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四十年，人类两百年，往事波澜壮阔，深圳踏浪乘风。深圳崛起是新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二次革命的成功，其意义和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讲，不亚于建立新中国政治和军事革命的胜利。
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也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混合作用的结果，借香港大平台起步，在全球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深圳开辟了一条中国产业化的新道路。
追因溯源，深圳产业化的成功，不仅是政府领导的成功，也不仅是国家力量推动的成功，更不仅是什么深圳模式和能人政治的成功，根本的还是最常识的市场主导经济的成功，最基础的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的成功，最简单的顺应人性的成功。
人性的水推动了深圳的船，顺水行舟成就了深圳。或许，这才是深圳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一、绝境中的崛起
一切以钱为主角的故事，总是要从缺钱开始讲起。
1979年4月，小平同志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上面的话有两个重点，第一，再穷下去，我们就完蛋了，第二，赚钱不是请客吃饭，要用非常手段非常思维。
1、要钱没有，可以给人、给政策、给企业
给人，两万基建兵是中央的大手笔。
1979年9月，基建工程兵冶金系统调集五个建制连共1041人组成先遣团，从鞍山市开赴深圳，拉开了基建工程兵建设深圳特区的序幕。到1983年转业前，这个队伍扩大到了20000人，彼时，深圳特区内居民两万多人，而工程兵和家属有四万多人。这是中国最早的成规模的有组织的基建狂魔，荒山野岭中开辟深南大道，三天一层楼的国贸大厦，都是这群基建兵的得意之作，这就是深圳拓荒牛的由来。
这批转业的工程兵里面，包括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华强集团董事长梁光伟，香港卫视创始人高洪星等一批后来的风云人物。
给政策，深圳成了全国最大的政策洼地。
1979年1月31日，袁庚向中央提出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当即得到批准，还破天荒地允许自主审批工业项目、允许对外资银行举债。
1979年7月15日，中央同意在深圳和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力争三五年里建设成为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旅游区“，深圳成了中国对外经济名正言顺的官方窗口。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国家慷慨提供3000万元贷款，虽是杯水车薪，支持弥足珍贵。
1984年1月24日，小平同志来到舆论旋涡中的深圳，后来写下一锤定音的一句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整个深圳发展过程中，据几乎全程参与深圳重大决策的谷牧同志回忆：中央一共就给了2个亿，大部分还是银行贷款，其他的，都是政策。
2019年，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顶多算是锦上添花的加冕，而改革初期中央给深圳的政策，全是雪中送炭的头一回。
给企业，深圳同样创造了记录。
随着改革开放一声雷响，1979年开始中央各部委抢滩深圳，一为支持特区的建设，二为自谋新出路。鼎盛时期，9家部委同时派出队伍进驻深圳，上海宾馆旁振兴路的航空工业部三机部、上步工业区振华路的电子工业部四机部、香蜜湖的核工业部六机部、航空工业部的中航工业公司、蛇口的交通部招商局等，全都大有来头的国家力量。
加上广东省的电子局等省委企业，中央和省委给深圳送来了第一批产业化的种子，举全国之力开发一个新区的决心和魄力，史无前例，这也为后来的浦东新区甚至当前雄安新区的开发，积累了经验。
大浪淘沙，铁打的特区流水的国企，留下来的，后面大都成了明星。
2、四十年四个阶段
抛开房地产，深圳产业化四十年，十年为界，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80年代的贸易时代。
国际方面，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启动产业转移。
国内方面，处于物资奇缺的年代，初级轻工品市场开始井喷。
深圳，三来一补、部委企业进驻、贸易、倒卖、走私，是这个时代产业化的几个关键词，总体以贸易为底色。
90年代的电子时代。
国际方面，全球电子制造业向大陆集中，以美国为主导的互联网产业起步。
国内方面，家电和消费电子开始普及，初级轻工品开始过剩，互联网萌芽。
深圳，外资和港澳台企业面临转型，国企开始发力，第一波全民创业高潮来临。以电子产业为引擎，深圳金融和物流行业开始进入快车道。
00年代的通讯时代。
国际方面，中国入世，美国互联网产业爆发为全球提供了模板。
国内方面，电脑、手机、通讯设备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互联网爆发。
深圳，关内实现整体腾笼换鸟，第一批转型成功的头部企业，开始走出去。山寨迎来巅峰，深圳将文创和高科技作为转型利器，四大主导产业基本成型。
10年代的互联网时代。
国际方面，4G技术为移动互联网带来二次创新，人工智能成为潮流。
国内方面，第一次实现与全球产业发展同步，移动互联网领域开创中国模式。
深圳，移动互联网领域创新，深圳开始掉队，深圳第一次失去了自己的先锋旗帜。以互联网为旗帜，深圳的高科技中小企业有了全新的突破。
二、破冰：贸易时代（1980S）
——蛇口风云，冒险家们的野性时代
官方的人、政策、企业都到位了，民间的力量更如开闸的洪流，至此，深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产业化之路，一切为了当初最直接的动机：赚钱。
这个时期的产业化，是三来一补、走私倒卖、本土企业起步三股力量的交融。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野性爆发的时代，更是一个生态重建脱茧化蝶的新时代。
