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京大学副教授陈江最不自信的一门课。200多双眼睛审视着他。整个国家有5亿多名游戏玩家，而讲台下这些出生在2000年前后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比他这位70后更了解游戏。
今年2月，这门名叫《电子游戏通论》的公共选修课首次出现在北大的选课系统里。开课后，教室里人满为患，还有学生搬着凳子来旁听。
媒体记者也涌向课堂。“电竞课”“上课教打游戏”等标签将陈江推上风口浪尖。赞扬和批评两种声音此起彼伏。陈江需要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的意图向提问者讲清楚。
“我想让学生看到好游戏，远离坏游戏。”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我有自己的游戏观，同学们可以吸收我的，最终也能形成自己的游戏观。”
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发布的《2017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这一年，国内游戏市场的销售收入达到2036.1亿元，用户规模达5.83亿人。
3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就开过《游戏研究与游戏化实践》课程，开课教师刘梦霏感慨：“关于游戏的通论课程早就该开，但是我们现在开了课竟然要成为新闻。”
她向记者介绍，国外开展游戏研究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该领域重要的学术会议上，很少看到中国学者的面孔。直到现在，国内学术界还有相当多的人在“妖魔化”游戏，“如果你不做点什么，这件事不会自然改变的。”
步子可以迈得慢，但是不能不做
对游戏的持久兴趣，不全是这位以无线通信和电路系统为研究领域的学者开课的动力。去年夏季，一位从事游戏业的朋友告诉陈江，自己参与运营的一款游戏处于舆论漩涡中。谈起怎样理解这个现象时，陈江开课的心思被激活了。
“那时候的眼光不像现在，还觉得这个事儿很简单。电子游戏已经是娱乐业最大的支柱，从事的人很多，然后中间游戏有哪些问题我就也讲一下呗。”
备课越多，陈江越觉得这门课“值得所有人听”。今年1月，陈江带着拟好的课程提纲来到深圳的腾讯公司总部，与游戏部门的员工谈了整整两天。这家公司正是《王者荣耀》的出品方。
回到北大，陈江洋洋洒洒写了五六页纸，向校方陈述开课的理由。除了不可不谈的产业，其中一条还写着：为了避免“中国的文化市场被外国占领”。
北大元培学院大四学生刘翔宇在课上听到陈江自述玩游戏的经历，感到“非常亲切”。他在大二时就决定将来要进入游戏业。为此，他转专业从零开始学习编程，即使要推迟一年毕业。
这个关于“游戏”的职业理想在刘翔宇眼中毫不“儿戏”。对于这个伴随着电子游戏长大的学生而言，北大不缺计算机师资，也不缺玩家，却迟迟没有出现真正理解游戏的老师。
他从同学那里听说了陈江的游戏课，选课是因为迫切地想“再加深对游戏行业的了解”，“多认识一些同好”。
第一节课上，陈江举了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例子，列举了该校与游戏关联的本科、硕士专业列表，共有17个，分布于电影艺术学院、工程学院、美术学院、教育学院。而在北大，他仅仅是第二个开游戏课的教师。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今年50岁的她自称“不懂游戏”。但8年前，当儿子把她按在宾馆的一台旧电脑前逼她体验一把游戏时，“那一刹那，我能感觉到文学完了，电影完了，未来是游戏的世界”。
“游戏是网络时代的主导文艺形式。”邵燕君对此深信不疑。就像8年前她感受到的，“那艘大船渐行渐远，我注定要被留在岸上了。但是作为老师，我不能让学生也一起留在这。”
这与陈江的感受非常相似。“北大的步子可以迈得慢，但是不能不做。”他在选课结束前将课程限定人数从120人提高到150人，还是有很多人没选上。他认为，这可能是过去多少年需求的“存量”，也许到了明年，选课人数就不会这么多。
像玩游戏一样上课
他设计了一整套评分体系：学生要从头开始“纸上谈兵”地设计和运营一款游戏，要进行游戏评析，还要自选角度写一篇课程论文。这些决定他们的课程成绩。
课程过半，刘翔宇已经觉得满意。“我感觉上课最爽的一点是，老师把我想说的话都表达出来了。”他想让身边的一些人知道，《王者荣耀》这类手游并不是游戏的全部。在这门课上，他觉得“就像闭关苦学多年后突然来到了大学堂”，有人懂他，更懂游戏。
陈江把游戏从各种角度耐心地拆解开来。他没有直接给出好游戏的定义，却在庖丁解牛的过程中，把好游戏该有的要素一一道出：制作精良，想象力丰富，在独特的故事情节中给人启发……
刘梦霏遇到过一款她心目中的“好游戏”。那款游戏单靠玩家个人无法打到结局。最终考验来临前，满屏的飞弹避无可避，但是在角色濒临死亡之际，会得到复活的机会，屏幕上会出现一行小字，告诉玩家是某位陌生人给了这次复活的机会。这时，真正的结局到来。复活后的玩家面临一次选择：你愿意捐出自己的全部，来帮助不知在何处的陌生人复活吗？
按下“确定”键并不容易，玩家在游戏里上百小时的数据将因此归零。但是想到赋予了游戏角色第二次生命的陌生人，刘梦霏点了“确定”。“那一瞬间，我真的热泪盈眶。”她说，“我在游戏里，体会到什么叫完全的利他主义。”而在现实中，她表示很难找到相同的感动。
