韩家村人。1902年出生于一户生活较富裕的家庭中。父亲王夔扬，性情豪放，为人正直，不畏权势。他急公好义，不嫌贫媚富，为接济穷苦群众和亲友，不惜变卖家产，慷慨解囊，是当地有名的士绅。王新民从小跟伯父王介藩读私塾，后到日照县中读书。他忠厚善良，学习刻苦，深受教师的喜爱和同学们的尊重。中学还没毕业，因家境衰落而辍学。

王新民失学后在家务农，后到济南谋生未成，只好远离家乡到东北。通过友人介绍，到延吉县任小学教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几十万东北军撤到关内，致使日本侵略军在半年之内就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国家的财富被掠夺，敌占区的人民遭蹂躏。因此，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怒潮。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王新民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媚外卖国的罪恶行径义愤填膺，他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返回了家乡。王新民回到日照后，在群众中积极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抗日。他经常对群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之所以受到一个小日本的侵略，就是因为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把几十万东北军调入关内打内战，造成了东北沦陷。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北后，国家的财产被掠夺，无数的黎民百姓遭残害。现在东北三省的人民在日本侵略军的蹂躏下，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不然的话，我们将来要当亡国奴，同样要遭受东北人民那样的苦难。”

1932年春，王新民受聘夹仓小学任教员。他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对学生有着深厚的感情，学生都愿意接近他。他教课耐心，备课认真，批改作业从不了草从事，经常工作到深夜，深受群众和学生的尊重。他常在教师和学生中说：“作为一个教师，要为人师表，对学生要负责，误人子弟是伤天害理的。”在一次上课时，课堂纪律不好，他非常气愤，一气之下便离开课堂回到宿舍去了。全班学生立即意识到自己不对，派了几个学生到宿舍赔礼道歉后，王新民立即回到课堂，学生都纷纷向他表示歉意。王新民流着眼泪教育学生说：“过去没有学校，都是私塾。穷人家的孩子缴不起学费，上不起学。现在办起了新式学校，穷人家的孩子能上学，你们不能浪费这大好时光，应该好好学习，学好本领报效国家。”他还说“穷人为什么受欺压？就是因为没有文化，落后就要挨打。如果穷人都有了文化，就能改造社会和自己的地位。”

这年冬天，在王新民的倡导下，在夹仓村办起了一所农民夜校，他亲自任夜校教师。夜校用的课本都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课本。第一课的课文就是“好同志，大家来，来上课”，还有一些农民自愿参加农民协会，学习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课文。这些课文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教材。

王新民不但教学认真，还注意育人。当时农民夜校学生多数是穷人的孩子。他非常怜悯穷人，经常在夜校里向群众宣传进步思想。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大国，为什么大小列强敢欺负我们？连一个小小日本也敢侵略我们？就是因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团结起来就是力量。中国人只要团结起来，就能把各列强赶出中国去！”他还在课堂上拿着一把筷子，先折断一根让大家看，然后将一把筷子握在手中，竭尽全力地折也折不断，借以说明团结的力量。每天晚上，他在讲课前先领读孙中山先生遗嘱，借以向学生进行“三民主义”和反帝爱国教育。许多学生听了他的课后，情绪高涨，表示坚决反帝反日本侵略者，不当亡国奴。

王新民经常在群众和学生中揭发日本侵略军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行，揭露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媚外卖国的罪恶行径。

他经常教育学生说：“现在各列强对华强取豪夺。日本已侵入我国东北三省，想进一步侵略整个中国。现在正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大丈夫当将身许国，为国立功！要战死在枪林弹雨和万马奔腾的疆场上，不要死在黑洞洞的床上。”在他的教育影响下，有许多他教过的学生参加了抗日武装，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日照县委宣传部长的尹仲岩，就是王新民的爱徒，193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壮烈牺牲。

“七·七”事变后，他更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终日忧心忡忡。他辞去教师职务，到处奔波，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8年4月，申论典积极发动抗日，通过各种关系搞到一张“国民党苏鲁战区第二游击纵队”的委任状，在石臼所与资本家贺仁庵（贺有枪支）拉起了国民政府第五战区第二游击队第19纵队。王新民、刘鸿苦等人参加了这支队伍。

1938年8月，土匪队伍朱信斋部被我八路军收编后，日照到西部的黄墩一带有了八路军。王新民、郑子久、刘鸿苦等进步青年奔赴黄墩参加了抗日队伍。王新民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八路军第二支队四大队供给处主任。从此，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不辞辛劳，日夜奔波，积极扩充军队，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1939年春，他动员本村的安光临、安茂友、王仲连和外村的费均三、李志一等一批青年，去沂水岸堤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为军队培养了一批后备力量。

1939年冬，日照县大队供给处主任郑世东被土匪郑鄂廷（土虺）抓捕杀害。王新民被调往日照县大队接任供给处主任。这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我党和部队正处于困难时期，群众生活贫困，军需物资难以筹措，部队弹药不足，战士供给标准很低。因此，王新民日夜操劳，对军需物资倍加爱护，撒掉的一粒小米和一个小铁钉也要仔细地捡起来。他经常对战士们说：“现在部队和人民正是渡过难关的时候，一分钱、一粒米也来之不易，绝不能轻易浪费掉。”他还经常深入农村，向老百姓宣传增产节约，支援抗日的政策。

王新民被捕后，敌人将他向公路北押解，他奋力挣扎，宁死不走，同敌人英勇搏斗，气急败坏的敌人将他打得遍体鳞伤。一个顽匪头目说：“我知道你是当官的，轻饶不了你！”然后，吩咐两个顽匪架着王新民走，边走边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遍身是血。当押解到国民党县府驻地河东村时，他已一步也不能行走了。

敌人将王新民交给国民党县府。伪县长尹鼎武亲自主持审讯，并派其亲信，王新民的老相识尹寿臣劝其投降。王新民怒火中烧，严词痛斥尹寿臣说：“你们这些民族败类！假抗日，真反共，应该向共产党、八路军投降！”敌人被激怒了，便对他施以灭绝人性的酷刑。王新民铁骨铮铮，宁死不屈，并高呼：“共产党万岁！”1940年4月25日，敌人在河东村西南岭，用乱刀将其惨杀了，时年38岁。

——宋延琴传略

荆承昆

宋延琴是山东省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不辞艰辛地投身于当地的革命活动。抗战前夕，担任中共莒县特别支部委员会书记，为县党组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七七”事变后，他积极组织抗日武装，成为莒北县很有影响的抗日武装领导人之一。他的名字和光辉事迹，至今仍在沂蒙山区广为流传。

宋延琴，1904年出生在莒县城北大罗庄村的一个贫穷的雇农家庭。1915年，莒县遭受大旱灾，蝗害也接踵而来。禾苗干枯，树无存叶，各村十室九空，饿殍载道，百姓靠挖树根、剥树皮充饥，有的甚至煮食房上屋草。宋延琴的母亲被活活饿死，姐姐为救活命被逼当了童养媳。宋延琴小小年纪，每天走村串巷、乞讨为生。寒冬腊月，只披一件破烂不堪的棉袄，穿一双破草鞋，受尽苦难。

1926年，宋延琴离开保御团，同葛醒农一起去博山大昆仑，经宋寿田介绍，给地主庄式如和日本人合办的“同兴公司”做工。宋延琴在宋寿田的指导下，一边同劳苦工人一起劳动，一边对他们灌输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很快同他们团结得亲密无间。他有时在井下挖煤，有时在煤车上当押运工，工人们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兄弟。这年夏季，经宋寿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宋延琴入党以后，接受到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革命的方向更为明确。不久，他同葛醒农一起到青岛，在“同兴公司青岛分公司”当伙计。他以店员身份作掩护，经常往来于青岛、博山，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势力一时甚为嚣张，我党的许多组织遭到破坏。葛醒农也因共产党嫌疑在青岛小港被捕入狱，宋延琴和宋寿田转移到济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俩通过关系将葛醒农保释出来。葛醒农出狱后也来到济南，与宋延琴、宋寿田一起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沂水县委书记张希周到济南与葛醒农接上头，由葛醒农介绍，张希周见到省执委书记邓恩铭。邓恩铭将莒县宋延琴的党员关系对张希周作了介绍。翌年4月，宋延琴带着省执委介绍信到沂水县与张希周接上关系，说明省委交给他的任务是回乡发展党的组织。接着，宋延琴以“闯外发财回家”为名，回到莒县大罗庄。他先典了本村老阎家三间茅屋住下，然后由姐姐做媒娶了窑头村相家之女结为夫妻。从此，他在家里一边经商，一边开展这一带党的地下工作。同年4月17日，葛醒农受省委的委派，回到家乡莒县招贤镇。接着，他召集张希周、宋延琴在自己家相会，向他们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求各地组织加强党的建设，注意在工人和农民中发展党员，要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省委要求在沂蒙山区建立起我党革命根据地。莒县、沂水一带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党组织应积极活动起来，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他还讲了省委计划派人来莒县、沂水帮助工作。葛醒农传达完省委的指示后，宋延琴、张希周分别谈了莒县、沂水两县党的活动情况。最后，三人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详细分析了莒县的情况，制定出下一步开展党的工作计划和措施。

1928年6月初，中共山东省委派孙照鹏到莒县、沂水整顿发展党组织。宋延琴、张希周向孙照鹏提出，莒县工作的重点是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特别是要发展农民入党。同年8月，他们在莒县新吸收4位农民和一名士兵加入了共产党。10月，成立了中共莒县特别支部，孙照鹏同志任书记。这是莒县最早的党组织。在特支的领导下，莒县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同年12月11日，孙照鹏在沂水城南主持成立了中共沂水县委员会。宋延琴代表莒县党组织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孙照鹏宣布宋延琴担任中共莒县特支书记。

