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叶骏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六十多年来与祖国风雨同舟，长期从事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现在担任上海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可谓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叶骏的母亲50岁仍走出家门，赚钱贴补家用，父亲任劳任怨干到70岁，直到作者去江西插队务农的弟弟回来“顶替”才退休。叶骏认为，父母亲的言行是无形的榜样，正是这些耳濡目染促进了自己养成吃苦耐劳的品质。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让我们同作者一起回顾他在红旗下度过的青年时代。
《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作者：叶骏
我出生于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当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完全是一种命运的巧合。自懂事那年起，看到这天都张灯结彩、喜庆欢乐，自豪之情油然而生；随着读书的增多，一种责任也在增加。记得中学时看苏联电影《攻克柏林》，主人公伊凡洛夫的母亲向前来访问的女教师介绍时说，他是1917年11月7日出生的，是和苏维埃一起长大的。看到这里，不知怎的，内心涌起一种冲动。伊凡洛夫在钢铁厂是青年劳动模范，参军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成为英雄，成功打到柏林。自己暗下决心，也要为祖国做贡献。
我父亲是浙江台州路桥下宅於村人，因双亲去世早，他十几岁就离家到宁波去做小工，以后又跟随朋友到上海打工，在上海成家立业。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出生在上海的。我是在父亲去世多年以后才在2004年第一次回家乡，岁月荏苒，沧海桑田，听村里乡亲介绍，叶家唯有一棵香樟树还生长茂盛，其他都没有了。这以后我又回去过几次。我母亲是浙江宁波镇海人，她出生在上海，老家也没去过。
我们那时候很多孩子都是在家里出生的，孕妇临产时把接生婆请到家里来接生。我也是这样。我家当时在东鸭绿路（EastYalu）的仁和里，这条路后来更名为鸭绿江路。上世纪末，随着市政建设的推进，周家嘴路贯通并拓宽，鸭绿江路就并入了周家嘴路，这样，周家嘴路就从军工路一直延伸到了九龙路，与海宁路接起来了。我家的地址也改为周家嘴路了。
第二年，我被国家农业部党组任命为上海水产大学党委书记。上海水产大学当时坐落在沪东杨浦区的军工路上，334号的校门正对着周家嘴路，也就是说，周家嘴路的东头就通达上海水产大学。那又是一次命运的巧合：我出生在周家嘴路的头（门牌号码是从西向东排列、逐渐增大的），工作在周家嘴路的尾。“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能在一起工作，真是个缘分”，一条马路把我和学校牵起来了，我想，这就是缘分吧。2000年，国家跨入了奔小康的新世纪，我也在知天命之年到上海水产大学担当新的任务。我珍惜这个缘分，重视和班子成员一起合作共事，共同推进学校在新世纪有新的发展。
叶骏6岁于上海中山公园
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石库门的弄堂里度过的。那时国家开始推进经济建设，百废待兴，人们生活安定了，每家都有好几个小孩，原来的学校都不够安排了。我们小时候根本不知道幼稚园（后来改称幼儿园）在哪里，也不见弄堂里有哪家孩子去上幼儿园。小学一二年级就在隔壁弄堂的一户方姓人家的客厅里上的，他家房子大，把几个房间拿出来办了民办小学。半天上课，半天回家玩耍，现在回想起来，也很开心。直到三年级才进入公办小学——商邱路第二小学。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我们小学生也参加了，这么小的个儿，拿着扫盲课本，到居民家里帮助家庭妇女识字，现在想想真是有趣，我也在教老妈妈识字的同时，加深了对字词的理解。此外，那时我每月会拿着8分钱到附近车站旁的书报亭去买《小朋友》杂志，每个星期天的早晨会和弄堂里高年级的孩子去四川北路的永安电影院看早早场的电影，这些对于养成看书读报的学习习惯、提高审美情趣都有好处。
我父亲识字不多，母亲也只有小学毕业。自我懂事起，就看到父亲上班比较忙，早出晚归很辛劳；母亲带着5个孩子忙家务。当时家庭经济条件一般，母亲总是悄悄地对我说，只要你好好读书，家里再困难也要支持你读大学。她50岁走出家门，参加里弄生产组工作，赚点钱贴补家用。“文革”期间，父亲因为一些历史问题而去干重体力活，踏“黄鱼车”为企业送货，他任劳任怨一直干到70岁，直到我去江西插队务农的弟弟回来“顶替”才退休。父母亲的言行是无形的榜样，现在自己也已经步入老年，回想起来，这些耳濡目染促进了自己养成吃苦耐劳的品质。
1962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在电台开设广播英语课程。那时，我刚考上中学，学校的外语课是学习俄语，母亲便让我去排队买了广播英语课本，和我一起晚上在收音机边学英语。尽管她由于年龄大了，记性不好，英语学习没有太大的进步，但是却帮助我初步学会了一些自学的方法。我自知天赋不高，从小体质也较弱，母亲常用“笨鸟先飞”、“铁棒磨成针”等故事激励我，使自己逐渐养成做事认真、多下苦功的品质；记得与小朋友在弄堂里玩“捉迷藏”游戏，我会事先在几条弄堂里走一遍，并画出简易地图，找到合适的隐蔽点。
这些小举动，竟然大大增加了自己的方位感，工作以后很有帮助。中学二年级起，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每天７点之前到校参加打篮球等早锻炼，坚持数年，体质大大增强；此举也使自己爱上了体育活动，养成了自觉锻炼的习惯，下乡期间也能坚持，只要不出“卯时工”，我都坚持跑跑步、打打拳，休息日则找人打打篮球。因此，我做到了当时中学生提出的口号：“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我一直干到64岁才光荣退休。
16岁，华东师大一附中四年级，此照由学校拍摄作为全面发展优秀学生送区少年宫展出
我们常说，老师是人生旅程的引路人。我这里要首先感谢的是我小学的班主任孙燕虹老师，她的启蒙与教育使我得以健康地快步地走上发展正轨。孙老师是广西桂林人，丈夫因为历史问题被处理，她一人带着未成年的两个女儿在小学当语文老师兼我们班主任，其劳累可想而知，但她全身心地扑在教育上，热爱学生，关心学生。她常常鼓励学生加快发展。记得三年级时刚参加少先队，她就让我作吹号手；四年级又推荐我当了大队长，与高年级的同学一起活动，增长才干；五年级时送我去区少年宫学习军事体育项目－－无线电收发报，六年级我就成了三级运动员，并获得证书与徽章，此项运动大大增强了对数字的敏感度，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记忆力。孙老师已经作古了，她对我的恩情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