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及其后的君王关爱百姓、选贤任能、善于纳谏的结果。唐太宗身居高位而谦恭待人、大度容人，敢用反对过自己的人，励精图治，视“华夷如一”不仅是唐代盛世伟业的开创者，更为后世树立了治世的典范。
唐代对外交通和商业的发展，远远超越前代，在中国的都城里定居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等，带来了开放的文化环境，不仅继承了南北朝文化发展的水平，而且，广泛地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营养，西方宗教诸如：景教、摩尼教、祆教、伊斯兰教、拜火教等传入中国，与盛行的道教、佛教、儒教并存，唐太宗既尊崇儒学，又扶持道教和佛教。唐代有完善的祭祀天地、神明和宗庙的祭祀制度，人们敬天信神，尊道崇德，读圣贤书，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儒家的“仁者爱人”，道家的“悟道证真”，佛家的“慈悲普度”，在这些正统信仰的影响下，人们明了做人的理念，保持质朴、善良、纯真的本性，追求真理，坚定为善。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灿烂辉煌的繁荣时代。
唐文化的特有气质，正是这种“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精神。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种精神造就了唐代的“充实而又光辉”的文化繁荣时代，使我国传统文化进入了一个异彩纷呈、奇峰迭起的时期。
雕版印刷、天文历算、医学、地理学都有发明和发展，文学艺术更是丰富多彩，绚丽多姿。文学、史学、音乐舞蹈、建筑雕刻、绘画书法交相辉映，画论诗论交融渗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艺术家的思想，扩大了艺术家们的视野。
博大、雄浑、深远、超逸，无不体现着时代的风格和精神。李白“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杜甫的“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唐太宗提出“柔怀万国”的睦邻友好政策，贞观之治为邻近列国所仰慕，和中国有使节往来的国家和部落已经超过了三百个，于是朝廷设立鸿胪寺、典客署和礼宾院等外事机构，专门接待外宾。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纷派使节，而有“万国遣使”的盛况。
唐很多措施许多国家甚至是照搬过去直接来用。许多外国的王侯、使臣、留学生、艺人、僧侣都来到唐朝，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国子监成为世界上最可观的高等学府。仅日本一国先后十九次派出的遣唐使，就有五千人以上。
唐代文化不仅以辉煌的成就使华夏文明璀璨夺目，而且以深刻的内涵、强大的力度远播世界，使唐代文化成为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辐射的文化源地，在世界文化史上映照古今。它是中华民族史册上一幅亮丽的历史画卷，它是华夏儿女的骄傲和自豪！人们怀念和向往记忆中永远清晰的盛世天朝，无限景仰唐太宗的正义、仁爱和宽广的胸怀。由于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也由于科举制盛行而带来的广大知识分子的仕进愿望十分强烈的社会氛围，唐人的心理状态、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李白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李白的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还是个谜。他的少年时代，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蜀中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青城、峨眉的好几位著名道士，是开元年间很受朝廷重视的人物。