1929年5月，沂水县委遭到敌人破坏，县委书记朱寿年等被捕入狱。这时，宋延琴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领导起莒县特支，与沂水南区的徐湘南一起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同年夏季，徐湘南和宋延琴筹划在莒县西部（现属沂南县）一带进行武装暴动，后因叛徒告密，徐湘南被叛徒杨增春杀害。宋延琴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转移到济南隐蔽下来。之后，他在煤站找到一份工作，利用煤站工人的公开身份，深入工人当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政策，团结和组织工人进行反帝斗争。不久，他受组织的派遣，又从煤站转到济南养鸡场做工。他深入到工人当中，与工人们同甘苦，共患难。并根据省委指示在工人中发展了不少合格的党员。这些党员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1930年，宋延琴为了找个公开的职业作掩护，同本乡本族的宋彬如，在济南一大马路纬三路靠火车站的一个住所，开办起一处炭站，铺号叫“德成泰”。宋彬如当掌柜，宋延琴借到各处跑业务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活动。

1936年，宋延琴带着全家从济南返回莒县大罗庄。继续以经营小商店为掩护，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卖国行径。晚上，他经常把村里的青年集合起来，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利用一切机会，组织贫苦农民反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宋延琴经常到大仕阳村探望姐姐，发现同村小学教员宋秀民思想进步，于是经常找他谈论国家大事，启发他的思想觉悟。宋延琴还把自己订的进步报刊和革命书籍送给他阅读。不久就发展宋秀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中共鲁东南特委在莒县大店成立。特委安排杨作舟、宋延琴、陈子和到莒县三区开展党的工作，并发动群众抗日救国。经过3个月的努力，三区的群众抗日活动就搞得轰轰烈烈。接着，特委决定将三区、六区改为两个边区，宋延琴仍负责这两个边区的武装工作。

1939年4月，宋延琴被调到八路军山东游击二支队供给处工作。当时人民群众由于遭受日寇的烧杀抢掠和天灾频繁，生活非常困苦。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处筹集粮款，保证部队的供应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宋延琴便在晚上配合我方便衣人员到地主家中强行募捐，白天就组织宣传“抗日爱国，人人有责”，鼓励爱国人士自觉出钱出粮。在他的努力下，部队的供给有了改善。

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得知宋延琴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莒北县政府派陈子和主持，将烈士遗体安葬在大罗庄村东河崖下。宋延琴虽然牺牲了，但他那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的优秀品质，将为人民世代歌颂。

——记高书彬烈士

乳山市民政局

高书彬，男，1964年1月出生，乳山市南黄镇湾头村人，生前系乳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四中队中队长。1980年11月参加工作，1984年8月被选调县交通监理所，1987年3月县交通监理所划归公安局交警大队。1986年考入济南交通监理专科学校学习，获得大专学历；1992年7月入党，1993年3月任乳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五中队队长，1997年3月调任四中队队长。

高书彬从事公安交通管理工作14年来，怀着对党、对人民、对交通管理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怀着对工作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群众满意为工作最高标准，刻苦钻研业务知识，以创一流成绩，树一流形象的敬业精神，埋头苦干，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始终奋战在交通管理工作第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受到了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他连续七年被乳山市委、市政府评为先进个人；1998年被评为“威海市优秀人民警察”；1999年被评为“威海市优秀交通民警”；2000年被山东省公安厅授予“山东省优秀交通民警”荣誉称号。他所领导的四中队，连续三年被威海团市委、威海市公安局授予“青年文明号”；2000年，又被山东省公安厅授予“山东省创建平安大道先进巡逻中队”称号。2001年4月19日在工作岗位上为抢救战友，英勇献身。2001年10月30日被国家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2002年3月26日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恪尽职守，英勇献身

2001年4月19日晚，遵照上级关于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指示精神，乳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全体民警开展了一次检查违章车辆的统一行动。高书彬同志于当晚6时30分，带领中队民警们身穿反光背心，手持停车牌，在中队门前的309国道上检查违章车辆。干警们分两批，站立于309国道靠近中间绿化带连接处，闪亮警灯，同时，还在中队门前架起两盏铮明瓦亮的水银灯。高书彬与民警肖金光并排站立于花坛的北侧，检查自东向西行驶的车辆。

晚7时40分左右，高书彬发现一辆行驶状态异常的农用四轮车，自东向西朝他们高速驶来，相隔20多米时，高书彬打手势示意其减速停车，但农用四轮车仍未减速，肖金光举起停车牌，再次示意，该车毫无反映，仍高速行驶，直扑过来。为保护战友安全，高书彬不顾个人安危，奋力将肖金光推向一边，战友得救了，但高书彬被撞倒地，当场英勇牺牲。

扎根基层，忘我工作

高书彬自1987年3月参加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以来，始终奋斗在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第一线，“忠诚于党，严格执法，群众至上，工作第一”是他工作的行为标准。“严打”整治斗争开展以来，高书彬撇家舍业，全身心投入，带领民警先后20余次执行追逃堵截任务，抓获盗车犯罪嫌疑人5名。

心系群众，勤政为民

高书彬常说：“不要把人民警察为人民看成是一句空话，作为一名交通警察，要把这句话具体落实到交通管理工作中”。和高书彬接触过的群众都说：“高队长为人正直，善良，心里装的全是咱老百姓。”

高书彬到四中队后，在中队实行了“六个一”的服务原则：“一张笑脸相迎，一把椅子让坐，一个请字开始，一杯开水暖人，一个答复圆满，一声再见相送。”为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他还在四中队创立了“五快五办”的工作标准，“五快”就是办理手续快、批复答复快、处理问题快、解答咨询快、审验证照快；“五办”就是大小事情认真办、分内事情积极办、分外事情协助办、能办的事情立即办、难办的事情想法办。平时他非常注意学习，努力提高自身政治业务素质，几年来写下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和业务体会。在他倡导下，全队人员“张口会讲法律法规，拿笔会写常用材料，遇事会搞各种勘验，无事会想预防措施”。实际工作中，高书彬的行为就是中队全体队友的示范。

1999年6月的一天，天下着小雨，晚上11时许，一辆来自江苏省的大货车突然抛锚。半夜时分，大雨即将来临，孤身一人的货主非常着急，生怕大米遭人哄抢和雨淋，于是他急匆匆跑到中队来求助。正在值班的高书彬二话没说，为他联系了一辆重型车将货车拖至中队。接着他又驾车到附近矿山借来篷布为大米车防雨。货主感动之余从车上掀下4袋大米，又掏出200元钱，要表示一点“心意”，被高书彬当场谢绝，并安排民警将4袋大米抬上车封好。见到自己万余元的货物毫发无损，货主感动不已，满含热泪地握着高书彬的手说：“我走南闯北见得多了，没见过像你这么好的警察，真了不起……”

2000年5月的一天，烟台市牟平区黄金冶炼厂一辆运送硫酸的油罐车，因刹车失灵翻入路基下。高书彬接到报警后迅速带队赶到现场。事故现场情形十分严重：由于酸罐破裂，浓硫酸已在事故现场的路面上和路基下四处泻溢，酸雾四起，气味呛人。高书彬第一个冲进现场，一下车，脚下就冒起白烟。他发现事故车驾驶员已被硫酸严重烧伤，生命垂危，于是，他让其他同志维护好现场，冒着被酸液侵蚀的危险，立即驾车将受伤的驾驶员送往医院抢救，并垫付了医疗费。将伤者安置好后，高书彬返回事故现场，指挥往来车辆避开了硫酸漫过的路面，并采取措施，控制住硫酸继续泄溢，以减少污染和损失。这时有队友发现，高书彬的两只袖口，已被硫酸侵蚀出好几个破洞。事后，车主千恩万谢，送钱送物，均被高书彬谢绝，最后车主只好送上一面“警民一家，情深似海”的锦旗。

同年秋季的一天，高书彬在路巡时发现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装有花生和大豆的机动三轮车与一大货车相撞，三轮车主受伤，粮食口袋破裂，花生、大豆散落一地。他让其他民警处理现场，自己驾车将伤者送到医院，为伤者挂了号，并安慰闻讯赶来的伤者家属不要着急，交警会处理好这件事。

当他返回事故现场，发现散落在道路上的花生和大豆还没有清理，就拾起地上的粮袋，扎好破口，然后蹲下来，用双手一棒捧地将地上零散的花生和大豆往袋里装。其他民警看到后，也都纷纷将路边和路下散落的花生和大豆一捧一捧集中起来，装成袋。恰巧这个场面被开车路过的高书彬的老同学看见，他停下车对高书彬说：“没想到，你们交警还管这事。”高书彬说：“乡亲们春种秋收不易，不像你我吃着公家饭，月月拿工资，这花生和大豆可是他们生活所系啊。”老同学听罢深受感动，也下了车，拿出工具帮助他们将一车散落的花生和大豆全部装好。高书彬借来一辆农用汽车将粮食送到伤者家里，伤者感激万分。

