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内初中三个年级段，共288人参加个性问卷调查，年龄范围13～15岁。
（二）研究工具
EPQ的少年式，适用于7～15岁的少年儿童。E分量表测量内外向维度；N分量表测量情绪稳定性；P分量表测量社会适应性维度；L分量表测定被试做答的掩饰性。结合E、N分量表可以测得气质类型。
二、调查结果
EPQ测试以班为单位进行，并以班级为单位提供结果。测查班级中，初一（3）班在年级学习成绩、班级活动等的排名均处于中等水平，被确定为实验班。以下测试结果以初一（3）班为例。
（一）E分量表总体状况
（二）N分量表总体状况
调查结果表明：44%的学生情绪较为稳定，易平复情绪；56%的学生情绪不稳定，易焦虑、紧张，好抱不平，情绪不易平复。
（三）P分量表总体状况
调查结果表明：38%的学生关心他人，富有同情心，人际适应良好；62%的学生倔强、孤独，不求实际，好挑衅。
（四）结合E、N量表的气质总体状况
调查结果表明：学生中胆汁质42%，多血质38%，粘液质8%，抑郁质12%。
三、实施班级管理措施
（一）运用成长记录袋
根据学生性别、学习记录、个性特点、身体素质、爱好特长等建立和完善了学生的成长记录袋。这便于班主任全面了解学生和研究学生，及时反思自己，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把握好学生的思想倾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帮助，真正将班级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收到良好的效果。
完善并正确运用成长记录袋是新课改所倡导的对学生的评价方法，因此，它必然地成为班级管理工作的中心。
（二）成立班级管理合作小组
根据学生个性特点、性别、学习记录、身体素质、爱好特长等，进行分组。大体遵从E量表（1内向、2外向、2兼内外向）；P/N量表（2低分、3高分）；气质分布（2胆汁质、2多血质、1个粘液质或抑郁质），再兼顾学生的性别、学习记录、身体素质、爱好特长等，将5人分成一组，从而让这些异质的小组成员在合作管理中相互激发，各展其长，彼此受益，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性格。
正如新课标中说的，“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学生交流与合作不单是检验、纠正和完善自我的途径，也是培养学生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和倾听别人意见的重要渠道。
（三）实行小组合作学习，全员管理制度
以班级管理小组为基础，建立学习和管理公平竞争机制。实行小组内评定层次法，组与组之间展开竞赛。这样，小组内的每个人都积极合作，为自己所属的小组赢得荣誉，从而使每一名学生在不同高度的起跑线上竞赛，都受到激励，在合作中找到了自信，不断完善自己。进行“人人爱集体，争做主人翁”活动，使每名学生树立参与意识、管理意识和服务意识，增强自理、自立和自治能力，成为班集体的主人。
（四）班主任工作要求
1.坚持对“好学生”和“后进生”一视同仁。在处理班级事务时，坚持对“好学生”和“后进生”应使用一个标准，尤其是奖惩方面。一般好学生易得偏爱，后进生易受偏见，所以班主任一定要处事公允，要一碗水端平，否则会助长好学生的坏习惯，压抑后进生的上进心。对好学生和后进生的错误和缺点一视同仁，会赢得学生的尊敬和信任，扭转班风。
四、取得的成效
（一）班级日常管理效能明显提升
在学校组织的班级日常管理评比中，班级考勤、早自习、广播操、仪表、环境卫生、文明休息、爱护公物、黑板报、课外活动等方面的综合排名明显提升，成为年级进步最显著班集体，连续两学期荣获校优秀班集体荣誉称号。
（二）学生对班集体满意度明显上升
由开始时的很满意84%，满意16%，到一学期后的很满意98%，满意2%，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个充满阳光、积极上进，同学关系融洽，每个学生都为能成为班级的一员而感到荣耀。家长们一致的反应是遇到了认真负责的好班主任。
五、适应学生个性特点的班集体建设需注意的问题
（一）必须结合班级实际，创造出自己的特色。不同的班级有不同的特点，在开展班级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结合班级实际来进行。
（二）班级文化建设需要社会的榜样支持，学校的活动支持，家长的教育同步支持，形成教育合力。
问题的提出
随着电子商务消费的逐步崛起以及在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的份额不断扩大，实体零售商业的消费增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未来的实体零售商业不仅要面对线下产品的竞争，更要在线上产品的冲击下找到自身的定位。而实体零售商业的成败必然涉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零售商业选址。
孙明贵、张高生、郭令秀（2005）分析了选址对零售商业影响的长期性、先行性、全面性，实则在说明选址在零售商业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有的学者从实证研究角度对零售商业选址进行了探讨。刘申等（2009）在对长沙市肯德基布局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了影响商业布局的主要因素，提出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加权评估法的现代商业微观选址方法；郭崇义（2002；2003）分析了北京和上海的外商投资零售企业不同零售业态的区位选择；齐晓迪、曾菊新（2006）对武汉双汇两种不同零售业态门店的分布模式与商圈结构进行了研究；郭崇义（2005）通过对北京、广州等城市便利店周边环境进行调研，研究了便利店的基本区位类型和组合区位类型；侯丽敏等（2004）也通过实地考察对便利店的商圈特性进行了研究，提炼出对便利店有重要影响的店址因素，并利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分析了店址因素对便利店经营业绩的影响；白光润（2006）探讨了城市商业实际选址要考虑的空间尺度、逻辑次序和分析要点。
然而现代零售商业业态种类繁多，产品多样，企业不可能完全依据上述对现代零售商业选址的探讨进行实地选址。比如产品定位为保健及美容的屈臣氏专营店与定位于小型零售的7-11便利店选址方法和策略差异很大。因此本文只针对一个特定对象―屈臣氏进行探讨，分析其选址特点，并利用此特点在一个实际项目中模拟寻找屈臣氏的意向店址。当然，也会借鉴上述文献用到或得出的选址理论和方法对意向店址进行选择，相信会对其他零售企业的选址一定意义上的参考。
实证研究