1、三来一补的出口贸易
战后承接产业转移实现腾飞的亚洲四小龙加上日本，急寻产业转移的新大陆，深圳恰好踩到了这个点。
1979年7月8日，蛇口工业破土动工。
1982年，港资凯达玩具厂，成为蛇口工业区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来吃这个螃蟹的人，是香港开达实业丁熊照的公子丁鹤寿，开达是一度占据全球塑料玩具70%市场的巨头。1982年2月19日，百余名韶关姑娘奔波数日来到了凯达，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打工妹。此后肇庆、汕头等地的打工妹陆续吃到了凯达食堂的鸡腿，凯达员工一度占到蛇口工业区人口的三分之一。
1983年9月，三洋株式会社成为进入中国的首家日资企业，取名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三洋电机创始人井植熏，是丁熊照的老朋友，他们的友谊在蛇口翻开了新篇章。当时，三洋给女工配置通勤自行车，让“三洋妹”成为当时全国的风尚热词。
实际上，其他地方也没闲着，在蛇口工业区建设的间隙，北面的石岩镇上屋村，已经开始了三来一补的探索。1978年初，经由一位祖籍石岩的商人牵线，香港怡高实业有限公司在石岩上屋村一个200平米的房间内，开始了吹风机发热线圈的生产。上屋出人出场地，怡高提供资金、设备、原材料，支付工人工资。怡高无意成了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1982年初，祖籍福建的台商张清源，在《告台湾同胞书》的感召下，来到了深圳，将深圳华侨家俬有限公司安家沙河工业区。此举实现了深圳台资企业零的突破，标志着两岸冷冻了30余年的民间通商的破冰，获得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欣然题词。
潮水般涌来的外资企业，彻底点燃了特区的激情。
到1985年底，深圳三来一补企业共有1075家，与外商签订协议多达4696宗，协议投资金额为33.5亿美元，占到全国直接利用外资额的1/6。1987年，深圳的出口贸易额位列全国第三，1992年跃居全国第一。
1985年全国农民纯收入为397.6元，深圳打工者月工资已达200元左右。
在此期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蛇口开始了石破天惊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创造了24个全国第一。
2、倒卖走私
王志纲老师非公开场合这样描述这个时代：一群野牛冲进了草原，带来了全所未有的活力，虽然也踩坏了草地，撞到了小树，到处拉屎拉尿，但都不是主要的，这种野性才是这个时代的价值，这是一个新生态构建过程中的必然代价。
这群野牛，差点把草原都毁了。
政策为深圳开放了对外的绿灯，也放出了走私的怪兽。
今年83岁的黄志球，回忆当初在福田法院工作的经历，印象最深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法院审理最多的就是走私案和偷渡案，占刑事案件的80%左右，被戏称为“深圳特产”。
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走私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部，1981年1月至9月，9次走私电视机、手表、收录机等物品，逃税124万元。
与香港分街而治的中英街，1983年《开放中英街协议》签订之后，成为普通人参与走私的天堂，每天都能抓到一波人。
蛇口区分局作为全国第一个打击走私犯罪的公安机关，1987年，蛇口分局扣押了一艘巴拿马的走私船只，直接惊动了中央。
这些被抓住的老鼠，不过是当初猖獗走私的冰山一角，却反映走私这场大戏，从国外到国内，从国企到民企，从干部到群众，都有精彩演出。
那个时候，深圳的走私，也只是东南沿海的冰山一角。同为特区的汕头、厦门，连同深圳、珠海、海南一线，构成了80年代东南沿海走私的黄金海岸，从黄金海岸开始蔓延，席卷了整个大陆沿海地区。
走私不仅蚕食了国家的税收，也直接阻碍了国内产业的发展。一位南京电子厂的采购员，这样总结工厂破产倒闭：我们投资几百万元更新设备，研制的电子元器件，在深圳只要花几元钱就能买到了，性能比你还好，你怎么竞争
走私差一点葬送深圳的前途。
有批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痛心疾首：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特区被描绘成了“走私主要通道”和“香港水货之源”。
1982年2月，任仲夷带领广东省委干部集体进京迎考，回来立即开启了打击经济犯罪保护特区的专项行动。
到1982年底，专案办公室成果报告显示，查货走私案540起，投机倒把1796宗，贪污受贿3731宗，其中不乏深圳市委政法委主任郝日敏这样的高级干部。
值得注意的，1983年全国开展了第一次严打，这也算是保护经济和改革开放成果的代价之一吧。
走私风潮中，泥沙俱下的深圳，台前幕后的各路神仙，上演了一幕幕比电视剧精彩一万倍的表演。一大批迫切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人民，投身走私，主观上展现了人性向上的光明，客观上演绎了人性贪婪和侥幸的暗黑。
除了走私，还有一个就是倒卖批文。
80年代初期的价格双轨制，意味着只要拿到计划经济下商品供应的批条，就可以用计划内的低价买，再用计划外的高价卖，中间的差价就是巨大的利润。这就是80年代最狂热的游戏：空手套白狼。
1982年8月1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对广东、福建两省进口商品管理和制止私货内流的暂行规定》：通过广东、福建两省口岸接收进口的十七种进口商品，均凭国家物资局、商业部和纺织工业部核发的准运证，办理调运手续。本为打击走私，却为倒卖批文、合法走私贸易提供了土壤。
华强集团原副总经理罗鸣楷，这样回忆往事：1988年正好是整个彩电市场急剧膨胀的时候，一张彩电票就能卖500元，我一个星期卖完了1.5万台，赚500万。
80年代的倒爷，全国遍地，自由大陆的深圳更不用说。那个年代，能做倒卖批文合法走私的都还是有门路的有手段的腕。王石的倒爷生涯，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
1983年5月7日，奔着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而来的王石，在火车上肯定不会想到他的事业会从倒卖开始。