同年10月的一天早晨5点多钟，天刚刚蒙蒙亮，天津鱼贩刘振亭驾驶福田农用车拉着一车价值4万多元的对虾，在从荣成市石岛镇返回的途中，由于过度疲劳，在驾车行至下初镇时，瞌睡打盹，车撞到了路边一电线杆上，将电线杆撞断后，又顶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桑塔纳轿车尾部。正在值班的高书彬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到现场，联系交警大队事故股勘查现场，找来车辆把受伤的刘振亭送往医院治疗。事情本该到此结束，可高书彬并没有马上走开，他又应刘振亭的请求，找来了一辆货车，让货车司机按照刘振亭提供的地址把对虾送往天津，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刘振亭伤愈临走时，拿出1000元钱，表示感谢，被高书彬婉言谢绝。刘振亭感激地紧紧握着高书彬的手说：“高队长，我是个鱼贩，每年都要到荣成贩虾，我只要经过你这里，非来拜访你不可！”

在高书彬影响下，全队干警形成了主动为人民排忧解难的浓厚氛围。累计收到锦旗35面，牌匾8个，表扬信感谢信51封，整个中队风清气正，团结和谐，年年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指标。

克己奉公，无私奉献

类似这样简短真实的日记，还有很多很多。高书彬对工作满腔热忱，对战友关怀备至，唯独忘记了自己多病的身体，忘记了自己的家庭。

严格执法，廉洁自律

高书彬从1993年便担任基层中队的中队长，面对形形色色的金钱诱惑和拉拢腐蚀，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紧绷清正廉洁这根弦，从不拿原则做交易。

2001年4月11日晚上10点多，高书彬在带领民警执行夜查任务时，查获临沂市的一辆大货车灯光不全，当高书彬要依法对大货车司机进行处罚时，这司机从口袋里掏出150元钱，塞到高书彬手里说：“老兄，别罚了，罚款是共产党的，这点钱给你买条烟抽，行个方便吧！”高书彬听了十分生气，怒斥道：“收起你这套，你把我们公安当成什么人了，你以为金钱是万能的吗？”说完，依法对这名货车司机进行处罚。

在十几年的交通管理工作中，高书彬始终坚持严格执法，不徇私情。4月初，他的同窗好友下初镇铜锡山金矿职工高见军因无证驾驶摩托车被查扣，找到高书彬，让他高抬贵手，网开一面。高书彬硬是顶住了压力，依法进行了处罚。

面对众多的说情者，高书彬铁面无私。1999年5月的一天，南黄镇湾头村高书彬的自家叔弟骑摩托车因无牌无证被交警四中队查扣。高书彬的二叔亲自找到他说情，认为蛮有把握能把车要出来。没想到高书彬却说：“二叔，我弟无牌无证驾驶摩托车属于严重违章，这车不能放！”高书彬的二叔见说情无门，气得甩手而去，高书彬的叔弟只好依法接受罚款，补办了车牌车证。

身为人民警察、共产党员的高书彬，始终如一地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廉洁奉公的良好形象。他针对社会上存在的某些不正之风，制定了《民警廉政十做到》和《上岗执勤八不准》等规定以规范全队成员的行为。他还规定任何民警不得外出就餐，并在食堂挂上一本“民警就餐登记簿”，谁出没出去吃饭一目了然。高书彬从自己做起，对在车辆年审、办理牌照、纠正违章等公务活动中的任何宴请，一律拒绝，当中队长8年，没有因公吃过一次请，收过一次礼。全队民警在他的影响下未出现一起赴关系宴、喝人情酒、吃感情饭的现象。

身为掌管一方车辆管理大权的交警中队长，高书彬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乱坐车、乱搭车、乱要车。遇有亲戚朋友婚丧嫁娶，生日喜庆等事求他找辆车时，他都是自己掏钱租车送去，从不向辖区单位或经营业主要车，对个别主动送上门的一律予以拒绝。

对那些送钱送物要求从宽执法和说情者，他更是坚决拒绝。今年4月，执勤民警查获某矿山一无照货车，车主于夜间拎着4条高级香烟和进口化妆品送到高书彬家中，要求抬手放行。高书彬让来人坐下，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到我家来我欢迎你。无照行车是违规行为，如果我们所管辖的几千辆车都成了无照车，如果我们每位交警都来关照这些车，我们的交通管理秩序会怎么样？况且，收受违规车主的礼品对我们来说也是严重违规的行为。你是想让我犯错误吗？”车主没有想到平时言辞不多的高队长竟对他说了这么一番话，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带着礼品离开了高书彬的家。第二天这位车主主动接受了处罚，并到处宣传四中队民警作风过得硬。

对不熟悉的人这样，对亲戚朋友找上站来的也同样对待。一次高书彬妻子的娘家堂弟骑摩托车撞了人。当晚，堂弟拎着一箱高级啤酒上门想请堂姐夫“网开一面”。结果遭到姐夫的拒绝，让他把酒拎走。堂弟以为礼送少了，就于第二天又拎来两箱酒送到堂姐夫家，家中只有高书彬的妻子在家。妻子深知丈夫的脾气就劝说堂弟，并交待执勤民警按章处罚。

高书彬是一位普通民警、普通党员，但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在他身上，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想和追求，体现了一名人民警察的良好精神风貌，体现了一名党员干部的高度责任感。高书彬牺牲以后，他的先进事迹迅速传遍了胶东大地。威海市公安局、乳山市委市政府、乳山市公安局党委分别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公安干警广泛开展向高书彬学习的活动，一股学英雄、争先进的热潮在威海、乳山公安机关和全社会迅速掀起。

——记张国峰烈士

寿民范星路

张国峰原名张可封，1917年出生于寿光市胡营乡小张家庄一个农民家庭。无兄弟姐妹，因此父母十分疼爱他。他从小天资聪慧，幼年读完小学后，即考入寿光县立初级中学读书。在校学习期间，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团结、教育和影响，积极参加当时县中的学运活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张国峰和全县许多爱国青年一样，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1937年12月，寿光早期的中共党员王文轩奉命在城南组建八支队第七中队，张国峰闻讯后，踊跃参加了组建工作。第七中队组建后，发展迅速，很快就成了寿光南部强有力的抗日革命武装。当时张国峰被编入宣传队，任宣传队员。他们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到处写标语、撒传单，到各村召开群众会议，阐明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用事实批判“亡国论”，驳斥当时社会上诬蔑八路军的各种谣言，为提高群众觉悟、掀起抗日救国的革命热潮，发挥了很大作用。张国峰在宣传队里表现积极，深受同志们的赞誉。

1938年3月18日，张国峰随部队奉命到城北傅家庄整编以后，在部队里担任文书工作，后随部队东征。8月，张国峰受部队推荐，到中共山东省委主办的军政干部学校（通称岸堤干校）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结业后留校工作。1938年10月，在干校校部担任特派员，负责保卫工作。

张国峰在干校学习、工作过程中，他与同学们既是学员又是职员；走出学校又是组织教育群众的宣传员；敌人扫荡时，则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员，保卫学校，保护当地老百姓。这种多重身份的生活环境，锻炼提高了他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1939年6月初，日寇调集了近两万人的日伪军，对沂蒙山区进行了大规模扫荡，干校采取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转战在高山峻岭。张国峰带领同志们，历经艰辛，胜利完成了所分担的保卫学校、保护教职员工和群众的任务。

1939年9月，干校进行改编，上级领导根据张国峰的特长，安排他走上了公安保卫战线的工作岗位，先后任鲁南沂蒙办事处锄奸科科长，蒙山警备区公安局局长，泰南专署公安局局长，鲁中军区保卫部副部长、部长，鲁中南军区保卫部部长等职。

张国峰在战争年代，长期转战于鲁中地区。他英勇战斗，锄奸反特，保护人民，曾多次荣立战功，为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成果和社会治安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0年2月，张国峰奉命带领同志们一行六七人，在沂水县岸提村内做群众建政工作。翌日凌晨，突遭日寇包围，情况十分紧急。他们带领战士们兵分两路，从东门、南门突围，因敌众我寡势力悬殊而被俘。他们被日寇押在村内一家地主院内，并进行严刑审讯，张国峰等坚贞不屈。此时，适逢我接应部队赶到，看管的敌人为了甩掉包袱，在慌乱中架起机枪进行集体枪杀。张国峰身中两弹，昏倒在血泊之中。敌兵逃走后，群众掩埋烈士尸体时，发现他尚有一息生命，就被村内我党的一位地下交通员掩藏起来，使他得以侥幸生还。张国峰在山区革命群众的掩护抢救之下，历经三个多月，伤口痊愈，他又奇迹般地回到了部队。劫后余生的张国峰，成了二等乙级残废军人。此后他拖着那胸腹部尚有敌人弹头的残废躯体，继续为党、为人民战斗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1941年11月，日寇调集6万余人发动了历时7周的“铁壁合围”大扫荡。1944年3月，我军发起了第三次讨伐日伪和吴化文部的战斗，历时月余。张国峰身残志坚，一方面领导组织地方武装锄奸反特、维护地方治安，一方面发动组织群众，支援前线，配合前线对敌斗争。最终取得战斗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张国峰任山东省公安厅保卫处处长。1952年11月升任公安厅副厅长，1956年9月，任公安厅厅长，1959年1月，兼任山东省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党委会第一书记。并当选为中共山东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张国峰一生从政清廉，生活节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下乡出发，总是和群众同吃同住，和老百姓一样吃糠咽菜，从不搞特殊。他为了给公家节省汽油，去省委、省政府开会都是乘坐公共汽车。他的小车从不让其子女家人乘坐。一次，他的爱人范林想顺便搭车去看电影，张国峰皱皱眉头说：“当领导干部不能带头以私害公。”范林听了，赶紧下车徒步而往。还有一次，公安厅农场的同志见他生活清苦、工作繁忙，于心不忍，就送了三四斤带皮的花生和几斤地瓜。张国峰知道后，把农场的同志严厉地批评了一通。走后，他又叫女儿将花生、地瓜送到机关食堂，让大家共享。

