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为何选在李公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出席会议的13名代表秘密汇集在一幢青瓦砖木楼房里，共同商讨建党事宜。

这座由混凝土搭建而成的青砖楼宇，是一处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外墙以清水石砖为底，其中镶嵌白色粉线，弓形的门楣施以矾红色雕花，大门以黑漆为主色调，门框围有米黄色石条，简约古朴，不饰华丽，而房子的主人是一位不知其名的陈姓女士。1920年夏秋之交，陈女士在贝勒路和望志路交叉路口处（现在的上海市兴业路76号）兴建起两排石库门楼房，共计9幢。楼房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上下两层。其中南面一排5幢，位于望志路；北边一排4幢，位于贝勒路。陈女士建造的石库门楼房竣工后不久，便有租户找上门来，询问租房信息。其中一位李姓先生将望志路南边的106号和108号两套房子租赁下来，把一家老小接到此处，开始安家生活。这位姓李的先生即是同盟会创建者之一、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李书城，字晓圆，又名筱垣，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创办《湖北学生界》杂志，宣传革命思想。同年参加武昌花园山聚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8年回国，任职广西陆军干部学堂监督，开始暗中发展革命势力。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李书城任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南北议和后，旋任南京留守处总参谋长。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李书城四处奔走全力支援，后因“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李书城心灰意冷，1919年起便赋闲于上海的寓所，不谈政治只顾闭门读书。

李书城起初租住的房子位于上海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东南一带），那是一处三层复式阁楼，高大宽敞，气派端庄，李书城和弟弟李汉俊的家人及其雇工均在此居住。1917年，李书城的妻子甘世瑜因肺病离世，时隔一年，弟弟李汉俊的妻子陈氏也撒手人寰。由于不堪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1920年秋，李书城的母亲离开上海转回湖北潜江老家，李书城便退租三益里的住所，辗转搬到望志路，自己和家人住在108号，安排弟弟李汉俊一家住在106号。

李书城是辛亥革命元老，同孙中山交往甚密，曾是护国军总司令，又出任过总统府顾问和国务院参议，不仅名声在外，而且位高权重，属于政界名流。弟弟李汉俊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求学期间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学成归国后，李汉俊和家人一同生活，时人便将兄弟二人租住在望志路的住所称为“李公馆”。

李汉俊留日期间主攻土木工程，但在河上肇的熏陶下，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和理解日益精进。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践行者的引领带动下，李汉俊改弦更张，把全部精力投身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并于1919年9月萌生出在中国建党的思想。

1920年1月，陈独秀应章士钊、汪精卫之邀前往上海，转道天津时，同李大钊讨论在中国建党的问题。8月，在陈独秀和李汉俊的策划下，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党组织在法租界《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李汉俊、李达、沈雁冰、林伯渠等10余人出席会议。上海早期党组织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党组织，并担任起联络各地、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重任。

1921年初，随着各地党组织的相继成立，在全国建党的呼声业已提上议事日程。上海党组织决定李达和李汉俊共同负责筹备中共一大的具体事务。会务安排则是由李达和他的妻子王会悟主持。这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首要的难题就是会议选址。五四运动以后的上海，各路帮派风起云涌，割据混战的局面在洋人的操纵下变幻莫测，中共一大必须秘密组织。为确保万无一失，开会前夕，上海方面并未表明真实目的，而是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邀请各地代表前来上海。

既然是外地学校组织的暑期旅行团，李达建议在上海的博文女校召开会议。一来学校都是学生，便于掩护，二来各地代表可以分散居住在不同的宿舍，不易暴露身份。但是李达的妻子王会悟认为不妥，理由是外地代表住在学校的同时，还要在学校另找地方开会，不合情理。此外，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相貌迥异，在学校里进进出出，容易引起巡捕房的怀疑。王会悟的分析不无道理，李汉俊得知情况后，提议将会议召开地点放于自己和哥哥在望志路租赁的民房住处。

综合以上诸条件，上海方面最终决定中共一大选择在望志路106号的李公馆召开，也就是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公馆如期开幕，会期七天。李公馆由此成为中共一大的产床。（刘中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