有一天，去蛇口的小巴从深南路拐上蛇口，几个高大的白铁皮罐子吸引了王石的目光，打听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属于正大康地公司。原来，由于正大公司没法弄到运输指标，玉米要从香港转道再运回深圳。搞运输指标王石有办法，于是王石的第一单玉米生意开始了，几番运作，他与正大康地公司签订了第一单生意，转手赚了40万。
王石的眼光和胆识很快获得了回报，短短几个月，他已经赚了300多万，于是在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
当然，比倒爷更多的是骗子，富贵险中求，有暴利肯定就有陷阱。积极投身倒爷行列的柳传志，在每月工资是104元的时候，给人骗了14万元。
3、本土企业的起步
在物资短缺的年代，基本生活需求的初级轻工品，首先刺激了人民物欲膨胀的神经，香皂、丝袜、T恤、运动鞋、领带、西装、玩具、小家电、电子消费品相继受到了普通家庭的青睐。
强大的市场需求为国企的转型创造了条件。
部委省委企业到了深圳，也得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学会游泳，就连高高在上不愁吃喝的军工企业，也学会了按市场的规则办事。
航空工业部就从天上玩到了地上，在1980年就提出了”军转民，内转外“的口号。
1980年9月的组建南航电子公司，是航空工业系统首家驻深圳的窗口企业；
1981年9月创办的深圳航空精密模具厂，是改革开放后航空工业系统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1983年11月天马成立，引进国内第一条液晶生产线；
1984年7月深南电路成立，以租赁方式引进国内最早的高档多层印制电路板生产设备；
1984年5月，天虹商场注册成立，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商业零售企业；
1987年，深圳公司首开深圳土地购买先河；
1991年，飞亚达、天马、南光成为首批改制的股份制企业；
1993年，飞亚达在深交所上市，是航空工业系统内首家上市公司。
光看这些企业名称，已经完全看不出一家老牌军工企业的半点影子。
这批企业在深圳的市场化浪潮中重新经受了洗礼，焕发了全新的活力。如今，中航系的这些企业已是1500亿资产的商业航母。
代理贸易，贸工技的萌芽。
不走私不倒卖，代理算是这个时代合法生意的捷径，柳传志拿到了美国AST电脑的中国代理权后，通过联想的汉卡转换语言，很快赢得了市场的青睐。
华为也是靠代理走上了正轨，这就是贸工技的路径。1987年的任正非，可能比一般人更懂中年危机的意味，碗饭丢了，老婆离了，更可悲的是身无分文。他和五个朋友合伙，凑了2.1万元，在南油集团生活区的南油大厦A区16栋5楼，创办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时代精英的新办企业。
1982年，23岁的华南理工机械系毕业生麦伯良，放弃香港高薪，来到中集。
1982年，麦伯良的同届校友，25岁的李东升参与创立TCL。
1982年，李东升的同班同学，23岁的陈伟荣分配到了康佳。
1984年，33岁的王石，已经看到倒卖的末路，有了新的事业方向。
1985年，43岁的侯为贵，为了航天部西安691厂的副业，组织创立中兴半导体。
1987年，44岁的任正非，找不到工作但相信深圳是值得坚守的地方。
1988年，33岁的蛇口人事处干部马明哲，担任平安保险经理助理。
1988年，李东升的同班同学，已是商海新锐的32岁黄宏生在香港注册了创维。
1989年，27岁的张思明放弃铁饭碗，在蛇口创立深圳工贸公司，这就是海王的前身。
1990年，27岁的徐少春揣着368元养老金来到深圳，如今的身份是金蝶软件创始人。
如今，这些人凑到一起，可以顶内地一个省的GDP。
二、探索：电子时代（1990S）
——华强北风云，集体创业的狂潮
贸易时代，深圳产业的三条路，很快就看到了尽头。
三来一补开始面临周边甚至全国的竞争，随着1995年广深高速通车，1996年京九铁路通车，东莞抢食来势汹汹。
走私倒卖更靠不住，比下限，不是深圳的强项，更不是特区的初衷。
部委省委企业，还在市场大潮中挣扎着学游泳，不足以支撑大局。
这是属于深圳的电子时代，在这个时代，深圳的物流和金融行业开始走上快车道，深圳四大主导产业，三个有了雏形。
1、华强北风云
上步工业区，是最早承接国际电子产业转移的地方，来自内地和香港的电子产业资源便不断向深南大道和华强路的交汇处聚集。
在这里探索多年的深圳中航、华强集团、赛格集团、深圳中电，逐步成长为电子产业四大天王。
1979年成立的华强集团，源于粤北山区的三个电子厂，摘掉保密的神秘帽子后，开始酝酿将半导体的技术嫁接上电子产品。
1986年1月成立的赛格集团，是深圳市政府寄予厚望的最强配置，作为中国专业市场经营模式的缔造者，赛格集团的创举始于1988年3月28日。为给上步工业区电子厂家提供配套，决定在大厦一楼设立了一家专门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这个仅1400平米的小地方，却是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的综合市场，空前火爆的市场需求，让这个弹丸之地成了华强北的星星之火。
这里也代表了深圳最早的转型升级和城市更新，华强路由工业区变成了电子市场，振华路成了金融证券一条街，大批的配套商业也陆续进驻。
这是一个集体创业的时代，在华强北，一个一平米的柜台，就是一个创业的大舞台。一张柜台申请表登记表，被炒到了几万，一个柜台，日成交少则万计多则数百万计。
50多个亿万级富豪，不计其数的千万百万级小富豪，见证了华强北全民创业和财富神话的历程，也感受到了全球电子元器件的天堂、亚洲电子第一市、中国电子第一街的魔力。
随着2000年赛格广场全面落成，华强北的电子时代有了最辉煌的标志。
华强北不仅支撑了深圳家电、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与当初的蛇口一样，华强北的故事，也吸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到来。
1992年，海能达的创始人陈青州来到华强北，成立好易通科技有限公司。从柜台起步，如今是对讲机行业的全国第一、全球第二，电影速度与激情的主角们，飙车的时候，只信赖海能达的对讲机。
1992年，赵建军来到深圳闯荡，东家很快倒闭，抽身出来，在华强北租下一个小柜台，干起了电脑配件生意。如今，他的身份是深圳普瑞尔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这家公司的路由器全球份额第一，名字叫TPLINK。低调的赵建军家族，多年不银行打交道，这个家族的资产，保守估计可以进深圳前十。
1995年，中航出身的吴海军成立新天下实业有限公司，日后他的神舟电脑一度成为PC市场最让人头痛的搅局者。
