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史美伦赴京上任前，坊间最好奇的是她的薪酬。
在此之前，史美伦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拿着几百万的市场化年薪。时任总理朱镕基表现出极大的诚意：香港给你多少我们就给你多少。
史美伦本有可以参考的对象。1999年，她的老领导、香港前证监会主席梁定邦同样受朱镕基之邀来内地任职，担任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当时在香港的年薪接近100万美元，朱镕基承诺：甚至100万美元都没有问题。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梁定邦为自己定了薪酬：1元。
在后来的采访中，他说过几个理由：第一，我是一个局外人，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第二，为国家做事，不应该收钱，我自己那几年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第三，当时证监会主席的月工资不到1万，正部级，所以这钱我是不能要的。
但副主席是实际职务，与顾问又不同。史美伦选了另一种薪资发放方法：照单全收，但自己只拿与其他同级别官员同等标准的工资，剩余年薪扣除在北京的生活费用之外，全部用来设立基金，支持中国证监会官员到国外培训进修，人脉资源也由史美伦提供。
对于与朱镕基沟通的更多细节，史美伦对外绝口不提。她只是说，对方告诉她：你放胆去干。
史美伦确实这样做了。就在她上任前不久，经济学家吴敬琏严厉批评中国股市中做庄、炒作、操纵股价乱象，直言「中国股市连一个规范的赌场都不如」。改革势在必行。
据媒体统计，在史美伦上任一年内，51项制度接连出台，推动了内地资本市场独立董事制度、保荐人制度、信息披露制度、退市制度出台。履职期间，她沿袭了「铁娘子」之风，80多家上市公司和10多家中介机构遭行政处罚或立案调查，掀起一场「监管风暴」。用史美伦的话说，丑闻发生时就是改革的最好时机。
史美伦拿三九医药这家被求情「立下过功劳」的老牌企业开刀，将连续亏损三年的上市公司「轰出」市场，PT水仙成为第一个退市者。上市公司怨声载道，史美伦被业内一些人士批评为「不懂国情」。她的解释是：不论你是新兴市场成熟市场，所有的股民应受到的最基本的保护是一样的。
2007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史美伦提起往事：「我刚到证监会的时候别人说不能怎样做，我总问一个很傻的问题：这样做有什么后果，他们都答不上来……结果我还是做了，也没见什么后果。」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后果」，那就是二级市场的大起大落。或许是运气不好，或许出于改革的阵痛，史美伦在任三年，市场经历了三年的大熊市——她到任时股指是2245点，离任时1300点。股市的不景气成为批评者打向史美伦的子弹。
讽刺的是，史美伦致力于规范资本市场，保护中小股民利益，但反而被自己想要保护的股民怨恨。有股民抱怨，过去几年挣的钱，在她任期内全部亏掉了。
史美伦每次一出来讲话，股市就下跌。2004年9月13日，史美伦期满离任，此后连续两天，沪指大涨。不知这位「不懂国情」的外援，看到股民以这种方式为自己举办欢送仪式，心中作何滋味。
但这位「铁娘子」坚持认为，自己那三年的成绩当下无法评价，要交给后人来评说。
02
「与神话较量的人」
当时对资本市场的监督，新闻界产生了一股与证监会并肩作战的力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资本市场有「铁娘子」之称的三位女士，都产生于这一时期。除了史美伦，还有刘姝威和胡舒立。其他两位的故事，还是要从朱镕基讲起。
1998年10月，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考察工作，并与《焦点访谈》节目组的编辑、记者举行座谈。针对《焦点访谈》的「调查性揭露报道」，朱镕基明确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现在把问题揭露出来，改正以后就给人民带来极大希望，真正把人民群众凝聚起来，就有了信心。」
座谈会后，敬一丹小心翼翼请朱镕基题字。很多人都知道，这位前总理一向不喜题字，但他这次破了例，为《焦点访谈》写下16个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白岩松当时站在朱镕基身后，刚看到「舆论监督」四字落笔，就开始使劲鼓掌。白岩松后来问：总理，您这是即兴之语还是想了很久？朱镕基开玩笑说：我想了一宿，今天早上我一量，血压都高了。
那是电视新闻节目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代媒体人流连忘返的金色梦乡。那个时期央视推出了多档锐意突破的新闻节目，除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也是其中之一。
