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同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地址：天津市，邮编300071。陈石，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天津市，邮编300071。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邮编102488。
国内学者对人类学组织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回顾与反思，并尝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开展组织中的田野工作。邱泽奇系统回顾了以工厂化为经典假设的（社会学）组织理论的发展，并分析了经典假设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认为在网络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下这种假设已面临困境；庄孔韶、李飞、方静文通过检视人类学对现代企业组织的研究历程，阐述了人类学组织研究的理论导向及研究特征，深入探讨并反思了以“文化概念”为核心的组织研究的嬗变过程与变迁趋势；②宋雷鸣、王宁、卓文、张华志、曹媞等学者，则通过各自的田野调查，运用“作为文化的组织”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本土企业、跨国公司及城市中的自发型组织进行解读，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中展开理论诠释和学理探究。
一、人类学与现代组织研究
马尔库斯（G.Marcus）和费彻尔（M.Fischer）认为，人类学者承诺要从两个方面给西方读者以启蒙，一是“拯救那些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使之幸免于激烈的全球西方化之破坏”，二是“通过描写异文化，我们可以反省自己的文化模式，并对西方自己的文化进行批评”。二人同时指出，相比第二个方面，人类学者在第一个方面的努力成效要好得多。但是越来越多的关于组织和制度的民族志研究，能够证明这门学科能够实现第二个承诺。
二、霍桑实验及其方法特征
回顾人类学组织研究时，霍桑实验是不可忽略的标志性事件。迪克森（W.Dickson）甚至认为，即使在50年后，霍桑实验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企业行为科学研究。这项研究起初是为了检验泰勒（F.Taylor）的科学管理原则，但结果却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转折，了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家布朗（A.Radcliffe-Brown）的学生沃纳（W.Warner）加入研究团队并引入参与观察方法，工人的非正式组织得以被发现，一个新的研究传统——人际关系学派——由此诞生，并主导了接下来25年间的组织研究领域。但是，在这项有关美国组织的早期研究中，人类学者，特别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作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重新认识。
尽管之后许多研究者指出，霍桑实验在资料获取、研究设计、实际结果及研究者对结果的分析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必须承认这项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该项目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研究的问题和方法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而变化，由此带来了新的研究价值。研究项目最初是一个受控试验，继而转为一个访谈研究，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定性的田野调查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研究中出现了新的问题，研究者不拘泥于最初的方法，不断尝试使用新的方法，而且提出了新的问题。迪克森总结了这一过程：“霍桑实验开始是一个‘假设检验’，随着研究的推进，逐渐变成‘提出假设’的研究。按照常规程序，这个过程看起来有些像倒退。我们则试图为其做出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换句话说，如果那些研究者不选择“倒退”，那么就不能产生对工人群体详细而系统的观察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霍桑实验中积累的丰富的原始研究数据本身，为研究者提供了材料，才使当时及后来的学者重新审视这项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霍桑实验是极力倡导在组织研究中使用民族志和定性研究方法，并且从中获益的成功案例。
三、人际关系学派的民族志方法与模型
霍桑实验的研究者将访谈技术和管理咨询的模型作为主要的研究工具，因此忽略了在理解组织和组织行为中观察技术和情境分析技术的发展。在霍桑实验结束后的十年里，人类学的组织研究进展缓慢，其后大多数组织研究者走向了该研究方法的对立面，回归使用实验、定量研究方法或者访谈/调查的方法。至20世纪30-40年代，来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人际关系学派重新正视这一偏误，通过各自的研究逐步深化了霍桑研究方法。1943年，沃纳与加德纳（B.Gardner）在芝加哥大学组织成立了工业人际关系委员会（CommitteeonHumanRelationsinIndustry），人类学者的网络不断扩展。1946年，加德纳成立了名为社会研究公司（SocialResearchIncorporated）的咨询公司。最早的霍桑实验研究者曾指出，该项目展示出工作场所中“人际关系因素”十分重要，但是在如何更好地研究这些因素的问题上，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看法。该领域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发展出两种人际关系研究倾向：一是查普尔（E.Chapple）的互动研究；二是沃纳的社会分层研究。