1996年，高云峰拿到香港投资的40万，来到华强北开始了创业人生，这家公司就是如今的大族激光。
1998年的秋天，赛格科技园的2栋东403室，几个干瘦的小伙子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一个网络传呼系统的方案，领头的是来自普通家庭的马化腾。
2、金融业的风暴
快速流通带来的结算需求，推动了金融行业的发展，从无到有，深圳的金融行业却创造了许多第一。
1987年9月，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大陆第一家证券公司。
1987年12月，深圳发展银行成立，日后成为大陆第一只上市股票。
1988年3月，深圳平安保险公司成立，大陆第一家企业创办保险机构。
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1991年9月，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开业，大陆第一家期货交易所。
1994年3月，深圳外汇交易中心建立，是大陆第一家外汇经营机构。
为了国务券流通而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就见证了深圳股市疯狂时代的所有故事。
当时负责登记的文婉红回忆：刚开始，很多股票都是硬塞给市政府工作人员的，对于他们来说买股票是一种任务，甚至是一种政治任务，是学先进的需要。
深发展在1988年开始配股增发时，很多人都弃权不要，包括当时的认股权证。万科的发行，更是历尽千辛万苦，公司员工被分成几个小组在市内分头发传单销售，效果不佳。找万科总部要了一间办公室实施蹲点策略，最终也还是没能达到预期。最后在深大图书馆的大堂驻守了一个月，大学老师竟然比社会市场情况还好。
伴随上交所1992年5月21日放开价格限制，创下一日暴涨105%的记录，普通人开始涌进疯狂的股市。
这就是中国股市著名的“8·10事件”。
深交所当初创办的时候，本意为国企融资，解燃眉之急，估计也没有想到送钱的人会如此疯狂。
回忆深交所的成立的过程，更是耐人寻味，改革者的魄力和勇气，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开创精神，再一次被发挥到了极致。
1988年5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第一个提出创建深圳资本市场，当年11月，成立了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禹国刚是专家小组组长。
当时懂股票知识的人，全国也没几个。这个担任组长的禹国刚，是爱华电子的员工，毕业于外国语学院日语系，1983年，因为懂日语，机缘巧合在日本接受了一年多的证券知识培训。
1989年，禹国刚翻译整理了中国证交所第一部蓝皮书——《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成为从业者的宝典。
1990年5月，禹国刚等人去北京报批深交所，得到的回复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了，不能批，建议更名为深圳证券市场。他开玩笑说：如果我们挂牌叫深圳证券市场，这样和卖菜、卖肉的市场有什么分别？深交所的准生证也因此迟迟没有拿到。
1990年11月22日，深圳市领导来视察交易所筹备工作。李灏当机立断：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已经就绪。
就这样，在还未领出生证的前提下，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开始了集中交易。18天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开始集中交易。
1992年2月25日，深交所第二代电脑自动撮合系统一举成功，三天后，深圳首只B股——深南玻B的交易清算实现了电脑化和无纸化。
1993年，深交所在全球第一个全面实现了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这个日新月异的成长能力，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霸气，可见一斑。
就这样跌跌撞撞起步的深圳金融业，在2018年创造增加值3067.21亿元，超过了珠海市的GDP。
3、物流行业的春天
日益增长的流通需求，为物流行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物流行业，如今是民营企业的天下，深圳民营物流，真正的起步是在90年代，跟金融行业一样，也谱写了一段精彩纷呈的深圳往事。
这个忙着送快递的年轻人，后来与马云一起成为了一个段子的主角。
你天天在媒体上都能见到马云，但是却几乎看不到阿里的员工。
你可能天天都会看到顺丰的员工，但是却很难看到他们的老板。
正巧，这个年轻人就是马云最佩服的人。
他叫王卫，2017年公司上市后，成为大陆第三富有的人。
1997年，两次创业失败的周国辉，在深圳创立了怡亚通，这家公司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供应链企业，是多家跨国公司在大陆开展业务的首选。
与众多扛着蛇皮袋，将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元器件带回大陆赚差价不一样，周国辉只要5%的快递费。有熟识的朋友急需进货，又交不上货款，他还帮着垫付资金。有暴利不赚的周国辉有自己的算盘，这样的薄利业务可以做久做大，并且不必为产品质量负责，也不必承担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周国辉的眼光和踏实，很快在IT圈内形成了口碑，连北京的方大、联想都是他的忠实客户。
后来，思科公司找到了周国辉，改变了这个公司的命运。当时，思科在中国实行代理制，它的金牌、银牌代理商要到境外提货，自己办理国际运输、国际进口通关、付汇，手续繁杂，思科对代理商缺乏有力管理，导致国内的水货、假货横行。于是，思科向中国企业招标，希望能把分销执行业务外包给一个公司，由这个公司在海外提货后，再统一配送给国内代理商。
赢得思科的信任后，怡亚通走上了供应链管理的道路。
深圳的物流行业，TOC与TOB业务，就浓缩在这两个故事中。如今物流行业作为深圳的支柱产业，显示了自己应有的实力。2018年,深圳市物流业增加值为2541.58亿元,占全市GDP的10.49%。全国80%的供应链管理公司的总部在深圳，捧起深圳高标准仓库租金比广州高50%。
如今，深圳已有3家物流企业进入中国500强，4家成就独角兽。