调研内容设计。通过文献回顾确定最初的调研内容，并向有多年选址经验的经理确认以及初步调研，本文设计最终的调查内容如表1所示。
调研样本选取及描述。本调研选取重庆市大渡口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渝中区、江北区、渝北区19家屈臣氏店址。并对各样本的店址、落位、相邻门店、特征指标及所属商圈等进行了分析。
屈臣氏选址分析
（一）屈臣氏店址单一特征指标分析
1.综合购物商场入口。店址设置在综合购物商场的入口，不仅能保证最优的可见性和易达性，而且还能保证最大有效人流量。根据笔者实际调研情况，有些店址位于综合购物商场的主入口，如煌华新纪元店、春光百货店、大洋百货店、南坪万达店、金台大厦店；有些则布置在综合购物商场的次入口，如富安百货店、王府井店、大融城店、财富中心店；有些则通过建筑结构的改造形成屈臣氏独门紧邻主门或次门，如凯德广场店、新华国际店，且能够通过屈臣氏直接进入商场内部。
2.主力店出口。依托于主力店带来的较大人流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屈臣氏店面有效客户的进入量和产品的购买量。如：煌华新纪元店布局在卜蜂莲花出口，凯德广场店布局在沃尔玛出入口，西城天街店布局在永辉超市出入口，上海城店则布局在家乐福出口。
3.可易建筑结构或空间布局。在19家屈臣氏店面当中，几乎所有店面都进行了建筑结构或空间布局的改造和调整将店面设计成双门或三门，创造最优的易达性和可见性。如CBM赛博店、凯德广场店、富安百货店、新华国际店、王府井店、新世界百货店、协信中心店、大融城店、财富中心店通过改造建筑结构，形成双门并与女装店或首饰店连通且可以直接通过进入综合购物商场内部；而煌华新纪元店、春光百货店、西城天街店、大洋百货店、万达百货店、MP大都会广场店对空间布局进行调整和合理的入门设计，使得门口正对人流视线。
4.电扶梯上下口。电扶梯作为层与层之间的交接通道，必会引导大量的人流经过。而屈臣氏通过可见性和易达性的店面布置，更能够吸引较多的有效人流量。如西城天街店、南坪万达店、MP大都会广场店、新世界百货店、大融城店都布置于人流必经的电梯或扶梯附近。
5.街道拐角处。店址处于室内或室外街道拐角处最容易被顾客发现，即具有良好的凸显度（白光润，2006）。如春光百货店布置于室外街道的拐角处，嘉茂店、西城天街店、南坪万达店、MP大都会广场店、财富中心店则布置于室内街道的拐角处，以达到最优的可见性。
6.紧邻写字楼出入口。写字楼聚集了大量的具有稳定消费能力的女性白领，因此屈臣氏也有店面与写字楼出入口相邻而居。如CBM赛博店、富安百货店、北城天街店。
7.相似定位客户店面。针对相似目标客户店面或者主打年轻、时尚消费的店面聚集可以有效吸引客户，如煌华新纪元店、嘉茂店等18家店面附近都有类似的女装店或首饰店或快餐店，有些屈臣氏店面甚至与女装店连通，如富安百货店、新世纪百货店。
8.室内中庭。室内中庭便于人流的聚集和流通，如西城天街店、MP大都会广场店的店面就处在商场室内中庭的边缘。
（二）屈臣氏店址组合特征指标分析
屈臣氏实际店址的选择，并不只考虑满足单一特征指标的店址，而是在考虑组合特征指标下，在综合购物商场中找到能够最大化满足易达性、可见性和最大有效人流量目标的店址。在所调研主城区19家屈臣氏店址中，很多店址都表现出相似的组合特征指标，如表2所示。
（三）随机组合特征指标
基于组合特征指标的屈臣氏选址模拟
在提出的随机组合特征指标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层次分析法和加权评估法，本文选取重庆市一个实际的商业地产项目模拟屈臣氏选址。因屈臣氏与万达集团于2010年1月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因此有万达广场的地方必有屈臣氏，本文选择重庆市巴南区万达广场作为研究对象。
假设从巴南区万达广场选择两个组合特征指标如下：主力店出口+相似定位客户店面+街道拐角处+可易建筑结构或空间布局（组合1）和万达百货次入口+主力店出口+可易建筑结构或空间布局+相似定位客户店面（组合2）。
层次分析法确定两个组合特征指标判断矩阵如表4、表5所示。用Excel求得两组组合特征指标判断矩阵的平均一致性指标分别为：0.080165、0.062050611，满足平均一致性指标小于0.1的条件，因此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假设n个专家根据经验对两组组合特征指标进行打分，每个特征指标的最高分值为10，最低分值为1，则每组组合特征指标征指标平均分值如表6、表7所示。计算得两个组合特征指标的评估分值分别为：5.55742842、4.481467861，因此可以选择组合特征指标1所在的位置。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对屈臣氏店址特征指标和组合特征指标的讨论，并用来对屈臣氏店址进行预测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但有以下要点需要进一步明确和重视：
首先，本文对屈臣氏选址特征和组合特征指标的研究没有考虑到店面的租金、店址的可得性、对未来利润的预测等影响屈臣氏选址的关键因素以及新建店址、既有店面改造店址等店址性质，但完全可以在实践当中作为经验法灵活使用。利用组合特征指标找到意向选址地点，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加权评估法进行选址决策。其次，选址的最终目的是要保证一定的利润率和利润，本文并没有对屈臣氏店址的实际利润率进行调查（属于公司机密资料），但并不能说明屈臣氏店址的此种选择特点没能给屈臣氏带来成功。可以从其2004年在内陆开设的第50家店面到2013年的第1500家推测出，重视选址并形成自身特色的选址策略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孙明贵，张高生，郭令秀.国外零售店铺的选址技术及其应用[J].现代财经，2005（12）
2.刘申，徐美，王丽娟.基于长沙市肯德基布局分析的现代商业选址研究[J].经济地理，2009（12）
3.郭崇义，戴学珍.北京市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区位选择研究[J].经济地理，2002（6）
4.郭崇义.上海市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区位选择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3（1）
5.齐晓迪，曾菊新.武汉市食品连锁企业区位选择研究―以武汉双汇连锁公司的发展为例[J].经济地理，2006（1）