贺知章曾称他为“谪仙人”，他也以“谪仙人”自居，同样出于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人生的向往。他的明朗、自信、壮大、奔放的感情，也基于这样的人生向往。李白人格的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的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的高度升华的产物。经人荐举，天宝元年（７４２），李白奉召入京，供奉翰林。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置于金鸾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驾出鸿都，身骑青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诗仙李白当了翰林院待诏，唐玄宗李隆基与宠妃杨玉环在沉香亭赏花，召翰林李白吟诗助兴，李白即席写就《清平调》三首：
其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其二：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其三：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槛杆。
李隆基大喜，赐饮。大太监高力士地位显赫，天子称他为兄，诸王称他为翁，驸马、宰相还要称他一声公公，何等神气！但李白借着醉酒，竟令高力士为他脱靴！高力士为报此脱靴之辱，借《清平调》中“可怜飞燕倚新妆”句所用赵飞燕一典，说是暗喻杨贵妃，赵飞燕因貌美受宠于汉成帝，立为皇后，后因淫乱后宫被废为庶人，自杀。李隆基听信了高力士谗毁，天宝三载，李隆基以“赐金放还”的名义迫其离开长安，彻底粉碎了政治幻想。后来文人用“力士脱靴”来形容文人任性饮酒，不畏权贵，不受拘束。
李白和杜甫—中国诗歌灿烂星空中的双子星座。他们生活在唐朝由全盛到逐步衰退的时期，坎坷的生涯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离开朝廷，与杜甫在洛阳相见，尔后同往开封、商丘游历，次年他们又同游山东，“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亲同手足。李白比杜甫年长11岁，但对杜甫非常敬重。杜甫盼望与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忠王府裙板上有一幅李白杜甫“重与细论文”的雕刻图，你看日已西沉，两人“论文”正酣，颇为传神。
四、宋人雅赏
2000多年的帝制时期做一个对折，那么宋代差不多正好是在它的中段。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宋代的特点尤为突出。
上世纪学者严复在致熊纯如的信中写道：“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
宋代天时、地利碰到了很多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12世纪是中国近千年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向南谋求更广阔的空间，因而对宋造成很大压力；黄河频繁决口，又对农业生产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宋朝的经济充满活力，“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绿色革命”、“货币革命”，“城市革命”等提法。四大发明里，有三大发明——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技术的完善和对外传播都是在宋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认为，宋代疆域虽不广袤，但其统治的纵深度、文化的凝聚力却是前朝难以比拟的。用学者陈来的话说：“这是一个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时代。”
宋代的科举制度相当完善，考试相对来说比较公平公正。当然这也需要一些技术手段来保证。比如，过去的试卷，名字都是写在上面的，到了宋代就把考生的名字粘起来，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高考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官官相护，使得平民子弟能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到科举成功的行列中来。北宋时有人说“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到了南宋，更有人把它概括为“取士不问家世”。一个人的家庭背景相对来说越来越淡化了，出身寒门的人自己报名就可以参加考试，可以有机会脱颖而出，所以是通过制度的严密化使得上升的通道向更多的社会阶层开放。
