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侵华日军“名将之花”中将阿部规秀在河北涞源作战时，被八路军杨成武部迫击炮炸得一命呜呼，大涨中国人抗战士气，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大书特书。其实，阿布规秀不是死在中国的日本最高级别将领，早在1932年，比他官大的日本上海占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就在上海被炸弹袭击炸得粉身碎骨。
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杀人魔恶，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狂魔，他曾任侵华日军关东军司令，帮助张作霖镇压郭松龄，在陆军大臣任上拉拢蒋介石，三次出兵侵略山东，一二八事变后率军攻击上海，下令100架飞机在上海市内狂轰滥炸，致使数万中国人民和外国侨民丧命。
“韩人爱国团”是一个有血性的组织，他们对日本也有着血海深仇。日军丧心病狂的狂轰乱炸也伤及了在上海的朝鲜人。1909年，朝鲜人安重根就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了日本前首相、侵略朝鲜的元凶伊藤博文。这次，他们决定刺杀日军的大头目白川义则。
在金九主持下，“韩人爱国团”多次开会研究，决定利用日本天皇诞辰纪念日“天长节”，这一天在虹口公园举行庆典的机会，除掉在上海的包括白川义则在内的日本高级军政要员。经密谋，决定由“太洛太”成员尹奉吉执行这个暗杀任务。金九找到上海兵工厂中校兵器主任金弘壹，特制了两枚烈性手雷，分别安装在日本军用水壶和日本便当（饭盒）内。
尹奉吉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临危不乱，沉着勇敢，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4月26日10时，“太洛太”在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召开宣誓会。尹奉吉胸前挂着誓词，左手拿着特制的手雷，在“韩人爱国团”团旗前誓言：“我宣誓，作为‘韩人爱国团’的一员，决心以赤诚之心，诛戮侵略中国的日军将校，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大韩民国36年4月26日，尹奉吉。”
活动当天，尹奉吉穿着西装，肩挎军用水壶，一手摇动着太阳旗，一手提着饭盒，与其他日侨混在一起进入了虹口公园。10时30分，日本人的军民联欢会开始举行。白川义则、重光葵、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这些侵略者都先后进行了鼓吹“侵略者有理”、“侵略有功”，大肆叫嚣“武运长久”的无耻演讲。
日军将领演讲完毕后，全场的日军官兵和数千名日侨扯着嗓子高唱日本国歌。这时，混在人群中的尹奉吉瞅准时机，把装有炸弹的水壶突然抛了出去，准确地落到检阅台的中央白川义则身边。“轰”的一声巨响，检阅台顿时被炸坍塌，血肉横飞。白川义则被炸得像血葫芦一样，重光葵被冲击波抛上半空，直接炸没了一条腿，其他军政要员也多处受伤，检阅台上的人无一人幸免。
白川义则和其他被炸伤的日本军政要员被紧急送往各大医院进行抢救。公园内一片混乱，所有人惊恐万分都争相逃命。爆炸发生后，尹奉吉没有趁乱逃脱，为不连累其他人，他站在原地不动，并高声喝道：“爆炸是我干的，来抓我吧。”日本宪兵立刻把他抓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虹口公园爆炸案”。
当时报纸《申报》报道：“突然掷来一炸弹，落在重光公使、野村司令右面”。《大晚报》的报道是：“忽有不知姓名之人向其投掷一炸弹。”日本陆军司令部公布的事件情形是：“有人从祝贺台左后，向台上掷炸弹，爆发闪光。”
有许多华人参加此次庆祝会，爆炸案发生后，日军在公园内逮捕了多名华人，抓到了尹奉吉后，把全部华人都释放了。
“民国第一刺客”王亚樵在爆炸案发生后，宣称是他们幕后策划组织朝鲜人干的这一票，王亚樵也因此也成了“抗日英雄”。
王亚樵弟弟王述樵写的《王亚樵生平活动纪略》，朱大刚的《王亚樵点滴史料》，都说王亚樵和韩方共同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王亚樵秘密约见安昌浩商量行动计划，决定人员由安昌浩负责，经费由王亚樵负责。后王亚樵让其弟王述樵送给安昌浩四万元活动费和安装在大号热水瓶内特制的定时炸弹一枚，手榴弹三枚，供行动时使用。爆炸时使用的是定时炸弹。
但各家媒体报道中说的“突然掷来一炸弹”和日本人公布的说法都是“有人向台上投掷炸弹”，这明明都是说有人现场投掷的，证明不存在着什么“定时炸弹”，这与王亚樵说的根本不一样。
组织者金九在《白凡逸志》说：尹奉吉是金九选定之人，别人不知情，与王亚樵无关；水壶和饭盒型炸弹，是金九在上海兵工厂找到金弘壹，求人特别制造的，与王亚樵无关；为保密，自始至终由金九单独策划，别人不知情，与王亚樵无关。
沽名钓誉的王亚樵想给自己赚本钱，结果抹了一鼻子灰。
朝鲜好汉尹奉吉在日军牢中经受各种刑罚，受尽酷刑，但他始终一口咬定爆炸是他个人的复仇行动，与其他任何人无关。日军用惨绝人寰的木刑架将尹奉吉分尸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