6.郭崇义.便利店区位类型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11）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品牌饭店大量进入我国，星级饭店数量增多，饭店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在此环境下，单凭管理者个体的知识和能力已难以保证饭店企业决策的正确性。为此许多饭店企业改变了依赖总经理制定战略的方式，转而注重发挥整个饭店高层管理团队(TopManagementTerm，简称TMT)的集体智慧。Finkelstein等指出，高层管理团队由来自于不同部门和领域的管理人员组成，通过高层管理团队能更有效地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使企业取得更高的绩效。
上世纪80年代以前高层管理团队的研究一直局限于理论的描述和推导。1983年组织行为学家Pfeffer根据人际交往的“相似相吸”原则，提出可以利用人口特征模型来研究高层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在Pfeffer研究的基础上，Hambrick等进行了重要扩展，指出高层管理团队人口特征不仅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而且还有可能通过影响战略选择行为，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随后国外学者进行了大量关于年龄、教育背景等高层管理团队的组成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与国外大量的实证研究相比，我国关于高层管理团队的研究较少，针对旅游行业的研究几乎是空白。饭店业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饭店实行星级评定制度，其管理理念、手段和方法与国际接轨。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针对我国中高星级饭店企业，探讨其高层管理团队组成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1、高层管理团队的界定
2、高层管理团队的组成特征研究进展
1984年，Hambrick等认为组织的领导是一个共享的活动，提出了“高层梯队理论”(UpperEchelonsTheory)，标志着高层管理团队研究的开始。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高层管理团队的特征会影响到组织绩效与战略选择，团队成员不同的认知基础、价值观、洞察力以及这些特质的作用过程会影响到组织的竞争行为，因而有必要理解整个领导团队的背景、经验及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人口统计特征不仅能有效地反映管理者的偏好和认知差异，而且更容易测量，易于实践操作，因此可以将人口统计特征作为这些特质变量的替代变量。随后学者们进行了大量关于高层管理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与企业战略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3、饭店高层管理者的研究
饭店高层管理者的研究一直是接待业和旅游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点，但是国内外学者对饭店管理者的研究还集中在个体层面。早期研究的问题是饭店高层管理者的职责和角色，特别是饭店总经理的职责和管理风格。以后发展到进一步探讨饭店高层管理者的基本角色是处理突发事件还是制定战略，再到研究高层管理者新的管理工作。Gilbert等强调随着新的管理工作的出现，饭店业管理者开始支持以团队的形式来领导，但是他没有对饭店业高层管理团队应该如何组建以及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更深入地探讨。
三、研究假设
高层梯队理论的提出，意味着可以利用高层管理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来反映管理者的偏好和认知差异。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均值能反映团队某一特征的整体水平，异质性能反映团队某一特征的差异，因此本文主要从这两个维度提出理论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
1、高层管理团队组成特征均值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假设
2、高层团队组成特征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理论假设
四、研究方法
广东省旅游业发达，拥有星级饭店的数量在国内最多，饭店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位于全国前列。湖南省与广东省紧密相联，饭店业较发达，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位于全国平均水平。选择这样两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进行调查，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全国星级饭店的整体情况。笔者于2006年7月到2006年12月，以广东和湖南两省的三星级及以上饭店作为研究对象来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356份，回收203份，有效问卷152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73.3％。
本文主要以单个饭店为分析单位，回收的有效问卷涉及到114家中高档星级饭店，这些饭店的基本特征如下表(见表1)。
2、变量设计
(1)因变量
平均客房出租率(R)=全年实际出租客房数/(365×可供出租客房总数)
人均劳动生产率(r)=2005年营业总收入/员工总人数
经济绩效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其测量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本研究的可信度。而以上计量尺度只反映了短期的经济效益，没有对饭店长期的经济效益进行评价。在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饭店不愿意提供经济效益方面的数据，因此笔者在问卷设计上借鉴了曾晓华等的研究方法，请调查对象评价他们饭店目前的经济绩效、两年以前的经济绩效、饭店目前的管理水平与两年以前的管理水平，然后分析人均劳动生产率和客房出租率与管理水平的关系。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有：团队规模、年龄均值、年龄异质性、团队任期均值、团队任期异质性、行业任期均值、受教育程度均质、受教育程度异质性、管理专业比例和职业经历异质性。
