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的困境下，却有一类也以“养”字打头的院落甚是清闲。甚至，不少还“华丽转身”，成了商业馆所。它们就是政府部门的闲置疗养院。
闲置政府疗养院的商业“转身”
当北京市政协委员闫文辉走入位于平谷金海湖风景区内的北京市教工休养院，他为这类疗养院的“惨淡”而吃惊。
“风景好，设施也很现代化，但没看到多少住客，几乎是半闲置的。”闫文辉对记者说。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总共241间房，目前只有几间客房有人入住。“只有周五、周六人比较多，需要预定。”
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北京多家疗养院或招待所，发现空置现象较为普遍，且多家疗养院已改建成酒店、会议中心。
北京小汤山疗养院工作人员介绍：“床位很多，大概有100多张空床，随时可以入住。”
中国气象局招待所前台服务人员也说，总共150间房，现有空房130多间。“通常是给在气象局培训、开会的人入住的。”相对而言，北京工人疗养院、北京市石景山区民族疗养院等医院类疗养院则床位紧张。
北京铁路职工疗养院员工称，该院现已属于会议型酒店，更名为北京铁路职工培训中心，约有190间住房，现有空房100多间。
“这里的名称还叫疗养院，但实际上已不是疗养院了。”在国家邮政局北京邮电疗养院，前台工作人员这样告诉记者，这里已改为酒店式会议中心。
记者通过网上检索，在其互联网主页上，该疗养院并未更名，而是在国家邮政局北京邮电疗养院后注明“北京邮电会议中心”。主页上介绍，中心客房共368间，大小会议室16间，最多可容纳300人会议和200人宴会。
同样的还有北京十三陵石油疗养院，现在也已改名为北京石油阳光会议中心。
这家会议中心的工作人员称，该中心共有客房326间，春节前只有20～30间出租，但正月十五之后，房间开始紧张。“现在很少有散客和常住客。春节放完假后，我们每个月都会接团，旅行社、公司的团、石油系统内部的大团，都有。”
它们的共同点是，设施和服务已经完全商业化。
据工作人员介绍，北京市教工休养院内有一个人工湖，没有医护人员，但康乐、游泳、台球、保龄球等娱乐设施齐全。“洗浴中心128元/次不限时，包括游泳、桑拿、汗蒸、室内外温泉。”
“据初步调研，北京市各级政府、各委办局所属的度假村、培训中心、招待所、疗养院所、宾馆等，有近百家。这些机构多数处于亏损经营状态，甚至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特别是中央提出‘反四风’以来，这些机构的经营状况更是举步维艰。”闫文辉说。
他的说法得到了北京铁路职工疗养院员工的印证：“春节前有各种年会、总结会，就没有100多间空房了。但现在政策不是下来了吗？平时会议也不是很多了。”
而这些改建为商业用途的疗养院价格，则远远高于公办和民办养老院。
记者查询，在北京市民政局网站上，公办养老院价位普遍在1000元/月上下。以鼓楼街道社会福利中心为例，其价格为1100元/月，包括住宿和一日三餐。
而改为会议中心或宾馆的疗养院，基本上每天400元左右。按照1个月30天计算，至少需要消费1万元以上。单价最高的，是北京市教工休养院的豪华套间，费用为2800元/天。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分析说，运行成本不一样，导致了政府办的疗养院和一般公办养老院有很多区别。
“现在，北京市昌平、怀柔等郊区有很多疗养院，过去投资时，都是按照三星、四星级酒店的设施来建设的，那么，收费肯定比较高。”陆杰华说。
疗养院变宾馆，为何不能变养老院？
对于“疗养院变宾馆”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认为并不可取。
“如果当初设计时，是疗养院这种公共服务性设施，还是应该回归本身的定位和功能，与周边的养老服务结合，不应该作为商业用途发展。”杜鹏说。
那么，疗养院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它能改成商务馆所吗？
陆杰华表示，疗养院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一种模式，基本是为体制内人员设计的，不仅是离退休人员，也是在职人员的活动场所。“疗养院无论是变成养老院还是酒店，都涉及到改制的问题。否则，就是没有资质、不合理地运行。”
记者注意到，公立养老院需要到民政部门注册，而营业型酒店则需到工商部门注册。
“如果转为商业用途的疗养院已经转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合理的。”陆杰华说，“比如北京邮电会议中心，就临近高校区，有住宿需求的人不少。”
但事实上，在记者了解到的4家改为会议中心或宾馆的疗养院中，只有两家进行了工商注册。
对此，陆杰华表示：“如果还是体制内的单位，面向社会的话，则会遇到无人监管的问题。整个收入利益如何分配，也是一个问题。”
“一床难求”困境的突破口？
目前，我国的老龄化正被称为“跑步前进”。
