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父母来到西安的梁庄女孩，在城中村的巷道里写作业。
在西安蹬三轮车的梁庄老乡
梁鸿
在青岛打工的梁庄老乡租住的房屋
关于故乡，有两个人的形象，学者梁鸿挥之不去。
一个人是小柱，梁鸿的堂弟，比她小半岁。两人相交甚好，儿时常一起玩游戏。16岁那年，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分了岔。梁鸿读书、工作，而后考取名牌大学的博士生，留在北京发展；小柱则从那年外出打工，10多年后，他回到家乡，昔日“活泼、健康、阳光”的小伙子已经奄奄一息，没过多久就离开人世。
另一个是黑女儿，同村的小姑娘。这个女娃刚出生不久，父母就外出打工，把她留给奶奶抚养。9岁这年，黑女儿被村里一个老头多次猥亵。但最后此事不了了之，因为奶奶怕影响孙女的声誉。奶奶甚至不敢将此事告诉自己的儿子，担心儿子和老头拼命。
“这两个人就像两个隐喻，表明我的故乡、故乡的人正经受着巨大的哀痛。”梁鸿说。
在即将付梓的《出梁庄记》一书“后记”中，梁鸿写道：“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哀痛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反而“被农民化”
2011年元月，梁鸿回到故乡“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在她的书中，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地方，是河南省邓州市一个普通的村庄。
半年后，她在父亲的陪同下，到西安采访调查。这是她的第一站。此后，她还陆续到郑州、呼和浩特、厦门、青岛、东莞等10多个城市寻访。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15个梁庄人。他们有的在那里蹬三轮车，有的卖菜或做其他的小买卖。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生在另一个城市的一则旧闻吸引了她的注意，说是“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3小时，万余辆黑三轮成××市顽疾”。
这原本是一则司空见惯的报道。如果不是内容与三轮车夫有关，她完全可能一扫而过。
报道指出，××市交警支队认为，他们的一次常规执法，遭到三轮车夫的抗法，引来数千人围观，致使市区某路交通瘫痪3个小时。该市有一万余辆无牌无证三轮车，且呈现出集团化、信息化和暴力化的趋势。三轮车横冲直撞，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安全，成为该市交通管理一大顽疾，还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报道还写道，有政协委员建议，该市已进入堵车时代，应当全部取消市区营运三轮车。
当梁鸿拿着这则旧闻，去和在西安蹬三轮车的梁庄人讨论时，她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
“净胡扯。”一听到报纸这样评价三轮车夫，不少老乡抗议。他们纷纷向梁鸿倒苦水。
三轮车夫出入的地方，多是人流集中、货物运输忙碌的繁华地段。早先，三轮车不用上牌照，也没有人向他们抽税。后来，三轮车多了，政府要求办执照，然而执照有限，很多三轮车夫只能当“黑户”。
“黑狗子”不是警察，也不是其他执法人员，却被当做有执法权的人。比如协警、治安员等都是类似身份与职能的人。
“抢劫”是指“黑狗子”将“黑户”三轮车罚没的行为。
完成“抢劫”这一步后，“托儿”上场了。
“托儿”，是指与执法部门有紧密联系的人。三轮车被罚没后，车夫就找到“托儿”，付一定的酬劳，由“托儿”把罚没的三轮车要出来。酬劳接近三轮车价的1/4。
梁鸿的记述中，车夫与“黑狗子”经常发生摩擦，有时甚至会有暴力冲突。有一次，一个梁庄老乡的三轮车被几个人扔到车上，欲强行拉走。老乡不干，死活护着车，但最终他被戴上手铐，车还是被拉走了。
“像这样的冲突很多很多。每听到一次，我就感觉深深的哀痛。”梁鸿缓缓地说道。
除了执法部门，当地的很多居民，对这些外来打工者，也没有表达出尊重。“你一个臭蹬三轮的”，“你一个臭卖菜的”，都是常听到的话。
因此，梁鸿又听到了老乡们为维护尊严而打架的故事。当他们的尊严受到挑战，有时甚至就是为一块钱的事，都可能发生打架行为。老乡们轻描淡写地描述一次次的打架事件，梁鸿却听得心惊肉跳。
她还听到，为维护尊严，有些农民工会采用下跪等“耻辱”的方式。
而在她的记忆中，故乡的这些人，大多敦厚老实，在故乡生活得从容自在。
