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门三面水、十姓九汪家”是一句徽州俚语，现今能查到，最早记录这句俚语的文献，为南宋徽州司户参军范成大的笔记。
原文如下：
“汪姓鼻祖名华，隋末据歙、宣、杭、睦、婺、饶之地以归唐，今庙封显灵英济王。又俗传广巢以汪王同臭味，下令毋犯汪氏，歙人争冒汪姓，俚云：“四门三面水，十姓九家汪。百姓油糍鬼，官人豆腐王。”---《范石湖文.书新安事》
在范成大看来，“四门三面水、十姓九汪家”这句俚语，应当与当年黄巢下令，不允许冒犯歙州汪氏百姓有关：百姓为了活命，纷纷改为汪姓。
这位南宋徽州司户参军的推断，至少难以让我信服。比起这一推断，民间“徽人以与汪姓联姻为荣，致使徽州人十之八九，皆流有汪氏血脉”的说法，更具说服力。
倘若你造访徽州，同在此居住百年以上的非小姓家族后裔聊天，便会发现，他们一定与汪氏联姻了。
汉建安年间，龙骧将军汪文和为避乱渡江南迁，孙策表授会稽令时，汪氏已安家于歙淳安。
此时歙县辖淳安县，而现今所说的徽州不包含淳安，因此，一般将汪文和视为汪氏江南始祖，将晋元帝永昌元年，任黟县令，居于歙，葬歙县城东吴青山的汪道献视为新安（徽州）汪氏始祖。
大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八月，大唐淮南节度使杨行密久攻不下歙州，遂决定接受歙州刺史裴枢的和议：只要杨行密的部下进入歙州后，不屠杀百姓，自己便退出歙州，前往长安议和。杨行密“接管”歙州后，派遣部下，时任池州团练使陶雅出任歙州刺史。
陶雅这个刺史，一做便是二十年（公元913年8死于歙州刺史任上）。
在这二十年间，纵然歙州被西部饶州钟传、东南钱塘钱镠、西南婺源汪武三方势力围住，纵然杨行密病逝后，长子杨渥荒淫无道，连早年归附杨行密的王璧也选择了退居祁门，不领县令之职，但歙州却一直归属杨行密的南吴政权。
无论后世如何评价陶雅，他在歙州的政绩是不容否认的。
一位战乱时期的空降官员，如何管制已有一县（婺源）独立的歙州？
天复二年（公元902年），陶雅在对歙州乡民进行了9年的了解后，下令修缮汪华庙，并于庙宇基础上建汪华灵宫。与此同时，陶雅公开表示，将效仿汪华，保歙州一方平安。
陶雅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歙州各族支持，陶雅幕僚汪台符在《歙州重建汪王庙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佐证：“我司空浔阳公独庖仁义礼乐，饵舒、池、常、润，于歙最多，为政第一。慰本城之人，筑久长之本，岂矜壮丽一祠，企望六郡？直在乎开物成务，遗爱金石者也……咨我邦人，同归典宝，庶可以言文论政矣。”
陶雅所效仿的汪华，便是徽州汪氏后裔。
汪氏虽为最早一批迁入徽州的中原大姓，并一直保有与大姓联姻的传统（譬如龙川胡氏），但令这一姓氏在徽州抵达封神高度者，却生于隋末。
汪氏封神并非恭维之语，及至今日，徽州依旧有祭祀太阳菩萨、汪公大帝的活动。祁、婺两地虽距徽州腹地歙县最远，但至今仍留有九相公庙（汪华九子），老一辈民众相信，祭拜九相公，可以消除病患。清人方士庹《新安竹枝词》中，对徽州迎神庙会的描述，也含汪公会：“油菜花残麦穗长，家家浸种办栽秧；社会会后汪公会，又备龙舟送大王。方士庹所提“汪公会”在徽州有多种形式，譬如，相传正月十八是汪华的生日，绩溪为此每年都要举办“花朝庙会”纪念。明初，歙州建汪公总庙于箬岭后，规定，凡汪华生日，取一百零八社，各地派出戏班艺人，祭拜汪公。十年为一大庆。近年，屯溪也恢复了农历八月十三靖阳节，祭祀汪华的活动。
祭祀自然免不了贡品，“花朝庙会”最初只是正月十八至二月二十五日，登源里（汪华出生地）的汪姓祭祀活动。后因他姓亦感念汪华保六州之恩，相继自愿加入这一活动，逐渐演变成绩溪县闹花灯、敲锣鼓、放鞭炮、抬会猪、摆供献、诵祭词、燃香烛、拜汪会的大型庙会活动。随着供品愈摆愈多，规模越办越大，摆供献这一环节，发展为“赛琼碗”。
我们现今所说的徽菜，其起源说中，就有一种与“赛琼碗”（“琼碗”指盛佳肴的碗）有关。
十五点花灯；十六送汪公（汪华）、太子（天王太子）入庙，摆琼碗；十七两神出巡，上供祭祀，赛琼碗；十八撤琼碗，两神回宫。琼碗共24行，每行12只放于贡桌之上，贡桌两端排列24对白锡镂花烛台，插大红烛，昼夜通明。案桌上摆清茶、美酒、果品、糕点、三牲（猪头、鸡、鱼）。依规定，盛佳肴的琼碗必须是景德镇产的大号插花饰金高级细瓷碗，佳肴以山珍海味土产为原料，且必须形、色俱佳。每碗佳肴也都有特定名称，如“凤凰展翅”、“鱼跃龙门”、“蟠桃献寿”等。菜名须用蜂蜜作粘剂写成（或用黑、白、黄三色芝麻拼成）。
