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肖群忠，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所谓“个体品德”，是指在内容上多涉及个人应具的品格而不涉及人际、群己交往的品质、人格、人品，它与“私德”概念是一种交叉重合但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逐步重视“个体品德”或者私德建设，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重要论述，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年10月27日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且加以规定的“个体品德”，是指党和国家对个人私德提出的基本道德要求：“推动践行以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品德，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提出并养成培育个体品德的当代意义在于：注重个体品德培育符合古今中外人类道德生活的内在规律；注重培育个体品德是对现代中国道德建设偏颇的纠正；注重培育个体品德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特别是干部的道德素质。
关键词：个体品德；培育；当代意义
任何一种社会道德既包括社会、集团道德，也包括个体品德或者个人私德，在传统中国，私德与公德是一体的，甚至是以私德为基础的，在近现代中国，从梁启超起始有公、私德之辨，在现代与当代中国的一段相当长时期内，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与时代使命的不同，社会主流道德有重公德轻私德之偏。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根据新的时代需要，不仅再次重申而且对作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组成部分的“个人品德”的内涵首次作出了概括表达，党和国家领导人近年来也特别强调要重视个体品德或者私德培育，提出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重要论述，那么，什么是个体品德或者个人私德，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个体品德”是如何形成并被规定表述的，培育个体品德在当代社会有何意义与价值？这是我们欲加以讨论的问题。
一、问题与边界：“个体品德”与“私德”
什么是个体品德和个人私德？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差异，需要认真诠释分析。
所谓个体品德，是指只与自身有关，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或品质，如勤学、立志、俭朴、温和，或谦虚、严肃、耐心、慎重等。《尧典》“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与《皋陶谟》“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毅”，这些德目和品质基本都是己身应有之道德品质。梁启超先生也曾指出：“《皋陶谟》之九德，《洪范》之三德，《论语》所谓‘温良恭俭让’，所谓‘克己复礼’，所谓‘忠信笃敬’，所谓‘寡尤寡悔’，所谓‘刚毅木讷’，所谓‘知命知言’，《大学》所谓‘知止，慎独，戒欺，求慊’，《中庸》所谓‘好学，力行，知耻’，所谓‘戒慎恐惧’，所谓‘致曲’，《孟子》所谓‘存心养性’，所谓‘反身、强恕’……凡此之类，关于私德者，发挥几无余蕴，于养成私人（私人者对于公人而言，谓一个人不与他人交涉之时也）之资格，庶乎备矣。”［1］（P19）
那么，什么是个人私德或者直言“私德”？从道德内容与应用范围而言，指涉及私人领域并运用于私人或者熟人交往领域的道德，常常与公德相对。所谓公德，指涉及公共关系与交往或者陌生人之间交往，群己、群际交往的道德。个体品德与个人私德显然有重合，前者重点强调的是“个体”的品德，后者强调的是内容和应用范围仅关涉或者波及私人交往领域的道德；前者多追求人格、性情的完美，后者多追求伦理关系的协调处理；前者多表现为一种“品质”规范，后者多表现为行为与交往规范。其实，传统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包括一般民众在中国传统文化重私德的影响下，大多都非常重视私德或者个人品德的修养。《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的内圣为外王的基础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私德或者修身的重视。
在西方，基督教三主德“信爱望”表达的似乎是信徒对上帝的态度，但实际上，是从教徒个人品德意义层面述说的三种基本品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世俗四主德，即“智慧、勇敢、节制、公正”，最初似乎是讲城邦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的群体品质，如僧侣、贵族、哲学家应该具有智慧之品质，军人应该具有勇敢之品质，平民应该具有节制之品质，各个阶层的人各守其分，就实现了城邦正义。发展到后来，这四种品质在西方被当作一般人均应具有的普遍个人美德。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是近现代西方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草拟者，被华盛顿称作“美国人的象征”。其著作《奋斗史》被看作一部伟大的成功者最翔实的纪录，一部有益于后人的史无前例的传记。在这部著作中，他总结了修养己身的13条美德规范。