1968年6月30日，“七一”的前一天，张国峰身负林彪、四人帮妄加的“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罪名，含冤去世了，时年51岁。这个在日寇的刺刀、子弹面前都不曾低头的铮铮硬汉，竟屈死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张国峰去世时，其家人翻箱倒柜就没有找到一件不带补丁的衬衣，只好为他穿好补丁衬衣和他最心爱的那身领口翻新过的中山装送他上路了。没有追悼会，没有悼词，没有花圈，没有哀乐，没有战友、同事前来送行，张国峰身穿补丁衣服，怀着对党的一片深情，带着对林彪、四人帮的一腔悲愤走了。

1978年8月28日，中共山东省委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作出结论：“所谓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是指1959年山东省公安厅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根据上级指示，对江青的哥哥李干卿问题的调查。李干卿是特务、反革命分子，对他进行调查，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张国峰同志等被审查，是王效禹在江青、林彪死党陈伯达、吴法宪的指使下，对张国峰同志横加罪名，诬陷迫害。这是一起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8月29日，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专门召开了万人平反昭雪大会。大会中心会场设在珍珠泉礼堂，下设37个分会场，规模宏大，泉城罕见。山东省党政领导机关负责人白如冰、秦和珍等出席了大会。李振在会上讲了话，李子超庄严宣读了省委的平反结论，并宣布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其骨灰安放于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堂，并对其家属进行了安抚。10月1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报刊、电台，都刊登或播出了这一消息。

张国峰一生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老干部、老公安战士，人民的好卫士。张国峰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和敬仰的忠诚卫士。

——记战斗英雄陈华斋

刘传功

位于浙江省境内瓯江入海口处的温州湾，蓝天碧海，烟波浩渺，游艇穿梭，桨声隐约。站在温州湾畔黄金般的沙滩上，东望碧波万顷的大海，令人心旷神怡兴奋不已。然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这里还是枪炮声不断的前线。一位备受人们爱戴的英雄，在这里被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夺走了生命，英雄的鲜血溶进了温州湾。

英雄名叫陈华斋，时任人民解放军华东公安部队驻温州海防大队的大队长。在参加革命的11个年头里，陈华斋先后经历大、小战斗100多次，荣立特等功两次，一等功两次，二等功两次，并多次荣获“战斗模范”和“战斗英雄”称号。当排长时，他所在的排还被特别命名为“陈华斋排”。共和国的土壤里有他付出的爱，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上有他血染的风采。

陈华斋，原名陈三聚，曾用名陈德荣，参加革命后改名陈华斋。1919年5月生于今青州市东坝镇西村。

陈华斋的少年时代，是勒紧腰带、伴着苦水度过的。自呱呱坠地到记事，他从没吃过一口舒心饭，穿过一件贴身衣。8岁那年，全家6口人，父母、哥哥、姐姐、弟弟连同他自己，住着3间低矮的小草房，种着一亩半薄地，拼死拼活忙一年，好歹混个“秋饱”。无奈之下，租种了地主3亩薄地。结果，除了交上租子，照旧吃不饱、穿不暖。12岁那年，年景不济，冰雹砸坏了庄稼，病魔又夺去了母亲的生命，陈华斋家里简直如同塌了天。到年底，欠地主的租子都难得凑齐，不但将租地乖乖奉还人家，而且连自家原有的一亩半地也搭进去抵了债。从此，一家人各奔东西谋生去了。陈华斋来到一户地主家，整天给人家放牛、打杂。他天未亮即起，摸黑方能往回踩。在地主家里，既担负着挑水的活儿，又要抱起棍子推磨，一时一刻不得休闲。进了腊月门儿，还要趴在草垛里看护仓库。稍不顺人家心，就会招来一顿拳打脚踢。几个年头下来，陈华斋连件棉衣都没混上。本想一咬牙离开这鬼地方，再一想，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的恶狗都咬人，有啥办法哩？只好忍气吞声继续呆下去。

他15岁那年，在城里鲁益铁工厂当小工的哥哥陈三禄，心中惦念二弟华斋的处境，称上2斤烤地瓜回到家里，进门瞧见华斋那蓬头污面、衣衫褴褛的可怜样子，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兄弟俩推让着把地瓜吃完，一前一后迈进鲁益铁工厂的门槛，经过好一通死缠软磨，老板这才答应留下陈华斋干杂务活儿，只给饭吃，不付工钱。仅仅这样的待遇，未能干满一年，鲁益铁工厂也倒闭关了门。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陈华斋的家乡成了沦陷区，日本鬼子把全村房子统统烧光，连那些地主都吓得四散逃跑，见不到人影儿。城里没工做，乡村无活干，整日忍饥受饿的陈华斋，跟随附近村里几个好友稀里糊涂投奔了赵义增拉起的游击队。

1942年，反动的“灭共建国军”第8团收编了赵义增的游击队，陈华斋被派往团部干了一年多传令兵。1944年7月，“灭共建国军”第8团由团长王道率领，在寿光县丰城宣布起义，其队伍被编入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1旅。从此开始，陈华斋踏上了革命路。

不久，陈华斋所在的连队根据上级安排进行休整和诉苦教育。在诉苦大会上，当班长胡金生痛说到入伍前受尽地主剥削，寒冬腊月赤脚沿街乞讨的悲惨遭遇时，激起了陈华斋的共鸣。胡班长讲完，他忽地站起来，字字血、声声泪地倒出了满肚子“苦水”。这几天，陈华斋收到姐姐从家乡托人捎来的一封信，让连长拆开一念，他惊呆了。原来是刚满18岁的弟弟陈三相，因家中有人参加八路军而受牵连，被国民党地方军的陈有诰抓去活埋了。陈华斋连续几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他暗暗发誓：“让狗日的等着吧，到时和他们算账，血债一定血来还！”

从1945年6月以来，在讨伐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厉文礼和汪伪第3方面军暂编第1军军长张步云的数次战斗中，每次连里组织突击队，陈华斋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战斗结束时，全连干部战士一致推选陈华斋为战斗模范。事过不久，他又被部队党委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还当上了班长。

1947年1月，陈华斋被任命为鲁中军区1团1营2连的一名副排长。同年2月，他随部队参加莱芜战役，在歼灭国民党73军、活捉军长韩浚的战斗中，陈华斋冲锋在前，缴获重机枪1挺及其它武器弹药1批，荣立特等功。同年4月，他光荣地被评为鲁中三分区战斗英雄。

1949年5月，浙南地区获得解放，国民党残余在人民解放军奋勇追击下，走投无路，纷纷下海逃命，盘踞在温州东南的洞头列岛和南、北麂诸岛，妄图以此作为“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10月7日，人民解放军第21军和浙江警备第1旅渡海作战，顺利拿下洞头列岛，生擒驻岛敌军总指挥王云沛，歼灭敌人3000多名。1950年7月，国民党“江浙反共救国军”2000多人窜犯洞头岛，我守备部队经过两昼夜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致使洞头岛失守。1952年1月11日，我人民解放军再次渡海作战，歼敌814人，将洞头岛重新夺了回来。1955年2月，我人民解放军在当地民兵配合下，乘胜前年进，又夺回了南、北麂诸岛。然而，尽管五星红旗插遍温州沿海大小岛屿，但是龟缩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经常派出海、空部队，驾机或驾船到我防区进行偷袭。

1955年3月12日上午，担任人民解放军华东公安部队海防大队大队长的陈华斋，奉命随船护送一位驻守在洞头岛的首长归队。当护送船只驶出瓯江口，进入温州湾海面不远处时，即遭到突然窜来的两架国民党飞机的轮番扫射。紧急关头，陈华斋毫不畏惧，挺立在船头，指挥船上的机枪班向敌机狠狠还击。因当时我军的枪械落后，射程达不到要求，很难击中目标。一阵激战后，护送船上的人员大都牺牲。陈华斋被敌机打入海中，直到3天后，他的遗体才被海潮推上岸来。

为纪念陈华斋等18位烈士，中共温州市委、温州市人民政府于1988年在翠微山山顶建造了纪念碑。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8个金色大字：为国牺牲永垂不朽。烈士墓碑周围，翠竹挺拔，桂花飘香，一派幽沉悲壮的气氛，使人油然而生哀痛之情。

安息吧，陈华斋烈士，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

——记尹仲岩烈士

辛崇法苗玉华

尹仲岩，原名尹盛嶟，日照县奎山乡（今日照市东港区奎山街道）夹仓二村人。1920年出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日照县涛雒区青救会长、区委委员、区委书记、滨海地委宣传部干事、日照县委宣传部长等职。

尹仲岩是先天性的残疾人，他一出生，就没有右手。由于先天不足，体质很弱，他的父母很担心他日后的生活，所以在其六岁时，就为他收养了一个童养媳，并经常教育他好好上学。遵照父母的教诲，他暗下决心刻苦学习，立志长大成为一个在社会上有用的人。

1929年，尹仲岩入夹仓小学读书，由于家境贫寒，交不上学费，曾被校方责令退学。终因他成绩优良，博得几位老师的同情，才又让他返校继续读书。

尹仲岩13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因忧虑过分而患了疯呆病，这给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生活更加贫困。父亲去世后，他的胞兄昆生和嫂嫂徐家兰，遵照父亲临危前的嘱托，下决心继续供尹仲岩求学成才。