旧时能参与“赛琼碗”的一定是本地最好的厨师，而如何认定最好则需凭借平日菜品的味道。为了能夺得参与“赛琼碗”的荣誉、绩溪的厨师每时每刻都在互相竞争。
至今日，“赛琼碗”已发展至下图所示。
年复一年的“斗菜”，促使徽州一府六县中的绩溪县成为“名厨培训基地”。
徽州饮食业商贩是随着其他行业的徽商一同外出经营的。以近代中国最大的经济上海市为例，经营徽菜的徽馆曾是上海饮食业的主流之一（经营者以绩溪人为主）。
举几个例子：
民国29年，绩溪伏岭人邵之林与同乡一起盘下老乡邵家运在上海的所有面馆、酒楼。1956年，为支持公私合营（必须支持），邵家运的几家酒楼被挪至西北地区。譬如：海华楼到郑州更名“上海菜馆”、鸿运楼到太原更名“上海饭店”。此外还有大中华到兰州，大新楼到洛阳等均更名为“上海XX”。
抗战前夕在上海经营徽菜的徽州人开了一百四十八家馆子，其中出名的有二十余家。但随着公私合营，这才菜馆逐渐消失。
你或许曾有这样的疑惑：我的身边没有徽菜馆、徽菜应当未曾进入我所在的城市。
未必。
徽州人在各区开的餐馆，大多不带徽字（喜文雅），譬如在西南地区开的徽菜馆会叫“小苏州”、“松鹤楼”、“新苏饭店”这样的名字。现杭州奎元馆亦是徽州人所开。
于此处多再提一句，徽州虽地处南方，但外出经营餐饮业的徽商，却多以浇头面起家。譬如前文提及的邵家，最初也是经营面馆起家。
民国21年（1932），徽宁两帮在上海老西门城内关帝庙创立了“大全福酒菜馆”，负责烹饪的是绩溪县伏岭下村人邵仁卿。“大全福酒菜馆”开业之后，没有打“臭鳜鱼”“毛豆腐”的招牌，邵仁卿借鉴外帮名菜，结合徽菜做法进行改制，并从西点中吸取营养。新制了金银蹄鸡、掌上明珠、金凤卧雪、八戒踢球、三娘教子、鸿福无边、金勾玉牌、五色绣球等数十款徽菜。
如今到徽州的很多人觉得徽菜味重，但在民国时期的徽菜也曾主打各式菊花火锅，秋叶吐司、虾仁吐司、鸡茸吐司。
民国25年（1936），邵仁卿被聘为上海虹口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大嘉福”酒菜馆经理后，又陆续推出了腐乳炸肉、三丝鸡卷、虾茸菇盒、蜜汁火方、剥皮大烤、卷菜秃肺等热炒新徽菜（打破徽菜少热炒的传统）。
在所有徽州人经营且售卖徽菜的酒楼里，离我们最近且最出名的莫过于武昌同庆楼，20世纪30年代武昌有谚语“登黄鹤楼，不到同庆楼，等于黄鹤没有游”。这家同庆楼新中国成立后更名“武昌酒楼”并以烹制武昌鱼蜚声中外。
1956年夏，主席从长沙飞抵湖北武汉视察工作，留下了“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次提供武昌鱼的鱼宴名馆“大中华酒楼”亦是绩溪伏岭人所开（前身为民国二年，绩溪伏岭人创办的徽州大中华面馆店）。
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可以被六州奉为神灵，配庙，享受祭祀？
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七月，杨广巡幸江都，此时，隋炀帝大业九年，联合辅公祏率众起义的杜伏威正活跃于江淮一带。为保障隋炀帝的安全，虎牙郎将公孙上哲率军先行，前往镇压，双方战于盐城，公孙上哲战败，被全歼。随后，大将陈陵领兵伐杜，杜伏威军连连失利。但因陈陵兵力有限，双方陷入僵局。
十二月，隋炀帝率护驾骁果军十余万人抵达江都。原本这理应是一场压倒性的歼敌战，隋炀帝绝对是胜方。只是天时不佳，恰逢荒年，本已饥谨的百姓，还需承受官员转嫁至自己身上的重负，于是，伴随隋炀帝而来的，除了十余万骁果军，还有大量揭竿而起的百姓。基于此，杜伏威顺利扩张势力，招募起义百姓，战胜隋军，占据高邮、历阳等重镇，并于历阳自称总管，封辅公祏为长史杜伏威部由败转胜，江淮郡县纷纷投降，新安郡（大业三年，隋炀帝改州为郡，以歙州为新安郡，领歙、黟、休宁三县，郡治在休宁）郡守张公亦想归顺杜伏威。
为确保自己能活着归顺杜伏威，张公觉得需要除去一位名叫汪世华的30岁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