富兰克林童年时就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到了1728年，在他22岁的时候，他更加自觉地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可以使自己道德完善的大胆而艰巨的计划”，“我列举出了我当时所认为值得和必须做到的十三种德行。并且在每一个条目下面我又加了一句简洁的戒条，清楚表明我对全部条目的应用范围：一、节制：食不可饱，饮不可醉。二、少言：言必有益，避免闲聊。三、秩序：物归其所，事定期限。四、决心：当做必做，持之以恒。五、节俭：当花费才花费，不可浪费。六、勤勉：珍惜光阴，做有用的事。七、坦诚：真诚待人，言行一致。八、公正：害人之事不可做，利人之事多履行。九、中庸：不走极端，容忍为上。十、整洁：衣着整洁，居室干净。十一、镇定：临危不乱，处乱不惊。十二、节欲：少行房事，爱惜身体，延年益智。十三、谦逊：以耶稣、苏格拉底为范”［2］（P126-127）。这13条德目，实际上可以分为四个大类，即做事或处事美德、待人之道、自我控制、个体美德。处事美德包括“决心”“勤勉”“秩序”几条；待人之道包括“坦诚”“公正”；属于自我控制的有“节制”“少言”“节俭”“节欲”；属于个体美德的有“整洁”“镇定”“中庸”“谦逊”。
在现代西方，法国人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著的《小爱大德：美德浅论》，其法文版已经再版六次，并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等26种版本在世界多国出版，1996年荣获拉布吕耶尔奖。该书详细阐述了礼貌、忠诚、明智、节制、勇气、正义、慷慨、怜悯、仁慈、感激、谦虚、单纯、温和、真诚、幽默、爱情等18种美德。另外美国著名教育专家、曾任里根政府时期教育部长的威廉·贝内特（WilliamJ.Bennett）所著的《美德书》，也以大量史实、故事、名句详细论述了如下十大美德：同情、工作、诚实、责任、友谊、勇气、毅力、自律、忠诚、信念。可见，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与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强调的个人品德的内容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的特点，但都同样重视个人品德的培育。
所谓公德与私德的区分也是相对的，私德是个人应有的优良品质，但这种品质大多又体现在与他人的交往实践中。另外，从交往场域和空间角度看，典型的公共空间、公共场所的人际交往道德自然是公德，比如正式的政治关系、职业关系、公共空间和场所的陌生人交往，但我们往往也将其中人与人的熟人关系交往或者私人关系交往，如将家人、亲戚、朋友间的交往看作是私德。马君武先生就是这样理解公私德概念的区隔的：“私德者何？对于身家上之德义是也。公德者何？对于社会上之德义是也。”［4］（P143）可见，简单从德性的主体承担者来划分或者从道德的指向与作用范围，即对己、对人的角度来划分，都难以严格区分出个体品德（有但太少）和个人私德（私德往往要投射或者运用于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的不同之处。尽管上述概念存在着交叉和模糊地带，但在日常生活中又需理解把握这种相对中的确定性，当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个体品德和私德时，知道指的是这个人的做人品质或者整体素质在私人生活与交往中的道德行为表现，就够了。
二、当代“个体品德”的提出与意蕴
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视个人私德修养的，儒家经典《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内圣是外王的基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中国古人在实践中是非常重视个体品德修养的，士大夫把人格、名节和声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甚至视其为自己的精神生命。普通百姓也认为做事先要做人，做人才是人生的根本。
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谋求变革与富强，一些知识分子将国家、民族在近现代的落后归罪于传统文化甚至认为是中国传统道德过于讲私德不重公德而导致的，因此大力倡导为国家、民族牺牲、奋斗的革命道德而不太强调或者实际上无暇有更多精力顾及个人私德。
最早提出公、私德之辨的梁启超先生对私德与公德关系的认识比较全面，他认为“无私德则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团”，相比较而言，私德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公德是社群得以维持的条件。他最初认为，中国文化重私德、轻公德的情形必须改变，否则，中国在近代世界的衰落是无法挽救的。他认为中国传统伦理只重视人对人之私人性交往的伦理，而不重视人对团体、民族、国家的伦理。中国要从衰落转向振兴，一定要加强国民对“群”的责任意识，这个“群”不是指社会，而是指国家。这种思想在现代中国影响深远。但在其后期思想中梁启超先生又重新回到重视私德的传统思维上来了，认为无私德则公德无基础。章太炎先生倡言革命道德，但也比较重视个人私德，其思想也是比较全面的。章太炎先生认为：革命道德即坚定勇敢、不畏牺牲，属于大德、公德；但在大德公德之外，小德私德也不能忽视，缺乏私德，就不可能有大德的自觉，私德是公德的基础。
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救亡图存、民族独立的革命实践中，主要倡导的是舍弃家庭、投身革命、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集体主义道德。刘少奇同志虽然曾经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似乎从形式上是要加强党员个人修养，但其实质内容却是要求党员必须投身革命实践并在其中加强党性修养，因为他讲的主要是党员的政治修养，防止党员腐化堕落，是党组织对党员的要求，仍然属于今天所说的“严大德”即政治道德的范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领袖延续了革命时期的思维方式，比起私德，更加重视公德建设。
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7］（P4）“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8］（P43），在2018年两会上又提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9］，其中的私德即是个人品德。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10月27日发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已经明确提出了个人品德并对其内容作出了经典性论述：“推动践行以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品德，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10］（P6）其既包含了政党、国家对个体基本品德的要求与期待，也提倡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养成美好品行。
