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Amit和Zott对电子商务中的商业模式进行解读以来，商业模式（BusinessModel）作为产生于应用型管理实务文献中的概念，逐步在主流文献中获得了合法性地位。近年来，有关商业模式创新（BusinessModelInnovation）的研究越来越多。国内学者们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概念内涵、前因变量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力、途径、实施及阻力等进行了综述。陈劲等依托“驱动因素—实现过程—结果影响”分析框架，对商业模式创新研究进行了梳理。
01
样本文献选择与分析框架
1.1样本文献选择
首先，确定文献所属期刊。本文将样本期刊界定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认定的30种核心期刊，这些期刊基本涵盖了管理学领域的所有重要期刊。
1.2样本文献描述
1.3文献综述分析框架
通过阅读整理40篇样本文献发现，商业模式创新在实证研究中有4种变量角色，包括因变量（28篇）、自变量（6篇）、中介变量（5篇）和调节变量（1篇）。其中，以商业模式创新为因变量的研究重点考察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问题，而以商业模式创新为自变量、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的研究考察的是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问题，分别对应商业模式创新作为前置因素、中间过程及情境因素。这样，所有文献都可以按照研究问题归为以上两类，即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研究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因此，本文接下来将从这两个方面对样本文献进行分析。
此外，在梳理已有文献中除商业模式创新以外的其他变量时，本文采用关键词共现分析方法，分别绘制商业模式创新驱动因素文献及影响效应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相对客观地识别其他核心变量的研究层次与类别。结果表明，其他核心变量可以从4个层次进行归类，包括个人（创业者、高管或员工）、组织、组织间以及外部环境。本文将按照这4个层次对样本文献的分析框架进行归纳（见图2）。
02
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
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研究文献共有28篇。图3绘制了这28篇商业模式创新驱动因素研究文献中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2.1人（创业者、高管或员工）作为驱动因素
以人（创业者、高管或员工）作为驱动因素的文献共有12篇，图4绘制了该类研究的分析框架。
在创业者方面，主要考察了包容型领导、创业警觉、用户换位思考以及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效应，同时研究了员工建言行为、创业创造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创业者创业警觉、创业者认知监控、创业者认知风格、员工建言风险感知、外部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在高管方面，主要考察了高管支持、高管建议寻求、高管主动性人格、高管团队异质性以及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效应，同时研究了组织大数据应用能力、组织间跨界搜索及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决策偏好（风险承担偏好和积极自主性）、外部制度压力及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在员工方面，主要考察了员工企业家精神、员工吸收能力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及商业模式应用的正向影响，以及企业文化（官僚型文化、创新型文化）、创新合法性（实用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2.2组织作为驱动因素
以组织作为驱动因素的文献共有7篇，图5绘制了该类研究的分析框架。其重点考察了组织结构、资源与能力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效应。
在组织结构方面，主要考察了组织内信任与知识共享通过促进组织学习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的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如引入更多的非家族成员的重要股东、董事会制度）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促进作用。
在组织资源方面，主要考察了企业资源基础（资源聚合效应、内锁效应）通过促进二元动态能力提升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的正向影响，以及企业IT基础的积极作用。
在组织能力方面，主要考察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方式（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内部知识创造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直接影响，企业组织忘记、市场导向通过作用于关系学习、资源拼凑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环境动荡性、高管管理注意力、企业开放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
2.3组织间关系作为驱动因素
以组织间关系作为驱动因素的文献共有9篇，图6绘制了该类研究的分析框架。其重点考察了组织间外部关系以及网络嵌入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效应。
在组织间外部关系方面，主要考察了技术与市场知识跨界搜寻、行业内与行业外开放学习、外部知识搜索、社会资本、社会联系、社会责任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同时揭示了资源拼凑与资源重构的中介作用，以及管理注意力、组织动态能力、外部环境（环境动荡性、恶性竞争、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
在关系研究以外，还有学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企业家社会网络以及结构与关系嵌入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同时揭示了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以及竞争强度、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2.4外部环境作为驱动因素