四、转型：通讯时代（2000S）
——辞旧迎新的十年
进入新千年，中国入世，国内的电脑和手机的普及是最大的亮点，互联网产业第一波行情开始爆发；以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头部企业开始走出去，国外市场取得突破。深圳开始实施文化立市找略，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至此，深圳四大支柱产业正式成型。
转型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主题，关内工厂开始整体迁出，工厂经济向楼宇经济转型，手脚经济向头脑经济转型。华强北的电子元器件向山寨转型，中兴和华为实现了海外转型，深圳市政府拟用大规模文创替代关内传统厂房实现城市更新的转型。
除了互联网领域的腾讯，这个时期深圳产业化最大的名声来自山寨机。
1、疯狂的山寨
山寨时代是华强北巅峰时期的凯歌，也是华强北走向没落的丧钟。
1984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部手机，摩托罗拉重达1斤的大哥大，足以防身，在国内售价轻松破2万，还不能发信息。
1999年，更先进更便宜的塞班系统成就了大众手机，属于诺基亚的手机时代从此开启，在乔布斯给诺基亚心口插刀前，他一直是手机市场上绝对的王者。这一年，国内只有70万部手机，而全球手机的销量已经达到2.8亿部。
泡在华强北的大佬们，自然嗅到了中国手机行业的巨大商机。神通广大的华强北各路神仙，弄手机配件自然是不在话下，但芯片、系统等关键技术在人家手里，价格自然就下不来。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华强北的脚步。2003年，东风终于来了，台湾联发科手机芯片量产出货，这套将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在一起的解决方案，离手机，只差一个电池和外壳。
从此，华强北的智慧，都用在手机外观上的想象力上。八个低音炮喇叭、四个摄像头、八个跑马灯、四卡四待、高倍率望远镜、打火机式、小汽车式，只要能想到的外形和功能，华强北从来不会忽略你独特的审美情趣。
手机终于飞入寻常百姓家，两三百一台的价格，人人可以拥有，以致无数国产品牌应运而生。疯狂时期，每天有3-5款新手机在华强北诞生。比起现在的龙头，华为一年才十来款新机，华强北在手机款式创新方面的记录，在人类有生之年应该无法打破。
华强北的速度震惊了整个世界，在全球任何地方，有了方案找齐配件，至少也得一两个月，在华强北，你早上的一个创意，下午就能带到样机。
最可怕的是模仿能力，早上刚上市的山寨新机，可能第二天就出现在别人的柜台，还改善了缺陷，加上了新功能。当初风头正劲的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手机巨头，面对这样的模仿能力，都深深体会过绝望的感觉。后来，华强北具备抢先发布新款苹果手机的能力，三观再一次被刷新。
2005年，随着手机生产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深圳山寨手机更是从偷偷摸摸变得理直气壮。
2005年，华强北创造了280亿元的销售额奇迹，这个数字超过了全国电子市场第二名加第三名的总和，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
2007年，借iPhone发布的热度，山寨厂商恨不得把所有水果都注册成了手机品牌，桔子、梨子、香蕉层出不穷，却不知道，这是乔布斯送来的毒苹果。
2008年，报告显示，华强北有多达5000家山寨机商家。鉴于这个阵势，第十届高交会上，华强北被授予了中国电子第一街称号，都以为是个皇冠的加冕，谁也没有想到，这只是总结历史的一句悼词。
同样是2008年，安卓系统发布，手机行业的两大阵营正式确立，智能手机时代来临，山寨手机也闻道到了死亡的气息。
2010年后，为了避嫌山寨，一众手机厂商情愿蜗身天安数码城，从华强北走出来的一批人，抛弃了华强北。
当然，山寨的末路，还有一个原因是政府都看不下去了。
2011年，深圳市政府展开双打活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矛头直指华强北。加上2013年地铁七号线的施工影响，2016年重新开张的华强北，全新的亮相让商户们充满了希望，没想到他们等到的，是遗忘。
20年的华强北时代，落幕了，深圳手机的华为时代来了。
幸好，华强北早期孵化出来的成果，填满了2001年建成的南山科技园，粤海街道更是开始酝酿回复特朗普的元气，深圳再也不是依靠一平方公里面积出奇迹的时代了。
2、出海，华为中兴的双人戏
第一批转型成功的企业开始面对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的压力，借中国入世的契机，陆续将目光转向了海外，投资收购、海外市场拓展取得阶段性成果。
通信设备起家的华为和中兴，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巨大中华四强并立的通讯设备市场，在00年代，正式演变成中兴和华为的双寡头表演。
1998华为销售额89亿，中兴40亿，巨龙30亿元，大唐9亿元。
2001年，华为的销售额达到255亿元、中兴也有140亿元，而巨龙已滑坡至不足4亿元，亏损9000万；大唐苟延残喘了几年，也失去了叫板的实力。
中兴和华为很快将精力放在了国外市场。
当华为1995年开始开拓国外市场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华为会成功。有人预言：华为是找死，国内刚站稳脚跟，就开始飘了，一个海外市场十年都不盈利，这样下去，华为必死。
2000华为首次公开发布公司的使命愿景价值观，随即，在五洲宾馆举行略带悲壮又充满热血的海外远征誓师大会，此时，海外市场才1亿美元的营收。
华为的海外之路有多难，俄罗斯市场的历程足以见证。
“李杰，如果有一天俄罗斯市场复苏了，而华为却被挡在了门外，你就从这个楼上跳下去吧。“
“好”。
这是1999年，任正非跟俄罗斯市场主管李杰的简短对话。
幸好这年，华为有了俄罗斯的第一笔订单，38美元，俄罗斯的大门终于给华为开了一条缝。
从1994年华为进军俄罗斯起，除了白眼和拒绝，一无所获，剩下的只有华为的坚持和信心。
2002年，俄罗斯市场占到华为海外市场的三分之一。
2010年，华为国内市场实现销售收入648亿元，同比增长9.7%；海外市场实现销售收入1204亿元，同比增长33.8%。
丰田章男说，每一辆雷克萨斯都是跪着卖出去的。华为海外员工可以说，每一美元的海外市场，都是冒着跳楼的风险换来的。
00年代的华为，是海外市场突破的十年，也是华为在国际上成为中国第一品牌的十年。