她在书中如此思考老乡们的变化：“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变为‘暴民’和‘恶民’……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他们的农民身份一再被别人强调，反而‘被农民化’。文化的丧失，伴随着自我的丧失。”梁鸿总结道。
她赞赏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一书中的一句话：“农民的终结？这样带着点迟疑，也更审慎。”她把这句话写在书中很醒目的位置。
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但又“与城市无关”
梁庄的韩叔家，这些年陆续有人到内蒙古谋生。
先是女婿到了内蒙古，随后女儿跟着过去。接着，两个儿子“投奔”女儿。再接着，韩叔夫妇，以及一些亲戚陆续过来。目前，这一大家子聚集在呼和浩特市。
女儿朝侠住在市区一个环境很好的小区，居室面积有150多平方米，装着灰细花纹的大理石地板，橡红色实木家具和实木门窗，看起来很是“有品味”。
朝侠的女儿就在呼市出生，前几年解决了本地户口。她正在读高中，说着标准的普通话，但几乎能全部听懂老家话，尽管她回老家的次数寥寥无几。
在呼市待了10天，梁鸿观察到，出入朝侠家的，几乎没有本地人，多是梁庄的亲戚和老乡。朝侠丈夫的应酬，也多在同乡之间。正是在这个环境中，朝侠的女儿才练出了听懂家乡话的本领。
梁鸿问过朝侠，她是否有当地朋友，是否参加当地的一些活动。朝侠给她的回答是，有朋友，但少有深交，也很少参加当地的活动。
“这个城市与我无关。我是河南人，我是梁庄人。别人不带我们玩。”朝侠的话，让梁鸿深有感触。
其实，无论在哪个城市，甚至在梁庄所属的地级市南阳，无论她的老乡住在豪华小区还是破旧民房，梁鸿都有一个感觉，她的这些老乡，很难融入他们所在的城市。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的一句话。梁鸿将这句话作为书中一章的题记。
博士毕业后，梁鸿留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子，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各种活动圈子，她的这种陌生感才稍有减缓。
但直到今天，如果有人问起梁鸿是什么地方的人，她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梁庄人，而不是北京人。正如她在《中国在梁庄》一书的前言中写的一样：故乡是她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那里不但有她多年的记忆，还有母亲的墓。
实际上，大多数从梁庄走出来的人，与她的境遇有天壤之别。
当她跟着老乡，穿过一条条巷子，到达他们租住的破旧房屋时，她能从当地人的眼神中读出“警惕”。在故乡则完全不一样。有人走进家中，无论穿着如何，主人都会热情递上一碗热腾腾的大碗茶。
“我的穿着还算体面，别人都对我这样。我能想象得到，要是我脏兮兮的，他们对我一定特别排斥。”梁鸿说道。
网络上曾流传的一幅图片，也让梁鸿唏嘘不已。一个穿着不讲究、甚至有些脏的农民工，坐上公共汽车后，没敢坐在空着的座位上，而是选择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编织袋上。“他用屈辱的方式来保持自己和城市的距离。”梁鸿说。
梁鸿和在西安谋生近20年的虎子有一段对话。据乡亲们说，虎子挣了很多钱，但他“打死也不在西安定居”。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
“为啥不住这儿？”
“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
“那多不公平啊，凭啥咱就得回去？”
“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给啥。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钱买个户口也是个空户口……分东西也没有你的。连路都不让你上，成天撵……”
通过对生活在10多个城市的梁庄人的观察，梁鸿得出结论，她的这些老乡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多是依托老乡、亲戚关系辐射发展。老乡带老乡，亲戚叫亲戚，慢慢地，熟悉的人都凑在一起打工生活。就如同在城市中，复制了一个个梁庄。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但又“与城市无关”。