其中H代表异质性程度，P是每个数值的个数占总数的比例，Ⅳ为种类的数量，H取值在0和1之间，H的值越大，表示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异质性程度越高。
根据以往学者对受教育程度、专业背景、职业背景变量的分类以及饭店行业的特点，给出各个变量的分类编码(见表2)。
对湖南省和广东省的高层管理团队组成特征均值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仅在行业任期构成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余特征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选择湖南省和广东省两省进行调查研究是可行的。
五、分析及结果
1、高层管理团队组成特征均值与饭店绩效的关系
高层管理团队的年龄均值、团队任期均值、行业任期均值、受教育程度均值、管理专业比例与人均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强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可能是忽略了饭店档次、饭店规模、区域因素和饭店所有制类型等企业因素的影响而发现的一些表面关系，因此还需控制这些变量的影响，进行更深入的层级回归分析。表5显示了层级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5)。
因此在控制了其他饭店特征变量后，高层管理团队的团队任期均值和受教育程度均值能有效地预测饭店经济效益的好坏。而高层管理团队的平均行业任期、年龄均值和管理专业比例对饭店的经济绩效不产生显著的影响。
2、高层管理团队组成特征的异质性与饭店绩效的关系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高层管理者对“高层管理团队人口特征异质性与饭店绩效的关系”这一问题的看法，笔者进行了访谈，发现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虽然高层管理团队有差异，但是由于最后由总经理决定，所以高层管理团队的差异对决策和经济效益等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例如，一位国有四星级饭店的副总和一位民营四星级饭店总监都认为，所有的高层管理团队都会由不同专业背景的人组成，肯定存在差异，但是由于工作目标一致，并且总经理才是最终决策者，所以这种差异不会影响饭店的管理。
有的认为高层管理团队差异小有利于决策。例如，一位民营五星级饭店的总监认为：高层管理团队要有差异，但差异不能太大。一位国有三星级饭店的副总认为：差异小有利于决策。差异大使得每个人对决策问题的看法不一致，难以沟通达成一致。
有的认为差异大比较有利于决策。例如，一位民营三星级饭店的副总认为：职业背景等差异大，比较利于决策。
由此可见，饭店业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可以集思广益，但也增加了沟通的障碍。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饭店，总经理往往是最后的决策者，其他高层团队成员服从总经理的权威而对最终决策的影响相对有限，因此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对饭店的决策效能和经济绩效的影响比较有限。
六、结论与讨论
电视职场真人秀节目兴起背景
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及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初步实现。“全国有2541个县通过‘两级’验收，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取得长足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迅速，在校生达到3000余万人，高中阶段学龄人口毛入学率提高到42%左右。职业技术教育、承认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大力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熟练劳动者和实用技术人才。”[3]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文化素质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正是由于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国民对于求职有了更高的期待。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农业社会不断向工业社会转变，而这一过程既是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过程。“1999～2002年四年间，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分别达到7072万、7800万、8961万和9430万人，四年间平均每年增加715万人。但目前在中国的4.8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2%，其中大专以上的只占到2.6%，初中及初中以下的仍占88%。”[3]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从事非农产业的职业技能极其缺乏，职场类节目不仅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找工作的平台，同时也加强了他们对于职业技能的重视与培训。
市场经济建设与职业生涯规划。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是最大的发展要务，而市场经济倡导按规则办事，同时推崇个人文化的最大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更多的人并不会为了就业而就业，他们会提出诸如“一生的规划”之类的长远要求。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中国的各个层次教育中，职业生涯设计方面的知识传授得很少。职业生涯是指一个人一生连续从事和负担职业、职务职位的过程，它不仅包括职业活动，而且包括与职业有关的行为和态度等内容。而新兴的职场类节目教会人们如何根据自身情况制订相应的职业规划，当然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