“新儒学”（理学）宋代的大放异彩。新儒学也是宋代的时代精神，只有在开放的态势下才会有学术的真正成就和演进。理学家增强了中国儒生的节操观念、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但立场过于单纯，无法脱离被安排的环境。也正是在宋代，教育开始普及。当时，科举落第者往往会回到乡里，成为乡里事务的组织者，或者开私塾来教书。
“腹有诗书气自华”，宋代士大夫生活情趣和审美情趣普遍高雅化，上层士大夫以追求儒雅，厌弃“金玉锦绣”、错彩镂金，嗜尚“蔬笋气”、“山林气”，欣赏出水芙蓉，雅淡神逸，鄙视粗俗的声色狗马、朝歌暮嬉的感官享受。阮葵生《茶余客话》谈到，苏轼以女妓丝竹招待俗客，自己则数日不与交谈；招待雅士则屏妓丝竹，坐谈累日。黄庭坚自言，三日不读《汉书》，便觉得俗气逼人。“嗜酒豪纵，不治绳检”时称“泼韩五”的抗金名将韩世忠，文化程度不太高，且素来以“子曰”鄙称读书人，在他被解除兵权以后，也出现“雅化”变异，“逍遥家居，常顶一字巾，跨驳骡，周游湖山”，俨然高人雅士。即使身处困踬环境，仍能保持其高雅的精神气质而不肯从俗。
1、周敦颐爱莲
宋代理学大兴，理学是十分精致的哲学，思理见性的理学，形成了“濂洛风雅”。“洛下五子”之一的周敦颐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唐人对荷花的关照，大多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式的印象式把握；而宋人在体物传神上，特别有独到处。重视物的气骨风韵。
清张潮称“莲以濂溪为知己”，指的是以“濂溪自号”的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雅好佳山水，复喜吟咏”，酷爱雅丽端庄、清幽玉洁的莲花，曾筑室庐山莲花峰下小溪上。知南康军时，在府署东侧挖池种莲，名为爱莲池，池宽十余丈，中间有一石台，台上有六角亭，两侧有“之”字桥。
写了情理交融、风韵俊朗的《爱莲说》，对莲作了细致传神的描绘：“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莲，花之君子也。”由理而入，复转入形，有理有形，特别透彻而传神。赞美了莲花的清香、洁净、亭立、修整的特性与飘逸、脱俗的神采，比喻了人性的至善、清净和不染。周敦颐以“濂溪自号”，把莲花的特质和君子的品格浑然熔铸，实际上也兼融了佛学的因缘，构成后世园林中远香堂、藕香榭、曲水荷香、香远益清等园林景点意境。盛夏周敦颐双手背在后面，漫步濂溪池畔，欣赏着清香缕缕、随风飘逸的莲花，口诵《爱莲说》，小童紧随其后，为他打扇。狮子林裙板上另一幅爱莲图上，周敦颐坐在濂溪边枫树下的石岩上，手持葵扇，濂溪中的荷花亭亭玉立，小童采了一枝美丽的荷花给周敦颐看。留园的周敦颐爱莲图，小童在濂溪边兴奋地指画着，周敦颐坐在溪边岩石上，手持葵扇朝荷花池指画着，似乎和小童在交谈。
2、林和靖爱梅鹤
“唐重牡丹”，牡丹之雍容华贵、富丽娇美，与大唐之国运、风度、气派相匹配，几乎是它无可挑剔的形象表证。而宋爱梅花，其实也与宋朝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及文化态势的发展有关系。享有“花之魁”称誉的梅花，并非因俏艳走红，而是以其独特的韵致和格调居高。咏梅之要，贵在咏其“格”而歌其“韵”。
对宋人（主要是文人、士族）来说，“梅花”首先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标格。文天祥志趣相类的好友谢枋得《武夷山中》：“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无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梅花”就是他精神追求的崇高目标了。为了逃避追索，更不愿迎合元军、蒙古贵族的“征召”，他坚持民族气节隐居山里十余年。最后，以绝食相殉。梅花的神清骨爽，娴静优雅，与遗世独立的隐士姿态颇为相契，深合崇雅绌俗的宋人时代心理，宋文人爱梅赏梅，蔚为风尚，他们托梅寄志，以梅花在凄风苦雨中孤寂而顽强地开放，执着、机敏、坚韧，孤芳自赏，象征不改初衷的赤诚之心。文人雅客赏其醉人心目的风韵美和独特的神姿。
林和靖是北宋著名的隐逸诗人，隐于杭州西湖孤山，足不及城市近二十年，不娶妻子，唯在居室周围种梅养鹤，人称他妻梅子鹤。独立不倚，不附不随，洁身自好和避俗远浊的个性是梅花所以高洁的基本特质。林逋隐于孤山，不受封赏，不入城市数十年，甚至非常欣然地说出：“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清楚地表明他是无一丝一毫媚骨和谀色的。