梁鸿调查过北京西苑的河南卖菜村、牛栏山镇姚家村、青岛万窝子等梁庄老乡的聚集地，发现均是如此。有人一张罗，一会儿就能叫来不少梁庄人。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是费孝通《乡土中国》中的一句话，梁鸿郑重地将它作为书中一章的题记。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梁庄外出打工者中，进入工厂的也有不少。
2012年元旦，梁鸿在郑州碰到一个同村人。他曾经在一家著名的台资工厂工作过。
她如此描述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很酷的年轻人，深陷的眼睛，目光逼人，突出的光亮的前额，头发剃得很短，几乎能够看到青色的头皮。
在那家工厂，梁平是生产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梁鸿在书中写道：
“在说到工作身体不能动时，梁平扭过身，头低着，把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胳膊、手腕一动不动，双手也不动，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飞快地缠绕着，‘你看，就这样，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往一个槽里插零件，其它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能动。’他的表情夸张、僵硬，就像一个没有知觉的、肢体呆板的机器人。”
“这不就是卓别林《摩登时代》的翻版吗？”梁鸿叹息。
她问过梁平收入。年轻人告诉她，在这个工厂，先是3个月的实习期，实习期过后，是6个月的考核期。在这9个月中，如果不加班，一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只能拿到1200元的工资。
梁鸿在调查中发现，梁庄人所在的很多工厂，目前只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
“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没干够9个月就跑了。都说这里工资高，那是加班加点干出来的。”年轻人告诉梁鸿，“你去试试，在机器跟前，一动不能动，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人被机器控制了。”
说到这里，梁鸿才明白，这个年轻人的沉默，是在机器前形成的。事实上，这个年轻人很健谈。
年轻人在不断叙述，梁鸿脑子里却想到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她把马克思的这段话，也写进书中。
类似梁平的人，梁鸿还遇到不少。在厦门打工的丁建设就是其中一个。
这是一个“哀愁的、憔悴的、失去了某种主体意志的形象”，“大大的黑眼圈，黑眼圈里是巨大的哀愁”。他经常在晚上步行40分钟到一个工友聚集的地方，但很少说话，很少参与活动，只是翻翻报纸，看看其他人打球。有时他什么都不干，眯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晚上9点多，他再徒步走回工厂。
丁建设给梁鸿描述了一个黯淡的人生：厦门与他，他与厦门，始终没有任何关系。他想找对象结婚，没有可能；他想涨工资，没有可能；他想交朋友，没有可能；他想找到光亮，光亮离他还很远。
梁鸿在北京举办过一次工友座谈会。她发现，打工者，尤其是年轻工人，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
“将来结婚，把孩子留给家中的父母，两个人继续在不同的城市打工。”这是梁鸿听到农民工说得最多的对未来的打算。
梁鸿请教过厦门一家电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问他工人的文化生活是否能得到有效的推进。对方坦率地告诉她：“非常非常难。”
这名人力资源部主任曾鼓励年轻的工友，尤其是高中毕业生报考自学大专，并负责购买书本、帮助择校等具体事务。他还经常请一些愿意做公益的大学老师或专业人才给工友培训、做讲座。但3年下来，他这个自考班的学员从20名减少到5名，只有一名拿到了毕业证。
目前，这位主任的自考班已经陷入停滞状态。
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青岛是梁鸿最早定下来要去的地方，但是，她又几乎是最晚去的。到了最后，她甚至“有些害怕，有点胆怯，有点软弱”。因为就是那个城市，让她的堂弟、也是她儿时的伙伴小柱，最终丢掉了性命。