《新闻调查》中影响重大的一期，与证监会的「监管风暴」产生了联动，报道的是轰动国内财经界的蓝田股份案。这期节目的标题是《与神话较量的人》，时任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的刘姝威一战成名。
蓝田股份自1996年上市以来，以5年间股本扩张360%的业绩创造了中国股市的神话。2001年，刘姝威捅破了这个泡沫。她以一篇600字的短文《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对蓝田神话射出一支箭。
刘姝威当时在写一本名为《上市公司虚假会计报表识别技术》的书，寻找案例时，蓝田股份进入她的视野。当时证监会正在调查这家公司。研究了蓝田股份的财务报表后，她得出一个结论：这家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很弱，它有1.27亿元的短期负债不能按时偿还，完全在依靠银行贷款维持生存。
在那期《新闻调查》里，刘姝威以一个捍卫真理和法律的斗士形象出现，带着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心怀天下的愁容。她对着镜头，应记者的要求重复了一遍：蓝田已经是一个空壳，这是非常危险的，对蓝田危险，对银行更危险。
刘姝威一战成名，被称为「资本市场的良心」「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并当选那年「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之一。
2014年，王志重返电视界，加盟陕西卫视主持一档文化类节目。久未露面的王志与当年判若两人，昔日的满头青丝不见踪影。很少有人知道这几年他经历了什么。
有「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之称的除了刘姝威，还有胡舒立。
与吴敬琏批判股市乱象、史美伦掀起「监管风暴」同步，胡舒立和她创办的《财经》杂志成为上市公司舆论监督的另一块阵地。2000年前后《财经》刊发的《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庄家吕梁》等揭黑报道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奠定了这本杂志在业界的地位，业内无人不知胡舒立的大名。
这三位「铁娘子」的履历有一些共性。三人年龄相仿：史美伦生于1949年，刘姝威1952年，胡舒立1953年。三人最负盛名的年纪也都是在21世纪初，那个资本市场改革大幕徐徐拉开的风云际会时代。
她们同期出现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一场自上而下达成了改革共识的结果。史美伦所代表的监管层，胡舒立、王志和《焦点访谈》是来自新闻界的势力，刘姝威则来自学术界——她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后者因提倡股份制改革而得名「厉股份」。
刘姝威在《与神话较量的人》那期节目里留下过一段话：我的导师对我说过，不要少年老成，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论点，只要是你能自圆其说的话，只要你认为自己很严谨推论出来的话，你就可以说。
如今回顾这段往事不难发现，20年前的那场「监管风暴」固然离不开最高层的支持，但同时也汇聚了来自新闻界、学界等社会各界的合力，那场「风暴」在当时才能展现如此威力。
胡舒立与刘姝威同享「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之名，与史美伦也有私交。史美伦数次接受过胡舒立的专访，即便是她离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之后。胡舒立自立门户创办《财新》后，史美伦常年是财新峰会的座上宾。
史美伦还以个人名义在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设立了「史美伦奖学金」。该中心成立于2002年，胡舒立正是创办人之一。在一次采访中，史美伦特别提到新闻媒体对资本市场监管的加持作用。「财经新闻从业人员通过舆论监督，在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往媒体对一些上市公司作假的揭露，不仅使得上市公司重视了自我约束，而且使得有关部门加强了这方面的监管。」
后来，史美伦还担任了北大燕京学堂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2017年，她应邀在北大举办过一场主题为「AGlobalCitizeninthe21stCentury」（21世纪的世界公民）讲座。
03
赴港上市盛宴
