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央视二套曾播出一部“举案说法”的栏目剧《脱不了干系》。运用典型案例，通过讲故事来诠释法律，应该说是普法的一种好形式。但干系一词并非法律专用术语，而是关系一词的文言表达。脱不了干系，就是有关系，表示有连带责任成分，或者说是难辞其咎。与之相对应的是并无干系即没有关系，但没有关系一词，有些场合是安慰对方的谦辞，意思是说没有事，别在意；有些场合则是指缺乏人脉和帮手，以致于“有关系的没关系，没关系的有关系”。
随着人类社会沟通与交流的需要，“关系”一词的外延也在不断拓展。1904年，美国新闻记者艾维·李（IvyLee）最先使用PublicRelations描述公共关系，便诞生了公共关系这个概念，英文缩写为PR，中文简称为公关，艾维·李也被后世称为公共关系之父。1923年，著名心理学家佛洛伊德的外甥爱德华·伯尼斯（EdwardBernays）以教授的身份在纽约大学首次讲授公共关系课程，他定义公共关系是一项管理功能：制定政策及程序来获得公众的谅解和接纳。公关是社会组织同构成其生存环境、影响其生存与发展的那部分公众的一种社会关系。公关是社会组织为了生存发展、通过传播沟通、塑造形象、平衡利益、协调关系、优化社会心理环境、影响公众的一门科学与艺术。
由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人脉既是人情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说明，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中，人和尤为重要，以至于有人说，三分靠能力，七分靠关系；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正由于关系很重要，一个人要想上下通达、左右逢源，前后衔接，内外兼顾，不仅要同领导搞好关系，还要同部属搞好关系，与同事搞好关系；不仅要搞好内部关系，还要搞好外部关系；不仅要重视职场关系和团体关系，还要重视家庭关系和亲友关系、邻里关系。在人际关系中，同学关系、朋友关系尤为重要，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多个朋友多条路”。当然，在这些人际关系中，有正向的，也有逆向的；有正能量的，也有负能量的。团团伙伙能帮人也害人，哥们义气能成事也败事。脱离群众、孤家寡人固然不好，但结党营私、山头主义历来是死胡同。正确的人际关系是君子之交、群而不党。
作为世相百态，“关系”一词几乎无处不在，表意也五花八门，甚至还有些微妙。记得哲学课上，有位老师在讲解辩证法的范畴时，一上来就问前排的同学，我们之间发生过关系没有啊？被问到的同学一时语塞。窘迫间，老师借用俗话说，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这不就是关系吗？然后，老师接着说，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在联系中发展着，在发展中联系着，毫无关联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但是，“发生关系”一词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这么单纯、这么直接，而是另有所指，别有意味。
有则笑话说，一男青年到一所大学去看望自己的女朋友，门卫请他填写会客单。这位男青年循着来宾姓名、性别、年龄、单位等项一路填写下来，待填到与会见人的“关系”一栏时，那位男青年一时不知如何落笔，斟酌了老半天，无奈中只好填上了“尚未发生”四个字。由此可见，“发生关系”一词，在过去曾经是“发生性关系”的代名词，且语含贬义，通常是指一个人行为不检点，甚至等同于道德败坏。
国人对于两性关系，总是羞于启齿，讷于直言，一向采用含蓄的借代词予以表述。上古时期就有“敦伦”一说，孔子重修礼典时改为“合卺”。所谓“敦伦”“合卺”，其实就是夫妻性生活的委婉说法，据说典故出自周公之礼，所以后人就笼统地将这件事称为行“周公之礼”。类似的表述，中医称为“房事”，民间叫作“圆房”，进了皇宫则美其名曰“侍寝”或“临幸”，早期的白话小说写作“云雨”或“那事儿”等等。在《红楼梦》里，曹翁借傻大姐之口，把绣春囊上的男女亲热说成是“两个妖精打架”。这些名目繁多的指代，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性”的道德判断和修辞范式。到了近现代，随着性科学、性教育不断普及，性爱、性行为、性生活等词语不再那么避讳，可直截了当地出现在书面语中。但在公共传媒和社交场合，表达起来不宜直白，应采用含蓄的措辞，温文尔雅一些才好。
那日读报，发现某报在“精致生活”的版面上，以时尚的配图为背景，赫然地刊印着“去画廊，和艺术发生关系”这样一条醒目的大标题。从语言修辞的角度说，这个标题的表意并无不妥，因为“发生关系”的本义，是泛指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这家报纸的编辑之所以采用“去画廊，和艺术发生关系”这样一条标题，其正面含义无非是引导读者到画廊去同艺术品进行亲密接触和交流。但在创意上，标题制作者正是借用“发生关系”一词的特殊历史渊源，有意激活对当年特殊语境的联想和回味，从而达到吸引读者眼球之目的，其用心可谓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