小时候，她和小柱经常玩一种“冲撞游戏”。两队人马，每一队的小伙伴都紧紧地拉着手，相距几丈远，高喊着：
大把刀，
耍得高，
你的人马任我挑。
挑哪个？
挑XX。
XX是某个小伙伴的名字。被挑的这个人，就拼命冲向对方的队伍，如果将队伍冲散，就把对方的一个小伙伴领过来，作为自己的队员；如果没有冲开，自己就留下。梁鸿通常紧跟小柱，因为小柱是队里的“常胜将军”。
但小柱从青岛回来后，一下子就软下身体，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梁鸿一直想搞清楚，是什么导致小柱死亡。
2011年10月下旬，梁鸿来到青岛。小柱原来在这里的电镀厂打工，用氰化物为金属表面去污增光。氰化物是一种剧毒。
在老乡的帮助下，梁鸿走进一家电镀厂，很快就领教氰化物的厉害。她在书中描述道：“一进到车间门口，一股巨大的蒸汽浪潮冲我而来。这蒸汽湿度和浓度很高，呼吸一下，就像吸进去一块冰冷的厚重的湿毡，塞住鼻孔和嘴巴，有猛然窒息之感。”
进到车间深处后，“空气浓度似乎更高，有颗粒之感，像在河里游泳呛水时吸入满腔的沙粒，每一次呼吸都像呛到什么东西”。而鼻腔，有“金属的质感，硬、涩、锈”。
梁鸿观察到，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都不戴口罩。老乡解释说，车间温度高，湿度大，戴上口罩，呼吸不上来。
“干这个活儿就是慢性自杀，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一死。”梁庄老乡悲叹道。
他们还说，小柱就是氰化物中毒而死的。梁鸿查过资料，吸入氰化物中毒的征兆是，一些器官充血、水肿、糜烂。她的哥哥开诊所，小柱生前，哥哥嫂嫂经常给小柱输液，发现“小柱喷出来的血发臭发腥。”
梁鸿从老乡那里了解到，在这样的工厂里，有类似小柱这种死亡征兆的人还有不少。有的人像小柱一样，活着回到故乡，在家中死去，有的人甚至就没有活着回去。
梁鸿引用了里克尔《世界上最后的村庄》中的一句话，作为祭奠：“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对死亡的人，工厂通常是补偿几万块钱了事。
“告，上哪告？有钱能使鬼推磨，咱到哪也告不赢。告了连几万块钱也拿不到。”当梁鸿问大家为什么不采取法律手段时，有工人这么回答。
听到工人们这样说，梁鸿感到一阵阵悲哀。“记录的时候，我的手指都会发抖。可是我又是如此无力，只能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城市对他们不是‘奶与蜜流淌之地’，而是坟墓。”梁鸿说。
相对死亡来说，另外一些事情看起来就有点微不足道了。比如老板克扣工资等行为。
当然，工人也在悄悄地“反抗”。怠工、偷窃或者破坏设备，是工人常用的一种反抗方式，他们借此得到“正义”。有学者称，这种匿名反抗的行为，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公开反抗风险很大。有一次，一家外资企业的几十名农民工组织起来，到这座城市的外资企业管理局告老板的状。老板经常强迫工人加班加点，不付给他们工钱。管理局推卸责任，将他们打发到别的部门。如此一来二去被踢皮球，工人们愤怒了，到劳动局门口列队站着。
最终工厂被开了罚单，但工人们的噩运也来了。在梁鸿的记录中，先是领头的一个人在夜里被人打伤。第二天早上，他才被发现，“浑身青紫，奄奄一息”。后来，那些被认为是挑头的工人陆续被打。
梁庄老乡在叙述的时候，梁鸿注意到，他们虽然表现出激愤，但随即又被无奈所笼罩。“既然你把事情做那么绝，咱也没有办法。”这是她常听到的一句话。
“是呀，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梁鸿说，“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耻辱的塑造者。”
她自己在采访的后期，越来越“不敢面对”他们的苦难，时时想“逃避”。尽管这些人，都是她的乡亲。
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两年期间，梁鸿走进很多城中村或城郊结合部等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她在书中不厌其烦地描述他们的居住环境。“昏暗”、“潮湿”、“黝黑”、“肮脏”、“臭味”等是她经常使用的词汇。