中国电信上市于1997年，被寄予借赴港上市之机推动国企改革的重任，此时又值香港回归，对外更被视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电信市场开放的标志。中国电信赴港上市万众瞩目，算得上真正的「盛宴」。
此时的史美伦已经就职于香港证监会。在90年代，史美伦有两大成绩：第一，铁腕整治香港资本市场，港媒把她的名字「查史美伦」（从夫姓）戏称为「查死你们」；第二件与内地关系重大，她参与了90年代内地公司赴港上市的筹备工作。
1993年7月，青岛啤酒成为第一家赴港上市的内地公司。两地的磋商在此之前就开始了。史美伦作为彼时香港证监会中仅有的两名中国高管之一，担负起向外籍同事「安利」内地公司的任务。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史美伦回忆，当年香港证监会的外籍高管普遍把中资企业、国企视为异类——内地的《公司法》直到1993年底才出台，更不要说《证券法》，连证监会都刚成立于1992年。
史美伦拿来说服外籍高管的理由是：如果缺少内地企业，香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些大的外资投行一直看不起香港，因为市场太小了。
这也是至今史美伦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的一点：如果没有H股，没有国企来香港上市，香港不会是国际金融中心。
但史美伦也坚持一个原则：内地公司与其他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必须遵守相同的规则，没有例外。经过与内地官员的反复磋商，这一原则最终得到贯彻。
为筹备赴港上市，香港证监会为内地公司董事会开设了专门的培训课程，甚至把ICAC（香港廉政公署）也找来讲课，讲反贪条例，讲必须杜绝内幕交易。
香港证监会不只有内忧，还有外患——港交所还要跟实力更雄厚的纽交所「抢客户」。原本锁定的第一家H股上市公司是中石化上海公司，谁知美林证券半路杀出来，说服上石化到纽约挂牌，青岛啤酒这才捡了个漏，成为「H股第一家」。
但直到1997年的中国电信，才真正拉开大型国企重组改革、赴海外市场上市的序幕。胡舒立作为当时的前线报道记者，或许是在这一阶段与史美伦结识的。
中国电信（香港）上市有一项创举，就是引入「基石投资者（cornerstoneinvestor）」，这是高盛发明的销售策略。这种做法后来被业界广泛效仿。我们选了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查济民、郭炳湘、李兆基、吴光正、利汉钊八大家族集团，以及中信和光大两大陆企的香港分支作为基石投资者。很快，这些投资者就「消化」了10亿美元额度。这让高盛感到不可思议。
没想到不久赶上亚洲金融风暴，出资人们忧心忡忡。我们请来时任信息产业部长吴基传，在深圳五洲宾馆与基石投资者们会面，以稳固军心。李嘉诚虽然没有出席，但会前让次子李泽楷捎来一句话，「谁退股，我全包下」。
另一个巧合是，2012年，史美伦被中国电信（此中国电信非1997年上市的中国电信）聘为独立董事，同在独董之列的，还有当年的信息产业部长吴基传——他是当时推动电信行业改革的关键人物。两个在十年前共同见证中国移动上市的人，再次产生了奇妙的交集。
如今，史美伦虽然早已卸任中国证监会副部长，但始终与内地保持紧密联系。她在宝钢和中国电信等国企都担任过独董，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身体力行」——她就任内地期间推出的多项改革措施里，独董制度正是其中之一。
前几天，这位「铁娘子」又被聘任为蚂蚁集团独立董事，被外界解读为蚂蚁集团「在合规的路上更进一步」。
史美伦一直说，香港金融市场是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桥梁。实际上，她自己也扮演着连接内地与香港的中间人角色。史美伦最新的职务是港交所主席，由过去的「监管者」转变为「推广者」。
继她深度参与的本世纪初大型国有企业赴港上市潮后，2018年港交所发起「同股不同权」改革后，小米等新经济公司开启了新一轮赴港上市潮，再次为港交所注入生机。对于香港来说，蚂蚁集团将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超级大单」。
去年10月，史美伦在金融街论坛年会上提供了一组数据：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有1351家内地企业在港上市，占中国香港上市公司总数的一半以上，内地企业在港交所的总市值占比已经超过75%。
内地需要香港，香港更需要内地。
今年2月4日，农历大年初四，港交所内部举办了新春开市仪式，主席史美伦和行政总裁欧冠升一起主持敲锣。随后港交所发布短片，史美伦和欧冠升分别用普通话和英语向公众拜年，短片结尾，两人一起用普通话说：「恭喜、恭喜！」
您当前使用的浏览器版本过低，导致网站不能正常访问，建议升级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