宋代文人具有这种高贵的气质，即使受到贬斥与流放时也不愿低下高昂的头颅与挺直的腰板。
林和靖的《山园小梅》诗：
“群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尤其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写尽了梅花的风韵。成为咏梅绝唱。东坡先生称其“先生可是绝伦人，神清古冷无尘俗”。（《书林逋诗后》）
宋代文人具有这种高贵的气质，即使受到贬斥与流放时也不愿低下高昂的头颅与挺直的腰板。林和靖的《山园小梅》诗：“群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尤其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写尽了梅花的风韵。成为咏梅绝唱。东坡先生称其“先生可是绝伦人，神清古冷无尘俗”。（《书林逋诗后》）
以“疏影”、“暗香”写梅，形神兼备，曲尽梅之风姿；又以水、月陪衬，更能凸现梅花耐孤寂寒冷，不趋时附势的高贵品格。以梅喻己，是宋人梅花诗词在思想内容上的一个重要特点。以致于“疏影”、“暗香”二词还成了后人填写梅词的调名。南宋诗人王十朋甚至断言：“暗香和月入佳句，压尽千古无侍才。”
苏东坡批评诗友王曼卿不懂得“梅格”，他以神来之笔写出了红梅的“风流标格”：“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枝。”（《定风波红梅》）是说即使红梅偶露红妆，光采照人，但仍保留着斗雪凌霜的孤傲瘦劲的本性。这实际上是词人自我品格的生动写照。
南宋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人，他们都是力主抗金的爱国志士，有共同的政治抱负，也都爱以梅花的标格比拟自己。陆游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是在以梅花的劲节自比。“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陆游的这句名诗，可视为宋人爱梅心态的生动写照。陈亮《浪淘沙梅》一词中有“墙外红尘飞不到，彻骨清寒”之句，乃以梅花的清高自比。辛弃疾喟叹“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临江仙探梅》）则以梅花冰肌玉骨的仪态自诩。
宋人的恋梅之风，蔚成时代大潮，并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植梅、赏梅、画梅、写梅的趣闻佳话。在这股强大的热潮推动下，宋代的诗人词客大多有多首梅花诗词存世。如陈亮有梅词9首，苏轼有梅诗50余首，更有那位堪称“咏梅专业户”的张道洽，一生写梅诗300多首，且“篇有意，句有韵”（元代诗人方回赞语），被传为咏梅史上的佳话。
据载，南宋初有个叫黄大舆的，搜集诸咏家梅词400多阙，辑为《梅苑》词集，可见当时风气之盛。而建炎以后，词家填写的梅词就更多了。咏家蜂起，名流加盟，诗词并茂，量多质好，可视为两宋咏梅热中的亮点。
忠王府的“林和靖爱梅”图，一小童肩扛一枝梅花，林和靖拄杖相迎。陈御史花园裙板上刻的林和靖头戴斗篷，站在梅花树下，一小童肩扛一枝枝干虬曲的梅花枝。留园的“林和靖爱梅”图上，一小童肩扛一枝梅花，林和靖在梅花树下。天平山垂脊上“林和靖爱梅”堆塑，林和靖手持拐杖，旁有枝干虬曲的梅花，怀里拥一个笑吟吟的天真可爱的孩子。
宋沈括《梦溪笔谈人事二》：“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尝以鹤飞为验也。”
相传林和靖从家乡奉化带去两鹤，经他驯化，善解人意，林和靖纵之飞入云霄，盘旋于西湖山水之间，尔后复归笼中，林和靖爱逾珍宝。双鹤还会报讯，林和靖常泛舟游西湖诸寺院，家中每有客至，小童即延客小坐，随即开笼纵鹤。在西湖游览的林和靖见家鹤飞翔，便知有客来访，即乘小舟而归。清陆隽《竹枝词》：“林家处士住孤山，双鹤飞飞去复还。懊恨儿家不如鹤，梅花香里一身闲。”
留园活泼泼地裙板上，小童在逗鹤，一鹤张开翅膀翔舞在林和靖前面，林则俯身趋前，似乎在和鹤交谈。忠王府裙板上的仙鹤，背似龟背，正昂头伸脖，似乎也在和林和靖面谈。
3、全才型文化品格的代表人物——苏东坡
苏轼是具全才型文化品格的代表人物。他“以儒治世、以佛静心、以道修身”,说明宋代隐逸文化已经内化为人的心理需求,宋代文人更看重人内心的解脱与超越,这是对前代隐逸思想的继承和突破。
中国隐逸之风源远流长而又异彩纷呈。从老子的“道隐”和庄子的“心隐”,到魏晋南北朝的“林隐”,从中唐白居易的“中隐”,再到北宋苏轼的“仕隐”,从而达到了一个极致。宋代文人尊隐羡隐的倾向是普遍存在的,而北宋文人往往是集官僚、政治家、文学家于一身的。