以外部环境作为驱动因素的文献仅有2篇，图7绘制了该类研究的分析框架。其中，吴晓波等研究发现，高管感知到环境不确定性负向作用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而高管连带关系的增强则会减弱两者之间的负向作用。曾萍等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动态能力促进商业模式创新。而且，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政府支持来促进商业模式创新；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政府支持来促进商业模式创新。
综上，已有研究认为，对企业内部而言，创业者、高管或员工的行为及特征以及组织层面的结构、资源与能力从内部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外部而言，组织间关系和网络嵌入、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及政府支持等从外部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这些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相互作用构成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因变量，同时在人、组织、组织间以及外部环境等多个层次变量的中介或调节下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03
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效应
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文献共有12篇。其中，商业模式创新作为自变量的有6篇，作为中介变量的有5篇，作为调节变量的有1篇。图8绘制了12篇商业模式创新影响效应文献中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3.1商业模式创新作为前置因素
其次，在商业模式创新作用的边界条件方面，学者们考察了外部市场竞争环境、组织间跨界搜索以及企业内部决策逻辑对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外部环境层面，在市场不成熟和存在不正当竞争的环境中，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弱；创业环境越好，行业竞争强度越高，采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和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就越不容易失败。组织间层面，企业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匹配技术知识跨界搜索战略、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匹配市场知识跨界搜索战略对创新绩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组织层面，“创业视角”下的效果推理逻辑强化了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组织绩效间的正向关系，而“计划视角”下的因果推理逻辑的不同维度则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
3.2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中间过程
图10绘制了已有文献中将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分析框架。该类研究重点考察了商业模式创新在人、组织、组织间特征因素影响企业绩效或行为过程中的中介机制，以及外部环境动态性在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个人层面，商业模式创新在变革型领导与企业绩效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且外部环境动态性在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组织层面，企业动态能力中的整合能力通过提高组织变革效率和价值创造效率两个方面促进商业模式创新，而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中间纽带将整合能力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企业动态能力中的资源重构能力与战略隔绝机制则通过影响商业模式创新来对初创企业成长绩效产生正向影响；此外，商业模式创新在创新柔性与智能化转型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创新柔性与商业模式创新、智能化转型之间的关系。组织间层面，商业模式创新在创新开放度与企业成长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3.3商业模式创新作为情境因素
图11绘制了已有文献中将商业模式创新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分析框架。该类研究仅有1篇文献，考察了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与创新获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王翔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商业模式情境下，技术创新与获利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新颖导向的商业模式显著增强了技术创新与获利之间的关系；效率导向的商业模式以及新颖和效率导向兼顾的商业模式则对此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04
商业模式创新定量实证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4.1构念与变量：什么（what）
4.1.1商业模式创新概念及测度。Amit和Zott不仅将商业模式概念引入学术界并为其带来合法性，而且还开发出了被广泛认可的商业模式创新分类和量表。他们将商业模式创新区分为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两类，并开发出相应的量表，具体如表1所示。本文的40篇样本文献中，有26篇文献直接采用了他们所提出的概念分类和开发的量表。其他样本文献中，仅有孙永磊等采用了国内学者罗兴武等开发的商业模式创新量表。罗兴武等将商业模式创新分为开拓性商业模式创新和完善性商业模式创新两类，具体量表如表2所示。总体来看，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完善性商业模式创新相似，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开拓性商业模式创新相似。
除此之外，学者们大多综合借鉴已有文献中关于企业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及价值获取等方面的论述和量表，对商业模式创新进行界定和测度。在实践中，Osterwalder和Pigneur开发的商业模式画布九要素影响力颇大，但是仅有2篇文献参考使用了该量表。