中兴的海外之路，也好不到哪里去。
国际市场开拓，两家几乎同时起步，甚至在很多区域，都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但中兴和华为先后受到某个大国刁难的时候，能感受到他们给对方的尊重。
日本NHK电视台拍摄过一部叫《中国力量》的纪录片，主要讲中兴通讯的埃塞俄比亚移动网络项目。
事实上，参与该项目的工程师，感受的远不止画面和数据上的艰难险阻。
2006年开始的项目，到2016年底，埃塞俄比亚整个国家基本实现了网络普及，一跃成为非洲通讯网络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该项目的一位经理说：“你别看这10年间的发展，那都是我们用血汗换来的。”
为了项目的顺利实施，中兴通讯公司甚至需要请警察保护人身安全，因为路边随时有人开枪。作为非洲的穷国，很多地方连电都没有。更不可预料的是，各个部落对项目的理解都不一样，有些部落还要趁火打劫敲诈勒索项目人员，甚至有人直接破坏设备。
中兴的00年代，演绎了跟华为一样的故事，幸好，这十年，中兴也收获了尊重，中兴同样艰难成了自己的国际化。
2010年中兴实现营业收入702.64亿元，国际市场实现营收380.66亿元，同比增长27.45％，占整体营业收入的比重达54.18％。
00年代的中兴和华为，真正成为了跨国公司，在通信设备行业，他们代表的是深圳，以及中国。
3、文化产业的兴起
自90年代世界之窗和锦绣中华取得巨大成果，深圳文旅从关内开始，以造景点的方式，吸引了全国游客的脚步。
文创作为文化产业的另一种表现，在政府的引导下，成了一张新王牌。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倡有条件的地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实现现代化，当时深圳的人均是40369元，已达小康水平。
2005年，深圳市政府官员到处宣讲四个难以为继：一是土地、空间难以为继；二是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三是实现万亿GDP需要更多劳动力投入，而城市已经不堪人口重负，难以为继；四是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
背后其实是深圳开始思考一座国际城市，单位土地面积产值与城市持续发展的问题。
都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深圳市政府开始思索文化发展的大计，这既是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的倒逼，也是城市双条腿走路的要求。
2004年深圳市文化局工作会议提出，深圳要全力打造设计之都、钢琴之城、图书馆之城。
2004年底，深圳举办了首届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2005年1月，《深圳市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5年－2010年》出台，提出重点发展传媒产业、动漫游戏产业、出版发行产业、创意设计产业、印刷产业、视听产业、歌舞娱乐产业、旅游休闲产业等八大优势产业。
深圳文创产业化的两种典型模式，修笼换鸟和老树发芽。
第一，老厂房的修笼换鸟——南海意库和华侨城创意园。
作为深圳最早的日资企业，三洋电机的厂房，到2005年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使命，6幢多层厂房，面积近10万平米等待处置。2005年招商地产完成了对三洋厂房的回购手续，并决定将其整体改造为深圳创意产业园二期基地，取名南海意库。
2006年初，南海意库改造工作拉开了序幕，六幢旧厂房改造成五A甲级花园式写字楼，修旧如旧，保持原有建筑风貌的同时，注入了新的时尚元素。
截止2012年底，南海意库国内外创意企业已有146家，涵盖建筑、工业设计、艺术创作、景观规划等多个领域，南海意库的就业人数达4368人，年产值达60亿元，人均产值远远大于工厂。
变废为宝，老厂房成了城市产业新动力。
与南海意库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只不过，后者更加注重文化创意和文旅结合。
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当初也是电子零件加工的工业区，到了90年代末，随着深圳市区城市功能转型，加工业逐步退出，大面积旧厂房被闲置废弃，华侨城决定将其改造为LOFT创意产业园。这个与世界之窗、景秀中华、欢乐谷一路之隔的黄金区域，与何香凝美术馆、华·美术馆共同构成了华侨城的艺术三角，从一开始就注入了文旅功能的基因。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改造，到2011年5月14日整体开园，不仅吸引了创意设计、摄影影视、动漫创作、教育培训、艺术创作等多个领域的创业者，更成为了文艺青年的聚集地，深圳文旅的新名片。
第二，老树发芽——华强方特转型。
华强集团在民用领域的探索从来没有止步。
2002年华强方特推出了自己第一个ToC的产品“方特乐园”，产品定位为FEC（家庭娱乐中心），就是在购物中心里设置小型游乐场，打亲子的招牌。
没想到这个试水的项目获得了市场的认可，方特团队看到了主题乐园和游乐场的前景，陆续为国内20多个主题乐园项目提供了设备，并开始谋划属于自己的旅游品牌。
2007年10月17日，方特旗下的芜湖方特欢乐世界建成开业，2008年清明假期之后开始火爆，180多万游客量给方特后来的多个主题乐园项目注入了强大的信心。
没有自主特色的产品和内容，靠设备投资的游乐园，肯定不能长久，于是方特团队在2008年正式进入动漫领域。
几年煎熬，直到2012年，《熊出没》登上“中国动漫指数”榜单之首，方特的动漫之路才算是找到了感觉。
从此，中国文旅领域多了一个IP，叫华强方特。
五、失宠：互联网时代（2010S）
——丢掉皇冠的十年
10时代，中国移动互联网迎来新行情，这是真正属于中国互联网的时代。
2010年，美团开启了征程。
2012年，字节跳动和滴滴创立。
2013年，58同城、去哪儿上市，互联网金融全面开战。
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
2015年，共享单车横空出世，拼多多开始搅局电子商务。
2016年，区块链成为热词，直播兴起。
2017年，互联网金融公司集体赴美上市。
2018年，拼多多上市，黄铮三年创造千亿身价。
深圳在互联网新时代，除了腾讯，好像乏善可陈，但实际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只不过，相对于互联网二次创新的失宠，深圳在高科技领域的成就，更值得称道。