这种表述与之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及家庭道德的表述一样，均延续了四字五句话的表达形式，近二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上述三德的表述还是比较准确的，这次对个人品德的表达与2001年发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对“基本道德规范”的表达有一定的继承与损益关系，也是对2013年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人层面的要求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继承、充实与发展，但其含义尚待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与实践检验。在五句话的表达之后，还有一句即是“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10］（P6），这可能是提出者自觉意识到了上述五条只是政党、国家对公民个人品德方面提出的一种最基本要求，而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品德的内容体现与行为要求是极其丰富的，是不能简单用这五句话穷尽的，只能依赖个体的自我修养加以充实完善。只有将道德建设与个体品德修养贯彻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使人人都具有良好品德，才能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素质，才能把公民道德建设真正落在实处。
在此的诠释论述，我们仅将重点放在这五句话的分析讨论上。这五句话的内在逻辑似乎不如上述三德有具体的应用领域而好分析，以笔者目前的粗浅认识，这五句话，应该理解为十个德目，四字一句大多有内在联系，但个别句子之间的联系似乎并不密切。如果做整体的逻辑分析，前两句可视为个体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道德态度，第三句、第四句可视作个人的基本品德，第五句可视为个人的基本人生态度。笔者试从这三个方面，对上述五句话十个德目进行分析：
“爱国奉献”“明礼遵规”是个体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应具有的道德态度与品质，如果这句话表达的是“有所为”的积极义务，那么，第二句话表达的则是“有所守”的消极义务。爱国不仅是国民的一种政治义务，也是人的道德义务，这与我们长期以来提倡的“五爱”中的“爱祖国”或者“爱国主义”的要求是相同的，是人的基本政治道德品质。“奉献”是个体在处理人际、群己关系时所应抱持的道德态度与道德精神，它是“爱人民”“为人民服务”和中国传统伦理的“互以对方为重”（梁漱溟语）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善意的集中体现。明礼遵规就是要求我们在“明理”（礼者，理也、履也）基础上，自觉遵守社会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明礼仪，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生活的合理规范，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和礼仪之邦的文明风气。
“勤劳善良”“宽厚正直”则是对个人基本品德的集中概括表达，可以以四个相对独立的德目来理解。“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一点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认可，在现代化发展中，这一可贵品质也支撑了中国的发展，它与党和国家长期提倡的“爱劳动”精神是一致的。中国现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仍需要倡导和培育中国人“勤劳”的优良品质。中国老百姓深知勤劳是立身之本，耕读传家，勤劳致富，勤能补拙。勤劳不仅能促进事业发展，而且能提升人格品质。道德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得失损益关系，因此，所谓“善良”指人应具有与人为善的态度和作出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善良的人身上应既有仁爱之心又有义举善行。如果说“勤劳”是一种对待事的态度，那么“善良”则是对人的态度。“宽厚”是中华民族“厚德载物”民族精神的体现，具有这种品质的人能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能够待人随和、和而不同，能够容忍他人的小缺点过失，能够尊重并理解别人。“正直”是指一个人能够持之以恒地坚持正道与原则，保持思想、行动与道德的统一。“宽容”和“正直”是个体品德的正反两个方面，做人既要宽容，又不能没有原则，在正直的基础上要尽量宽容。
“自强自律”是个体品德中主体的人生态度，“自强”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在个体身上的体现与要求。在人生长途中，任何人都要自力自强，这是人主体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生与事业成功的可贵品质。如果说“自强”是外求的主体精神的品质，那么“自律”则是内求的主体精神品质。我们的人生拓展和事业成功都离不开“自强”的精神和修为，我们心理和精神强大的主体表现是“自律”，“自律”是“自强”的心理支撑和表现。在人的精神与道德生活中，“自律”尤为重要。“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形成自我控制能力是全部道德修养的要义，因此，具有“自律”的品质是一个人道德人格高尚的综合体现。
三、培育个体品德的当代价值
那么，当代社会为什么要重视个人品德或者私德建设呢？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1.注重个体品德培育符合中外古今人类道德生活的内在规律