美学家李泽厚称：“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又一生崇道，并不断地试验、实践道教的生活方式，企图炼成内丹，成为神仙式的人物，晚年几乎成为一个道士。还写了数百首涉及自己炼内功、求神仙的诗歌，故后人称他为“坡仙”。
“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苏轼，特别爱梅花，因为梅花也是“尚余孤瘦雪霜枝。寒心未肯随春态”，梅格和苏轼的人格太相似，苏轼赏梅，独赏其清韵高格，他写有四十多首咏梅诗词，均能写其韵，赞其格。如赞白梅“洗尽铅华见雪肌，要将真色斗生枝”，冰清玉洁；赞红梅“酒晕无端上玉肌”，撩人之心。
忠王府和陈御史花园裙板上都刻有“苏轼夜游赤壁”图，明月当空，山腰祥云舒卷、梅枝倒垂、松树挺立，山崖下，浪花拍岸，苏轼坐在船上，面对摇桨的人，再现了苏轼《赤壁赋》的意境：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士大夫们既享受“红袖添香”的风流，又追求“夜读书”的清雅。热衷于“园林雅赏”、“书斋雅玩”，诸如：赏雨茅屋、观摩名画、把玩古器、收藏鼎彝。书画家米芾的宝晋斋专收藏晋人法帖。陆游《幽事》：“快日明窗闲试墨，寒泉古鼎自煎茶。”“展画发古香，弄笔娱昼寂。”
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序》：“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砚……明窗镜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文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研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
自谓“赵、李族寒，素贫俭”的金石学家赵明诚和词人李清照夫妇，“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又说“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嗜雅风尚可见一斑。
玩，本义是以手玩弄玉，原本就是精雅之事。文玩，就是文人书斋之玩，北宋诗人苏子美曾赞美道：“笔砚精良，人生一乐。”砚，更是“文房四宝”之一。宋代大书法家蔡襄《文房四说》：“新作无池研，龙尾石罗纹，金星如玉者佳。纸，澄心堂有存者，殊绝品也。墨，有李庭珪、承晏为独步。”米芾爱砚、赏砚、鉴砚，身体力行。著有《砚史》一书，对各种古砚的品样，以及端州、歙州等石砚的异同优劣，均有详细解释，倡言“器以用为功，石理以发墨为上”。可见“俗人之玩，合当令其丧志。君子之雅，识性应可无忧。”
苏轼平生爱玩砚。文房四宝之一的砚，为文人宝爱，苏轼平生爱玩砚，对砚颇有研究，自称平生以“字画为业，砚为田”。曾在徽州获歙砚，誉之为涩不留笔，滑不拒墨。对龙尾砚也情有所钟，写有《眉子砚歌》、《张几仲有龙尾子砚以铜剑易之》、《龙尾石砚寄犹子远》等诗歌。
陈御史花园的裙板上刻有“苏轼玩砚”图：竹下、篱边，小童和苏轼各持一砚，苏轼神情专注地欣赏着砚台。忠王府“苏轼玩砚”图：松石下，小童持砚，苏轼俯身细看。颐和园彩画：苏轼玩砚。
4、米芾拜石
石崇拜是地景崇拜的产物，但将其作为审美对象点缀的园林中盛行在唐，至宋达到巅峰。文人给天然奇石涂抹了浓浓的人文色彩，开创了中国赏石文化的全新时代。宋徽宗的书画学博士米芾，“宝晋斋”周围，“高梧丛竹，林樾禽弄”，斋内，“异书古图，左右栖列”，集百氏妙迹于此而展玩，拊琴赋诗，悠闲雅逸之气，可以想见。米芾性格乖僻，爱石成癖，极爱清洁，人称“米颠”。
五、云林逸韵
蒙古统治者不让汉人影响过大，于是各方求才，聘任于政府的有波斯人、回纥人、东欧人等，统称为“色目”人，如聘西藏的八思巴为国师，以喇嘛教为国教，挽留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参与国家机密达17年之久，使波斯人阿哈默德为宰相，迎罗马教皇之使者，起天主教会堂等，具有国际色彩，这些皆与汉族各朝大异其趣。
元末江淮、杭州畔烽烟四起，士人多迁居城镇。谢徽《侨吴集附录》曾这样说：“（姑苏）民俗富而淳，财赋强而盛。故达官贵人、豪隽之士与夫羁旅逸客无不喜游而侨焉。”
太尉张士诚“颇以仁厚有称于其下，开宾贤馆，以礼羁寓”，“一时士人被难，择地视东南若归”。于是，姑苏、昆山、华亭等林薮之美，池台之胜，远近闻名。江南小城镇吸引了大批士人，促使小城镇文化的兴盛和城镇士人园的发展。