查普尔使用“系统”这一分析框架，将组织视为个人关系组成的系统来研究，并试图通过工业组织的研究实践，发展出更广泛的人类学和人类行为理论。他对记录人们互动行为的系统研究方法有着特别的兴趣，不仅通过发放交往问卷（contactquestionnaire），甚至通过亲自设计一种名叫“互动记录器”的计算机来测量互动。理查德森（F.Richardson）和沃克（C.Walker）将查普尔发展出的互动研究方法用于研究一个小型制造工厂的雇佣关系。这个小工厂就是后来的IBM公司。研究主要围绕工厂规模扩张与良性人际关系的关联性展开，特别测量了规模扩张时期人际交往的横向和纵向变化。研究发现，公司扩张推动了组织结构变迁，“整合员工、增加凝聚的人际交往增加了；而离问员工、削弱整合的交往减少了”，这也解释了公司在规模扩张期内，内部人际关系不断改善的原因。
四、从工厂内部的参与观察到更广泛的情境分析
在人际关系学派受到种种批评和质疑之后，人类学者开始逐渐远离工业和组织研究，此时工业社会学兴起，开始广泛运用人类学的田野方法。这些研究继承了人际关系研究的传统，通过发现工业和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人”，来质疑“经济人”、“理性人”等概念。由于大量田野方法的应用，这些研究在成果呈现时，或多或少带有组织民族志的影子。默顿（R.Merton）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成为这一类组织研究的经典，如布劳（P.Blau）的《科层组织的动态》（TheDynamicsofBureaucracy）、塞尔兹尼克（P.Selznick）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及其基层组织》（TVAandtheGrassRoots）和葛德纳（A.Gouldner）的《工业组织的科层类型》（PatternsofIndustrialBureaucracy）、《擅自罢工》（WildcatStrike）等。
此后，只有少数人类学者研究现代社会的情况得以改观，组织人类学的方法逐渐转向情境研究。最为典型的范例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系勒普顿（T.Lupton）主持的工厂研究。人类学“整体参与观察”方法在该项目中受到重视，研究者不仅把其作为一种民族志的描述方法，还将其作为一种研究社会情境细节的分析方法，借由界定社会情境及互动关系来增进对组织的理解，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社会组织。这种方法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更具开放性，最终摆脱了工厂和社会是由结构组成的观点，转向分析人们在特定情境中制造意义的方式。人类学组织研究的方法也从初期的观察参与，发展为“局内人”的参与、“局外人”的整体观察。
如何将民族志扩展到更广泛的情境中，有学者认为较为理想的做法是“既将更广阔的秩序作为背景，同时又聚焦一个作为民族志的对象……完成对更广阔的秩序的再现”，也有学者认为“探寻更大规模体系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现和解释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联动关系”。因此，这个时期的人类学组织研究强调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工作和工作场所，将正式组织置于现代阶级社会更广阔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之中来考察。这类研究应用民族志和民族史方法发展出新的分析框架，并将这一方法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框架中将工业企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纳入分析范畴，审视了工厂和跨国公司等组织中的工作，强调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差异，并以此为中心试图从公司生活的图景中区分管理层的理性和管理理论的“迷雾”。
沙伐（H.Sara）使用这个方法，分析了美国服装业的外逃工厂（runawayshops，指为了逃避赋税或者法律监管而迁移到国外的工厂）在劳工招募过程中给美国和第三世界女工带来的影响。纳什（J.Nash）考察了跨国石油公司及其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撰写了具有浓烈民族志色彩的《跨国公司人类学》一文，描绘了跨国公司扩张的近代史，将其同广泛的政治经济力量连接起来，解释在这些背景情境中的个人和组织行为。此外，她还研究了美国工业从大规模生产向高科技军工生产的转型过程，以及这种转型对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加姆斯特（F.C.Gamst）提出人类学现代组织研究的另一条路径，主张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志核心方法，强调“本土观点”的表征，通过超越“主位”的方式渗透和考察社会现实。他对火车司机的研究展现了这一传统。加姆斯特在铁路引擎服务部门工作了6年半，同时开展田野和问卷调查，从机械师的视角发展出铁路系统民族志。这一研究彰显了“本土观念”的特点，也印证了贝特（S.P.Bate）的“洞见总是来自内部”的观点。