电视职场真人秀节目样态特征分析
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的样态特征各有不同，中国电视职场真人秀节目也有自己独特的节目特色。
目前，采摘的茶叶都是以人工为主，采摘的茶叶分支个数参差不齐，影响了茶叶的品质，同时也浪费了原材料。因此，对采摘的茶叶鲜叶的分选方法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智能化茶叶生产的一个重要一步是对采摘的新鲜茶叶分支数量的识别技术。
本文采摘的新鲜茶叶图像为研究对象，基于RGB颜色空间，利用颜色分量R-B，进行阈值比较获得二值图像数据。采用Zhang-Suen算法[4]获得骨架细化图像，通过八方向链码初步计算节点位置，最后对初步的节点垂直坐标值进行排序，确定节点数量。对于茶叶分支数的识别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可为智能化茶叶鲜叶分选的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1.图像采集
试验试验CCD摄像头，在图像采集过程中，在黑色背面下，采用漫反射三原色光源照射茶叶叶片。为了有效的识别出叶片的分支节点，应该避免大、小叶片完全重叠的情况。
本试验共采集了100张jpg的茶叶样本图像进行分析研究。本试验在配置CPU为I5、内存为2GB的PC机上运行matlab2013R对采集的茶叶鲜叶图像进行分支节点识别计算。
2.茶叶图像的二值化算法
茶叶的颜色大都呈现浅绿色，因此颜色特征是进行茶叶图像与背景分割的一个有效依据，而且由于色差法R减去B可以减弱光照引起的干扰，很好的将茶叶图像和背景进行分割。所以，本试验选用RGB色彩空间的R-B分量对茶叶图像进行灰度化。
R-B分量灰度直方图存在明显的波峰波谷，茶叶与背景在灰度特征上的差异。因此可以设定阈值将茶叶与背景分割开。
3.查找图像中可能的分支节点
对二值图像进行骨架细化处理。查找细化图像中像素点值为1的所有点，并对这些点进行八方向链码值和计算。
为八方向链码值和;为二值化图像的像素点值;
其中，保存可能为分支节点的当前像素点垂直坐标值。
j为当前像素点的垂直坐标。
如果，则表示该像素点可能为分支节点位置。记录当前像素点的垂直坐标值到。
4.确定分支节点
上述采用八方向链码[5]进行计算确定的是可能分支节点，真实节点包含在节点列表中。通过下述算法可以将真实节点筛选出。对记录的垂直坐标值进行由小到大冒泡算法排序，并对序列进行后、前两数差值计算，如果计算值大于2，则表示找到一个真正的分支节点。
5.识别结果
至此，茶叶的分支节点总数被确定，对采集的100组样本进行算法有效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算法有效性分析结果
算法名称样本数量/张骨架图像准确性节点正确度
颜色骨架特征算法10095%95%
其中，5%样本分支检测失败原因是采集的茶叶鲜叶样本叶片出现残缺，使得骨架细化图像结果错误，从而导致后续的识别出现错误。
6.结束语
本文根据茶叶的颜色和骨架特征，实现了茶叶分支节点数量的识别。实验结果表明：根据颜色特征提取的茶叶叶片R-B分量能够清晰地区分茶叶与背景的差异;通过对茶叶图像二值化和骨架细化处理，有效识别出茶叶可能的分支节点，最后进行节点排序比较，成功的确定茶叶图像的分支节点数量，准确率可达9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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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新的理论从最初的诞生到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既无法回避理论建树者――主观世界观照的着眼点，也不能脱离理论对应物――客观世界归属的落脚点。而从考量这两个重要“支点”的强度入手，又往往成为人们对某种理论基本特征的把握和价值判断的切入点。
研究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为人们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电视观。对于解决主动跟进电视“视觉转向”步伐，积极地适应“景观化社会”的需要等问题，都具有深刻的理论认识价值和积极的实践应用价值。
1对电视节目形态基本特征的把握
电视节目形态是什么。它的现实存在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它表现出来的显性特征有哪些，将如何对其进行正确地把握？这是应用电视节目形态研究成果，解决电视发展现实问题的基础。
1）电视节目形态是电视节目现实存在的常态在线。电视节目的形态，是一种时空存在。它是在遵循电视节目生产规律的基础上，凭借某种内在机制运行、调节和规范，保持出它在现实传播时某种实时的常态。
电视节目形态的常态在线，是传播主体与受众客体共同建构起来的，是相对稳定的电视传播在线所呈现出来的具象显示。电视节目形态的常态在线，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在一定时期内，磨合出来阶段性的保证双方达成默契的产物。
2）电视节目形态是电视节目成立成长的生态指标。电视生态学研究证明，电视节目的生态需求决定着电视形态的进化与进位。换句话说，电视节目形态实时所体现出来的综合状态，也就是这个电视节目最具体最直接的生态指标。
电视节目形态的每一步、每一次和每一轮必要或必须的进化，都促进了它向其适应生态环境的目标要求逐步实施演进的进程。电视节目形态的每一次成功进位，就昭示着它实现了一次新的跃升，并且成为新的生态指标。
3）电视节目形态是电视节目演进嬗变的动态过程。既不可以把电视节目形态当成一种一成不变的静态；也不能够将其视为一种一劳永逸的一种固态。电视节目形态是一个在不断实施演进、逐渐呈现嬗变的动态过程。
4）电视节目形态是电视技术手段整合总成的结果。电视的本体是一种技术存在，电视节目的形态承载物质是以技术为中心而表现出来的：电视节目形态不存在离开技术的思维和行为。是技术手段赋予了电视节目形态以生命；是技术手段给予了电视节目形态文化重构可能。
电视节目形态除了技术的客观存在之外，其他的都是假定性和虚拟性的存在；电视技术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在其建构节目形态的“场”上，打破其他文化固有的疆界，通过整合总成运动，重构电视节目形态的本体组织。因此，技术是电视节目形态演化、变化的“基座”。
2对电视节目形态研究的价值判断
电视节目形态研究及其它所揭示电视观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不仅为解决当前困惑电视生存境遇的主要问题做出了正确答案，而且也指明了未来电视创新发展的前进方向。