文人有的隐逸于山林，有的寄情于书画，表达自己“超凡脱俗”的情趣，抒发抑郁苦闷的心境。其中以毕生精力从事绘画，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元四家”，受元初画家赵孟頫的复古理论影响，师法五代、北宋山水画传统，又各具独特风貌，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元四家”中的佼佼者倪瓒（1306—1374），字元镇，号云林，江苏无锡人。倪瓒在长兄的关怀和宠爱下，过着优裕闲适的生活。家中有秀雅的园林，园中有清閟阁，阁内藏有经史子集、佛经道藏和钟鼎彝器等古玩。还有云林堂、萧闲仙亭、朱阳宾馆、海岳翁书画轩等。倪瓒有营构园林的艺术实践，也有陶醉于园林的闲适体验。他的绘画体现了元画“高逸”的最高峰，而他的“逸笔草草”、“聊以写胸中逸气”，也最能道出元代绘画的精神。因此，倪瓒在意识史上具有至高地位，明代中期“云林戏墨，江东之家以有无为清浊”富贵人家以有云林画作为炫耀资本。清王原祁称其为“四家第一逸品”，乾隆皇帝也说：“元四大家，独云林格韵尤超，世称逸品。”
董其昌激赏道：“迂翁画在胜国时可称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历代惟张志和、卢鸿可无愧色。宋人中米襄阳在蹊径之外，馀皆从陶铸而成。元之能者虽多，然禀承宗法，稍加萧散耳。吴仲老大有神气，黄子久特妙风格，王叔明奄有前规，而三家皆有纵横习气。独云林古淡天真，米痴后一人而已。”倪云林一生不愿为官，“屏虑释累，黄冠野服，浮游湖山间。”
倪瓒爱洁如癖，甚至“一盥颒（洗手洗脸）易水数十次，冠服数十次振拂”，“斋阁前植杂色花卉，下以白乳甃其隙，时加汛濯。花叶坠下，则以长竿黐（粘）取之，恐人足侵污也。”文房拾物，两童轮转拂尘，须臾弗停。庭前有树，旦夕汲水揩洗，竟至槁死。相传，仆人每日挑来的山泉，倪瓒只吃前面的一桶。他说后面那桶有屁粪味，只配洗脚。仆人不信，某天挑水快到家时，故意将前后两桶水打了个颠倒。倪瓒喝茶时，说喝出了屁粪味，遂将仆人痛打一顿，逐出门去。新来的仆人知道主人道行的深浅，前后水桶从不敢换位。可有一天，倪瓒还是吃出水中有异味，责问仆人：“奴才，你将前后桶换过了？”仆人忙说：“老爷，小人不敢。”“你挑水时放屁了？”“小人也不曾放屁。”“那水中何来的臭味，坏了我的燕窝。”仆人厚道，赶紧解释：“老爷，小人挑水时打了个喷嚏，小人口臭。”
元末诗人杨廉夫（杨维桢）耽好声色，一日与元镇会饮友人家，廉夫脱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坐客传饮，名曰鞋杯。元镇素有洁疾，见之大怒，翻案而起，连呼龌龊而去。居然用小脚歌妓的鞋装酒杯，还美其名为“鞋杯”，难怪性情雅洁的倪云林（元镇）要大怒而去了，倪云林代表雅正的传统类文人。据明人王锜《寓圃杂记云林遗事》记载：“倪云林洁病，自古所无。晚年避地光福徐氏……云林归，徐往谒，慕其清秘阁，恳之得入。偶出一唾，云林命仆遶阁觅其唾处，不得，因自觅，得于桐树之根，遽命扛水洗其树不已。徐大惭而出。”梧桐，又名青桐，青，清也、澄也，与心境澄澈、一无尘俗气的名士的人格精神同构。自此，洗桐成为文人洁身自好的象征。
狮子林洗桐图，梧桐树两三棵，云林坐在树旁岩石上，一伙计手拿抹布仔细地洗擦着树干，大水盆放在梧桐树下，树旁栏杆清晰可见。
初张士诚弟士信，闻倪善画，使人持绢，侑以重币，欲求其笔。倪怒曰：“倪瓒不能为王门画师！"即裂去其绢。士信深衔之。一日士信与诸文士游太湖，闻小舟中有异香。士信曰：此必一胜流。急傍舟近之，乃倪也。士信大怒，即欲手刃之。诸人力为营救，然犹鞭倪数十；倪竟不吐一语。后有人问之曰："君初窘辱，而一语不发，何也？”倪云：“一说便俗。”
或又言：元镇因香被执，囚于有司，每传食，命狱卒举案齐眉。卒问其故，不答。旁曰："恐汝唾沫及饭耳。"卒怒，锁之溺器侧。众虽为祈免，愤哽竟成脾泄。今人以太祖投之厕中，谬也。明初，朱元璋曾召倪瓒进京供职，他坚辞不赴。明洪武五年(1372)五月二十七日作《题彦真屋》诗云：“只傍清水不染尘。”表示不愿做官。他在画上题诗书款只写甲子纪年，不用洪武组年。
苏州园林建筑装饰中的“文人八爱”，经过数千年历史的熔炼沉淀至今，积淀着的历代文人的风雅：无论是王羲之嬉鹅的潇洒、“俯仰之间皆为陈迹”的咏叹、还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都掩藏不住魏晋时代的悲凉。无论是“谪仙”李白醉酒的狂傲、竹溪六逸的，都影射出盛唐自信、自傲的风采；无论是周敦颐独具只眼赏莲、林和靖爱梅的痴情、苏东坡观砚植梅的细腻、遨游赤壁的豪情、还是米元章拜石的癫狂，都是大宋孕育的文化奇葩；倪云林的洁癖，亦是汉族知识分子在民族压榨下的自尊。总之，“八爱”虽不能全面反映魏晋至明初的社会文化精神，但管中窥豹，足可概见各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亦已成为吴地崇文心理的物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