虽然此前定性的组织研究并不鲜见，但大多数采用哈佛式的案例研究法，很少使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民族志方法的一个明显优势在于，降低了犯错误的可能性，能够避免研究者用自己的意义取代实际参与者的意义。这些卓有成效的组织民族志研究，令更多的组织研究者意识到，应该给予当地人更多的表述机会。
五、组织民族志的特点
组织研究一直作为管理学的主阵地，吸收了管理学众多优秀的理论和方法，也因此产生了某些局限性。佩蒂格鲁（A.Pettigrew）在《觉醒的巨人》一书中，批评组织研究缺乏稳定且可行的方法论指导，缺乏历史、情境和过程的观点。人类学恰可以弥补其不足，为组织研究带来不一样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此外，作为对佩蒂格鲁观点的补充，贝特指出的“以行动者为中心”（actor-centered）亦是人类学的另一重要特性，这是一种局内人向外看（insider-out）的方法，而不是局外人向内看（outsider-in）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推进组织研究的发展进程”。综合来看，人类学组织民族志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六、结语
【关键词】初中历史民族关系史教学方法
对于民族关系史的教学过程而言，教师的教学引导方式一定要科学合理，这是学生能够以正确的视角看待各类历史问题以及历史事件的一个基础。在这部分知识的讲授中，教师要引导学生以正确的观念与态度看待各种民族问题，在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不能够让学生产生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观念，只有做好两者间的平衡学生对于很多问题的认知才会更加透彻，这也是进行民族关系史教学的一个核心目标。
一、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首先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这是一个重要的教学基础。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很有必要，但是教师一定要合理的把握那个教学尺度，如果在教师的煽动下学生形成了盲目且过度的民族自豪感，这并不是真正合理的教学引导方式，还会让学生对于很多问题产生错误认知。因此，实际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对于这一教学尺度的把握，要让学生清晰客观的理解各种史实，对于我们民族中的一些伟大的历史事件要感到自豪，但是，对于那些值得我们反思与思考的问题也应当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这才是民族关系史教学时教师应当有的基本观念，这也是促进教学目标更有效的实现的一个教学基础。
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时，教师可以使用对比的方法，将同一时期的中外民族进行对比，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例如，隋唐时期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同期的西方世界还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共存的阶段，而日本更是处在奴隶社会。通过同一历史时期的对比，使学生们充分认识中华民族，使他们能感觉到作为中华民族的自豪与骄傲，树立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当然，在历史进程的长河中，我们的民族也并不是总是处于这种辉煌的时期，对于那些黑暗落后的时期也应当让学生有所认知，并且引导学生去积极进行反思，这才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应当有的教学模式。
二、让学生形成民族平等的基本观念
在进行民族关系史的教学时，让学生形成民族平等的基本观念非常重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是国家的重要组成，并且都在历史进程中为国家经济或文化的发展贡献过力量。没有哪个民族优于另外的民族，这种观念要让学生摒弃。学生只有在内心深处根植每一个民族都是平等的，这样学生才能够对于民族关系史有正确认知，这也是让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价值观的一种教学引导方式。
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离不开少数民族的贡献。初中历史已经讲述了匈奴为我国开发了广阔的西北，白族、彝族则为西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可以说，我们国家面积及人口的增加，推动了经济与文化的进步，而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文字讲述较为枯燥，教师也可以采用讲述历史地图的方法来进行授课，这样能够更加直观地让学生理解少数民族对于国家发展所带来的巨大贡献，进而推动学生对于民族平等的基本观念的有效形成。
三、充分肯定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
在民族关系史的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范畴在于让学生意识到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在我国的历史进程中，有很多事件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国家统一经常受到考验。不仅如此，民族间的矛盾也会不时发生，这些也给国家统一带来了极大挑战。当下我国之所以能处于相对和平有序的状态，这和各民族间慢慢融合与团结有着巨大关联。因此，在进行民族关系史的教学时一定要让学生意识到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