Amit和Zott通过抽象商业模式类型使得现有研究在商业模式创新的分类和测度上普遍达成了共识，这有利于在统一的概念和测度体系下开展商业模式创新的定量实证研究，并尽可能实现了研究成果的可比性。然而，在国内学者大量采用该分类和测度体系时，还存在两个问题亟待回答：一是从理论上看，商业模式创新只能进行效率型/新颖型这种二元分类吗？二是从实践上看，这种效率型/新颖型分类和测度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实践吗？
当我们把传统的技术创新研究与新兴的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相类比时，很容易发现技术创新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在理论上已经演化出了多种技术创新分类和测度方式，如突破性/渐进性、探索性/利用性、延续性/破坏性等，为我们理解企业技术创新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同样，技术创新的分类和测度方式也得到了企业界的广泛认可和采纳。相比而言，未来有必要针对商业模式创新从更广泛的理论视角开发新的分类和测度体系，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内涵（见表3）。
同时，商业模式创新往往被认为是商业模式构成要素及其关系的重新组合。然而，现有的分类和测度方式并没有体现这一内涵。现有的量表和测度方案并不能帮助企业了解自身的商业模式及其创新实践。例如，创业企业经常被投资人询问的一个问题是：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而效率型/新颖型分类和测度方式并不能帮助企业有效回答这一问题。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加深对商业模式构成要素及其关系重新组合的理解和测度。Osterwalder和Pigneur开发的商业模式画布强调了商业模式的9个构成要素，并阐述了每个构成要素下的可能构成及其组合。未来研究可以思考能否像技术创新研究中以专利为对象考察知识元素的搜索和重组那样，对具体国家、具体行业的商业模式构成要素（或子要素）进行定义和梳理，并基于不同企业的商业模式搜索和重组策略考察其商业模式类型及其创新路径。
4.1.2商业模式创新驱动因素研究。吴晓波和赵子溢总结了解释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形成的3个理论流派，即理性定位、演化学习和组织认知。其中，前两种流派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对外部制约因素做出反应，是“不得不”改变的结果。组织认知流派的观点则是，即使在外部环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管理者结构化的认知过程也能够从内部主动地驱动商业模式创新。根据图5—8，商业模式创新驱动因素研究中，人、组织及组织间层面的因素都可以被看作企业基于内部认知、资源、战略等为实现商业模式创新而做出的努力，而外部环境因素可以被看作企业面对外部市场、政策、技术环境等变化的反应。国内对驱动因素的研究是最丰富的，主要的不足如下。
首先，国内研究对于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直接影响机制考察不足，而主要把外部环境因素作为人、组织及组织间因素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调节变量；特别是，对于外部行业技术变革、政策环境变化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缺乏考察。未来研究有必要深入考察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过程与边界条件。
4.1.3商业模式创新影响机制研究。根据图10—12，在商业模式创新影响机制的研究文献中，首先，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成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缺乏关于其对企业失败以及企业行为（如吸引风险投资、企业并购）影响的研究。因此，需要构建新的因变量，以更深入地揭示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
其次，商业模式创新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较为匮乏，商业模式创新是否为人、组织、组织间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企业绩效（行为）的情境因素，还有待深入考察。
再次，现有研究仅考察了商业模式创新通过作用于组织因素影响企业绩效，而缺乏对人、组织间关系因素作为中介变量的考察。
最后，现有研究在考察商业模式创新作为自变量或中介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时，对外部环境、组织以及组织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仅进行了少量考察，尤其是对企业的社会网络环境考察很少，而人（创业者、高管或员工）对商业模式创新发挥作用的调节效应则被完全忽视。
4.2理论构念关系：如何（how）
尽管上述做法也会用到问卷设计和量表，但是数据的采集尽可能依托于客观渠道，且部分文献吸收了案例研究的方法，使研究达到动态化，以了解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实践的动态变化。当然，由于后期的打分和测度环节依托于专家小组或研究小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主观倾向问题。此时，就需要根据研究问题对该类研究方法进行权衡。总之，与对样本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大多情况下只能研究静态问题相比，该方法提供了研究动态过程或关系的可能性，未来值得进一步拓展。
4.3理论解释机制：为何（why）
目前，商业模式创新实证研究主要依据的理论有动态能力理论、认知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观、独占性理论、高层梯队理论、开放式创新视角、资源建构主义理论以及知识观理论等。这些也都是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应用较广泛且较为成熟的理论。因此，从理论视角看，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与技术创新研究两者并未呈现太大的差异。另外，我们发现大多文献都仅使用单一理论，只有9篇文献同时使用了多个理论。例如，资源基础观与动态能力理论、资源基础观与社会网络理论、动态能力理论与制度理论、认知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社会网络理论与制度理论等。