贫困的家境，残废的身体，使尹仲岩养成了刻苦学习的坚强意志。在课堂上他认真听讲，熟读课文，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课下，他尊敬老师，团结同学，严守校规，因此，老师称赞，学生敬佩，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1934年，尹仲岩小学毕业，家中无力供他升中学，只好辍学在家。但他仍孜孜不倦的自学。在此期间，他设法找来了不少进步书刊，除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外，还介绍给要好的同学牟楚民阅读。他曾看过一部描述工人、店员因承受不了老板剥削虐待，起来反抗的故事书，对他触动很大。想想书中的情节，看看眼前的黑暗，更加激发了他对剥削阶级的无比仇恨。他经常和同学们一起登上奎山顶峰，眺望大海，羡慕船只来去自如，向往早日挣脱黑暗社会的羁绊。

是年秋，尹仲岩考入日照县立中学。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企图并吞中国，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爱国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面对国家的存亡，尹仲岩心急如焚。此时，为了探求救国救民之路，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在高燮宸和刘德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参加了革命活动。他和同学牟楚民利用节假日和回家之便，组织本村的多个青年、学生，在夹仓镇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和传单，宣传抗日。

1939年，在日寇侵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尹仲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他胸怀报国大志，毅然离开了家乡，参加了革命队伍。他曾先后任日照县涛雒区青救会长、区委宣传委员等职。他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安危。他经常只身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有时他还将党的机密文件和宣传资料贴身捆藏，冒着生命危险，躲过城门伪军的严密搜查，带给夹仓地下工作的同志传阅。

1941年，日本侵略军调集5万重兵以“铁壁合围”战术，大举“扫荡”沂蒙山区，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在这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尹仲岩遵照党的指示，坚持对敌斗争。深入农村建立起了一个个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在艰苦的环境中，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经常失眠，在1942年7月，他染上了“黑热病”。为照顾他的身体，组织决定让他补些营养，但尹仲岩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坚决不肯。他的哥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治好他的病，卖掉了家中的九分地，东拼西凑些钱，帮他买了些药和营养品。经过调理，病情慢慢好转后，尹仲岩立即回到了工作岗位，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不久，组织调他到莒临边地区的板泉（现为莒南县）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后任区委书记。不久，又被调到滨海地委宣传部工作。

1945年5月，尹仲岩由地委调到日照县委任宣传部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支持下，仍坚持独裁、内战和卖国方针。为打败美蒋反动派，保卫抗日胜利果实，尹仲岩又积极投入到反奸诉苦和土改运动中。他认真贯彻上级指示，组织、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宣战。他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走街串户，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很快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群众称赞说：“尹部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点官架子也没有。”1947年春，县委派尹仲岩到驻日照城区的十里铺工作组检查工作，尹仲岩听完了工作组的汇报，肯定了成绩，指出不足。并着重就今后发展方向作了部署。使工作组的同志很受鼓舞，同志们说：“尹部长讲得头头是道，听了心里亮堂，浑身是劲。”

尹仲岩非常关心党的教育事业，在他任宣传部长期间，经常利用教师集训和会议时机，给教师们作形势报告，和教师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启发教师的爱国热情。经常宣传做好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并十分关心教师们的疾苦，和教师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当提起尹仲岩，当年的教师们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尹仲岩对革命工作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和责任感。但他心里唯独没有自己，对家庭也总是无暇顾及。他结婚后，因工作忙，很少回家探亲，有时为执行任务，路过家门口也难得踏进去看望一下。194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尹仲岩回到家里，他的爱人郑淑云因带领群众转移未回，哥嫂见了他又是喜又是怕，喜的是常年在外难得和家人团聚，怕的是外面传言，敌人到处抓尹仲岩，为他的安危担忧。为了仲岩的安全，哥哥对他说：“最近敌人到处抓你，在家不可久留，你赶紧吃饭走吧！”饭后，尹仲岩对哥哥嫂嫂说：“现在全国快要解放了，等把敌人消灭了，人民都安居乐业了，我再来家过个胜利年！”接着他又找到村长孙继凡，和他交谈了一会工作，就离开了家。不出所料，他走后不久，一个外号叫“小蝎子”的家伙就登门探听尹仲岩的情况。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我解放区，8月30日（农历七月十五）侵占了日照城、石臼所、十里铺一带。与此同时，还乡团匪徒在国民党县长王殿瑄和国民党部书记尹铭三等人的带领下，从青岛窜到石臼所，与国民党军队乌合，对日照人民进行疯狂的反革命报复，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血案。

当时，尹仲岩正在土改比较落后的城北区沙沟乡开展工作。他一面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一面带领民兵与国民党、还乡团进行斗争。此时，还乡团匪徒控制了丝山，进而攻占了两城，全区形势异常严峻。为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尹仲岩迅速组织干部、民兵带领一部分群众转移，但大部分群众还是被还乡团包围。这时，丝山周围的特务、地主也乘机威胁群众，散布“变天”，倒算被斗果实。在紧急关头，尹仲岩不畏艰险，亲自带领干部、民兵插入敌占区，反特、反倒算，坚持对敌斗争。

9月5日上午，尹仲岩带领武工队去大沙沟南岭的窝落子侦察敌人动向，与特务队长刘嘉山一伙相遇，敌我双方立即展开了激烈战斗。敌人凭据有利地形向我武工队发起猛烈攻击。为保存有生力量和有效打击敌人，我武工队迅速向高地转移。转移中，尹仲岩和武工队失去联系，后被敌人发现。面对一伙穷凶极恶的土匪，尹仲岩临危不惧英勇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

尹仲岩被捕后，惨无人道的土匪对他进行了严刑拷问。在敌人的暴刑面前，尹仲岩非常镇静地说：“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敌人无计可施，用绳子绑着仲岩的脚和胸部，抬着向丝山顶走去。匪徒们残酷地折磨他，走几步就将他向地上猛一摔，摔得他全身就像碎了一样。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尹仲岩，被敌人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

敌人将尹仲岩抬到山顶后，看到他已昏迷，便用凉水喷。特务队长刘嘉山看到尹仲岩苏醒过来，问道：“最后问你一遍，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交出枪支弹药，投降我们，就可以不杀你，放你回去……”面对敌人的威胁引诱，仲岩怒火填胸，还没等敌人说完，就慷慨激昂地说：“不要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不了几天，你们的末日即将来临。”匪首刘嘉山一听心肝都要气炸了，气急败坏地说：“你的枪哪里去啦？”仲岩同志怒气冲冲地说：“枪有的是！人民的武装决不交给你们这些匪徒！”刘嘉山无计可施，便对尹仲岩下了毒手，命令匪徒们用棍子打、刺刀刺、石头砸……打得他遍体鳞伤，血溅满地，几经昏迷。当他苏醒过来后，怒目双瞪，仍然大骂敌人说：“你们这些土匪，早晚要受到人民的审判！”刘嘉山气急败坏地再次命令匪徒们折磨他，一个匪徒用枪刺向尹仲岩的臀部深深刺去，顿时血流如注，尹仲岩昏死在血泊中。匪徒们怕仲岩不死，又向他血肉模糊的身躯打了数枪，尹仲岩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尹仲岩牺牲后，中共日照县委为他开了追悼会。县委书记牟景途，在悼词中高度赞扬了尹仲岩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号召全县人民继承他的遗志，向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迎接全国胜利早日到来。中共滨海地委决定，追认尹仲岩同志为模范共产党员，并号召全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向尹仲岩同志学习。1959年11月1日，中共日照县委为纪念尹仲岩同志壮烈牺牲12周年，将仲岩烈士的忠骨由夹仓移于日照烈士陵园，并立碑刻铭。碑文为：“无产阶级战士尹仲岩烈士精神永存！”沙沟一带人民，为缅怀先烈，教育后人，在尹仲岩同志就义之地立碑纪念。

尹仲岩烈士的革命精神与丝山共存，千古流芳。

刘鸣銮烈士传略

刘鸣銮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大革命之前，他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参加新文化运动。大革命中，他为壮大党的力量，发展党的组织，推动工农革命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受党的派遣，重返故里，冒着生命危险，发动农民暴动，不幸在一次与敌作战中英勇牺牲，他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用自己的鲜血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刘鸣銮，1902年出生于沂水县苏村镇门家庵子村（今属沂南县）一个地主家庭里。1910年，刘鸣銮进村塾读书。翌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他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剪掉了辫子，表示响应革命，拥护共和。

鸣銮12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苏村完小。校长朱洪业是一位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人士，对鸣銮的学业和前途非常关心，时常予以指导，刘鸣銮在此开始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1918年，他高小毕业，又考入设在临沂的山东省立五中。翌年，“五·四”运动爆发，一些进步学生纷纷上街游行演讲，揭露社会黑暗，宣传民主与科学，教育群众，他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他参加了学生自治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五中毕业后，他又考取上海大学继续深造。上海大学是共产党创办的新式大学，师生里有许多共产党人，校园内部革命气氛非常浓厚。在这里，刘鸣銮聆听了共产党人和进步教师对时局的见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期间，他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从中吸取政治营养，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他逐渐明白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担当起民族解放的重任。于是，他公开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

1925年春，上海大学隆重集会，声援北伐战争，刘鸣銮积极投入这一活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街头演说，参与游行示威，样样工作干得欢，为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不遗余力。这一年，上海大学党组织吸收刘鸣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对学校党组织负责人说：“我由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感到由衷的高兴”。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刘鸣銮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他不畏强暴，沉着果断，冒着危险走向街头发表演说，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刘鸣銮高涨的革命热情和积极的爱国行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上海反动当局曾下令通缉他。有一次，他在龙华路上演讲，他慷慨陈词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北洋军阀卖国求荣的反动嘴脸，宣传国民政府的革命主张，听众多达几千人。正在这时，大批军警包围了龙华路企图捉拿他。机警的刘鸣銮换上市民的衣服，随着人流走脱了。此后上海总工会，在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刘鸣銮被选举到总工会工作。