1、互联网的创新
深圳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失落，甚至有人说，除了腾讯，深圳再无互联网，深圳第一次在时代面前失去了排头兵的牌坊。
北京有百度、高德、新浪、搜狐、小米、360、优酷、滴滴、京东、网易、美团等众多产业巨头蛰伏。
杭州有以阿里帝国为龙头的互联网生态圈，网易也将重心转移到了这里。
就连一直被吊打的上海，B站和小红书俘虏了90后的心，拼多多更是获得了阿姨们疯狂的追逐。
盘点起来，市值三万亿的腾讯，自不必说，其实深圳的互联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创新使命，只是在腾讯面前不够亮眼。
深圳互联网企业，也为老百姓的生活操碎了心。
没有对象，深圳有珍爱网。关爱城市白领相亲的珍爱网，以网络征选+人工红娘的婚配服务模式，成为中国婚恋中介市场龙头平台，只要你注册，娇滴滴的客服马上就会联系你。
嫌自己丑，深圳有脸萌。脸萌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将拍摄与编辑处理这两步合并，让用户在拍摄过程中就能实时美颜或添加动态贴纸，所见即所得，虚拟世界里，脸萌掌握你的美。
买房钱不够，深圳有500万。500万彩票网，2013年11月22日，正式登陆纽交所，开启了全球第一支互联网彩票股的征程。人生总得博那么一两回，2元钱改变你的命运真的太值。
房子要装修，深圳有土巴兔。土巴兔把装修搬上了互联网，也成了国内最大的一站式整体家装服务平台，并且积极在向下游延伸。只要手机上划一划，土巴兔能给你一个新家。
不想跑银行，深圳有微众。微众银行在腾讯公司及百业源、立业集团等知名民营企业的合力下发起，成为国内首家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银行，克强总理都在点赞的互联网银行，你还等什么？
想玩游戏，深圳有创梦天地。中国手游发行市场领先的数字娱乐平台，在游戏、动漫、原创IP等数字内容发布上积累了人气。不分国内国外，你想要的游戏，我们都会给你。
想做直播，深圳有迅雷。迅雷在视频领域掉队，在直播兴起的时候，迅雷共享计算以性能和成本的双重优势获得了成功。光鲜小姐姐们的背后，是迅雷给你们提供了技术支持。
想挖币，深圳有华强北。因区块链兴起的比特币，矿机大都来自华强北，华强北的传统优势又上演了一次回光返照般的快闪。昨日还是一串数字符号，今天就是万亿富豪，是华强北在默默助你成功。
当然，其中也不乏半道折戟的，快播的王欣，走秀网的纪文泓，都是曾有可能走上细分市场巅峰的牛人，最后都走进了牢房，但都让人怀念。
2、高科技产业全面开花
第一，基数大技术含量高。
2018年深圳已拥有中小企业196.7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6%，创造的GDP约为11583亿元，占全市GDP的47.8%。
深圳的中小企业创业密度一直稳居全国第一，如此强大的基数储备，这些中小企业随时爆出另一个大疆和柔宇都不足为奇。
2018年深圳市统计公报现实，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8296.63亿元，占GDP比重三分之一强，增长12.7%，远高于GDP7.6%的增速。
第二，行业龙头多。
12月18日，《2019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发展报告》在青岛发布，报告显示，217家中国企业入围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榜单，占据总数的43.4%，总估值达9413.82亿美元，数量和总估值均据全球首位。
不用说，肯定是互联网在唱主角，前十中有两家是高科技公司，一家是谷歌的waymo，另一家就是深圳的大疆。
位居全球城市排名第五的深圳，有21家企业入围，占全球总数的4.2%。除了大疆，优必选机器人、柔宇科技、奥比中光、碳云智能等高科技公司都展现了自己的潜力。加上老牌的比亚迪、迈瑞、华大基因等科技企业，深圳的高科技产业，继往开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更难为可贵的是，这些高科技企业，基本都是行业头部企业，对上下游产业辐射意义，远远大于自身的估值。
占领全球无人机70%市场的大疆，2015年就已入驻苹果商店，充分显示了这家独角兽企业的全球影响力，以创新的终端硬件形式实行逆袭，实现了国人对科技的最高期待。
占领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第一的比亚迪，2018年新能源达到227152辆，同比大增108%。作为唯一一家拥有IGBT完整产业链的车企，有拥有了电机、电控和变速箱三合一的全球首个总成。
致力于下一代新型信息显示技术的柔宇科技，在彩色折叠屏方面拥有自己的黑科技，在全柔性OLED领域，掌握材料、工艺、生产设备器件全套功夫的柔宇，应该是可以称得上掌握核心科技，拥有广阔的想象空间。
小有争议的华大基因，从基因检测起家，现已凭借在遗传学领域的前沿性研究成果，位列自然指数2018年评选亚洲的第一。当基因技术形成成熟产业链，华大基因长期的蛰伏或许可以收获巨大的回报。
在医疗器械领域耕耘多年的迈瑞科技，创造了中国医疗器械领域的多个第一，在生命信息与支持、临床检验及试剂、数字超声、放射影像四大领域的全覆盖，在生命健康成为消费新趋势的当下，具备良好的发散基础。
万众创新万众创业，在深圳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六、回首四十年
回首四十年暴风骤雨，深圳产业化往事并不只有风云，还有万万没想到。
蛇口工业区起步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招商局今日之地位；招商局的财务公司起步的时候，更不会想到招商银行今日之辉煌；招商局人事处的马明哲注册平安公司的时候，肯定也不会想到今日之气派；所有人更不会想到的是，蛇口工业区的活力，吸引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从这里走出了自己的天地。
蛇口的一颗芝麻种子，开出了深圳一个大花园，开启了深圳80年代的贸易时代。
没想到的是，贸易时代打下的基础，为电子时代铺了一条广阔的路。
电子时代，当深圳电子四大天王造就华强北的时候，肯定也没有想到，在马化腾这样的青年人身上，已经种下了创业的种子。更不会想到，小小的电子元器件产业，为华为、中兴、创维、康佳等等大企业提供了养料，同时造就了深圳一大批的中小企业。