2013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我国第一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这份《报告》说，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突破两亿大关，老龄化水平达到14.8%。
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养老设施缺口巨大，已成为未来我国发展的一大隐患。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阎青春在论文《试析养老机构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及原则性建议》中表示，目前国际社会机构养老通行的一般规律，是“养老床位约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左右”。
而根据已公布的数据计算，截至2011年年底，北京市的机构养老床位占老年人口总数的2.9%，即北京每百名老人拥有机构养老床位仅2.9张。
“按每百名老人5张床位的标准计算，北京市的养老床位缺口应为5.5万张。这是2011年的统计数字，近两年，老年人口还有所增长。”闫文辉说。
在床位不足的同时，床位的地域分布也极不均衡。以北京市“城六区”为例，具有品牌优势的市属4家养老院，加上首家四星级敬老院——海淀区四季青敬老院，这5家养老机构的床位都十分紧俏，排队现象严重。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第一社会福利院，是市属的养老机构之一。2013年9月，该福利院一位负责人透露，目前已有1万多人登记排队等候，而该养老院每年只能腾退出50～60个床位。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估算，现在预定一个床位，“至少要等到160年之后，才能入住”。
而与之相对，每家政府闲置疗养院、度假村、培训中心、招待所空闲的100来个床位，就显得如此“金贵”。
“这些建筑设施又大多分布在风景幽静、空气清新的旅游度假区或郊区县，恰好适合老年人居住，而且，水、电、气、热、路等基础设施完善。如果将这些设施整合起来，稍加改造，使其变身为养老院、敬老院、老年公寓，可在短期内收效，比起新建而言，建设周期短，还可降低投资成本，使其发挥最大的功效。”闫文辉说，此举既可缓解养老资源短缺问题，也能增加经营机构的收入。
他在2014年的北京市政协会议上发起提案，就得到了界别的响应，成为集体提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唐钧赞成闫文辉的建议，认为“可以提倡改成养老院”。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教授认为，这项提议可以作为一种积极的探索。“北京市总体来说，需要增加养老床位和养老设施，但实际上，在偏僻的地方也存在大量的闲置。”
但杜鹏也表示，把闲置的度假村等“一刀切”地改造成养老设施，并不一定完全适合。“应当考虑到两个问题，一是能否靠近社区，二是能否改建成适合的养老设施。”
“增加养老床位来满足老年人需求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有的地方位置比较偏，在设计上也不是专门为养老服务的，可能就不太合适。我们现在缺少的，更多是靠近社区、或在社区中就近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设施。”杜鹏说。
陆杰华则对“疗养院改成养老院”的前景并不乐观。
“它对缓解养老困境的作用还不明确，主要源于其管辖部门并非民政部门，90%以上的疗养院不归民政部门掌管。而且，大部分疗养院更愿意通过工商登记的改制，转变为高端的养老机构。”
闫文辉也认识到了这些困难，在提案中提出了“三步走”的建议。
第一步，政府部门应当在养老设施专项规划中，对全区域养老机构进行整体规划，在空间布局、床位设置、建设规模等方面进行合理配置。“同时，还应将养老设施建设，以指标的形式纳入到城市居民区和新农村建设规划中，以确保实现城乡老人就近养老。”
第二步，将现有产权归属各级政府且经营不善的度假村、培训中心、招待所、疗养院所、宾馆等进行资源整合，通过政府协调、评估、并购、收购等形式，对其加以改造完善，强化养老服务功能，使其最大限度地满足养老需求，发挥最大功效。政府还要进行扶持，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先期投入阶段，要给予财政方面的支持，使其顺利完成资源的整合。
第三步，可以采取公办与民办公助、民营、竞标承包等各种方式相结合，对这些整合后的资源统一管理。在管理使用当中，要加强监督和指导，探索和寻求各种运作模式，总结积累经验，使其不断创新和完善。
近日，民政部联合五部门出台《关于加强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我国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
这意味着，养老问题将成为政府越来越重视的民生“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