进入21世纪，社会景观化变得越来越直观越来越显见，也就越来越有目共睹。这一切既极其有效地激发了电视传播者进行“影像思维”的传播热情，也极大地提升了电视受众运用“读图思维”的接受水平。于是不期而遇地领略了“景观真奇妙”的人们，开始注意再现“景观世界”的再现手段，因此，再也无法满足于“播什么”的初始水平上了，人们开始主动研究并且自觉追求“怎么播”的问题了。此时，我们再继续沿用以文字思维为表征的“内容为王”和以传统为坐标的“形式要求”等方法论，去研究和解决今天电视节目的创新和发展问题，显然是无能为力的了。
3）电视节目形态研究是克服电视“疲态”效应的有力武器。中国电视荧屏上现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某种惯性机制和潜在规则的使然，几乎每天每日都有“造作”出来的东西引领潮流；“挺秀”的模版几乎无处不在地吸引人们的眼球，电视荧屏在不断地上演换汤不换药的“同质化”喜剧：“跟风”成为趋势，“克隆”成为取向；老栏目退场，新栏目开张，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透过这些表面上热闹繁华景象、很容易看到的是：某种无奈的困顿感在电视传播圈子里流行，厌倦的疲劳感在电视受众中间滋长。在喧嚣的媒介活动中，再也无法掩饰中国电视普遍存在的“疲态”现状。
这种普遍存在的“疲态”主要体现在：一是电视节目形态编码的类型化；二是“影像思维”的简单化；三是节目元素组合的同质化；四是品牌经营理念的浅薄化。究其实质是一种创造力缺失的表现。无论是从创新机制上着眼，还是由体制改革方面入手，归根到底“解铃还须系铃人”，最终还都离不开“电视节目形态”这一电视节目“质”的综合表现。
【作者简介】梁珊珊(1980-)，女，河北唐山人，唐山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硕士，河北唐山063000。
一、欧盟教师流动与教师国家间流动的含义
二、欧盟教师国家间流动的现状与特点
第四，在流动的规模上，虽然欧盟一直倡导教师在国家间进行流动，但其教师的国家间流动状况并不理想。一方面，GHK的研究结果表明教师在欧盟国家间的流动水平较低。[5]若以外来教师数量与该国教师总数的比例作为衡量标准，欧盟各国的比例均偏低。其中，最低的比例是法国的0.45%，最高比例为比利时，也仅为3.77%。[5]另一方面，教师国家间流动的未来情况也并不乐观。研究显示：在2004-2005年间参加“伊拉斯谟计划”的144，037名学生中，仅有4，626名参加教师培训项目，在所有16类项目中人数排名为第12位。[5]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见欧洲未来的教师并不倾向于这种国家间流动。
欧盟的教育政策是通过项目计划的形式，以法律为指导，采取辅原则，为各成员国教育和发展提供支持和补充。
1.欧盟立法的支持与保障
欧洲委员会于2005年制定的《欧洲教师能力与资格共同原则》提出：流动性特征是教师职业的四个重要特征之一。2007年的《提高教师教育的质量》再次重申：“流动是教师的初始训练和后继职业培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应鼓励教师到其他欧洲国家学习、进修和工作，以谋求职业发展。”[6]这些政策强调指出：促进在职教师、师范生和师范教育者流动的项目意义重大，可以加深他们对于文化差异和教育的欧洲维度的理解，促进教师的学习和职业生涯发展。这些政策为教师流动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
2.欧盟具体教育方案的推动
推行具体的教育计划(MobilitySchemes)是欧盟教育政策得以实施的重要途径。欧盟推出的教育计划中很多都涉及到促进教师流动问题，而大部分欧盟成员国也充分利用这些教育计划来促进教师的国家间流动。1976年，欧共体正式出台的最早的“联合学习计划”(JointStudyProgrammes)，曾以促进各高等院校教师的短期流动为目标。而欧盟最新实施的“2007-2013年终身学习整体行动计划”更是增加了对教师流动和教师教育机构间跨国合作的支持力度。
欧盟各成员国也以促进文化交流和提高师资质量为目标，采取了多种举措来支持促进教师和实习教师的国家间流动。一些国家还制定了专门的政策来调控教师流动，以解决教师分布的过剩与不足并存问题。
1.促进国家间流动的方案
2.调控国家间流动的举措
为了解决师资分布的地区不平衡和供求不平衡问题，欧盟成员国也使用了一些调控举措。虽然各国的调控政策主要针对教师的“本国内流动”，但也同时对国家间流动产生作用。这些调控主要通过以下四种途径：
第一，财政激励。罗马尼亚为了吸引教师到乡村或偏远地区工作，教育机构根据地区的特点为流动教师提供奖金，而奖金的金额相当于教师薪资5%到80%不等。同时，政府每年都会重新评审这些地区的工资涨幅。
第二，其他激励措施。除去财政激励，一些国家还采用了更为广泛的激励措施来吸引教师去那些很难招募到新教师的地区。捷克的某些自治州当局为流动到该地区任教的教师提供住房。英国提出一个所谓“关键员工生存计划”(KeyWorkerLivingProgramme)。该计划适用的关键员工包括中学教师和继续教育学院(预科学院)的教师。英国的东南部和东部高昂的住房消费影响了教师的流动，该计划通过保证教师购买住所或提供廉租房屋来解决高水平生活消费给教师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增加流动灵活性。一些欧盟国家寻求不使用某一特定激励措施，而是结合诸如借调、固定配额和丰富的培训计划等细微措施增加流动的灵活性。
第四，采用访学与短期交流。如“岗对岗”教师交流项目中保持教师的原有待遇，这意味着交换到经济状况欠佳国家反而具有了高工资而低消费的优势。而对于交换到高消费地区的教师则提供额外补贴，解决住房等，帮助教师流动扫清障碍。总体而言，调控国家间教师资源分布不均本身是十分复杂的，需要欧盟和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因此，解决国家间教师资源分布不均的调控政策的制定是欧盟将继续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
四、结语
第一，通过立法保障、政策指导和具体方案推动等多层面举措来切实促进和调控教师流动。教师流动首先需要立法的支持与保障，而我国的《教育法》和《教师法》中没有关于“教师流动”的明确规定。其次，确立教师职业资格的统一认定标准是规范教师自由流动的重要途径。另外，具体流动方案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和调控教师流动。
第三，教师流动的方式和对象多样灵活。欧盟的教师流动不局限于现任教学人员，同时针对师范生、非教学人员等不同人群，这使得交流更加深入，而师范生的流动也为教师流动带来了更大的活力。
【参考文献】
[1]EuropeanCommission(2010).Europe2020:AStrategyforSmart,SustainableandInclusiveGrowth.COM(2010)2020.Brussels.