“五卅”运动后，刘鸣銮一度回到老家沂水。他母亲和妻子担心地说：“你在外边搞运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刘鸣銮会意地点了点头。父亲劝他说：“你干这事很危险，还很累，何必呢！再说，咱家吃穿不愁，干个正当职业多好。”刘鸣銮认真地说：“作为中国人，我不能看着国家受辱人民受难而不管不问，为国家，为人民，我甘冒风险，虽死犹荣！”1926年，他辞别了父母和妻子，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时事政治和军事技术，参加了1927年1月3日武汉人民庆祝北伐胜利进军的大会和1月5日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活动，成为当时军校中有影响的学生。

4月12日，蒋介石公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4月25日，武汉革命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和示威游行，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刘鸣銮担任宣讲员。他以铁的事实深刻揭露蒋介石投降卖国、镇压革命、反共反人民的罪恶行径，并高喊“蒋贼不除，国无宁日！”

5月17日，反动军阀夏斗寅在宜昌率部叛变，攻打武汉。中央军校和学生兵团，积极配合叶挺部队同叛军展开激烈的搏斗，并击溃了叛军的进攻。刘鸣銮在这次斗争中站在最前列，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有一次，他们在汉口郊区和夏斗寅部作战，他们曾连续打退了敌人的4次冲锋。当敌人第五次反扑时，刘鸣銮隐蔽在一棵老槐树后面，将一颗颗手榴弹准确地掷向敌人。战斗进入了白热化，正在这时，连里发起了冲锋号声。刘鸣銮第一个跳起来，率领全班战士冲了上去。他的帽子和袖子被子弹打穿了，他全然不顾。在拼杀时，刘鸣銮见两个敌人和我方一个小战士杀在一起，便急忙冲过去。他躲过矮个子敌人刺来的一枪，跟着一个打压刺，枪有力地压着敌人枪面滑过去，给小个子敌人来了个“透心凉”。这时大个子敌人怪叫一声，用力向刘鸣銮突刺过来。刘鸣銮机灵地往旁边一闪，顺势向敌人腰间横扫一枪，大个子敌人失去了重心当时摔了个嘴啃泥，还没等他爬起来，刘鸣銮就抢前一步一刺刀结果了他的性命。战斗结束后，刘鸣銮因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荣立大功一次，并提升为班长。

7月的一天，刘鸣銮接受了活捉王乐平的任务。王乐平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改组派领袖之一。原来与共产党关系颇好，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此人急骤右转，公开宣传反共，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组织决定活捉他，以打击反革命派的嚣张气焰，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刘鸣銮，刘鸣銮摸透了王乐平的活动规律，然后经过乔装打扮，巧妙地接近王乐平，并将其制服。这件事在武汉轰动一时，刘鸣銮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和传奇人物。

8月底，刘鸣銮和臧克家一同到达臧克家的家乡诸城县臧家庄，与中共相州支部取得了联系。由于一路紧张与疲劳，他俩都病倒了。病愈后，刘鸣銮于1927年10月返回沂水。不久，刘鸣銮拿着中共山东省执委书记邓恩铭署名为“秦扬”（中共山东省执委代名）的亲笔信，和沂水县党组织负责人张希同接上关系。他俩共同商讨了在沂水一带开展党的组织建设，进行革命斗争的具体事宜，决定大力发展农村党员，壮大党的基层组织，积极做好充分准备，相机举行武装暴动。

刘鸣銮为了建立和发展农民武装，日夜操劳，到处奔走，顾不上休息，身体渐渐消瘦。妻子心疼地劝他说：“你在外边工作，我没说的，可总得注意身体啊。”刘鸣銮说：“如今是军阀当道，坏人掌权，人民横遭蹂躏，作为炎黄子孙，我不能坐视不管。为了拯救民族危难，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时，中共山东省执委书记邓恩铭也指示沂水党组织，对刘鸣銮的工作和安全要高度负责。党组织的关怀，亲人的嘱托，增强了刘鸣銮的革命信心，极大地鼓舞了他的革命斗志，在他的努力下，终于组织了一支拥有300多人的民团武装，他亲任团副兼总教练。

当时，鲁南惯匪刘桂堂（刘黑七），率众匪兵从蒙山经界湖镇东渡沂河。他们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1928年旧历正月十五，刘匪逼近苏村，情况十分危急。刘鸣銮与民团其他领导人协商决定，将民团进驻墙高壕深的小杜家庄，抗御匪徒的进攻，进行联庄自卫。

民团自卫战胜利了，刘鸣銮却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血染杜家庄。当地群众悲痛欲绝，就地安葬了他的遗体，后又集资立起了“刘鸣銮纪念碑”，以供人们瞻仰凭吊。

1984年9月21日，山东省政府追认刘鸣銮为革命烈士。

邵德孚烈士传略

济烈园沂民文

邵德孚，沂水县后马荒村人，1897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沂水县党组织创建时期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四十年如一日，忠诚于党的事业。他淳厚无私，光明磊落，堪称优秀的人民公仆。

邵德孚从10岁起，先后就读于同盟会骨干分子开办的沂水第一公学、第二公学，受到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参加了一些反对满清政府的活动。16岁高小毕业，因家庭生活困难，无力升学，到织布厂当了徒工。19岁开始，又先后在沂水师范讲习所、临沂经文中学学习。临沂经文中学系教会所办，在这个学校里，学生经常被洋人、洋奴所欺侮，遭受着人身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邵德孚对此愤恨不已，在一次考试中，他串通部分同学进行罢考，但这种自发的斗争势单力薄，很快遭到失败。事后，邵德孚倍受校方责难，只好停学，去沂水城东的晏家铺小学做了教员。不久，又因贫困负债而无力偿还，被校方辞退。这些经历，使邵德孚深感政治压迫的痛苦，备尝饥寒交迫的滋味，对中国民众的困苦、中国社会的黑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这时起，他开始探求民众解放、政治开明的途径。

1926年邵德孚在沂水县立模范小学任教。是年夏，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这使邵德孚看到了希望之光，禁不住心向神往。同年秋，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被党派往山东工作的共产党人王敬斋（1927年于青岛叛变投敌）来到沂水，开展革命活动，邵德孚经同事鞠百实介绍与王敬斋相识。后在王敬斋的介绍下，他与鞠百实一同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以王敬斋为首，组成了由邵德孚、鞠百实、张希周参加的国民党沂水县党部，发动群众，迎接北伐。当时工作的中心内容，是揭露北洋军阀的罪恶，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在县城的小学教员和农村的农民积极分子中发展组织。在邵德孚的动员组织下，沂水县的小学教师组成了联合会，联名向军阀教育当局上书，要求增加薪水，改善“冬温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的生活状况。

1927年4月，中共沂水支部成立，王敬斋任书记，邵德孚为成员。夏，沂水县国共两党党员以公开身份欢迎南京政府二次北伐的队伍，北洋军阀驻沂水的部队曾被吓走，但很快又回到沂水城。为避免反动军队镇压，王敬斋安排党员向外地疏散，邵德孚去了南京。同年11月返回沂水，先在县境南部大刀会中做工作，后又与鞠百实在沂临边界处拉队伍，打算以此响应北伐并与地方豪绅斗争。但均无结果。

1928年春，国民党军队到达山东，北洋军阀的势力垮台，邵德孚立即联络回到沂水的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组成国民党沂水县党部。6月，中共山东省委特派员孙兆鹏到沂水，恢复了党组织，成立了中共沂水特支，12月建立中共沂水县委。邵德孚利用在县党部的合法身份，发动与组织农民协会、工人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和学生教员联合会，使共产党的主张深入到各界群众中。

1933年春季，省委机关被叛徒宋鸣时破坏。由于宋鸣时叛变前代理过省委组织部长，掌握了全省部分地区党组织的情况，邵德孚也随之被捕。沂水县同时被捕的还有地下党员韩文卿、孙华亭、于松泉、刘秋吾、曹泽生，这是沂水县第二次党案。在县看守所，叛徒宋鸣时无耻地对他们诱降。为了保护组织，邵德孚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他沉着坚定地回答敌人：“我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从来未参加过其他政治团体，我自参加国民革命以来，未作过违反人民利益的事。”他热情的鼓励同监难友，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以血肉之躯捍卫党的利益。年底，邵德孚被押解到济南第一监狱，渡过了长达5年的囹圄生活。

1935年初，狱中暴发了反对迫害政治犯的绝食斗争。邵德孚当时囚禁在病监，身体虚弱，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他抱着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坚强决心，挺身担当了政治犯的谈判代表，参与并领导了这场斗争。绝食坚持了6天之久，敌人向谈判代表竭尽利诱威吓之能事，均不能动摇他们的意志，只好答应了复食的全部条件。济南第一监狱绝食斗争的风潮很快波及省内其它监狱，鼓动起一连串此起彼伏的狱中斗争。

1936年夏，邵德孚被移送青州模范监狱，是年秋，又由青州监狱送入济南反省院。不论在监狱还是在反省院，邵德孚都积极参与反对狱方、院方的斗争，甚至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多次参加绝食斗争。因为邵德孚久经考验，立场坚定，深谋远虑，善于斗争，每当狱方、院方有虐待难友的行为时，难友们总是选他为代表，向狱方、院方提抗议、谈条件，开展斗争。他利用国民党的法律条文，运用犀利而幽默的语言揭露敌人，坚持难友的合理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深得难友的信任。