古代的中国各民族间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最终都走向了和平共处的状态，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古代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课堂授课之间首先教师要摈弃学生存在汉族中心主义的思想，然后再帮助学生理解民族之间战争的性质，要坚持以唯物主义的方式进行辩证、客观、科学的分析，帮助学生能够理性地进行学习。让学生对于各民族间的关系形成正确认知，帮助学生树立民族平等的基本意识，这是民族关系史教学的一个核心目标，这也是推动国家统一的重要源动力。
结语
在初中历史课堂上，进行民族关系史教学时教师一定要给予学生客观且合理的教学引导，要让学生对于很多敏感的民族问题形成正确的认知，这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目标。教师要让学生形成正确的民族意识，并且要让学生认识到民族间的平等性，让学生意识到每一个民族都为国家的团结统一贡献过自己的力量。而这些都是形成国家统一稳固的根基，也是进行民族关系史教学时最为重要的范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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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生态学；美国；苏联/俄罗斯；学科比较
【作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AComparativeStudyonEthno-ecologiesfromUSAandSovietUnion/Russia
FuGuanghua
Abstract：Inthispaper，theauthorcomparedethno-ecologyfromUStraditionwithonefromSovietUnion/Russiabasedontheirtheoryorigins，researchobjectives，researchmethodsandacademicinfluenceThusmakesCondusionthatalthoughtheethno-ecologieswerebornwithinanthropologyorethnology，andwhodidtheresearchesweremainlyanthropologistsorethnologists，theyhadgreatdifferencesThefundamentaldifferencewasthedifferenceofmeaningofprefix“ethno-”Theprefix“ethno-”withinSovietUnion/Russianethno-ecologywasonlyrelatedto“ethnos”，however，withinUSethno-ecology，themeaningoftheprefix“ethno-”was“fromthenative’spointofview”，wasakindofresearchontherelationsbetweenhumanbeingandenvironmentfromtheperspectiveofemic
Keywords：Ethno-ecology；UnitedStates；SovietUnion/Russia；Discipline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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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藏学;人类学;民族学;藏族;藏区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OrientationinTibetologyandAnthropologyinChina
——AnOverviewofResearchonTibetansanditsNeighboringMinzuinAnthropology(Ethnology)
LIUZhi-yang
Abstract:TheresearchonTibetansanditsneighboringMinzuinAnthropology(Ethnology)canbetreatedasaresearchperspectiveoraresearchapproach,whichfocusesonTibetansocietyfromtheperspectiveoftheanthropology.ThispapersummarizescurrentdomesticinstitutionsofTibetologyandresearchorientations,andreviewsseveralhottopicsonTibetansanditsneighboringMinzuincurrentAnthropology(Ethnology).Further,thispapernotonlypointsoutthesignificanceofthisresearchorientationintherealmofTibetologybutalsoelaboratesits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
Keywords：Tibetology；anthropology；ethnology；Tibetans；Tibetanareas
一、概念：人类学（民族学）藏族及周边民族研究
一、构建合理的民族学学科信息资源分类体系
在二级类目下再根据信息量的多少细分,这样就形成一个10个大类、50几个二级类目和若干小类的类目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