有时，她甚至不敢喝水，因为不愿走进那一个个肮脏的厕所。她在书中写道，一个漆黑的厕所，把老乡们“内在的伤心、内在的被损害以及对这种被损害的麻木承受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起先，梁鸿很难接受这种居住环境。但当一些城中村拆迁，她的乡亲们被迫流离的时候，她的观点发生变化。当她再次走进城中村的时候，她甚至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慨。
有一次，梁鸿受邀参加一个会议。在会上，一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老学者站在台上讲，城中村影响市容，应该彻底消失。
“当时我就想，如果在台湾，我会脱下鞋砸他。”梁鸿说。
她没有脱鞋，而是站起来大声反驳这名老学者的观点。她反驳说，城中村给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居住活动的场所，是农民工唯一可以选择的地方。如果有一天城中村消失了，那中国两亿多农民工将失去委身之所。
“不能仅仅以市容的观点来看城中村。”她大声说道。
会后，一名湖南籍的农民工代表，握着她的手说：“妹子，我就喜欢你说的话。”回到湖南后，这名农民工给梁鸿寄来一大包“杜仲茶”。
每次采访中，梁鸿都会问被采访对象一个问题：“你以后会回到梁庄吗？”
回答各异。但她发现，即使是置身在一个狭小、肮脏、昏暗、潮湿的小屋中，对方也会告诉她，暂时不考虑回去。而在梁庄，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宽敞明亮、干净卫生的大房子，只不过，平日里总上着锁。
其实，他们不回去的答案，梁鸿早在《中国在梁庄》中已经给出：挣钱生存。
当然，梁庄也有回来的打工者。但回来的这些人，几乎全是受伤者或病患者。就像小柱一样，身体软下的那一刻，他回到了故乡，甚至都没有和工厂讨说法。
梁鸿感慨地引用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故乡之歌》中的一句诗：“当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而她的故乡，现在一片萧瑟。一群老人和小孩，“守着发臭的坑塘，遍地的垃圾，过着毫无生机的生活”。
这不是梁鸿记忆中的故乡，也不是她向往的乡村。她记忆中的故乡，是一个花草遍地、群鸭游弋、河水清澈、道路干净整洁的美丽乡村。
去年的台湾之行，梁鸿对乡村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台湾的桃米村，早先因镇里的垃圾掩埋场设在此处，居民们自嘲为“垃圾里”。尽管此地是通往日月潭的必经之地，可观光经济从未辐射到这里。和梁庄一样，在现代工业日益发达的大背景下，一批批青壮年离开村庄。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桃米村获得了新生。一个基金会来到这里，“实践在地行动的公共价值”，致力社区营造工作。10多年的重建，一个生态优美的村庄再现，变成集观光、商贸于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建筑群。
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了，桃米村里一片生机——就像梁鸿向往的乡村一样。
村里人纷纷议论，村干部在土地统计上有虚构的部分，但大家只是发发牢骚，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抗议，仿佛这个村子的地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乡亲们这种身处事中、但又置身事外的态度，让梁鸿产生颇多感慨。
她想起了黑女儿。这个可怜的女孩，小小年纪，承受如此大的创伤，家人却没有勇气将侵犯她的人告上法庭。但在村里，黑女儿却已成大家的谈资。
她还想起了一件事。村里的军哥意外死亡，认领的告示四处张贴，可是军哥的弟弟却不敢去认尸。因为一旦确认，军哥的地就要被收回，“南水北调”的占地补偿款，就落不到他的弟弟手中。乡亲们在痛斥军哥弟弟无情的同时，又可怜他，希望他能得到军哥土地的补偿费。
种种这些事情，让梁鸿想逃离。
离开梁庄后，她到市区的茶馆听了一场戏。一个脸色黝黑的老农民唱了一出岳飞的《满江红》。
台下，一个喝醉酒的中年汉子，坐在一张低矮的小桌前，弓着腰，闭着眼，晃着头，随着《满江红》的旋律，用手指在桌面上敲打着节拍，一下，一下，一下，“梆、梆、梆”，简短、斩钉截铁地敲着，好像要把手指敲断。
中年人的敲击，每一下都击中梁鸿的心。她的眼睛湿润了。
她终将离梁庄而去，任由梁庄沉浮。就像小柱病倒的时候，她明明在家，却始终未去看他。至今，她也说不清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