商业模式创新领域的理论解释机制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见表6）：第一，对于逐步取得合法性地位的商业模式创新领域而言，是否应该发展其自身的独有理论来解释商业模式创新实践的新现象？或者是，有关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均可以应用到商业模式创新领域中来？样本文献中有3篇提到了商业模式创新理论或视角，但这是否为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的理论视角，还是仅仅为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文献累积？第二，大多数研究使用从其他领域借鉴来的单一理论解释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及影响效应问题，所涉及的诸多前因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能否从理论逻辑上得到充分解释？如果需要用到多个理论，理论的组合或整合能否达成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4.4理论边界：谁、哪里、何时（who，where，when）
4.4.1分析层次：who。尽管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的出发点是理解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行为及其影响异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研究都集中于组织分析的层面。目前，虽然有涉及人、组织间、外部环境因素的研究，但主要是基于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事实上，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可以在更高的分析层次上开展，如企业群、行业、生态系统等，也可以集中在较低的分析层次上，如企业集团部门、团队或个人。现有研究所运用的理论基础有些就是基于个人或环境开发的，但在一个分析级别上开发出的理论往往很难在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适用于其他的分析级别。同时，目前仅有2篇关于员工的研究文献运用了跨层次分析理论和框架。因此，未来研究亟须扩展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层次，以及加强不同层次之间的跨层次分析。
同时，虽然样本文献中问卷调查所涉及的企业来自不同地区，但仅有1篇文献在外部环境因素中探讨了城市创业环境对商业模式创新发挥作用的影响，大多数研究并未深入考察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所依托的区域情境。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不同省（区、市）在创新资源及创新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不同区域情境下的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又是如何发挥不同作用的，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4.4.3边界条件：when。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普遍地适用于任何环境，通过限制或放松其边界条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理论何时起作用或不起作用。现有研究文献中大部分都使用了调节变量，以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因素或影响效应的边界条件进行讨论。但是，即使使用了同类调节变量，由于其他研究因素的差异，也很难达成一致性的结论。在商业模式创新驱动因素研究中，根据变量分析层次，人、组织、组织间及外部环境等4类因素在发挥作用时均可以互相作为彼此的边界条件，以此探讨理论的适用范围。在商业模式创新影响效应研究中，可以通过更换4个层次的变量来限制或放松其边界条件，进一步探讨我国新兴行业的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在何时更容易发挥积极作用（见表7）。
05
结论
根据研究结果，国内商业模式创新定量实证研究未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深化和拓展。
第一，在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理论构念与变量测度方面，首先，未来有必要针对商业模式创新从更广泛的理论视角开发新的分类和测度体系，同时加深对商业模式构成要素及其关系重新组合的理解；其次，未来可以构建除企业成功绩效以外的新的因变量（如企业失败、企业行为），更广泛地揭示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效应；再次，未来可以考察商业模式创新作为调节变量，对人、组织、组织间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企业绩效（行为）的调节作用；最后，未来有必要加强外部环境以及组织间网络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作用过程的研究。
第二，在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理论构念关系方面，需要着重从线性与非线性、单向与双向、静态与动态等3个维度对商业模式创新研究进行拓展。
第三，在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理论解释机制方面，未来研究需要考虑商业模式创新领域理论开发与理论应用之间的关系，以及商业模式创新领域单理论应用与多理论整合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在学术界的合法性地位。
第四，在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理论边界方面，未来研究需要扩展商业模式创新问题的研究层次，加强不同层次之间的跨层次分析；同时，需要深入研究不同行业和区域情境下的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如何产生及发挥作用。
与已有文献综述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重点以国内学者的定量实证研究文献为样本，把研究视角从国外转移到国内，深化了对于国内商业模式创新实践和研究进展的认识；二是按照商业模式创新的变量角色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更加清晰地展示了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进展以及达成的共识；三是基于理论的4个构成要素，从构念与测度、构念关系、解释机制以及理论边界等4个维度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具体展望，为商业模式创新定量实证研究提供了指引。
基于主流性、标准性和规范性的考虑，本研究仅梳理了国内商业模式创新定量实证研究的文献，未将案例研究文献纳入考察范围，这可能导致本文研究结论的偏颇。但是，本文基于更广泛的理论贡献视角探讨了国内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方向，对于试图以定量实证研究方法开展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的学者来说，仍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