[2]ResolutionoftheCouncilandoftheMinistersofEducation,MeetingwithintheCouncil,of9February1976ComprisinganActionProgrammeintheFieldofEducation.OfficialJournalC038,19/02/1976,pp.1-5.
[3]CommissionoftheEuropeanCommunities(1993).GreenPaperontheEuropeanDimensionofEducation.COM(93)457Final,Brussels,p.9.
[4]EuropeanCommission(2008).Erasmus:MobilityCreatesOpportunitiesEuropeanSuccessStories.Luxembourg.
[5]EuropeanCommissionDGEAC(2006).MobilityofTeachersandTrainers(FinalReports).InStudyonKeyEducationIndicatorsonSocialInclusionandEfficiency,Mobility,AdultSkillandActiveCitizenship.2005-4682/001-001EDUETU.p.96,96,6,96,108.
[6]CommissionoftheEuropeanCommunities(2007).CommunicationfromtheCommissiontotheCouncilandtheEuropeanParliament.ImprovingtheQualityofTeacherEducation.COM(2007)392Final,Brussels,p.12.
泰国古典音乐中的主旋律最初由大围锣创作并演奏，其他古典乐器的旋律均以它为基础创作而成。主旋律是泰国古典乐队的旋律核心，固定的主旋律与依附于它之上的各声部运用支声原则形成了多声的
泰国古典合奏音乐。演奏中，主旋律是与其他乐器演奏旋律平行出现的存在于各个演奏者内心的音乐，并构成了泰国古典音乐的双层音乐模式。在实际学习泰国古典音乐的过程中，老师们不会刻意强调主旋律的重要性，主旋律已自然地融入了泰国古典音乐的传习、创作和演奏的过程当中，成为了泰国古典音乐的核心力量。
（一）“主旋律”的演奏乐器――大围锣
泰国音乐家认为“主旋律”就是由大围锣所演奏的旋律，是泰国其他古典乐器旋律的基础。大围锣是泰国古典旋律打击乐器中演奏速度最慢的乐器，在与其他乐器匀速演奏的情况下，大围锣一拍只需奏出一到两音，这使它成为了最适合演奏简洁又轮廓鲜明的主旋律的乐器，其他比大围锣演奏速度快的乐器再根据主旋律进行各自的旋律创作。
（二）“主旋律”在泰国古典音乐创作中的作用
与西方专业作曲的方式不同，泰国古典乐器的旋律创作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以一个动机或乐思展开一段旋律的创作，而是在已有主旋律的基础上，对主旋律强拍部位骨干音以外的部分进行变化和填充。音乐学家泰瑞米勒教授这样描述泰国古典音乐的创作过程：“作曲家其实是把创作的音乐记在脑子里，用大围锣演奏自己创作的曲子的基本旋律轮廓。其他不同演奏员按照作曲家演奏的旋律轮廓，用各自的乐器奏出相应的声部，由此，每一件乐器都会奏出同一内容不同的相应旋律。”[3]其中“基本旋律轮廓”就是指主旋律。潘尚教授[4]曾分别用大围锣和三弦胡为笔者演奏了主旋律与对应的三弦胡旋律：主旋律是十分简洁的旋律，多为四分音符与八分音符；三弦胡的旋律丰富了主旋律的节奏型，每一小节强拍上的骨干音与主旋律强拍上的骨干音一致，演奏中还加入了颤音、附点、滑音等三弦胡特有的演奏技法。其他泰国古典乐器旋律与主旋律的关联亦如此，一方面需要在骨干音上与主旋律保持一致，一方面却需要根据乐器的自然属性，利用各自不同的演奏技法，去填充和变化主旋律。
（三）“主旋律”在泰国古典音乐合奏中的支声原则
西方音乐在处理多声部音乐时，使用的是纵向思维，各声部之间依靠和声的功能排列在一起，烘托着音乐中具有完整意义的旋律主题，达到对整部作品的音响、情绪等的综合把握。泰国古典合奏音乐却是横向思维，每个声部都是一条可以用来独奏的完整旋律，每一条旋律都有它独自存在的意义，并通过每一层旋律与主旋律之间的关联将各声部结合为一个整体。各声部之间是按照支声的原则结合在一起。仔细分析各声部之间的关系，各声部均从自己的乐器性格和技能特点出发，旋律间互相交错、有繁有简又各自独立，但每进行到重要部位时各声部音调必然会重合：“它们在每小节的强拍上齐奏旋律骨干音，而在其余拍子上则各自进行发挥，从而造成时而协和，时而不协和的音响效果。”[6]由此可见它们之间具有某种亲缘关系，而这种关系都来自于固定的主旋律对于变奏衍生于它之上的各声部旋律的约束。
支声的合奏思维在我国传统的合奏艺术中十分常见，如工尺谱在演奏中只是一个基本框架，演奏时艺人在框架之上灵活地即兴创造出各个声部的旋律；又如江南丝竹的合奏，声部之间各自发展却又万变不离其宗。同样泰国古典乐队按照支声原则，各声部时而在强拍骨干音上汇合，时而又各自分离，加上贯穿整个演奏过程始终固定不变的主旋律，形成了纷繁多变又协和统一的音乐形态。在泰国古典音乐的发展中，创作与乐队演奏，练习与乐队演奏都是一体化的过程，这也是区别于西方专业音乐的特殊方式。许多流动的即兴因素需要与演奏同时进行，只有在乐队合奏中才能训练出支声的思维，达到每个声部的演奏者对主旋律和各声部旋律均能熟练把握的程度；也唯有参与了合奏，才能体验出以主旋律为核心的支声思维的重要性。
为了准备2012年中央音乐学院世界音乐周的演出，笔者参加了由五人组成的小型马荷里乐队，演奏泰国双面长鼓（Thon）和手鼓（Rammana）。乐队使用了四弦弹拨琉特（Kra-jub-pi）、三弦胡、泰国笛、双面长鼓和手鼓5种乐器，加上歌唱，旋律复杂多变。由于每个声部的旋律听上去均不同，笔者很难在正确的节拍上演奏出看似简单的8拍循环的鼓点节奏。而泰国乐手们却仿佛知道彼此的旋律，甚至能很快意识到对方演奏中的错误。在他们的帮助下，笔者认识到自己无法顺利演奏鼓的原因是不熟悉主旋律。乐队虽然没有大围锣演奏主旋律，但整个乐队的音乐是在演奏者内心主旋律齐奏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合奏中才能知己知彼、配合默契。不同乐器的演奏者需要在合奏中练习在倾听其他声部的同时灵活地对自己演奏旋律进行即兴调整的能力，泰国古典乐器的学习也需要在合奏的环境里、在和其他乐器的配合中完成，这些都是为了不断巩固主旋律在演奏者内心的熟悉程度以及培养不同演奏者彼此对主旋律共同把握的默契程度。