2.注重培育个体品德是对现代中国道德建设偏颇的纠正
公德、私德概念的分殊区隔源自梁启超先生写的《新民说》一书，他为了区分这两个概念，先写了《论公德》一文，最初的动机是想批评中国人自私和缺乏公共意识，这是他对当时国民性反思的结果，也是他的重要诉求之一，即“新民”必须是有公德之人，旧民只知有束身寡过的私德，却不知有公德，“知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1］（P65）。“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1］（P66）这是他对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保种强国时代危局反思的结果，是对日本强调社会公德经验的借鉴，也是对当时学术界普遍所持中国人比较自私且缺乏公共精神流行观点的吸纳。之后两年，梁启超先生又写了《论私德》一文，认为公德还是离不开私德，甚至认为公德与私德只是一个相对的分析概念，私德实为公德之基础。“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是故欲铸国民，必惟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1］（P197）。可以说，梁启超先生的认识较前更趋于科学合理。
3.注重培育个体品德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特别是干部的道德素质
私德或者个体品德是有道德之人的素质，是人格的主体基础，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只有加强每个人的个人品德或者私德建设，才能为全民族道德素质整体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在当代道德建设中不仅要重视公民政治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建设，还要重视个体品德培育。
完善的道德结构必然是私德与公德的统一，长期不重视个体品德培育，必然会影响中华民族道德素质的提升。有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虽然时下社会伦理状况不佳，但自身道德尚好。言下之意就是别人道德都不好，唯独自己有好的道德，试想如果每个人都有好的道德，那么为什么由个体组成和交往的伦理关系却不佳，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一部分国人在出境游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大声喧哗、不爱护环境、不遵守公德规范等问题表面上看是公德的缺失，实际上却暴露出某些国人自身道德修养不好、个体品德较差的本质。中国国力的增强，使文化自信心大大增强，但要提高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恢复和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形象，就必须依靠社会不断地进行道德教育，加强个体品德修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世界各国人民尊重中国人，才能真正从精神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古代社会，士农工商四民都比较重视自己的私德，士即知识分子，作为四民之首，更是非常重视自己的私德修养，对全民作出“厚德载物”之示范引领。在现代社会，知识、地位都并不等于私德、素质和品位。私德是公德的基础，从近代有留学制度以来，以前很多人都是自觉学成归国报效，而现在很多人都是学成而不归，甚至为外国服务。有些人在国内天天大谈爱国主义，却将家人和财产转移到国外，这些现象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长期缺乏“私德”的培育。章太炎先生说：“吾于是知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16］（P288）从日常生活小事来看，即使是一些高等学校教师集中居住的社区，也常常存在乱扔垃圾、不认真做垃圾分类的问题，这种行为本身表面上涉及公共环境卫生的公德内容，但实质上却反映了某些人不能在小事上做到儒家之“慎独”，即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不能做到为小善而拒小恶。可见，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素质的目标依旧任重而道远。
公德固然重要，但如果忽视了个体品德或私德的培育，重公德轻私德，就会出现很多社会问题，也不利于党员干部道德素质的培养。如由于个体品德的缺失，某些人表面唱高调，私下却生活糜烂、个人修养极差。习近平在2018年两会上提出的“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就要求干部必须明确政治之大德，守社会之公德，严格培育修养自己的私德。明大德是根本，有统率之功；守公德是规制，具保障之力；严私德是基础，成动力之源。这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学术界有学者将明大德主要阐发为对党忠诚，守公德主要是用权为民，严私德是强化操守，并将严私德的具体要求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待家庭要修其家廉，二是对待亲情要修其党性，三是对待友情要修其原则，四是对待子女要修其美德［17］。这种概括阐发是非常准确的。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3月9日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提出“三严三实”，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做到“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18］。“严以修身”“严以律己”讲的都是私德。可见注重个人品德或者私德培育，必将有利于提高干部道德素质，必会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与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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