没想到的是，电子时代打下的基础，为通讯时代铺了一条广阔的路。
通讯时代，山寨横行的岁月，谁会料到中兴、华为的手机会一度占据中国手机的半壁江山，直到现在，深圳成为世界手机产业最强大的产业链，70%的手机制造来自深圳，深圳将近四分之一的人从事手机行业，大小配套厂商不计其数。
更让人惊喜的是，强大的电子产业配套和人才吸引力，为深圳的转型升级插上了翅膀。通讯时代是真正转型升级的关键十年，华强北小打小闹的元器件作坊，钻入科技园的写字楼中就成了一个科技公司，跑到关外，也是一家有实力有想法的工厂。
没想到的是，通讯时代打下的基础，为互联网时代提供了丰富的储备。
一直以中低端产品拼性价比的电子产品，谁会想到会产生大疆无人机这样高大上的科技企业，并且坐稳全球第一。一直以低端配件自己生产，高端配件依赖进口的电子产业，谁会想到会出现柔宇科技这样的独角兽，会出现华为的芯片和操作系统，会出现高新企业数量全国第二的领先。
1、四十年产业化得失
总结深圳的产业化和支柱产业形成的四十年，成就不用多说，值得注意的是，深圳也错过了一些机会，或者说，这些机会抓得不够牢。
80年代，深圳从零到有，引领全国，是绝对的先锋，个别问题是发展中的副作用，瑕不掩瑜，深圳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言，地位无可替代。
90年代，深圳成了全国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在新三件的普及过程中，彩电需求最大利润最高，深圳成就了电视三强，但丢了冰箱和洗衣机，后来错失空调也是意料之中。虽然说不能好事一家占尽，但深圳确实有过最好的机会。
00年代，深圳抓住了手机、网络设备和电脑、互联网四波行情，但手机方面山寨的短视，中兴和酷派的掉队，为华为独战群雄深圳失去垄断地位埋下了伏笔；电脑方面，神舟和长城都没有延续巅峰；互联网方面，腾讯一家独大。这个时候，错过最大的机遇应该是小汽车，虽然有比亚迪，但在全国的汽车市场中，占比毕竟有限。
10年代，深圳几乎错过了国内移动互联网的第二波行情，幸亏有腾讯二次创业的成功，否则可能满盘皆输。历史无法假设，从现在的数据看，如果没有腾讯，深圳在互联网爆发的二十年，基本惨不忍睹。深圳第一次，在前沿领域失去领先优势。虽然深圳已经进入大众创新的阶段，高科技领域也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但是在互联网领域一线城市的掉队，恐怕不是一个好信号。
当前深圳的四大主业，实际上也不见得是固若金汤。
物流和金融，都是服务产业，特别是物流，是产业发展的基本需求，几乎完全属于市场行为，跟政府关系不大。
文创是深圳市政府主导规划的产业，实际上并不算成功，表面上的数据，有太多是打了文创的概念，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分量。文化创意这个产业，包括文化本身，本不应该是政府引导和推动，在产业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沉淀下来的，就是文化。如果00年代，深圳市政府在互联网、汽车和生物医药方面的生态建设上多花点功夫，或许，现在也到了丰收的季节。
市场形成的高新技术产业，才是深圳真正的支柱，这也是深圳的命脉之所在。高新技术产业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等领域的发力，也面临不少的挑战，但这是关于深圳未来的精气之所在，也是深圳金融和物流产业的底气之所系。
2、顺应人性的成功
在激情炸裂的四十年中，深圳产业化的滚滚战车以排山倒海之势碾压一切质疑、忧虑和艰难险阻，每一次眼看就要陷入泥潭的时候，总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跨越。
贸易时代，都以为深圳这辆自行车即将栽倒在走私的乡村小路上，没想到从另一头走出来，她已经骑上摩托车驶入了电子时代的国道。
电子时代，都在忧虑深圳小打小闹的小器件已是穷途末路，即将被北方超越的时候，她已经坐上小汽车跑入了通讯时代的高速路。
通讯时代，正当大家眼看山寨深圳的标签已经唱响最后挽歌的时候，她已经钻入战斗机飞进了互联网时代的天空。
深圳的每一次跨越，都踩准了全球产业发展的节奏，也洞悉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规律，抓住了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更完美演绎了一众专家们都看不懂的中国产业化特色，每一次的跨越都惊险万分，但每一次都实现了华丽转身。
透过现象，归结背后的原动力，只有一个，就是人性的力量。
贸易时代，百废待兴，时代精英只是需要一个放开手脚的舞台，一批被耽误的人渴望一个新世界，普通人需要一个靠自己劳动谋生的平台。这个阶段，是满足人性中最简单的自由和求生的本能，只有深圳，彻底满足了这种需求。
电子时代，小平南巡，轻工品和房地产的爆发引发下海潮，时代精英需要一个创业的舞台，普通人需要一个凭自己双手致富的平台。这个阶段，是满足人性中平等对待和过好日子的愿望，只有深圳，最大程度了满足了这种需求。
通讯时代，中国入世，轻工品开始过剩，模仿走到尽头，互联网时代迎来曙光，时代精英需要一个创新的舞台，普通人需要一个靠勤奋改变命运的平台。这个阶段是满足人性中个性释放和脱离底层的诉求，深圳，较好地满足了这种需求。
互联网时代，中国站上全球第二，时代精是需要一个创造的舞台，王欣拒绝王健林800万年薪艰辛创业，普通人需要一个实现梦想的平台。这个阶段，是满足人性中自我满足和对未来的憧憬，深圳，让一部分人看到了希望。
蛇口的成功，是5060后这批被耽误的一代精英，长期积蓄能量的释放。
外资的成功，是6070后第一批普通打工者，摆脱世代种地的基本愿望。
华为的成功，是7080后一群普通大学生，改变阶层命运的理想在驱使。
腾讯的成功，是8090后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不愁吃喝群体，创造力的爆发。
这背后，都不过是最简单的人性，只是，中国人人性中的勤勉和坚韧，让这种人性力量的释放更加气势磅礴。
结语
如果说80时代是精英创业的野性时代，深圳吸收了全国积蓄十年的能量，吸引了最优秀的一批冒险家；90时代是集体创业的激情时代，深圳吸引了全国最优秀的一批创业人才；00时代是精英创新的引领时代，深圳吸引了全国一批创新人才；10年代是精英创造的突破时代，深圳好像弄丢了自己的皇冠。
深圳吸引人才从来不是依靠政府给钱，如今财大气粗的扶持政策也不见得是吸引有效人才的法宝。深圳的明星企业，都不是扶持出来的，也不是官方封出来的，都是拼刺刀杀出来的。普通人才就像普通青年一样，可以用彩礼打动，顶尖人才，彩礼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