1937年2月，邵德孚被解回沂水监狱。他为青年难友争取了读书权利，他还耐心做青年难友、青年看守的教育工作，并介绍条件成熟的青年难友张升样、看守陈志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12月，经狱外同志帮助和邵德孚的争取，他被释放出狱。出狱后，他立即赴泰安同中共山东省委联系，省委派他与李仲林一起到临沂、莒县、沂水一带恢复党组织，宣传抗日，酝酿建立抗日武装。

1938年1、2月间，沂水一带党的基层组织基本恢复发展起来，邵德孚、李仲林在埠前村先后召开两次党的会议，会议以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指导，布置了瓦解伪县府武装大队、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中心任务，并对抗日的前景作了乐观的分析。埠前会议精神，被党员们带到各地，振奋了民心，各地都开展了疏通关系，动员群众的工作。3月间，拉出来的县府武装大队一部分和贫苦农民、进步青年500余人集合于城西公家疃，成立了山东抗日游击队四支队六大队，鲁彬任队长，邵德孚任党代表。这支队伍政治素质高，纪律严明，得到群众的拥护。1938年秋，部队开赴莒县，邵德孚调任八路军驻沂水办事处主任，兼任沂水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邵德孚在沂水工作多年，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他利用这个优势，经常登门拜访开明绅士、社会名流，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显示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强大感召力。1939年春天，国民党县长孔庆明委任邵德孚为县抗日救国会委员，随即集结受训，这使邵德孚得以较多地接近孔庆明，他动以民族之情，晓以国事利害，促使孔庆明成立起沂水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团结起更多的人士进行抗战，中共山东分局亦派人在其中做工作。秋天，在抗日民主联合政府的基础上，诞生了统一战线委员会，邵德孚任组织部长，安排王汉卿、杨刚、夏明等任干事，基本掌握了组织部的权力，为我党领导抗日创造了条件。当时有的同志受党内左倾思潮影响，认为邵德孚作上层人物的工作是右倾投降主义，邵德孚以党的事业为重，从不计较这些议论，一如既往地工作，事实证明，邵德孚的做法是正确的。日寇对山东根据地大扫荡时，县统一战线委员会经过改组，成为县人民政府，邵德孚担任参议长，领导沂水人民坚持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

解放战争中，邵德孚历任鲁中参议会参议长、鲁中驻渤海办事处主任兼政委、鲁中三地委专员、鲁中南行署人事处长、行署副主任、区党委委员。这期间，山东解放区经受了蒋介石重点进攻的战争摧残，承担了繁重的支前任务，党政军民的生活动荡而又艰苦。邵德孚在敌人狱中受到摧残的身体更加衰弱，但他坚持同病魔作顽强的斗争，始终坚持工作，甚至亲自到繁忙的基层做具体工作。他时时教育年轻的同志放眼全局，树立必胜信念，努力工作，加速全国解放。

1959年底，邵德孚担任了省政协副主席。他胸襟坦荡，光明磊落，为人谦逊，待人和蔼，受到政协机关同志的尊敬和爱戴。当一个原则问题需要表决时，他从不说模棱两可的话，总是明确阐明自己的意见；下级向他请示工作，他的答复准确而切实，表现出认真思辨，勇于负责的精神。“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走资派”受到揪斗，思想压力很大，但他始终恪守实事求是的准则，对个人、对同志作客观的评价，一些群众组织让他出具别的领导同志的证明材料，他始终是按事实去写，可见品德之高尚。

邵德孚爱护同志，关心同志的深厚感情表现在对同志推心置腹、以诚相见上。作为领导干部，受过他批评的人不少，但对他有意见的却不多，这除了邵德孚能一分为二地对待同志外，还在于他有话摆到桌面上，不在背后搞小动作。耳濡目染邵德孚这种思想作风，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形成了一种开诚布公的工作风气。

1967年5月13日，邵德孚因病医治无效，在济南逝世，享年70岁。

他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光照后人！

——记林月樵烈士

王兴才宫仁宗

192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莱阳中学，决心进一步学习救国救民的道理。可是莱中的领导权操纵在一些“廪生”、“秀才”之手，校内吃喝嫖赌成风。他目睹此状，心中十分厌烦，一气之下，退学回家。1929年春，莱中改组后，他怀着新的希望，二次考入莱中。可是入校不久，又大失所望。校长公开向学生们叫喊：“不参加国民党就没有出路！”“每个人都要忠于蒋委员长，听到蒋委员长的名字，所有的人都要立正”等，以此来威胁学生。他对此进行了积极斗争。他利用星期六演讲会的机会，有意在演讲时，每句话都带上个委员长，让全校师生站了坐，坐了站，有时刚要坐下，蒋委员长的名字又叫出来了，一直逗得全场师生捧腹大笑。他还在那里装模作样，左一个蒋委员长，右一个蒋委员长讲个不停，气得校长干瞪眼，无法阻止。斗争的实践，使他深深地感到：面前只有两条路，不参加共产党，就得参加国民党。国民党没有任何事实使自己信服，而共产党却使自己仰慕已久。

1929年6月，莱中放暑假期间，姜宗泰经中共莱阳县委负责人宋化鹏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后来，他根据宋布置的“以团结教育为目的，组织发动学生开展各种合法斗争”的任务，密切联系进步同学，多次组织了全校学生的罢课斗争。1930年初，校长修春泰身兼两职，拿双份工资，既任莱中校长，又接受了济南女子师范教师的聘书，常住济南。时值省教育厅视导员董风宸到莱中视察，姜宗泰趁机组织学生罢课，并率学生代表向董请愿，要求撤掉修的校长职务。在学生的呼声下，迫使董与县教育局令修辞去校长职务。

由于姜宗泰在莱中多次组织领导学生进行罢课斗争，又站在斗争的最前哨，学校当局早就把他视为“眼中钉”，想尽早拔掉他。因他在学生中享有很高威望，学校又不便公开开除他，只好在1930年2月放寒假期间，用书面通知他已被开除。他虽被开除，但思想上并没有什么后悔之意，反而有一个共产党员完成任务的光荣感、自豪感。同年11月，他根据组织指示，又考入了新创办的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简称莱阳乡师）。入校前，他接受了组织交待的“在不暴露党组织的原则下，组织学生进行各种斗争和个别发展党员”的任务。开学后，他惊奇地发现新上任的校长竟是省教育厅视导员董风宸，真是冤家路窄。不久，董就找他谈话进行威胁，令他“老老实实读书，如像在莱中那样领头闹事，立即开除”。他听后并未动摇，反而提高了警惕，行动更加稳重和谨慎了。

姜宗泰离开乡师不久，由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静源介绍到特委做巡检工作。接受任务后，他去海阳一带检查整理了我地下党领导的渔民会、盐民会，组织了偷运盐武装工作队，后又到牟平崖子、午极、冯家疃一带巡检，7月初转到蓬莱、福山一带。所到之处，他一面组织贫民会、职工会，一面向群众宣讲共产党的主张，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3个月的巡检工作，使他深深地感到党的责任重大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第一次领略到革命的伟大是和艰难联系在一起的，光明是从苦难中诞生的，他下定决心，为了胜利，准备迎接一切艰难险阻。

1934年姜宗泰暂时负责县委的工作。一天，他利用万第镇赶集的机会，在那里召开县委会。会议还未结束，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梁秉锟派县保安团600余人包围了万第镇，活捉“姜二虎”的喊声充满了大街小巷。这时在街上放哨的通讯员林月樵，突然闯进屋内喊：“姜队长，快向东面突围！”话音未落，他又窜了出去，跑到一个高坡上，“叭叭”两枪，高喊：“我就是姜宗泰！我就是姜二虎！”边喊边提着枪向西冲去，赶集的群众自动地为他让开一条路。他朝敌人开了几枪，因寡不敌众，最后被敌人当成“姜二虎”捉住杀害，并将其头挂在树上示众。为了纪念烈士，姜宗泰由此改名林月樵。他说：“姜宗泰已经被敌人杀了，活着的应该是林月樵。”此后，林月樵的名字威震胶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林月樵满怀抗日激情，报名参加了抗战服务团。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历任连长、营长、团司令部参谋处长、胶东抗大教育长等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解放战争中，林月樵曾任北海军分区独立团副团长（代理团长），滨北军分区参谋长，胶州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在这期间，他先后组织部队参加了胶（县）高（密）即（墨）战役、莱阳战役、万第战役、潍县战役、青岛战役、胶济铁路沿线的一系列战斗。无论是担任主攻，还是负责配合和阻击，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上级首长和广大指战员的齐声赞扬。1946年5月，攻打胶县城，他率北海独立团与十三团并肩作战，互相协作，经过激烈地巷战，将胶县城守敌全部歼灭，赵保原这个胶东顽匪头子也被我军击毙。在庆祝这次战斗胜利表彰大会上，林月樵所指挥的独立团荣立集体三等功。

新中国成立后，林月樵晋升为莱阳军分区司令员。在他的领导下，莱阳军分区成为胶东军区的先进典型。首长说他有“虎”劲，群众夸他是好司令。

1962年7月16日，林月樵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济南军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为了永远悼念这位为胶东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革命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和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他为烈士，为他修墓刻碑，葬于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内。

——记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刁仁忠

李京南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坐落在沈阳市北郊区。陵园区苍松翠柏，郁郁葱葱，美丽茂密的奇花异草，争相斗艳。整个陵园设施宏伟，庄严肃穆。在这优雅秀丽的景色中，静卧着为抗美援朝牺牲的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刁仁忠烈士的遗体。

