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黄鹤楼街乾福巷11号的这栋建筑，是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旧址记者彭年摄
中央军委1927年在汉成立特务工作处
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从武汉起源
记者刘睿彻实习生胡小妹
1927年中共中央军委在武汉共有4处办公地点，武昌1处，汉口3处。如今，汉口余积里等3个地点随城市变迁，已不可寻。
近日，长江日报记者来到武昌黄鹤楼街乾福巷，探访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旧址。进入乾福巷，四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欧式小楼连接成方形，斑驳墙壁上生出不少青苔杂草，厚重的木门沟壑纵横，难掩岁月沧桑。乾福巷6-13号为省级文保单位，旧址经修缮后将建成历史陈列室。
武汉革命博物馆原馆长赵晓琳介绍，当时在武汉的中央军委，并不直接领导军队。中央军委在武汉健全了部属机构，新成立秘书科、组织科、特务工作处，堪称“中央军委建立以来队伍最大、人员最多、机构最全的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特务工作处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央特科前身。党的情报组织机构诞生在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宋健认为，可以说，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从武汉起源。
为党员干部分配工作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后，党在武昌乾福巷中和里设立中央军委办事处，接受中央军委领导。这里也是湖北省委和省军委办事处。
1927年5月，周恩来由上海迁到汉口余积里12号居住、办公。周恩来时任中央军委书记，聂荣臻任中央军委参谋长。余积里成为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另两个办公地点在友益街尚德里及花楼街。武昌办事处仍行使职能。
中央军委派遣党员到国民革命军中，还要求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每月至少发展一名党员，以壮大党在革命军中的力量。
1927年7月，中央军委调派大批党团员，充实到贺龙的第二十军，还将党领导的、全国农协主办的农政训练班学员等，编入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这些后来都成为南昌起义的主力。
根据聂荣臻的回忆，在武汉的时候，中央军委分配了朱德、林彪、刘伯承、陈毅等人工作。邓小平则是经军委介绍，在中共中央担任秘书工作。
7月25日，周恩来作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向军委同志们传达中央决定。当晚，周恩来和陈赓离开武汉，前往九江。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
千里护送共产国际代表返回莫斯科
赵晓琳介绍，中央军委在武汉首次设立的特务工作处，就是后来中央特科的前身。
特务工作处下设若干股，如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情报股负责收集政治军事情报，特务股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等。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被武汉国民政府解除顾问职务，为保证鲍罗廷的安全，中央军委从保卫股抽调30人组成卫队，李剑如任卫队长，护送其回国。
为躲避国民党追捕，鲍罗廷的回国之旅，选择了一条险僻的路。从1927年7月27日出发，历时两个多月，从武汉、郑州、宁夏，穿越茫茫戈壁，由蒙古乌兰巴托进入苏联，直到９月底，卫队护送鲍罗廷安全抵达莫斯科，行程超过6000公里。
卫队完成任务后，留在莫斯科学习。
首创专职政治保卫和情报机构
宋健介绍，中央军委在汉建立特务工作处，是吸取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的教训。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建立专职政治保卫和情报组织机构，对党保存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及时拿到情报，使陈独秀及中央所有成员成功避开国民党的搜捕。随后，八七会议召开，国民党警探也一无所知。特务工作处秘密租船，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途中也未出意外。
李强之子、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延明曾回忆，父亲当时在武汉的“特科”工作，就在汉口余积里12号的一座房子里。1927年11月，周恩来从广东到上海后组建中央特科，李强和同事都成为中央特科的骨干。
除了特务工作处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市第一任市长吴德峰，当时利用武汉市公安局局长的身份，在公安局内安排共产党员，经常以公私名义出入汪精卫公馆，把汪的动向及时报告给中央军委。
李强曾回汉确认军委办事处地点
1927年，李强是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特务股的负责人，正是在武汉开启了他的特科生涯。当时其任务之一是锄除叛徒。
到上海后，李强成功为党研制了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后赴苏联学习，成为无线电专家之一，研究成果被命名为“李强公式”。从苏联回国到延安后，他白手起家，办起了一系列枪炮厂、制药厂、炼油厂。新中国成立后，李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担任过外贸部部长、国务院顾问等职。
1983年，李强专程回到武汉，寻找大革命时期的中央机关旧址。赵晓琳介绍，包括她在内，武汉文物部门和党史部门不少工作人员都陪同寻找，找过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央军委在汉口黄石路的所在地、花楼街、当年的苗家码头，也去看了武昌的24师师部旧址、军委办事处等。
由于城市变迁，中央军委在汉口的办公地点，当时并没有找到，能够明确的就是武昌乾福巷的军委办事处。最终确认这一地点，主要依据的是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以及作为亲历者的李强的佐证，还有其他人的共同证明。