二、以“主旋律”为结构模式的泰国古典音乐创造与演奏
以主旋律为内在层面的泰国古典音乐模式，是在最初对大围锣所演奏主旋律的学习到之后对其他乐器的反复练习再到可以轻松地在主旋律上做其他乐器的旋律变化这样一个过程之上建立的。如果在这个运行过程中，脱离了对主旋律的学习而仅掌握所需演奏乐器的旋律和技巧，脱离了以主旋律为基础的创作方式而直接谱写其他乐器的旋律，脱离了在合奏中以主旋律为核心思想的演奏方式而仅以演奏各声部旋律为主，泰国古典音乐的核心也就不复存在。
“主旋律”体现了泰国古典乐器之间的联系与共性，给予了不同乐器泰国音乐的身份标识，让泰国古典音乐的创作和演奏成为个人风格与民族文化风格的共同产物。在泰国古典音乐的合奏中，演奏者将各声部的旋律化繁为简，以主旋律的形式将各演奏者的内心归于统一，最终到达平和、安宁的演奏境界，表现出泰国人民内心对平和的追求。也正因为如此，泰国古典音乐被泰国人民视为泰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三、结语
“主旋律”的存在始终贯穿于泰国古典音乐的创作到演奏的全过程，是构成独具泰国特色的传统音乐思维模式不可缺少的环节。如今尽管泰国古典音乐在泰国社会仍十分活跃，但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现代化社会的进程还是给它带来了一些影响。部分学生跳过了学习主旋律这一步骤，直接记忆自己声部的旋律，虽可以快速加入乐队的演奏，但却降低了对主旋律和其他声部的熟悉程度。
“主旋律”容易被其他声部富有个性的旋律覆盖，往往在最初得不到很好的认识。对泰国或非泰国的、学习泰国音乐或刚接触泰国音乐的朋友来说，通过对主旋律的了解，均可以更好地理解泰国古典音乐的构造，更准确地把握泰国古典音乐的要领。这一过程对分析我国的传统音乐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1][5]2012年10月26日笔者在泰国乌东大学拜访斯拉巴柴先生的录音整理.
[2]2011年11月19日笔者在泰国马哈撒拉坎大学拜访三弦胡演奏者拉涵宁先生的录音记录.
[3]泰瑞米勒.当代世界中的传统音乐：泰国和越南的两大对比模式[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02）.
[4]潘尚教授是泰国曼谷孙素楠塔皇家大学艺术系老师，也是笔者的三弦胡老师.
一、研究呈现出的主要特点
国内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伴随着整个中国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归纳起来，其呈现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大，且方法日益多样化
（二）研究体现出的冷静思考与理性反思色彩更加浓厚
（三）研究以凸现时代价值为主流
（四）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并重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在整体上以综合研究的形式展开，另一方面在局部上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展开，体现为二者的并重。在综合研究上，既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探讨的，如曹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也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系探讨的，如徐大同的《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还有对中国古代政治观进行研究的，如陈远宁的《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等。在专题研究上，既有对民本思想研究的，如王宏玲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历史考察》；也有对治国方略探讨的，如刘长江的《中国古代治国方略嬗变述论》；还有对法治思想进行研究的，如江伟的《试论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传统法治观》等。这样，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就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同时得到了展开。
二、比较研究情况
对于比较研究方面来说，它既是一种研究的方法体现，同时也是构成整个研究基本状况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对于比较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也有利于认识研究呈现出的基本状况。
（一）比较的正当性问题
（二）具体比较研究情况
对于近十年来，有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的比较研究情况，可以从以下一些角度进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