刘梦霏授课时面对的学生是20多位北师大的研究生，她直接把课程变成了一次游戏。“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NPC(非玩家控制角色)。”刘梦霏告诉记者，“课程被设计成一个升级打怪的过程。我给他们任务和工具，由他们为自己获取分数。”
第一堂课，刘梦霏就请学生用本子在“游戏”中各自“建档”。他们要在第一页为自己画出“玩家画像”，写出自己的游戏史，以及对游戏的定义。课程让这些年轻人第一次知道，原来玩家类型分成杀手、征服者、社交家和探索者4种。每种人享受着游戏不同的乐趣，或征服其他玩家和游戏设计者，或结交朋友，或单纯探索游戏的各种可能性。
而她自己的定义是：“电子游戏的本质是一种工业社会之下，基于玩家的主动参与，以平等和自由为特点的媒介。”
她惊喜地看到，一学期结束，很多学生从对游戏一无所知甚至带有偏见，到学会了把游戏作为改变自己生活点滴的工具。一次期末展示环节令她印象颇深，一位女生设计了一款游戏，用来解决情侣吵架后谁先开口说话的问题。
“从人出发，最后一堂课也在人中结束。”刘梦霏说。在梳理了学术界关于游戏的若干个定义之后，她发现，这些定义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大写的“人”。
社会需要培养游戏素养
现代社会进程中，电子游戏多年来一直是一门富有挑战性的“课程”。
对游戏暴力和色情场面的争议几乎伴随着电子游戏的整个历史。在美国，长达20年的论战后，1994年互动数字软件协会成立，定出一套分级制度。游戏的“名声”有所扭转，但是“游戏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诟病依然屡见报端。
据刘梦霏观察，与美国不同的是，国内长期徘徊在“战网魔”“战网瘾”的阶段，主流学术界、大众媒体大都“妖魔化”游戏，迟迟没有把讨论推进到下一个层次：5亿人握在手里的游戏无法被消灭，社会该如何与它共处？
为游戏“扫盲”成了刘梦霏工作的一部分。她一边面对着并不友善的质疑，一边还要时不时回答身边家长的求助，提供让孩子避免沉迷游戏的建议。
她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游戏课包裹上“游戏化实践”的外衣。“多数人不理解游戏这种东西有什么用，还会问，研究游戏这个东西对找工作有什么帮助？”而在国外，游戏已然支撑了庞大的就业，成为大众的生活方式。
这种讨论在近两年显得尤为密集。忧心忡忡的家长视野里，总有一些暴力血腥、“文化姿态不高”、诱使人付费、玩物丧志的游戏。“他们已经拿游戏没办法了。但是对游戏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没有任何建设性。”
刘梦霏认为，“整个社会需要培养一种游戏素养。我们有文学素养，知道书有好坏，而游戏素养也是一样的，游戏也有好坏”。而不是像现在，“讲到书，我们知道是一本书不好。但是讲到《王者荣耀》(或别的某款游戏)不好，却说所有游戏都不好”。
游戏设计师通过0与1的变换，塑造出一个与现实或相似或迥异的世界。玩家能在高度复原的佛罗伦萨屋顶跳跃，能重温大航海时代驾着帆船的艰辛，能经营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也能亲身经历“舆论暴力”的漩涡。刘梦霏觉得，电子游戏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游戏中玩家的努力能获得数据直接的反馈。这对让“工业社会里被异化的人”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意义至关重要。
“游戏长久以来一直被人忽视的一点是，它能让玩家体会到人性和社会的复杂性，这种代入感比以往任何媒介形式都要好。”刘梦霏说到兴起，可以像个游戏迷那样滔滔不绝介绍一款教人反思“民意”的游戏。
刘翔宇的爸爸曾是他的游戏“导师”。三四岁时，他就坐在一旁观看爸爸玩《红色警戒》《暗黑破坏神2》，有一次，他一激动还把小乳牙咬了下来。但是现在，刘翔宇可以自信地告诉任何人自己想投身游戏行业，唯独说不通自己的父母，也不敢把最新款的PlayStation(一款家用游戏机)买回家。
课开了两个月，有不止一位同学向陈江咨询，表达想进入游戏行业工作的意愿。北大开游戏课引起了一些争议，但远远小于陈江的预期。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曾撰文反对北大的“游戏课”，认为“风向标错了”：“兼容并包不应该以可能牺牲青少年身心健康为代价，孩子的理解力无法上升到高校设立课程的初衷，家长的监督力却可能就此毁于一旦。”
陈江的眼光放在了行业的“道”的建设上。他认为，“北大的同学未来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可能权重会大一点，因此要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果成为游戏行业的从业者，(希望)他们的游戏观很正，而不是只是钻研玩家的心理，让游戏公司赚更多的钱。”
外界并不清楚，两家国内主流的游戏公司也会走进陈江的课堂，但是陈江在“商业”面前选择保持谨慎。游戏公司只能占用有限的时长，并且要提前一周把展示内容的草稿交给陈江，“如果有说得太‘过’的部分，还要纠正一下。”
陈江觉得，未来要逐步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如何让玩家意识到真实与虚拟的分野，“让游戏就是游戏”；引入心理专家、探讨游戏分级制度、在游戏中设计更专业的防沉迷机制。
研究游戏已有10年的刘梦霏认为，一个对游戏有着健康观念的社会，不能只是空谈游戏的罪与罚，而要通过课程等方式一点点改变，“偏见不会自动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