刁仁忠，海阳县小纪村人。1924年他出生于一户贫苦农民家中。父亲刁永平是个朴实厚道的农民，除租种地主的二亩土地外，兼营小骤马店，收入微薄，生活难以为继。刁仁忠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在其五岁时，母亲因生活所迫，服毒自杀。其父拉着3个孩子，勉强度日，刁仁忠因家庭生活困难，仅断续地读了二年书。下学后，在骡马店里打杂，是其父亲的得力助手。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派人物——纪守芝，在小纪建立了据点，四处招兵买马，扩展地盘，建起了海阳保安一团。从此，纪守芝的士兵进出骤马店，吃喝拿要从不给钱。骡马店无法维持下去，遂于1939年春被迫关门停业。这年刁仁忠刚满15年岁，也被纪守芝部抓去当了勤务兵。

刁仁忠当了勤务兵，整天地侍候官太太。他为官太太打水、扫地、烧火、洗衣、抱孩子。稍有闪失，即遭打骂。晚上长官打麻将，刁仁忠在身前身后递水、递烟，小心地伺候着。稍有不慎，就被当头一巴掌，有时被打得鼻青眼肿。在旧军队内，他受尽了凌辱和打骂。1941年冬，海阳保安一团并入了赵保原的12师，从此，又成了赵保原的部下。

同年冬，海阳县榆林村我地下党员徐立智，秘密潜入了赵部作策反工作。他认识了刁仁忠，经常向其讲一些革命道理，启发其阶级觉悟。1942年1月的一天夜间，刁仁忠偷偷地逃出了据点，回到家里。

此时，家乡小纪村已经解放了。刁仁忠回到家里，感到自己进入了另一种天地里，他看到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情景，他听到了一些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民抗战的新鲜故事，看到了八路军战士帮助群众扫街扫院子、挑水，军民之间的融洽情感。从此，他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八路军才有希望。

刁仁忠回家不久，听说胶东军区十六团住在北斗山村，他便冒着风雪，跑去了北斗山村，要求参加八路军。军队首长见这位潇洒英俊的小伙子报名参军，心里十分高兴，便亲切地说道：“春节来到了，你先回家和全家人过个团圆年，春节后再来吧！”团首长的话，像一股暖流，温暖着刁仁忠的身心，他感到人民军队情切意深，不像旧军队那样冷酷无情。

春节后十六团调防，海阳县大队又进驻了该地。刁仁忠赶去了北斗山，报名参加了县大队。县大队首长见刁仁忠浓眉虎眼，精明干练的样子，便安排他在县大队干侦察员。

刁仁忠机智勇敢，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侦察任务。1942年春末夏初青黄不接时刻，他与班长张玉德腰藏短枪，装扮成赶集的农民，去了离日伪据点很近的辛安村集上。天近中午时刻，伪军事务长王二虎，喝得醉醺的，从街南头走过来。粮食市里的老百姓，都知道王二虎坑拐撞骗，是一条死心塌地的东洋走狗。此时，刁仁忠身旁一位赶集的老大爷低声说：“小心，王二虎来了。”说着急忙提起口袋移了个地方。这时刁仁忠暗暗地向身旁的班长递了个眼色，然后拉长嗓门喊道：“贱卖小米啦！”这声音也真起作用，顿时，王二虎瞪起了那贼眉鼠眼向他望了望，迅速地走到刁仁忠面前，抄起一把米看了看，说：“要多少钱，给我送过来！”

“价钱好说，绝不多要您的。”刁仁忠接着又说：“我还有袋花生米放在村北头，你若要的话，随我去看看。”王二虎听说有花生米，心里万分高兴，随即跟着刁仁忠来到村北头。他看到没有花生米，心里顿时犹豫起来。这时刁仁忠嗖地掏出手枪，顶在王二虎的肋间，厉声喝道：“别动！我们是八路军的便衣队，你快跟我们走，不老实就马上崩了你！”王二虎一听像撒了气的皮球，即刻瘫软下来，被刁仁忠架着，迅速离开了辛安集。

刁仁忠和侦察队其他成员，经常在夜间配合区中队、民兵去行村日伪军据点跟下，埋设地雷封锁敌人。敌人为防止八路军夜间偷袭，在城墙的碉堡上挂着灯笼。刁仁忠曾单枪独马地去摘过敌人碉堡上的灯笼。有时他会朝碉堡打几枪，扰乱得敌人日夜寝食不安。由于他出色地完成任务，多次受到了县大队领导的表彰，并于194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秋，刁仁忠调东海军分区任侦通排副排长。

1944年冬，刁仁忠带领一班不识水性的战士，大雪天乘坐一只渔船，追截日军的海上运棉船。经过几天几夜的海上漂泊，先后截获日军的运盐帆船一只，运煤汽船一艘，运棉船8只，缴获了5万余斤棉花，可供当时严重缺棉的胶东部队一季冬服用棉。

1945年春，一条5枝桅杆的日军运输大船，从南朝鲜开往青岛。这天，大雾弥漫，整个海面一片混沌。船行至乳山口，押船的日军误认为是青岛港，把船开进港内。此时混沌初开，敌人辨认出方位，知道进错港，正想开船出港，潮水已退，再加西南风大作，船象扎了根一样，一动不动。我东海军分区首长得知这一消息，即刻命令刁仁忠带侦察排16名战士，飞马奔驰，前往乳山口捕敌。到达目的地后，刁仁忠听取了当地民兵的情况报告，火速组织民兵，在乳山口两侧架上了土炮，封锁住出口，自己亲率5名侦察员冲向敌船，5个押船的敌军个个被擒下船来。

根据军分区指示，将船上的大米、白面交地方政府处理，军用物资交军分区供给处，船只由民兵拆除。刚处理完毕，青岛派来了两架日机，在上空盘旋、侦察，没发现什么目标，扫兴而去。

时隔不久，东海军分区侦察科，接到石岛我地下党组织发来的情报。日寇在石岛将掠夺的加吉鱼冰冻了800多箱，最近几天要用汽船运往青岛。押船的有1名日军和4名伪军，船工中有我地下党员1名。军分区首长把截获日船的任务，交给了刁仁忠去完成。

刁仁忠带领4名侦察队员，化装后混入了石岛内。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通过关系，将一大宗广泉白酒、烧鸡、糕点和钞票，送给了船上的4个伪军。侦察队员分别化装成去青岛治病、探亲、经商的，在敌船启航的头一天晚上，先后混上了敌船。

刁仁忠上船后，与伪军们递烟点火，搞得格外亲热。当船开到文登县长会口子外时，刁仁忠向侦察员使了个眼色，发出了暗号，5支短枪立即对准了押船的日伪军。当敌人清醒过来时，已全部被擒。刁仁忠命令把船开往我军控制下的张家埠海口。任务完成后，东海军分区特地为他们开了庆功大会。会上刁仁忠受到军分区首长的表彰和奖励，刁仁忠从此提升为侦察排长。

1946年夏，刁仁忠带领侦察排插入高密一带，配合当地部队进行剿匪。一天，他率部队隐蔽在青纱帐内布下埋伏圈，一举消灭了盘踞在薛家岛上蔡晋康的部分部队，沉重地打击了蔡晋康残部的凶焰。

莱芜战役胜利结束后，在庆功会上，刁仁忠被授予“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的光荣称号。

1948年10月，华东野战军发起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刁仁忠带领侦察队，多次潜入敌人防线内，搞情报，捉舌头，为淮海战役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9年5月，上海战役打响了。刁仁忠伤势还未痊愈，他不听医生的劝阻，竟然去了前线指挥部，向首长请求参战任务。经首长的允许，他又回到了原部队。

第二天，他同林副队长一道带领12名队员出发了。他摸到英租界花园东北面的一条河边下，刁仁忠指挥林副队长带两名队员过河岸，两名队员回到敌堡后的出口处。林副队长摸到敌堡的枪眼口，趁敌未发觉之际，迅速地塞进了一颗拉响导火索的手榴弹。敌堡内担负警戒的两名敌兵，见进来一枚冒着烟的手榴弹，猛地窜出堡外，两名守在出口的队员，跃身扑上去，将敌捕获。地堡内正在酣睡的士兵，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葬身堡内。周围敌堡听到响声，齐向这边开火。刁仁忠率领其他队员，顺利撤回。从俘虏的口供中，了解到国民党部队在虹桥的设防和火力配备情况。刁仁忠为解放上海，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了上级的通令嘉奖。

1950年9月25日，全国第一次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刁仁忠光荣地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通过这次会议，刁仁忠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他决心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保卫祖国的神圣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帝国主义悍然越过了“三八线”，继续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图门江进犯，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此，我国政府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

10月11日，刁仁忠所在部队满怀豪情壮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赴朝参战。刁仁忠不负党和人民的期待，在新的环境下，为抗美援朝，保卫祖国再立新功。

1951年4月，在五次战役中，刁仁忠被提升为侦察科长。一天早晨，敌人密集的炮弹，嘶叫着落在师指挥所的坑道外，刁仁忠不顾自己安危，跑出指挥所观察敌人火炮发射方位，一颗炮弹在近前爆炸，弹片击中了刁仁忠的胸腔。党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儿子刁仁忠不幸牺牲。

刁仁忠牺牲后，党组织把他的遗体运回祖国，安葬在风景秀丽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内。这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人，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刁仁忠烈士的芳名，将为世代人民所怀念、所敬仰。刁仁忠烈士虽死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